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北國草 第八章（六）（5）

我落生在舊中國三十年代（一九三三年生於河北省玉田縣代官屯）一個破落地主的家庭里。***據我的長輩人告訴我，祖輩原籍山東，不知是哪一年，山東鬧了水災，挑擔逃荒至河北落腳。初到代官屯這個傍山依水的小村莊時，我祖父的父輩人開了一座豆腐房，走村串店賣豆腐，從而把赤貧變成了小康人家。也許是祖輩人深受沒有文化之苦，我的祖父奮讀書，考上了滿清末年的秀才。所以，從我在村口大廟堂里上小學第一堂語文課，搖頭晃腦地讀着：人、手、口、刀、牛、羊時，祖父已經用填鴨的方式，在家裏叫我背“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十枝花”的千家詩了。說實在的，當時幼小的心靈，根本不理解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詩意和意境，祖父的填鴨式的灌輸，只不過在我童年的心田裏，起了形象思維的播種作用罷了。

到今天我也不能理解，我和我的父親有着那麼大的差異。三十年代時，開設在天津的北洋工學院，是全國理工科學生人才薈萃的地方。我父親從河北遵化縣五中畢業之後，竟在幾千名投考北洋工學院的學生中，考取了第一名，而我的算術卻糟糕得要命，總是在六十分上下轉悠。記得最清楚的一次，我在北京二中上初中一年級的時候，代數竟然得了“大雞蛋”，因而留級一年。我對理工科毫無興趣，卻對文藝書籍廢寢忘食。醫學上的基因遺傳學說，沒有在我的身上找到驗證。

我的童年時代，家裏除了有殘破不全的《三國演義》、《石頭記》、《水滸傳》等文學書籍外，其它都是武俠小說，如《小八義》、《大八義》、《施公案》、《蜀山劍俠傳》、《青城十九俠》。我無一例外地都拿來解飢。回憶起來，這些雜亂書籍，不能說對我後來從事文學創作沒有影響，但仔細地回童年，對我形象思維啟示最大的，還是盛唐的詩歌。我當時雖然不可能理解它的深奧意境和藝術上的完美，但它刺激我朦朦朧朧地認識人生，認識美醜。記得，當時我最感興趣的是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佳句。我所以喜歡杜甫這樣冷峻的詩句，和我並不幸福的童年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我的家庭，儘管屬於和酒肉無緣的書香門第，但舊社會爾虞我詐的投影，依然在我的家族中留下濃厚的痕迹。我的父親，活到二十八歲——在北洋工學院畢業那年在投奔延安途中因肺病作而死，我和母親在大家庭中淪為孤兒寡母，加上我母親目不識丁，因而成為家庭中的排擠對象。在我的記憶中，我祖父是喜歡我的，但他因年老而不能主持家政了，所以當我上到小學四、五年級時，家庭不再供我上學。於是我變成了無人管束的野孩子。當時，我的家已從村裡遷到縣城城關，我失學后，離開縣城城關，回到落生我的村莊去生活。

無論從我思想的形成和從文學創作這個角度上去回憶，這都是我最有意義、最有色彩的一段生活了。夜晚，我和羊倌范老五住在一條大炕上，聽他講述許許多多古老的民間故事；白天，我和同齡的小夥伴打鳥、捉魚、折花、捕蝶、偷瓜、“打仗”。我衣衫襤褸，像個自然之子，在鄉野里到處嬉戲奔跑。當八路軍住在我們空蕩無人的家院時，把我看成小長工，教我用“七九式步槍”，對着天空射擊呱呱飛鳴着的老鴰。我們村南，流淌着一條不寬的小河，那是我遺留下腳印最多的地方。我摘了河畔的野花，往村裡小女伴頭上插；在河裏摸到了魚，在飯桌上和范老五同享。離開學堂的生活，似乎使我對於眼前的世界，有了一個朦朧的新概念，特別是大自然和故鄉泥土對我的熏陶，常常成為我後來提筆寫作時的藝術遐想。從我的早期作品《故鄉散記》、《在河渡口》、《夜過棗園》、《七月雨》，以及一九五六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南河春曉》去探索，完全可以尋覓到我童年的腳步。《南河春曉》的題材，本來來自於我在《北京日報》當農村記者時的感受，但我仍然把它的背景寫在我的故鄉，因為童年的夢是最難忘卻的，它是陶冶藝術家最早的生命搖籃。這種對於泥土的眷戀，使我早期的作品，孩氣童貞和詩畫意並存。我所以為孫犁同志的作品傾倒，是我從前輩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了我童年時熟悉的那些人物。我從孫犁同志作品濃郁的鄉土氣息中，找到了藝術上的自我，因而孫犁同志成為我從事文學創作的啟蒙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