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從唐伯虎的風流說起（1）

凡才子，皆風流瀟洒，而且在男女之事上，持浪漫態度。***倘一個才子，居然不浪漫，那他就白當了。

當代也有才子，也浪漫，而且浪漫起來，不讓古人。不知為什麼，也許才子，還得有才。沒有多少的才，還要做出有才的樣子，在那兒浪漫，就讓人倒牙，就招人起膩了。古代才子，唯其有才，貨真價實，這才風流出文壇佳活，這才浪漫出千古韻事。

清人趙翼的《二十二史札記》引《朝野異聞錄》，說到唐寅，那才是一個夠水平的浪漫文人，他自稱“江南第一風流才子”，這封號，無論在文學史，還是普通老百姓的口碑，都是認可的：“吳中自祝允明、唐寅輩，才輕艷，傾動流輩，放誕不羈，每出名教外。今按諸書所載，寅慕華虹山學士家婢，詭身為仆，得娶之。後事露，學士反具資奩，締為姻好。”

這就是我們大家都耳熟能洋的《唐伯虎三笑點秋香》的故事，也是所有才子艷羨不已，希望自己能這樣風流浪漫一回的故事。

野史所記，不足徵信，至於他做過這種事，或者，沒做過這種事，無關緊要。但他一定浪漫，而且相當浪漫，是可以肯定的。明代中後期，才子型的文人，強調個性自由，輕易不肯隨人俯仰。縱詩酒，放浪形骸，恃才狂傲，率性而為，成為當時非主流文壇的時尚。風氣所至，唐寅會為他心愛的華學士府上那位漂亮的小妮子，“詭身為仆”，這浪漫，夠意思。

明代文人的這種變數，也帶來明代文學的變數。於是，中國文學的第一奇書，《金瓶梅》就選擇在這個時代出現了。試想一下，唐伯虎為達目的，可以隱名埋姓，“詭身為仆，那麼別的其他什麼才子，化名寫一部淫穢筆墨的話本，又有何不可呢？”至今查不出蘭陵笑笑生，為何許人？但能夠寫出這部奇書，絕非菜鳥，一定是位高水平的才子。

《金瓶梅》問世，不是一種偶然現象。應該說，出這部書，一是要具備出這部書的氣候，二是要具備寫這部書的才子。有的朝代，才子也許不難找，但氣候卻未必總如人願；有的朝代，天氣倒是蠻不錯的，風和日麗，但才子們或忙於巴結做官，或忙於大談戀愛，或忙於炒股財，無心伏案寫作。總算到了嘉靖、萬曆，條件成熟，《金瓶梅》登場。什麼時代，什麼傳統；什麼作家，什麼作品；大致會有一種必然的內在聯繫。

古代文人，基本可分三類，一類是完全從屬於官方的，姑稱之曰“住校生”；一類是身在山林思廊廟，人在廊廟想山林，於兩者之間徘徊躑躅，游移不定的，姑稱之曰“走讀生”；一類就是唐寅這樣的，索性當一名“逃學生”，若無韁之馬，似不系之舟，要多自由，有多自由，要多快活，有多快活，幹嘛非要考中狀元，博一個封妻蔭子呢？

唐寅（1470—1523）死後，李贄（1527—1602）出生，如果說前一代才子，只是創造了離經叛道的生存方式，那麼后一代才子，從理論上提倡“好貨好色”，人之本性，生活**，並非罪愆。這樣，那些文人中的走讀生、逃學生，便大解放，大輕鬆，便大放肆，大出洋相。文人的放浪和放蕩，也對社會風氣起到推波助瀾的影響。作《拍案驚奇》的凌濛初曾經對十五六世紀的中國人的心理狀態，作過這樣的表述：“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而淫，是建築在趙翼所說的“世運昇平，物力豐裕”上。《金瓶梅》以及隨後直至明末清初，不絕如縷的淫穢小說，能夠應運而生，一是商人階層文化消費的必然，一是整個社會的淫風所致。明代中後期的皇帝，和很多分封世襲的王，是這股淫風的總源頭。《金瓶梅》作者蘭陵笑笑生究竟是誰，有好幾十種推斷，但沒有一個說法被認定。但是，此人必是一位名士，是毫無疑義的。他開創了中國文學中直接性描寫的先河，先前的文學傳統中，並非無此類性文字，但到他這裏，公開的，而不是隱晦的，暴露的，而不是收斂的；惡俗的，而不是文雅的；大張旗鼓的，而不是點到即止的性描寫，可謂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