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為何孫中山要讓位給袁世凱（2）

孫中山是很善於從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的。***他後來終於認識到把政權拱手讓給袁世凱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他沉痛地寫道：“我的辭職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它的政治後果正像在俄國如果讓高爾察克、尤登尼奇或弗蘭格爾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寧而就會生的一樣。”

其次，袁世凱在清末“新政”政績頗著，得到了資產階級的信任。1905年7月2日，袁世凱在戊戌變法后第一個奏請大清國實行立憲政體：“救亡非立憲不可，立憲非取法鄰邦不可。”9月2日，袁世凱和張之洞聯合上奏：諸立停科舉，以便推廣學堂，咸趨實學。已經延續千年的封建**的科舉考試，竟然在袁世凱的推動下壽終正寢。10月23日，袁世凱又有奏章呈遞：請諭准大清國自造京張鐵路，並保派詹天佑先行查勘。這是中國第一條自力更生建造的鐵路。同時，在“新政”時他還曾編練新軍，並運用這支武裝力量，游刃於尖銳複雜的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矛盾之間，並把勢力滲透到朝野上下，成為中外推崇的“強人”。他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時，不遺餘力地推行“振興實業”、“獎勵工商”等政策，運用政權力量建立起以一批現代企業為主幹的經濟基礎，並在地方自治、吏治、司法、警察、兵政、教育、路礦、財政等方面進行了系統革新，客觀上促成了直隸民族資本主義的展和資產階級的成長，洋洋大觀的“北洋新政”得到了各地資產階級的青睞。在立憲運動中，袁世凱與立憲派進一步建立了政治聯盟，為憲政改革而痛切陳詞於皇上，奔走策劃於京津，竭力敦促清廷實行立憲改革，從而贏得資產階級的喝彩。在軍事力量對比上，袁世凱控制着訓練有素的北洋六鎮7萬多精兵，再加上仍然忠於清帝國的禁衛軍和其他新軍，總兵力達14萬多人（新軍總數為24萬1千人）。而南京臨時政府方面，號稱革命的各色民軍很多，絕大部分是由會黨乃至綠林隊伍改編而成；雖然人數上遠多於北方，武器裝備、訓練、指揮和紀律等都遠遜於對方，從而成了資產階級拉攏的對象。在經濟力量對比上，南京臨時政府已到了難於支撐的邊緣，已走進了死胡同，但袁世凱出任清帝國內閣總理后畢竟仍牢牢控制着東北和華北大部，中央財政的基礎仍在，原有的徵稅系統沒有打亂，軍費比較充足。所以，與袁世凱締結和議，以防天下大亂，成了資產階級共同的願望。加之，袁世凱的陰險狡詐，使革命黨人無法看清他的本來面目。此人的社會政治經驗遠比那些年輕而天真的革命黨人豐富得多。袁世凱原是北洋軍閥的領。辛亥革命時，他受命為清政府的內閣總理大臣，掌握軍政大權，成為中外反動派所倚重的實力人物。武昌起義后，他知道清朝的垮台已無法拯救，而革命火焰也無法用武力來撲滅。於是，他便採取又打又拉軟硬兼施的反革命兩手策略：他用一隻拳頭來打倒清朝政府，而用另一隻拳頭來對付臨時政府。他用來打倒清朝政府的武器是“革命”，他用來打倒革命民主派的武器是“統一”。“議和”就是袁世凱施展又打又拉的產物。

1909年袁世凱被開缺回籍后，使他在此後的階級鬥爭愈演愈烈的兩三年中，遠離政治鬥爭的漩渦，受到清廷的猜疑，使得資產階級產生袁世凱是清廷對立面的錯覺。更有一部分革命黨人在狹隘排滿的大漢族主義支配下，也把袁世凱視為“同種”與“異族”的清王朝區別開來。

正是由於以上諸多原因，使得社會各階層，包括資產階級的各階層，普遍產生了“非袁不可”的心理。

第三，帝國主義對袁世凱的支持，是孫中山讓位的一個重要原因。在袁世凱與孫中山之間，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的選擇是一致的，那就是擁袁棄孫。辛亥革命后，大多數革命黨人並不認識帝國主義真面目，以為中國的積弱只是因為清政府的昏庸**，只要把它推翻了，中國就會逐步走上獨立富強的道路，甚至天真地認為他們既是資產階級革命，是以西方為榜樣的，可能會得到西方國家的援助，所以革命起來后總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觸動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既得利益。他們在對外宣中，宣佈承認清政府與帝國主義間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繼續償付賠款和外債，企圖以此來換取帝國主義對革命的同和對革命政府的承認，只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中國的根本問題便可解決，殊不知那是革命黨人一廂願的事。在武昌起義的槍炮聲中，清政府的統治土崩瓦解。為維護自己的侵華權益，帝國主義在“嚴守中立”的偽裝下，一方面，不斷在軍事、經濟、外交上向革命黨人施加壓力，逼迫革命黨人妥協；另一方面，支持袁世凱當政，特別是在外交方面。英國外交大臣葛壘說：“我們對於袁世凱懷有極友好的感和尊敬。我們希望出現一個政府，有充足的力量可以無所偏倚地對待各國，並能維持國內秩序以及革命后展對華貿易的有利條件。這樣的政府將獲得我們所能給予的一切外交援助。”他們積極策劃南北和談，提出所謂“非正式照會”，逼迫南方向袁世凱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