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北國草 第八章（六）（6）

我十分懷念那一段失學后的童年生活。雖然在家庭中我是個不幸兒，但是我是大自然的寵兒。後來，接連生的三件事，結束了我在鄉村的生活。一、有一次，在牆頭上我和小夥伴追逐，摔到牆下背過氣去；二、有一天晚上，我和范老五，合騎一匹光脊樑的大黑騾子去解山口（離我們村八里地）看冀東的驢皮影，兩人雙雙從牲口背上掉了下來，差點一塊去了“西天正路”；第三、在一次和小夥伴們玩“打仗”遊戲時，一塊石頭子兒，打在我的鼻樑上，險些成了“獨眼龍”。這三件事，使母親十分傷心，她不願意我變成像她那樣沒文化的人，便把我送到北京來上學。家裏不給錢，她變賣了結婚時的金銀飾，把我送到北京的親戚家裏來借宿。當時，由於物價一日三漲，她變賣飾那點錢，根本無法供我上學，我母親毅然離開了那個並不屬於她的家庭，到北京給有錢人家來當保姆，用微薄的勞動收入，供我上學。這段艱難的生活，是我思想形成的重要階段，我開始覺察到那個社會如同一盤石磨，有錢人花天酒地，窮苦人在磨縫裏掙扎。這也許是我對杜詩中“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句產生強烈迴響的根本原因吧？！

由於童年時的遭遇，我對新中國誕生充滿了歡欣之感。我個人認為，我的文學生命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誕生的。當時，我考入了北京師範學校讀書（老舍先生也畢業於這個學校），如饑似渴地讀解放區作家的大批作品。孫犁的《風雲初記》、《荷花澱》，使我如醉如痴，其他作家如康濯同志的《我的兩家房東》，孔厥、袁靜的《新兒女英雄傳》，周而復的《燕宿崖》，也都給了我文學營養。除此之外，我很喜歡俄國的屠格涅夫，從他的《獵人筆記》一直到《羅亭》、《父與子》、《前夜》、《貴族之家》、《春潮》、《初戀》、《阿細亞》、《木木》，我都精讀過。你在信中詢及我為什麼在青年時代偏愛屠格涅夫和孫犁，我想每個習作者偏愛某一作家的作品，總是和他自己的藝術氣質有關。在青年時代我喜歡充滿詩意的作品，而這兩位作家筆調纖細，作品中具有許多作家沒有的詩意美，如果用古代文人的詞彙——“陰柔”和“陽剛”來區分的話，毫無疑問，我崇敬的兩位作家都屬於“陰柔”的藝術類型。我在幾篇短文里，把孫犁同志比喻為中國的屠格涅夫，立論也在於此。當然給予我乳汁的不只是這兩位作家的作品了，像法國的梅里美、俄國的萊蒙托夫和普希金以及蘇聯的肖洛霍夫的作品，都對青年時代的我，有着不小的影響。但對我早期創作影響最大的，仍然是孫犁和屠格涅夫作品的巨大藝術魅力。

你信中還問到我，處女作《共同的仇恨》表在哪年哪月哪一日？可惜我最初表的習作，都伴隨着我的坎坷命運流失了，我只記得是一九五二年它是在《光明日報》的徵文欄目里表的。當時正值全國轟轟烈烈展開抗美援朝運動的時期，小說是寫我同班同學中，一個綽號叫“洋八股”的同學，和一個綽號叫“衝鋒式”的同學，平日是唇槍舌劍的冤家對頭，在戰火即將燃燒到鴨綠江邊的同仇敵愾的日子裏，他倆結成為朋友，並一起參加軍幹校，奔赴朝鮮為正義而戰的故事。當時，計算稿酬的辦法，還是以小米為折實單位，這篇以“碧征”為筆名表的處女作，得了相當於九十斤小米價格的稿費。我拉着我的同桌同學，在翠花橫街一個飯鋪里，吃了一頓餃子。飯後，又用剩餘的稿費到西四新華書店買了幾本小說。嚴格地說，這篇東西，也不能算之為處女作，我早在從鄉野來到北京的第二年（當時不過有十三四歲的樣子），因憤於舊北京“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悲涼畫面，曾寫了一篇叫作《大紅門裏的笑聲》的小說，投寄當時的《太平洋月刊》，如石沉大海，杳無迴音。這是我第一次拿起筆，但失敗了。

表了《共同的仇恨》之後，我在北京師範學校上學時，在孫犁同志主編的天津日報《文藝周刊》上，陸續表了《紅林和他爺爺》、《老萊子賣魚》、《七月雨》、《紅旗》、《雞鴨委員》等五篇小說。這些小說都是歌頌新生活的，作品雖然顯得稚嫩，但充滿摯，那是從我心河裏流淌出來的心聲——歌唱新中國的赤子之歌。彥火兄，你也知道，五十年代的祖國，大地一團錦繡，天空一片碧藍，黨和人民之間的關係如膠似漆，一個有良知的中國青年，怎麼能不放聲歌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