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序（1）

胡適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寫了一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篇末論到白話文學的成績，第三項說：

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

胡先生共舉了四項。第一項白話詩，他說“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第二項短篇小說，他說“也漸漸的成立了”；第四項戲劇與長篇小說，他說“成績最壞”。他沒有說哪一種成績最好，但從語氣上看，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話詩和短篇小說的壞。現在是六年以後了，形已是不同：白話詩雖也有多少的進展，如採用西洋詩的格律，但是太需緩了；文壇上對於它，已迥非先前的熱鬧可比。胡先生那時預，“十年之內的中國詩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個時期”，現在看看，似乎絲毫沒有把握。短篇小說的形，比前為好，長篇差不多和從前一樣。戲劇的演作兩面，卻已有可注意的成績，這令人高興。最達的，要算是小品散文。三四年來風起雲湧的種種刊物，都有意或無意地表了許多散文，近一年這種刊物更多。各書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東方雜誌》從二十二卷（一九二五年）起，增闢“新語林”一欄，也載有許多小品散文。夏丏尊、劉薰宇兩先生編的《文章作法》，於記事文、敘事文、說明文、議論文而外，有小品文的專章。去年《小說月報》的“創作號”（七號），也特辟小品一欄。小品散文，於是乎極一時之盛。東亞病夫在今年三月“復胡適的信”（《真美善》一卷十二號）里，論這幾年文學的成績說：“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諷刺的，析心理的，寫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餘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說。……第三是詩。……”這個觀察大致不錯。

但有舉出“懶惰”與“欲速”，說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說達的原因，那卻是不夠的。現在姑且丟開短篇小說而論小品文：所謂“懶惰”與“欲速”，只是它的本質的原因之一面；它的歷史的原因，其實更來得重要些。我們知道，中國文學向來大抵以散文學為正宗；散文的達，正是順勢。而小品散文的體制，舊來的散文學裏也盡有；只精神面目，頗不相同罷了。試以姚鼐的十三類為準，如序跋、書牘、贈序、傳狀、碑誌、雜記、哀祭七類中，都有許多小品文字；陳天定選的《古今小品》，甚至還將詔令、箴銘列入，那就未免太廣泛了。我說歷史的原因，只是歷史的背景之意，並非指出現代散文的源頭所在。胡先生說，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可以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他說的那種“迷信”的正面，自然是“美文只能用文了”；這也就是說，美文古已有之，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話去做罷了。周先生自己在《雜拌兒》序里說：

……明代的文藝美術比較地稍有活氣，文學上頗有革新的氣象，公安派的人能夠無視古文的正統，以抒的態度作一切的文章，雖然後代批評家貶斥它為淺率空疏，實際卻是真實的個性的表現，其價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對於著作的態度，可以說是二元的，而他們則是一元的，在這一點上與現代寫文章的人正是一致……以前的人以為文是“以載道”的東西，但此外另有一種文章卻是可以寫了來消遣的；現在則又把它統一了，去寫或讀可以說是本於消遣，但同時也就傳了道了，或是聞了道。……這也可以說是與明代的新文學家的——與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雖然並沒有去模仿，或者也還很少有人去讀明文，又因時代的關係在文字上很有歐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顯的改變。

這一節話論現代散文的歷史背景，頗為扼要，且極明通。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舊來的散文學裏，確是最與現代散文相近的。但我們得知道，現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響，還是外國的影響，這一層周先生不曾明說。我們看，周先生自己的書，如《澤瀉集》等，裏面的文章，無論從思想說，從表現說，豈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出的？——至多“趣”有一些相似罷了。我寧可說，他所受的“外國的影響”比中國的多。而其餘的作家，外國的影響有時還要多些，像魯迅先生、徐志摩先生。歷史的背景只指給我們一個趨勢，詳細節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說了外國的影響，歷史的背景並不因此抹殺的。但你要問，散文既有那樣歷史的優勢，為什麼新文學的初期，倒是詩、短篇小說和戲劇盛行呢？我想那也許是一種反動。這反動原是好的，但歷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它們支持了幾年，終於懈弛下來，讓散文恢復了原有的位置。這種現象卻又是不健全的；要明白此層，就要說到本質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