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看美國學者的讀和寫（2）

一般說來，美國學者的著作周期並不短。***原因是，要完成一部專業性很強的著作，就必須做大量的工作，儘可能將本領域的相關文獻搜**凈，然後才可能下筆。特別是在歷史學這個行當里，材料的搜集非常艱苦，不是短時間所能完成的。這就決定了它只能是個“慢功”。如果讀者在新著中既看不到詳盡的註釋（這種況幾乎沒有，因為在西方現存的學術規範中，沒有詳盡註釋的書稿是不符合出版要求的），也沒有現新觀點，那麼它的聲譽會受到極大的損害。

正因為如此，西方學者的研究著作一般是相當“費時費力”的，特別是那些為奠定自己學術基礎的著作，要花費相當的時間去“研磨”、“打制”，方敢拿出“面市”。在西方史學圈子裏，很難想像年輕學者在短時間內一本接一本地出版自己的著作。一是在學術研究規律上不可能；二是在無形的學術氣氛中會受到約束。當然，造詣很深的“大牌”學者會有很多著述，但那是在多年積累之後才可能完成的。一般說，年輕學者從他們畢業（即獲博士學位）到出第一本自己的代表作，要3至5年的時間。然後在本領域的研究可能周期短一些，約在2至3年，這還是在他們的論尺度與材料搜集的限度均較寬泛的條件下而的。我查了一下，mac

farquhar教授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出版於1983年。而第三卷直到1997年年底才出版，其間歷經14年。當然不是說在這14年中他別的什麼都沒幹，專門從事第三卷的寫作。但至少說明他在搜集材料、研究問題上極盡周章，不到有把握的時候不把成果拿出來。記得別人對我說過這樣一件事：mac

farquhar教授曾想請一位中國學者幫他整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的中文材料，結果這位“著作等身”的年輕學者說，非常抱歉，他正忙着寫一本書，實在沒有時間。老m聽說后十分感慨，說：“我十年還沒寫完一本書，他卻又寫了一本！”此事曾傳為一時的笑談。

美國學者做學問肯下功夫，其所希望的直接回報並不是金錢，而主要是自己的學術名譽、地位和價值。在美國，學術性著作的出版，一般稿酬很低，有時甚至根本沒有稿酬。即使如此，學者們仍然希望那些最有名望的出版社能出自己的著作。如果要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人文精神，這倒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件事。美國學者並非恥於“利”，他們在高度成熟的市場經濟中生存，如果沒有“利”，如果不以現有職業做謀生手段，那豈不要餓飯？但作為知識分子，其社會責任和專業興趣，可能是更重要的東西。這些東西促使他們去追求精神上有形或無形的收穫，並以此換取相應的學術地位。至少，他們在做學問時，不會先考慮怎樣把“成果”變成錢（暢銷書作家又另當別論）。同時，高度成熟的市場化社會，也必然是高度信用化和信譽化的社會，摻雜使假絕對要被淘汰出局。這樣，作為一種社會分工，知識分子必須忠於自己的職守。而作為一種職業道德要求，知識分子應該具有高度的自律：他們先是為社會的精神生產而存在，而不是只關心贏利的商人。我想，在我們這個市場經濟還不算高度達的社會裏，在知識分子生活還相對清貧的狀態下，人文精神的保持更有重要意義。這不僅因為我們有綿延千年的人文傳統和“良史”精神，而且還肩負了更沉重的社會責任。

有了社會責任感和個人成就感的統一，學者們對於自己勞動的意義會有不同的感覺。我曾遇到一位美國學者，他為研究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西北農村的社會變動，在陝北仍相當貧困、閉塞的米脂縣一住30天，去查閱縣檔案館的檔案。當我問他是否在生活上遇有不便時，他相當滿足地告訴我，他完全能夠適應當地的生活。我知道，他嘴上這樣說，實際最重要的動力源泉，來自那些珍貴的第一手資料。這件事使我深有感慨。我們少數歷史學者現在寧願足不出戶在家裏“炒”那些已被人們炒得沒味的“歷史”，而放棄了最基本的史學要求，去扎紮實實做史料搜集工作，去嚴謹科學地進行研究。於是，與西方同行相比，我們是不是過於“浮躁”，也的確對學問功利化的傾向缺少應有的警惕呢？

觀察別人的讀與寫，會給自己一種激勵。做一個優秀學者，恐怕先是要凈化自己的靈魂。雜念、急功近利等等，只會毀了純潔的知識殿堂。在即將跨入新世紀門檻的時候，我認為，弘揚高尚的人文精神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表於《百年潮》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