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玻璃工藝的歷史探討（2）

年來這部門知識日益豐富，兩千年前漢人墓葬遺物中玻璃裝飾品的出土範圍越加普遍。***除中原各地，即西南的成都、南方的廣州、東南的浙江以及中國東北和西北邊遠的內蒙古、新疆、甘肅各個地區，都有品質大同小異的實物出土。小如米粒的料珠，也以這個階段中墳墓中出土的比較多。唯第二類複色的彩料珠，這時期已很少見。至於彩釉陶球則更少。原來這時節中國釉陶用器已全國使用，如陝、洛、河北、山東之翠綠釉，廣東、湖南之青黃釉，長江中部各地之蝦背青釉，以及長江下游江浙之早期縹青釉都達到成熟時期。並且有了複色彩釉陶，如陝西鬥雞台出黃釉上加綠彩。出土料珠一般常是綠藍水青單色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應數長沙和洛陽出土，長度約三厘米小喇叭式的藍色料器和1954年在廣州出土的大串藍料珠子。

湖南出土的品質透明純凈玻璃矛頭和廣東出土的二玻璃碗，格外重要。因為可證明這時期工人已能突破過去限制，在料珠以外能燒成較大件兵器和飲食器。

由於海外文化交流的展，漢代或更早一些時期，西北陸路已經常有大量中國生產的蠶絲和精美錦繡，外輸羅馬、波斯和中近東其他文明古國，並吸收外來物質文化和生產技術。這種玻璃生產品，除中國自造外，技術進展自然也有可能是由於外來文化交流的結果。並且還有可能一部分是從南海方面其他文明古國直接運來的。因《漢書·地理志》載黃支調斯諸國事時，就提起過“武帝時曾使人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又《西域傳》也有“罽賓國出琉璃”語，《魏略》則稱“大秦國出赤、白、黃、青、綠、縹、紅、紫十種琉璃”。但從出土器物形式，如作雲乳紋的璧，白料蟬、浮雕子母辟邪的劍飾、戰國式的矛頭等看來，可以說這部分實物，是只有在國內才能生產的。晉南北朝以來翻譯印度佛經，更歡喜用“琉璃”、“玻璃”等字句。因此，過去中國歷史學者受“中國文化西來說”的影響，多以為中國琉璃和陶器上釉的技術，都是外來物，而且時間還晚到漢魏時代。近年來，新的殷周有釉陶器的現，和晚周及漢代大量精美玻璃實物的出土，和數以萬計墓葬材料的陸續出土，已證明舊說見解實不正確。

現在我們可以比較肯定的說，中國工人製造玻璃的技術，由顆粒裝飾品展而成小件雕刻品，至晚在兩千二百年前的戰國末期已經完成。再進一步展成日用飲食器物，兩千年前的西漢也已經成功。戰國古墓中，已現有玉色琉璃璧和玉具劍柄，以及劍鞘上特有的玻璃裝飾物品。漢代墓中並有了死者口中含着的白琉璃蟬，廣東漢墓並且已經現琉璃碗。魏晉時人作的《西京雜記》、《漢武故事》、《飛燕外傳》和《三國志·胡綜別傳》，如記載還有一部分可靠性，則早到西漢，晚到三國時期，還使用過大片板狀琉璃做成的屏風。雖然這時期小屏風做蔽燈用的還不過二尺見方（見《列女仁智圖》），用於個人獨坐的，也不過現在的三尺大小（見彩筐冢所得彩漆筐上繪孝子傳故事）。然而還是可以說明板玻璃已能有計劃燒出。換之，即中國板玻璃的應用，時間有可能也早過兩千年前。三國以後詩人著作中，已經常提起琉璃器物，如著名敘事詩《孔雀東南飛》就說及琉璃榻，傳咸文中曾歌詠琉璃酒卮，其他還有琉璃枕、琉璃硯匣、筆床各物。又著名筆記小說《世說新語》內容多是輯錄魏晉人雜傳記而成，其中記“滿奮畏風，在晉帝坐，北窗作琉璃扉，實密似疏，奮有寒色”。又記王濟事，稱濟為人豪侈，飲饌多貯琉璃碗器中。石崇、王愷鬥富為人所共知，如為三尺高珊瑚和數十重錦步障，其實也談起琉璃碗事。可知西晉以來已經有相當多的產量。唯記載未說明出處，是來自南海或得自西域，抑或即本國工人燒造，未可得知。

西晉末年，因西北羌胡諸游牧氏族侵入中國漢族文化中心的長安、洛陽，戰事並繼續展，中國國土因此暫時以長江為界，分裂成兩個部分，即歷史中的南北朝時期。在長江以北，游牧民族軍事統治者長時期的劇烈鬥爭，使重要的生產文化成就，多遭受嚴重破壞。琉璃製造技術，也因此失傳。直到北魏跖跋氏統一北方后，才又恢復生產，《北史》稱：“琉璃製造久失傳，太武時天竺國人商販至京（指洛陽）自雲能鑄五色琉璃。於是采礪山石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觀風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澈。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中國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由此可知，彩色琉璃的燒造技術在北方確曾一度失傳。到此又能大量燒造平板器物，直接使用到可容百人行動的大建築物中。這類活動建築物雖然已無遺迹可尋，但在同時期墓葬中，卻有重要實物現。建國后河北景縣封姓五座古墓掘中，除得到大量具有時代特徵的青釉陶瓷外，還得到兩個玻璃碗，一個藍色，一個淺綠色，現陳列於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這種碗當時似為服長生藥所用，晉代人有稱它做“雲母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