24.文化崩潰該追究誰的罪責？（1）

周六接到中國社科院文研所《文學評論》一位編輯的電話，想表我近日所寫的《當今中國還有真正的作家嗎》這篇雜文，對此我很高興，眼睛驀然一亮。***因為在中國很少有報刊樂意表這樣的文章。進一步的探討中，況變得越來越糟糕，編輯老師說希望能做一些刪改，大致的意思是，第一將我所說“中國作協”那一段文字刪除；第二將我說“中國沒有真正的作家”之類的意思更改一下。我不解。編輯老師“客氣”地說，“先，中國作協似乎不是你說的只是放什麼‘符號’的地方，你所認可的比如汪曾祺等作家他們也是中國作協會員。其次，說中國沒有真正的作家了，你怎麼好一個浪頭掀翻一船人呢？”我趕緊解釋，強調我所說的是“當今”，這並不包括以前的中國作協，也不包括中國以前的一些真正的作家。很多作家都去世了，所以除了汪曾祺、路遙兩位作家外，其他的作家我沒有提到，提到的張潔、史鐵生、宗璞等作家，雖然他們近幾年基本不出聲了，但我想大概他們還能呼吸。編輯老師直問我改還是不改，我想了想說：“如果按照你的意思改了，那還剩下什麼，這文章還有表的意義嗎？”編輯沒有耐心再聽我解釋。我意識到這篇文章不可能在《文學評論》雜誌上表了，儘管我一直很鍾愛這本雜誌，偶爾還能看到該雜誌“清潔的精神”的一面。

第二件事。我一連接到六個郵件，除了五個不同的讀者為五個不同的作家“鳴冤”外，還有一個是為青年作家韓寒“叫屈”的。他們的意思是，像賈平凹、莫、殘雪、余華、劉震雲，包括韓寒，他們難道就不是真正的作家嗎。我承認自己有時候說話“口無遮攔”，但還是認真的回復了他們的質疑和質問。我在說“汪曾祺、路遙、張潔、史鐵生、宗璞等”的時候至少還加了一個“等”字，我沒有把“等”之後的作家的名字提出來，第一是為了省略，第二是我覺得他們應當是先或重點提出來的。比如，我個人認為還有張承志、陳忠實、高建群等也是真正的作家，這是根據他們的文學成就以及時代影響而推論的。當然，至於70后、80後作家群里到底有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作家，這個我沒有專門研究過。但真正的作家裏，絕不包括賈平凹、莫、殘雪、余華、劉震雲，包括韓寒、郭敬明等“作家”。

別的作家暫且不說，簡單說說爭議比較大的韓寒。他究竟寫出了什麼驚世之作，至少目前我還沒有看到。《三重門》只能說小有才氣，《長安亂》和《一座城池》等作品是這青年作家在成長過程中很平常的兩部作品，沒有傳說中的那麼誇張；其次《光榮日》、《他的國》等作品非但沒有進步，反而越來越糟糕。如果不是在媒體合謀一氣而熱推的“韓白（燁）之爭”，我幾乎都不知道所謂的“着名作家”這樣原本嚴肅的稱號能和韓寒生什麼關係。我不否認這位青年作家的文學才氣以及他為文的鮮明的個性，希望他的文學前途無量，但完全沒有必要將他神話，到目前為止，他既不是什麼“當代的魯迅”，也不是什麼“精神領袖”，現在就被披上神話的外衣，對韓寒未必是一件好事。

之後的韓寒更是多出入在公開場合和媒體的聚光燈下，每次都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的“針砭時弊”，也不過和一些所謂的“時評家”一樣，替人過過“嘴癮”而已，並沒有起到“除奸革弊”的作用。他的“小聰明”也僅止於“嘴頭滿足，略有刺激”的小罵而已，最多算是逮住兔子當老虎打的“勇敢”，韓寒可以說是近幾年最不可思議的文化現象，他玩的是小叛逆的個性，在他的作品內部的幽暗之世界裏，總結一下大致有“四魅”——瀆聖、低俗、油滑、粗鄙之魅，這與中國文學精神之重建營造良好環境背道而馳，與改變“崇高”在當今中國文學之生存境遇大相逕庭。我的意思是，至少韓寒現在還算不上一個真正的作家。

中國人缺乏信仰已經是事實，最可怕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普遍喪失了信仰，以“作家”和“藝術家”、“學者”和“教育家”等為主的知識分子群體集體“繳械”，集體“衰弱”，乃至集體“崩潰”，精神旗幟已經完全倒下，“信仰”集體轉移，紛紛加入“拜名教”、“拜錢教”、“拜權教”，成為“新教”的忠實信徒。在我們時代談精神、談崇高很容易被人嘲笑，反倒會被人疑為“精神病”患者。在這個時代似乎什麼都可以談，唯獨不能談信仰、談道德、談崇高，誰要談這些誰就會被認為是“腦子有病”。權力與信仰、金錢與精神、物慾與道德的激烈碰撞，觸了我們時代新生的“生存危機”，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下，人人都在頂禮膜拜“新教”，此時談什麼“可笑的”所謂的“真正的作家”，會被人譏笑和嘲弄的。但是，文壇的墮落風氣是需要嚴肅批評和抨擊的，如果大家都保持可恥的沉默，我們的文壇就永遠也不會有樹立清潔之精神的那一天。當然，我並不在乎一些人對我的嘲弄和譏笑，我不企求能夠扞衛別人的理想，但扞衛自己的綽綽有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