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與亞歷山大・利洛夫論改革（下）（2）

這時，利洛夫已做好了繼續闡述的準備。他把話題切入到劇變的關鍵時刻。他說：1989年，當黨內對現狀非常不滿的時候，作為總書記，日夫科夫實際上已經失去了道義和人格上的威信。他年事已高，多年前動過手術，重病纏身。所以，日夫科夫領導地位的改變已是勢所必然。日夫科夫是一個政治上很靈活的領導人。他跟赫魯曉夫配合得很好，是好朋友。他跟勃列日涅夫關係更好，與契爾年科關係特別好。但他跟戈爾巴喬夫有分歧。日夫科夫是一個很有經驗的領導人。他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措施很不滿意。他認為戈爾巴喬夫考慮得不成熟，很輕率，很可能要引起混亂。日夫科夫認為，戈爾巴喬夫不是一個成熟的、具備領導能力的領導人。不光日夫科夫不喜歡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也不喜歡日夫科夫。在當時條件下，保加利亞要生存，必須依靠蘇聯。我們80％的產品要賣到蘇聯。我們大部分的原材料，需要從蘇聯進口，先是石油，是由蘇聯保障的。每年我們要進口1100萬至1200萬噸石油。還有大量天然氣。我們有一個核電站，承擔著保加利亞40％的電量，而它的原材料也要蘇聯提供。如果戈爾巴喬夫把這個開關旋緊，把天然氣管道、石油管道一關，保加利亞很快就要崩潰。因此，日夫科夫雖然和戈爾巴喬夫關係不好，但又必須維持。日夫科夫有長期執政的經驗，所以儘管日夫科夫對戈爾巴喬夫的許多建議不採納，但是他明白，如果沒有戈爾巴喬夫同意，他要繼續留在保共總書記的位置上，也成問題。

當時的況是，華沙條約還沒有解散，經互會也還沒有解散，所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對任何重大問題的處理，都要跟莫斯科商量。當時我們保共的政治局委員、部長和書記處書記的推選，都要得到莫斯科批准。但是黨的政治決定還是在索菲亞而不是在莫斯科作出。一些性命攸關的問題，最終要靠我們自己決定。

遺憾的是，當時我們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沒有像中國今天一樣向世界開放，而是緊緊地跟莫斯科綁在一起。經互會作出的決定，對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有約束力，要按照它的計劃執行。我們的經濟中間有一小部分可以跟西方聯繫，但是比重很小。莫斯科的一舉一動都影響我們。它在經濟政治上着控制我們。

當然在這個時期，日夫科夫也犯了很多錯誤。日夫科夫要對這些錯誤負責任。其中一個重要的錯誤，就是日夫科夫拖延或者是抵制改革。他看重的是那些老體制，不願意變動。那時候日夫科夫已經79歲了，經常生病，他的能力也不行了。但遺憾的是，我們黨當時對日夫科夫的辭職問題，沒有作出冷靜反應。頭一天，我們感謝日夫科夫同志辭職，第三天就把他開除出黨，這個作法是不公正的。我認為，隨着時代的展，歷史會對日夫科夫做出一個比較公正、明智的評價。

關於劇變時的保加利亞**，利洛夫說，劇變前，我們的黨員共82萬人，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可以說，黨是深入到每一個基層的，並且揮着作用。應該說，我們黨員的素質是比較高的。我們大多數黨員都受過高等教育，是各個領域的專家、工程師。黨培養了一批很優秀的人才。八十年代末那幾年，在索菲亞街頭，反對派舉行20萬人的集會，我們社會黨也召開有20萬人集會，與他們針鋒相對。這說明黨還存在，黨還起作用，還要進行抵抗。從1989年到1992年，我們社會黨展到了100萬人。1989年，**失去執政地位時，只有20萬黨員登記。經過這三四年，我們把最優秀的分子吸收進來，很多作家、藝術家和大學生加入社會黨。

一個黨要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展起來，有好多問題需要解決。先是黨的建設問題，解決黨的思想理論問題。黨要有一種理論指導，然後才能去影響基層和不同的階層。除了傳統的做工人工作的方式，現在還要做知識分子的工作，要做工程師的工作。要關心教育領域的事。正是教育培養出了知識分子。正是工程師、醫生和其他知識分子，推動了資訊時代的展。對待這些社會階層，對待他們的態度，黨應該不斷地改變。在黨的建設方面，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在我看來，我們黨現在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怎樣來管理這個社會。在得到政權后，怎麼管理社會，使社會按照你的要求展，這是我們黨面臨的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