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第八輯贈言（39）

提到“服務”，很容易想到青年會。***青年會的服務精神有它的好處和缺點，這裏不想討論。我所假定的清華的服務精神，跟青年會的不同。為清楚起見，我現在想改為“實幹”。清華畢業生不論舊制新制，在社會的各部門裏做中級幹部的最多。顧樵先生十多年前說過這樣的話，現在看來大體似乎還是如此。顧先生說這些中級幹部是平實的工作者，他們的貢獻雖然是點滴的，然而總起來看也夠重大的。錢先生的看法是指出他們的不重世故。這正是為了重事，要實幹，要認真的干。青年人討厭世故，重實幹，雖然程度不同，原是一般的趨向。不過清華跟都市隔得遠些，舊制生出洋五年，更跟中國隔得遠些，加上清華學生入學時一般年歲也許小些，因此這種現象就特別顯著。有些人談清華精神，強調在學時期的愛清潔守秩序等。乍看這些似乎是小事，可是實在是跟畢業后服務時期的按部就班的實幹精神密切的聯繫着的。

有人也許覺得這種實幹的精神固然很好，不過太強調了這種精神，有時會使人只見樹而不見林。然而這是春秋責備賢者的話，能夠一棵樹一棵樹的修整着，究竟是對林子有幫助的。

1947年4月21日作

原載於1947年4月27日《清華周刊》復刊第10期

論不滿現狀

那一個時代事實上總有許許多多不滿現狀的人。現代以前，這些人怎樣對付他們的“不滿”呢？在老百姓是怨命，怨世道，怨年頭。年頭就是時代，世道由於氣數，都是機械的必然；主要的還是命，自己的命不好，才生在這個世道里，這個年頭上，怪誰呢！命也是機械的必然。這可以說是“怨天”，是一種定命論。命定了吃苦頭，只好吃苦頭，不吃也得吃。讀書人固然也怨命，可是強調那“時世日非”“人心不古”的慨嘆，好像“人心不古”才“時世日非”的。這可以說是“怨天”而兼“尤人”，主要的是“尤人”。人心為什麼會不古呢？原故是不行仁政，不施德教，也就是賢者不在位，統治者不好。這是一種唯心的人治論。可是賢者為什麼不在位呢？人們也只會說“天實為之！”這就又歸到定命論了。可是讀書人比老百姓強，他們可以做隱士，嘯傲山林，讓老百姓養着；固然沒有富貴榮華，卻不至於吃着老百姓吃的那些苦頭。做隱士可以說是不和統治者合作，也可以說是扔下不管。所謂“窮則獨善其身”，一般就是這個意思。既然“獨善其身”，自然就管不着別人死活和天下興亡了。於是老百姓不滿現狀而忍下去，讀書人不滿現狀而避開去，結局是維持現狀，讓統治者穩坐江山。

但是讀書人也要“達則兼善天下”。從前時代這種“達”就是“得君行道”；真能得君行道，當然要多多少少改變那自己不滿別人也不滿的現狀。可是所謂別人，還是些讀書人；改變現狀要以增加他們的利益為主，老百姓只能沾些光，甚至於只擔個名兒。若是太多照顧到老百姓，分了讀書人的利益，讀書人會得更加不滿，起來阻撓改變現狀；他們這時候是寧可維持現狀的。宋朝王安石變法，引起了大反動，就是個顯明的例子。有些讀書人雖然不能得君行道，可是一輩子憧憬着有這麼一天。到了既窮且老，眼看着不會有這麼一天了，他們也要著書立說，希望後世還可以有那麼一天，行他們的道，改變改變那不滿人意的現狀。但是後世太渺茫了，自然還是自己來辦的好，那怕只改變一點兒，甚至於只改變自己的地位，也是好的。況且能夠著書立說的究竟不太多；著書立說誠然渺茫，還是一條出路，連這個也不能，那一腔子不滿向哪兒泄呢！於是乎有了失志之士或失意之士。這種讀書人往往不擇手段，只求達到目的。政府不用他們，他們就去依附權門，依附地方政權，依附割據政權，甚至於和反叛政府的人合作；極端的甚至於甘心去做漢奸，像劉豫、張邦昌那些人。這種失意的人往往只看到自己或自己的一群的富貴榮華，沒有原則，只求改變，甚至於只求破壞——他們好在混水裏撈魚。這種人往往少有才，挑撥離間，詭計多端，可是得依附某種權力，才能生作用；他們只能做俗話說的“軍師”。統治者卻又討厭又怕這種人，他們是搗亂鬼！但是可能成為這種人的似乎越來越多，又殺不盡，於是只好給些閑差，給些乾薪，來綏靖他們，吊著他們的口味。這叫做“養士”，為的正是維持現狀，穩坐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