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粉我師友（下）（4）

當然，她還是一個才女，看看她寫的文章點評和跟作家們的對話，你就知道她掐住了作品的關鍵，就像捏住了蛇的七寸。***有了這種擒蛇的本領，她才敢約無名小卒的稿件，而不像有的編輯什麼險也冒，專約既沒有缺點也沒有優點的名家三流之作。當然，她還是看字看得最多的人之一，哪怕是國慶節值班也還左手《史記》右手金庸。文學作品看多了，似乎再也不能讓她過癮了，於是，幾年前她開始利用業餘時間讀法律，還弄到了一個什麼學位。畢業后，她天天盼着打官司，相當渴望試試自己的刀鋒。偏偏她的人緣關係好，又不抄襲又不誹謗，所以官司一直沒碰上，這身本領就像十口之家住八平方米那樣施展不開。去年，巴金老人不幸逝世，《收穫》為了紀念巴老，仍然把他署名為主編，就有人起訴《收穫》，說是欺騙讀者。鍾紅明摩拳擦掌，終於有了一展業餘所學的機會，代表《收穫》出庭。一審《收穫》勝訴，但對方不服，又上訴，法院二審。鍾紅明在庭辯結束之後，給我一短訊（這次可能是真按錯鍵了），說原以為打官司都在法律和邏輯之中，沒想到對方說的全不要邏輯，這官司即使能贏也受了一肚子的“不邏輯”氣。她終於碰上了比文學更複雜、更荒誕、更魔幻的現實。有了這樣的經歷，再回頭看文學作品的時候，她會不會更苛刻呢？現在好多小說寫得都像童話，和現實一點兒都不搭界。如果她用現實的生動來要求小說，那好多作者恐怕就要遭遇退稿。

我從第一次給鍾紅明投稿至今，已有了14個年頭。14年裏我只見過她4次，平均每3。5年見一次，都是在會上，都很匆忙，說的都是報紙上的話，如果不是佩服她、尊重她、感謝她，那我還真的寫不了這麼多字。

他讓《山花》更爛漫

——何銳先生印象

認識何銳先生是從他的聲音開始的，就像王熙鳳在《紅樓夢》裏的出場，但何銳先生的聲音沒有那麼“銀鈴”，是男低音，短促而模糊，除了南方人的n、l不分zh、z不分，還伴隨着長久的停頓，經常在我耳朵豎起的時刻忽地斷線。所以我常跟凡一平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何主編說普通話。”

這只是一個玩笑，我們苛求他普通話的水平，實在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在中國這座敞開的語大學裏，我跟何先生同屬“西南官話”系。有時候，他說著說著忽地就蹦出一個詞，讓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冷不丁地就回到了童年，比如用錢的時候他會說“惜倒用”，約稿的時候他會說“寫一個”，而不是“寫一篇”。他的方就是我的鄉音，聽起來近，舒服。

大約是1995年春天，我收到了改版后的《山花》雜誌，很雅的封面，很新銳的作家陣容，但是把整本雜誌讀完，我也沒看到一句西南方，甚至也沒在上面找到西南作家的名字。一個說方的人在接管《山花》之後，任務的第一條就是去方化，把所有的版面全部讓給了中國的名家和准名家，讓我一下就看出了主辦者的野心，那就是想把《山花》辦成全國的文學雜誌！從來，文學除了論資排輩也講地理優勢，稍有名氣的作家要不是威逼利誘，是很難把稿件投給邊緣刊物的，而難就難在每一個試圖衝破地方的刊物，先就得拿到名家的稿件。

何銳先生是怎麼拿到名家稿件的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有相當一部分作家當時願意把稿件投給《山花》，是因為《山花》的是雙稿酬：一份由編輯部寄出，另一份則由協辦方貴陽捲煙廠給。在純文學作品稿費普遍偏低的況下，這樣的雙稿酬確實能刺激作家們的神經。為此，何銳先生沒少喝酒。別的主編一上任便搞欄目策劃、刊物營銷，但何主編一上任卻是學習喝酒，把自己嚴重的胃病忘得一乾二淨。只要一聽到某個企業對文學有哪怕芝麻那麼大一點兒興趣，他就直奔經理辦公室談文學，稱兄道弟地喝。好幾次他都把自己喝趴下了，以為能拿到辦刊的贊助費，卻沒想到那只是企業例行公事的接待，根本沒把文學當親戚。直到遇上貴陽捲煙廠的陳迅，何銳先生才算真正找到了知音。陳迅廠長沒跟他喝一杯酒就答應協辦《山花》，並承諾只要刊物辦出了名，經費便逐年遞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