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總論：中華民族又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中間（7）

在城市中形成15%以下靠出租房屋不勞食利和85%以上辛勤勞動而將收入的一部分交租的兩個階層，而且由於人口多、土地少，房租水平會持續上升，普通工薪階層收入中越來越多的部分要用來交租給食利階層。這種格局，必定會造成城市化過程中巨大的貧富差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按照鄧小平同志的設想，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追求共同富裕，避免兩極分化。如果我們在城市住宅建設、供給和分配方面處理不當，固定15%以下的人將住宅購買后租給85%以上的人住的格局，這本身就說明，我們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努力還有待加強。

由於體制的原因，農民難以割捨農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而進入城市的成本門檻又很高，於是形成這樣的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進城務工農民工棚式居住、城郊農民家中簡陋式居住、集體宿舍特別擁擠式居住，是中國進城農民的居住方式；人口在城鄉之間鐘擺式劇烈流動；夫妻分離、上下代分離，家庭不能團圓；青壯年到城市貢獻，老年回農村，農村老齡化速度要遠比城市快。而且，還有上面所述，城市中形成有房食利和租賃交租的兩個階層，形成兩極分化。是家庭團圓的社會穩定，還是妻離子散、單身在外的社會穩定？是人口在一地穩定居住的社會穩定，還是人口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劇烈流動的社會穩定？是老年人口均勻地分佈在城鄉，與下一代離得較近的社會穩定，還是老人和下一代人天各一方的社會穩定？是城市中大家都有房的社會穩定，還是一少部分人有房資產出租不勞食利，而大部分人工作交租，形成社會巨大心理反差和失衡的社會穩定？這是需要我們深思。從務實的角度看，財富差距這樣大，大部分人交租給少部分人，會形成巨大的心理反差，是引未來社會動蕩和失穩的巨大隱患。

中國人多地少，想搞美國和拉美那樣的大規模經營的現代農業，幾乎沒有可能。但是，農業增加值在整個國家gdp中比率下降是一個世界性的趨勢，你要是不將土地上過多的農民轉移出來，土地適當集中經營，提高土地的勞動生產率，農民收入增長比城市居民收入增長就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就會永遠也解決不了，而且會越拉越大。反而，因種地不賺錢，土地的投入會減少，技術進步因規模太小而不合算，耕地撂荒率會上升，導致糧食生產和供應的不安全。

從上面的這些問題和風險看，其產生原因在於我們土地管理戰略、體制和政策的不順。（1）城市化不僅是人口從農村向城市流動遷移的過程，相適應的也是一個重新調整和分配土地資源的過程。按照城市化人口對重新居住地的需要，土地既要考慮糧食的安全，也要較為充足地分配城市住宅建設的需要。如果重點考慮糧食生產對土地保有的需要，而對於城市住宅建設土地供應不足，住宅價格勢必上漲。（2）從體制上看，雖然可能是無意識的，我們其實形成了持續推高房價的制度和機制，現行的土地供給政府一家高度寡頭壟斷和房地產需求商充分競爭的市場，加上招拍掛供應方式；地方政府一年內將幾十年土地收入收支的賣地財政，包括地方政府在房地產方面繁雜的稅費；還有對房產不開徵房產稅，無法抑制房屋投資和投機需求。總體上看，為了我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原則，更是為了我們未來社會的安寧，我們的土地和房屋制度，已經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收入和財產分佈的不均，是共同富裕的障礙。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制度下，每個家庭財富的積累能力不同，在改革開放30年中由於制度和法律的不完善，也有過去討論“原罪”性質和“灰色”性質的資產積累，我們不可能再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再來一次“打土豪、分田地”，也不能被動地等社會動蕩，以極端的破壞性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怎樣在市場經濟和多種所有制條件下實現社會主義？筆者認為，應當用房產稅等這樣的財產稅來溫和地進行調節財產的分佈結構，以和平和社會和諧的方式來實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