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諸葛亮的“隆中策”（3）

當曹操敗退，原本是主要矛盾的曹與孫、劉的矛盾，隨着北方壓力的減輕退而成為次要矛盾。***戰略要地荊州的歸屬問題，使得孫、劉之間的矛盾逐漸上升。如何處理孫、劉關係，是否繼續維持聯盟，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也是一個戰略原則問題，將是能否真正建立和維持“鼎足”格局的關鍵所在。戰後諸葛亮趁周瑜和曹仁廝殺之際，派兵巧妙地從曹軍手中襲取南郡、荊州、襄陽，為劉備謀取了安身立足之地；而周瑜空費兵馬錢糧卻一無所獲，必不會善罷甘休。在這個問題上，既不能放棄荊州這塊根據地，也不能由此引起孫、劉自相殺伐。諸葛亮從維護聯盟大局出，靈活處理矛盾。他勸劉備“立紙文書，暫借荊州為本，待我主別圖得城池之時，便交付還東吳”、“今只要兩家和氣，休教曹賊笑話”。當劉備要求都督荊州全境、孫劉聯姻之事傳到曹操之耳時，他正在寫字，竟“手慌腳亂，投筆於地”，可見曹操內心的恐懼和不安。

劉備向西展佔領益州入川，關羽鎮守荊州。諸葛亮鄭重叮囑關羽牢記“北拒曹操，東和孫權”的八字方針，關羽沒有真正領會其重要意義，而是兩個拳頭打人。當曹操誘使孫權聯攻荊州時，孫權派諸葛瑾上門找關羽“求結兩家之好，并力破曹”，關羽卻口出狂拒絕聯姻，觸怒了東吳，使得孫劉聯盟破裂，給孫權以可乘之機。因此就在關羽北拒曹操節節勝利之際，急功近利的孫權乘機“白衣渡江”偷襲荊州，造成荊州失守、關羽敗亡的慘劇。劉備的版圖頓時削減了一半，給蜀漢統一大業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失。

在這種況下，諸葛亮仍以大局為重，不主張東征伐吳；而劉備不理解伐吳與蜀漢存亡利害相關，怒衝冠為義弟報仇，聽不進諸葛亮、趙雲的勸阻，將十幾年辛苦經營的局面置之不顧，定下先滅吳后滅魏的錯誤決策，傾舉國之兵討伐東吳。這場戰爭極大地損傷了蜀漢的元氣，蜀漢政權從巔峰一落千丈，往日興盛景象一去不復返，劉備也走上覆滅之路。雖說關、張、劉三人之死各有原因，或驕傲自大，或粗暴寡恩，或義字當頭，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不能正確貫徹執行聯吳抗曹的戰略方針，以致孫劉聯盟破裂。諸葛亮隆中擬定的從荊、益兩路北伐的鉗形攻勢計劃，也成為永遠無法實現的空想，從而使後世同蜀漢事業的人們，面對滔滔東逝之水，抒“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的感嘆。

劉備創業未半，飲恨白帝城而終，將風雨飄搖中的蜀國和懦弱無能的幼子託付給了諸葛亮。諸葛丞相獨立支撐起蜀漢江山，這就為調整政策，重修東吳舊盟提供了可能。吳、蜀化干戈為玉帛，一洗前朝舊怨，從此斷絕同曹魏的關係，重新貫徹了“隆中策”的外交路線。吳、蜀重修舊盟，令曹丕大驚，親征伐吳。諸葛亮派趙雲領兵出陽平關直取長安，從而協助了東吳戰勝魏軍。

孫權稱帝，引起蜀漢朝臣不滿。諸葛亮卻派陳震為使前往祝賀，並寫下“絕盟好議”說服群臣認識此乃抗曹的需要，亦可免除蜀漢北伐時的東顧之憂。因此，在劉備死後的幾十年裏，蜀國和東吳一直保持着友好的盟邦關係。不僅未生衝突、戰爭，東吳還曾出兵配合諸葛亮的北伐。吳、蜀兩國成掎角之勢牽制着魏，誰也消滅不了誰，使弱小偏僻的蜀國能在三足鼎立的格局中維持近半個世紀之久。這是由於正確貫徹執行了聯吳抗曹的戰略方針，顯示了諸葛亮作為政治家的遠見卓識。

恢復孫劉舊盟，平定南方叛亂，解除了後顧之憂，諸葛亮便進一步“治戎講武”。他親率大軍六齣祁山，以一州之地與力量超過自己數倍的魏國抗衡，將一生的最後歲月全部投身於北伐事業。

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報答劉備的知遇之恩，同時也包含着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奮鬥不息，直到以身殉職的可貴品質。如果不是劉備而是劉禪，別說三顧茅廬，就是八顧茅廬之恩，諸葛亮也不會出山輔佐，為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也超越了單純的“愚忠”的範圍，這樣的“知遇之恩，死而後已”有很大的愛國愛民的思想成分。正因為愛國愛民，諸葛亮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完成理想事業，也極為符合當時人民群眾的某些願望和要求。杜甫在《蜀相》中對諸葛亮為國家事業忠心耿耿、奮鬥不息的精神給以崇敬，並抒了對一個未完成事業的賢相惋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