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小焙汀暗閬保2）

如何務實？先得明白兩件東西和時代關係。明代以來，南方新抬頭中層士紳階層，官不一定做得怎麼大，房產田地不一定怎麼多，有的人或者還近於清貧，靠賣文賣畫為生。但時會所趨，卻儼然成一時風雅主人。不僅經常招朋聚友，吟詩作畫，寫斗方，充名士，遇春秋佳日，還必然呼朋喚侶，游山涉水，吃喝玩樂。出行求便於攜帶，因此照《夢溪筆談》提到流行用葫蘆或編竹絲加漆作茶酒器，講究的且必仿照古代銅玉器物，范成各種形態花紋。這種器物和南方其他許多工藝品一樣，到清初，進而成為北京宮廷貴族好尚，除製成各種用器外，還做成整套的樂器，通稱“葫蘆器”或“匏器”（實物故宮收藏相當多，前些年尚在西路辟有專室陳列）。原注（9）所說的，無疑就是這種用瓟類范成斝式的茶具。斝和爵同是商代酒器，其實並不是杯，正如觚不是杯，各有不同形象，不同定名。一般說，多指三足、兩柱、一鋬手（即所謂耳），容量較大的一種殷商青銅酒器，陶器中形狀相近的也叫作斝，主要總是指已成定型的殷商青銅器。如明白這一點，本文中可以說是“茶杯”，注中就得說“是酒器借用”。當時也會真有這麼一個斝，可不是如原注說的“近似瓜類形狀”，正好相反，是“用瓟瓜仿作斝形”的用具。

如何務虛？這個斝器別的不叫，為什麼偏偏叫這麼個刁鑽古怪名稱？似古怪實不古怪。俗語有：“假不假？班包假。真不真？肉挨心。”意思是“假的就一定假，真的也一定真”。作者是否有意取來適合俗語“班包假”的諧音，既指物，也指人？我想值得研究研究。

由於注者務實務虛通不夠，凡事從想當然出，便弄錯了。

其次是注（10）問題，照字面注，只有王愷身份還對，其餘不切題的。因為若務實透徹，明白葫蘆器的流行在明清時代，則文中說的王愷珍玩，東坡鑒賞，都自然落了空。明明是諷刺打趣，正等於說“宋版《康熙字典》”，決不會真有其物。現在注里卻很認真地補說：“這是一件極其珍貴的古玩”，於是點金成鐵。

其三是注（11），關於點犀，原注引了李商隱詩，其實還是領會不到詩中用事本意，和這裏取名的用意。這也是要從務實和務虛才能明白的。

如何務實？宋明以來因南海貿易擴大，沉香、犀角等等貴重難得材料入口日多，高級官僚貴族因此多歡喜用來雕成種種美術品，示闊斗奢。沉香木多雕成山子，或靈芝如意，是由“海上三山”到“壽山福海”一脈相傳，和長壽多福願望分不開的。犀角則做酒器，也和長壽分不開，因為照傳說，犀角能解百毒。用犀角做杯主要計兩種形制：橫卧式多刻成張騫泛海的“博望槎”樣子，和元代朱碧山做的銀槎樣子差不多，是仿照一段枯木形象，中心挖空貯酒，槎尾上豎，照例還留下些杈椏，本來可能還是用沉香做成，犀、銀均后仿。通屬於“酒船”類。是從戰國腰圓形漆玉羽觴，到唐代六曲、八曲金銀酒船。宋明展而成這種浪漫主義形式的工藝品。豎刻直立向下，上作喇叭口狀，是由古代觚觶和犀觥取法，犀觥實物雖不存，新出西漢壁畫中卻還有個畫得十分具體。衍進而成漢、宋雕玉，宋、明犀角杯實仿玉。杯沿和柄部或作高浮雕子母辟邪，或刻教子升天大小龍，又或刻成靈芝仙草，再進而刻成錦荔枝、玉蘭等像生花果和其他山水樓閣場面。總之，數量多，式樣變化也大。一般只四五寸高，也有高及**寸的。如取名“”，照理說，還必指實物中高足器而。舊說（或引為《抱朴子》稱）犀中心有白線直透到底，名通天犀，李商隱詩即引此喻心在暗裏相通意。宋人用它作帶版，名“通犀帶”，尚有“正透”、“倒透”等等名目，在法定二十八種帶制中還極貴重，僅比紫雲鏤金帶稍次。明代《天水冰山錄》記載嚴嵩抄家的重要財產中，還有好些條犀帶，好在何處和具體形象已不得而知。至於明清人做酒器，則中心必須挖空，由於應用要求不同，再不會過問有無白透子。（過我手的實物不下二百種，就沒有一件符合通犀況的。可知酒器事實上不在那線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