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小人禮讚（2）

而中國作家，若尊嚴和生存只能選擇其一的話，那麼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會認為生存是最重要的。***“人在矮檐下，誰能不低頭”。所以，裴多菲的詩：“生命誠可貴，愛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激昂一下，是可以的，但知識分子們並不打算真的去實踐的。鄧拓先生詩：“莫道書生多意氣，頭顱擲處血斑斑。”多麼慷慨大義！當他為三家村一員，最早推上“文革”祭台時，也只能低頭接受批鬥，而做不到殺身成仁。

“十年浩劫”中，關進牛棚里，拘在幹校里的作家，沒有一個人為了追求自由，嚮往真理，而毅然決然地衝出羈押他們的柵欄。哪怕浪跡天涯，當叫化子，落一個無拘無束，也不去乞求造反派或紅衛兵的嗟來之食，但一個個都逆來順受地甘心被觸及靈魂和皮肉。其實，牛棚也好，幹校也好，並無重兵把守，說走也就可走的。然而，寧肯失去尊嚴，也無一人拍拍屁股，抬腳走人，來個不辭而別的。

中國作家不是不要尊嚴，也不是從來就不知尊嚴，因為“尊嚴”二字，早在一次次運動中，被撕扯成碎片了。蘇聯作曲家蕭士達高維契的回憶錄里，記下的左琴科的一句名：“乞丐一成為乞丐就馬上不愁了，蟑螂並不因為自己是蟑螂而感到極為苦惱。”這位受到過日丹諾夫修理過的作家，所說的含淚的幽默語背後，我現，蘇聯作家對於尊嚴和生存的選擇，與我們多少有共同的感受，生且不能，焉及其他？活下來都艱難，尊嚴自然就成為用不着的奢侈品了。

因此，誰敢說十年“文革”期間，自己從不低下尊嚴的頭，當過不同程度的蟑螂呢？一個人，被迫認同自己為蟲豸，還要唱一“我是牛鬼蛇神”的歌，排隊走向批判台，彎腰屈背接受從**到內心的踐踏，加之踩上千萬隻腳，加之永世不得翻身。此刻，除蠅營狗苟地求生外，還有什麼尊嚴可？茨威格哪裏見過這種陣式，法西斯還未曾來得及收拾他，他已經登上輪船，離開歐洲到南美去了。如果他親身領受過黨衛軍的槍托，或衝鋒隊員的皮帶，也許他覺得活着回到故國，比寫絕命書更有意義一些。

所以，回顧大半輩子，倘無1957年，嘗受到小人一族的操練，我很難想像怎麼度過其後那“十年浩劫”。“文革”對我，已是我第二或第三次受衝擊，耐壓或承受能力要比1957年強多了。那時，轉瞬之間，由好人變成壞人，變成五類分子，變成印度不可接觸者階層，變成美國南北戰爭時的黑奴，連不是東西的東西，也爬到腦袋上來作威作福，熬過最初的折磨日月，徹底拋棄自己的尊嚴，那才是最痛苦的。試想，匍匐在那裏，成為一條人人可踢一腳的狗，還不能放過你，那是一個多麼飲淚吞血的艱難過程。

萬事開頭難，我是從那時才體會到這句話的真義，而小人，社會的醜惡，最拿手的伎倆，就是將你的尊嚴當作臭鞋破襪加以踐踏。然而，尊嚴沒了，你也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了。

早先讀《北史》，對北魏崔浩的悲劇理解不深，後來，我再讀他被那些鮮卑人，裝在木籠里，抬到現在大同市的南城，放在土坑裏，接着，大家掀開袍褂，掏出傢伙，向這個有潔癖的文人拉屎撒尿，我捧書的雙手不禁顫抖起來。從古至今，小人作惡的路數，如出一轍，所以要剝掉你的尊嚴，打掉你的斯文，就因為他們靈魂中永遠擺脫不了的文化弱勢，才對比他強的知識分子嫉恨得無以復加。但我還是要感謝這些折磨過我的小人，第一次打擊，差點要學茨威格寫絕命書的。第二次打擊，“吾與汝偕亡”，連殺人之心都有過的。但第三、第四次打擊接踵而至，就“死豬不怕開水燙”了，去你的吧，既然已經將我逼到了只有選擇極其卑劣地活着的一道，那我幹嗎要死，我還偏要和他們比賽誰能活得長久。

小人，是我學會適應生存的老師。就沖這一點，我禮讚他們！

倘非他們從五十年代起施加於我心靈與**的長期鍛煉，我想我不會活到現在這樣“刀槍不入”，“軟硬不吃”，看透人生。這也不光是我，整個知識分子階層，都歷練得成熟，輕易不肯輸，應該看到，小人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在中國，“小人”是一個很古老的詞彙。據《潁川語小》這部書考證，“君子小人之目，始於大禹誓師之詞，日‘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蓋謂廢仁哲，任奸佞也。”看來，遠古洪荒時代的夏商周，還是物質貧乏，民智未開的原始社會，就有小人為禍。所以，《鏡花緣》中的君子國，只是李汝珍杜撰的烏托邦。小人是永遠不會絕跡的，甚至就在周圍，那有什麼辦法呢，我想，無妨來往，心中有數，也就夠了。因為，小人一族，對於知識分子的作踐，很像生物鏈上的兩個環節，是一種必然的社會現象，逃不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