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引言（2）

地下文學的時代特色，是廣泛的群眾性參與、思想上的獨立精神和藝術的創造性。

地下文學產生於豐厚的民眾土壤之中。“文革”的文化禁錮和缺乏文化娛樂是史無前例的，人民群眾廣泛的自創作也是史無前例的。人民大眾對文學藝術表現出的空前熱，是產生出眾多文學作品的根本源泉。人民群眾不顧壓迫、收繳、查禁，甚至批鬥、坐牢，仍然隱蔽地進行創作，並通過不公開渠道傳播手抄文學作品，使**、**集團屢禁不絕，屢剿不止。這是當代中國文學歷史上最廣泛的民間創作活動時期。

一些優秀地下文學作品凝鑄了作者的深沉思索、真性、真歌哭，與“文革”虛假的文風形成鮮明對比。甚至有些作品還灌注了作者的鮮血和生命。

地下文學產生於特殊的歷史社會環境。它是在一片文化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文革”運動對整個人類文化的摧毀掃蕩，對作家的殘酷迫害，以及大規模的焚書、**活動，造成了傳統繼承的中斷。這使得地下文學先天營養不良。“文革”政治環境的急劇變化，使十年地下文學運動的歷史充滿了矛盾衝突，迂迴曲折。幾乎每隔一二年社會就會產生一次政治震蕩，使得地下文學總是站在歧途上，被迫進行不斷抉擇。但也正是這種文化和政治的雙重困境，又給地下文學提供了徹底的“解放”，對以往的文化和政治傳統進行嚴格的批判和選擇。“三紅一創”（《紅岩》、《紅日》、《紅旗譜》、《創業史》）的“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手法，被一些作者擺脫。通過對前十七年某些“左”傾文學傳統的反撥，從古典主義、現代主義和民間文化汲取營養，創造性地表現自己所處的現實生活，這一轉折是極其可貴的，它開闢了當代文學的新方向。

早在“文革”前的**年，某些“左”的宣傳、教育造成了整個社會，特別是年輕一代“左”的緒。這種“左”的路線在“文革”更是登峰造極。“文革”的主要手段之一便是通過高度控制的文化藝術，從新聞媒介到樣板戲，從報刊社論到**語錄等社會話語，時時刻刻將中國人民團團包圍，使之失去獨立思維能力，乃至喪失自身個性，甚至失去理性，最終成為“文革”政治運動的犧牲品。

和共和國一同降生的一代青年，從小被灌輸了滿腦子似懂非懂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觀念、理論。“文革”中，他們中很多人變得語粗暴，行為乖張，喪失了正常思考能力。他們普遍缺乏個性，完全被極左話語所包圍和左右，成為被政治野心家們操縱的傀儡。

對“文革”運動本身的獨立思考與獨立意識的萌生，必然是以掙脫“文革”話語的羈絆為先導。地下文學運動通過對“文革”話語的反叛，建立自己的話語系統，運用自己的語進行人民群眾、知青內部的思想交流，從而形成獨立的思想意識，這是地下文學的巨大貢獻。

“文革”初，當“紅衛兵文藝”浪潮興起時，在極左的“紅衛兵語”中已經潛伏了一種獨立意識和新話語。“紅衛兵話語”的形成，也導致、促進了1969年黨的九大之後，“知青話語”的育、成熟。對“文革”話語的突破，拋棄極左語彙，創造新話語，這促使一個有內在凝聚力的獨立的知青群體形成。通過地下文學，青年與廣大人民群眾更快地覺醒，最終與**集團形成對峙。地下文學與遵命文學的對峙，本質上是兩種話語的對峙。

這種文化對峙，在知青詩歌中表現為對紅衛兵時期“政治抒詩”（奠基於前十七年）的揚棄，通過郭路生、依群的形式革命，向現代主義詩歌傾斜。在上山下鄉的知青群體中，則從民間土壤中尋求養料，摸索途徑，更新語彙。在廣大知識分子、幹部中，則主要通過舊體詩詞傳統，努力替換“文革”話語等。

地下詩歌對形式的試驗，本身就是對“文革”現行文化**的挑戰姿態。在地下文學沙龍中，特定的語方式，契合了這一群體的內在感覺。這種對當時沙龍中人並不難索解的詩歌，卻在“文革”后的詩界引起軒然大波，其後朦朧詩又在20世紀80年代成為一種風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