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第三節漢族向西南的遷徙和發展（21）

史載明初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王朝在平定了巴蜀地區之後，為掃蕩仍盤踞在滇黔一帶的蒙元殘餘勢力，由明太祖朱元璋親自部署，遣“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率大軍由辰源（今湖南沅陵一帶）趨貴州”，一路上連克普定、普安數城進入雲南1；並於滇東曲靖城下“白石江大戰”中一舉擊潰元軍主力，次年即初步平定了雲南全境。以後又屢經征戰鎮壓了蒙元餘孽的多次叛亂，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左右將局勢逐步穩定下來。這段歷史，後世多稱之為“洪武開滇”。

從歷史的高度看，“洪武開滇”的意義，除了使得滇黔地區也納入了明王朝的控制之下而避免了再度出現地方割據局面以外，更重要的是由此而直接引的移民大潮及其在滇黔漢族展史上所產生的決定性歷史作用。簡單說來，就是不僅使得已先期於元代遷入滇黔的漢族移民迅速展壯大起來，而且隨着漢族人口的持續增長和分佈面的不斷擴大，而上升為滇黔人口最多，分佈最廣的主體民族並沿襲至今。其展壯大的脈絡，可以從漢族移民的陸續遷入、分佈面的逐步拓展、區內的民族互動融合以及漢族人口的增長況四個方面來考察。同時考慮到明初永樂十年（1412年）貴州建省后，轄區範圍系由原雲南、四川、湖廣三省部分地區組成。故而討論的空間範疇亦將隨之而有所擴大。

先說漢族移民的遷入。明、清以來內地漢族徙居滇黔地區的移民浪潮，始於“洪武開滇”之初的商屯、軍屯和民屯，其中又以商屯最早。史載洪武十四年（1381年）底明太祖用兵雲南之時，總共投入兵力將近30萬2，由於山道險阻交通不便，故雖戰前作過較充分的準備，但軍糧供給不足的問題仍很快凸現出來。為此，明政府遂求助於商人。據《明太祖實錄》卷一四二說：“洪武十五年二月……上以大軍南徵兵食不繼，命戶部令商人往雲南納鹽糧以給之。於是，戶部奏定商人納米給鹽之例：凡雲南納米六斗者給淮鹽二百斤，米五斗者給浙鹽三百斤，米一石者給川鹽二百斤……”這一辦法，史稱“開中”，本意是鼓勵商人運糧助戰，然同樣是基於交通不便轉運困難，不少商人便自行募人前往屯墾就地耕種並由此衍化為商屯。明初滇黔一帶的商屯，諸史志屢有提及，然開屯的地點、人數、田畝等具體況又多略而不敘，故僅知曾有較大的展和較多漢族移民的徙入。

相形之下，繼之而起的軍屯規模更大，是為明初內地漢族遷入滇黔地區的主要形式。立屯的時間，則尤以洪武十六年至二十二年（1383～1389年）之間最為頻繁。其中，較早見於明確記錄者，在雲南境內是“洪武十六年（1383年）五月……給涼州諸衛所征南土卒十四萬四百餘人鈔十五萬五千餘錠，命六安侯王忠、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督兵往雲南品甸（今祥雲縣一帶），繕城池、立屯堡、置郵傳，安輯其民人”1。以後，又相繼有10餘批屯軍進駐雲南，規模較大的如洪武二十年（1387年）八月，“詔景川侯曹震及四川都指揮使司選精兵二萬五千人，給軍器農具即雲南品甸之地屯種，以俟征討”2。洪武二十年（1387年）十月，“詔長興侯耿文炳率陝西土軍三萬三千人，往雲南屯種聽征”3。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九月，“湖廣都指揮使司：‘前奉詔以靖州五衛及辰、源等衛新軍選精銳四萬五千人於雲南聽征。今又令市牛二萬往彼屯種，請令諸軍分領以往，庶免勞民送。’從之”4。……僅以上所列4批屯軍，合計便達24萬餘人，分別來自涼州（今甘肅）、四川、陝西、靖州（治今湖南靖縣）等地，明初屯軍進駐雲南人數之多、來源之廣，由此可見一斑。

民屯的況，正史中見於《明太祖實錄》卷一八六說：“洪武二十年（1387年）冬十月……詔湖廣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出一丁，往屯雲南。”其餘方誌、稗史中亦多有記載，如《滇系·事略》稱：“洪武十七年（1384年），移中土大姓以實雲南。”《滇略》則說：“高皇帝既定滇中，盡遷江南良家閭左以實之，及有罪竄戍者，咸盡室以行。”其人數，據《滇粹·雲南世守黔寧王沐英傳附後嗣略》說：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沐）英還鎮，攜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餘萬入滇，給予籽種、資金，區別地畝，分佈於臨安、曲靖……各郡縣。（沐）春鎮滇七年（1392～1398年），再移南京人民三十餘萬（於雲南）”。這一數字，顯然有些盲目浮誇，但可以肯定的是，明初以民屯的形式徙居雲南的內地漢族移民，亦當數以10萬計。而且多來自江南一帶，後世雲南漢族中廣為流傳的“南京高石坎柳樹灣”祖籍說，即本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