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西兩種體系（1）

所謂近代史，如果按中國傳統史學來說，就是晚清史。***中國傳統史學，是朝代史，唐史、宋史、明史、清史這樣的。如果按世界史的劃分來說，晚清史只能算是中國近代史。我們怎麼看待近代史，或者說怎麼看待我們的晚清史，這個歷史過程到底意味着什麼，這是我們先要解決的問題。在我看來，晚清歷史的本質就是西方把中國拖入它們的世界體系的過程。西方有個世界體系，我們有一個天下體系，或者叫朝貢體系。但是我們這個天下體系（朝貢體系）是內斂的，是內縮的。就是說，並不是我去打了天下，征服了某塊殖民地，然後建立起一個朝貢體系讓其他人來服從我，而基本上是用一種文化的、一種以德服人的方式讓周邊國家來仰慕我的文化，然後向我進貢；或者以大國之威，讓周邊國家向我朝貢。有的朝代也會打一下，佔了地方，不是當殖民地，而是直接佔領。但往往控制不住，朝代末期又退了出來。在這個天下體系裏，我呢，是中心，但並不知道世界周邊有多遠。朝貢體系就像一個圓，這個圓的中心是中國，而外延有多大不知道，多大都可以。你來不來我不管：你來朝貢，那是你向慕王化；如果你不來呢，隨你的便。顯然，這樣一個體系不是向外輸出的體系。但是西方自十八世紀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之後呢，實際便形成了一個輸出型的體系。它不斷地把這個體系向外輸出，把它所遇到的，能殖民的就殖民，不能殖民的也要把其納入自己的體系中來。在這兩種體系的碰撞中，我們的天下體系顯然崩潰了。1（日本學者信夫清三郎先生在其皇皇巨著《日本政治史》中，曾將西歐的現代國家秩序與中國主導的東亞朝貢體系進行了精彩比較。他認為：第一，近代西方的國家秩序乃是各自擁有主權、在形式上平等的國家所建立的，但實質上是一種弱肉強食的不平等關係，強國以各種方式控制弱國，干涉其內政；而朝貢體系雖是建立在本質上統治與被統治的不平等關係之上，但作為宗主國的中華帝國原則上並不干涉藩屬國的內政。第二，西歐國家秩序一方面隱藏着其將自己擴大為“世界秩序”的衝動，另一方面則本着基督教的救世結，持續不斷地向西歐以外的非基督教世界擴張；中國主導的東亞朝貢體系則奉行“王者不治夷狄，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東漢何休語）的所謂“不治主義”，從而表現出一種內向的自我封閉的孤獨傾向，擴張意識非常微弱。參見（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卷，7～8頁、16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

我們干不過人家，就得聽人家的。中國人開始是被動接受，人家兵臨城下，我們捏着鼻子忍受；後來有點主動性了，逐漸產生了解人家的**，開始學習《萬國公法》。我們在1860年開始設置同文館的時候，主要學習的就是《萬國公法》。我們開始想了解這個世界體系是怎麼回事——所謂的《萬國公法》，其實就是西方那個世界體系的規則。

開放口岸也是如此：開始是人家逼着我們開放，這次開放一些，下次再開放一些，後來我們就自己主動開放了。學習亦是如此：開始是被動學習，然後是半推半就、中體西用，最後是全面地學習。到了辛亥革命的時候就是全面地學習。不光是西學東漸，而且是西俗東漸。如果注意看一下那個時候的報紙，就會現當時所有西洋的東西都被冠以“文明”兩個字。西式禮帽是文明帽，手杖是文明棍，自行車是文明車，連火柴都是文明火。話劇是文明戲，我們的京劇叫舊戲。凡是西洋的東西都意味着文明，都意味着是需要我們學習的。這說明什麼呢？說明我們這個時候已經心悅誠服地被拖入了這個體系——我們認賬了。為何會這樣？因為西方世界迎合了人類創造和追求財富的需求，一旦這個世界的價值觀普及開來，會產生一種內在的驅動力驅使人們去進入它們的世界。這就是一個近代史的過程。

可能在我們今天看來，西方的世界體系不見得是什麼好事。它是在工業革命過程中建立的，跟工業革命息息相關。如果按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的說法，其實西方的展道路是一個偶然，但是這個偶然卻造出了大事。為什麼呢？因為工業革命創造出一個新工商文明，而現代工商文明這樣一個潘多拉之匣被打開后，世界就變了。這個地球上所有的人，或早或晚都得跟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