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戰後發生的國際真跡爭論（1）

散佈到世界各地的《清明上河圖》，真跡究竟是哪一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開始在國際上引**戰。***

這一切都是因為在中國瀋陽戲劇性地現真跡而起，這在第一章介紹過。在此之前，普遍認為真跡大概已經消失了，因此也不曾有人挑起真跡的爭論。

點火的是台灣文化人董作賓。

董作賓於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二年間在台灣的學術期刊及美國的雜誌上公開主張，住在芝加哥的孟義所收藏的“元府秘”就是張擇端的真跡。一九五三年還把詳細的內容寫成著作出版。所謂“元府秘”就是元朝的倉庫。

現收藏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清明上河圖》，被董作賓判定是真跡。因為停泊在虹橋旁的政府船隻上有着“樞密院”、“平章”等文字，符合北宋當時的政治體制，畫中也可看到“官窯瓷器”、“棉花行”、“糖果蜜餞”、“南貨行”等存在於北宋時代的招牌，這些都是證據。

但是，芝加哥的這幅《清明上河圖》，有着與時代背景不符的煉瓦虹橋，很明顯這不是北宋時代的作品。

大陸的徐邦達反駁董作賓的主張，他在一九五八年寫下《清明上河圖的初步研究》；同一年鄭振鐸也寫了《清明上河圖的研究》。

兩份研究都指出董作賓的矛盾及謬誤，代表大陸提出反駁的這兩位，背景都很有趣。

徐邦達在中國的繪畫鑒定界是第一把交椅，他的鑒識眼光被稱為“國眼”。一九一一年出生於上海，精通古書畫的鑒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為了重建北京故宮，重新搜集散落各地的書畫，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鄭振鐸是民國時期文化界的重要人物，美術史卻不是他的專長。戰後他支持**，曾任文物局長、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所長及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

兩人都是中國文化界的重量級人物，“由這麼重要的人物來反駁”，宣傳效果十足，邀請他們擔任反駁的角色，可能也是國家的政策。

從相同的觀點來看，董作賓是甲骨文的研究學者，也非中國美術的專家，他之所以要向世界主張芝加哥的那幅畫是真跡，其原因昭然若揭——與台北故宮名人那志良撰寫《清明上河圖》的著作，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在瀋陽現《清明上河圖》是一九五○年。這個新聞在大陸有報道，台灣當然也應該會知道。但是當時算是大陸單方面的主張，還沒有得到世界的公認。

在還沒確定北京的《清明上河圖》是真跡之前，台灣拋出關於真跡的論戰，企圖混淆視聽。這樣的目的，也可以在董氏的主張中看到影子。然而想從學術的角度說明其為真跡，卻是證據不足，反而令人覺得矯。

考證畫中的招牌，是中國人擅長的強項，就算不是專家，只要稍微調查一下就可以知道。

因為蔣介石的決定，伴隨着“中華民國”撤遷台灣，大量的故宮文物也運到台灣，這部分前面已經說過。蔣介石的理論是“文物的所有者＝中華之王”，手裏握着中華文化的精髓，就是得到正統，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終有一日可以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趕出大陸。

照這個脈絡，膾炙人口的《清明上河圖》和“真跡”都不該缺席——但歷史的因果卻是溥儀被趕出故宮也把畫帶走了，因而沒有運到台灣。

目前已知的是，台灣的清院本是清朝時所作，與張擇端的北宋末期，時代差距甚遠。雖然如此，台灣方面仍極力形塑這幅清院本是《清明上河圖》中“最佳”的意象。

一九八四年九月台北故宮行的學術期刊《故宮文物月刊》，曾刊登該刊資料室所寫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圖中的小鏡頭》一文。

文中指出“《清明上河圖》散在世界各地，僅是本院即有典藏七幅，眾多版本中以本院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圖》’最具盛名”。

此外，那志良也在他的書中檢討比較世界各地的代表性《清明上河圖》，總結說：“《清明上河圖》是一幅風俗畫，我們尋求的是用藝術的手法描繪出那個時代的實際景。”他同時斬釘截鐵地說：“《清明上河圖》的作者不止一人，如果說南宋時非常重視這幅畫，真偽問題、是否有真跡、描繪的是哪個時代等，都不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