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小人禮讚（1）

儘管這一輩子屢犯小人，飽嘗其苦，但我還是願意讚美社會生物鏈上的這一環節。***倘無他們，雖然中國的知識分子會活得安生些，但絕對經不起摔打。這個結論是根據外國作家自殺率較高，而中國作家相對要低的比較中得出的。

此話說得有點阿q，然而，卻是不爭的事實。

但千萬不能由此認為，外國作家錚錚鐵骨，坦對死神，中國作家缺乏鈣質，貪生怕死；更不能認為，外國作家寧為玉碎，毋為瓦全，視死如歸，寧折不屈，是好樣的，而中國作家信奉好死不如賴活的哲學，苟且偷生，忍辱負重，就是孬種了。

若這樣想，也未免小看了中國作家。外國作家好自殺，很大原因在於他們對形形色色迫害的耐受力，實在不如九死一生的中國作家耐得起磨練。以奧地利的茨威格為例，1942年2月23日，他和他的妻子在巴西服毒自殺。在絕命書里是這樣寫的：“一個年逾六旬的人再度從頭開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由於長年無家可歸，浪跡天涯，已經消耗殆盡了。所以，遠不如及時地不失尊嚴地結束我的生命為好。”其實，在東方人看來，這實在不是死的理由。中國作家習慣於寫檢查，寫交待，寫思想彙報，寫交心材料，絕不會寫絕命書。

他還特別提到：“衷心感謝這個奇妙的國度巴西，她如此友善好客地給我和我的工作以休憩的場所。”顯然，這是一個多謙謙君子，而少奸佞小人的環境，就更不值得死了。如果他遭遇中國作家在“文革”期間無不歷經的抄家，批鬥，遊街，示眾，掛牌，高帽，牛棚，幹校這幾部曲中的某一個，或某幾個不死也得脫層皮的煉獄式的過程，恐怕茨威格和他太太死一百回都不夠的。再說，他要自殺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更加莫名其妙了，那個與他“操同一種語的世界”的“沉淪”，那個是他“精神故鄉歐洲”的“毀滅”，與遠隔重洋的老先生，還有什麼重要的關聯呢？你逃出來不就是為了免得與他們一塊兒“沉淪”和“毀滅”嗎？那幹嘛還要為之結束生命呢？若都像茨威格先生如此較真的話，那麼，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頭上高懸着達摩克利斯劍的中國作家，恐怕連一分鐘也活不下去的。

讀了他的絕命書後，不禁嘆息：那多傻呀，茨威格先生！你忒執著，你忒脆弱，你也忒多了。

由此可以診斷出來，外國作家的神經，肯定是過分敏感而又相當脆弱，遠不如咱們中國作家耐受折騰和摧殘。“文革”期間，除了極少數的一兩位老先生，受不了凌辱而跳湖，而開煤氣，結束自己的生命外，沒有人寫絕命書，沒有人嘗試過自殺，甚至連這個該死的念頭都不曾有。

十年“文革”，三千六百多天。日子不算短，磨難也不算不重，但一個個都奇迹般地熬了過來。中國作家之所以很少像茨威格那樣經受不住打擊，能夠挺過三災六難，很大程度上得感謝在“文革”以前頻密的政治運動中，小人群落對於他們不間斷的作踐。“百鍊化得繞指柔”，純系被動鍛鍊出來的。許多知識分子在一次次運動中，心理與生理俱得到充分鍛煉，便足以適應任何花樣翻新，旗號不同的折騰。

到了“文革”十年，小人整人的技能，更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知識分子的心理抵抗機制，和精神上的承壓能力，也由於以往運動的操練，跟着水漲船高，輕易也就整不垮了。儘管誰也沒有跟誰相約，然而都努力不死，努力想法苟存下來，虔信法國人的諺語，“最後笑的人，才是真笑”的人生哲學，要笑到最後，果然也就達到目的。這大概是始作俑者，絕對想不到的作用與反作用的負面效果。

茨威格絕命書中的“不失尊嚴”四字，對他們西方人來講，恐怕是十分緊要的，這也是普希金一生中不停地採取決鬥手段，而最終也是死於決鬥的原因。還有一個也死於決鬥的萊蒙托夫，在兩位詩人的心目中，不接受挑戰，當縮頭烏龜，是不可能的，尊嚴是第一位的，生命是其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