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蔣介石告訴張學良（4）

三人輪番勸說南次郎，仍不能使他改變主意，直到深夜，南次郎懇請二宮參謀次長從戰術和指揮的角度出，重新斟酌，再考慮一個晚上。***

日本有這樣一個特點，就是領導者通常不傾向於主動、清晰地展現自己的決心與企圖，以免卷進直接的決策選擇、衝突之中，因為日本社會集體心理最怕的，就是內部意見的分裂，所以日本社會中，有着極強的從眾行為壓力。因此它的領導者多半是以暗示與誘導的方式，被動地等待部屬達成一致的共識之後，然後接納這種共識成為正式的決策。當時日本天皇、政府和軍部在對待事變的態度上是如此，南次郎在面對試圖說服他改變主意時的次官和局長們時又是如此。而這一切，事實上等於更加放縱了急不可待、任意妄為的關東軍。

美國心矛盾地關注着事態

這天，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正式向中日兩國出備忘錄，要求兩國停止軍事行動，並撤退軍隊。史汀生在召見日本駐美大使出淵勝次時表示：

我一直非常尊重和信賴幣原外務大臣的人格和他的方針，我在倫敦見過若相，我對他的人格和才能也很尊重和信賴。因此，當這個內閣成立時，我便期待在這個相之下，只要幣原外相能在位一天，日本將為世界和平而努力。可是，今日生這樣的事件，我想日本政府一定很傷腦筋，我真希望能早日恢復原狀。最近曾經有一個國家說，想派遣武官前往滿洲從事調查，但美拒絕了這個提議。

國務卿像一個靦腆的青年，即使是想批評別人，也要在表明了十足的讚許和善意后，再一萬分婉轉地提出；國務卿又更像一個精於事故的老者，在“善意”地指出問題之所在的同時，還不忘記送上一份“誠摯的友”——儘管有人要插手調查九一八事變，但我們美國卻阻止他這麼干。

同一天，美國駐日大使也向日本政府轉達美國國務卿史汀生代表美國政府就滿洲事件表達的立場，“自瀋陽事起后，軍事行動之擴大，其重大責任似須由日本負之”。但是，美國公使在轉達時聲明，“美國不欲干涉日本之事務，此文不得視為抗議”。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日本在中國東北的軍事行動儘管引起了美國的不安，但它並不想和日本鬧僵。美國抱着矛盾的心關注着事變的進程和日本的行動。

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列強眼裏，社會主義的蘇聯是一個十足的“異數”。在日本的滿洲戰略中，構想中的與蘇聯在未來的衝突就佔了很重的分量；在歐美列強關注九一八事變的視角中，把日本動的戰爭引向蘇聯，也同樣是一個重要的支點，美國是這樣，英國和法國也是這樣。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日本在與蘇聯毗鄰的中國東北動一場軍事行動，之後揮師北上進攻蘇聯，是所有列強都希望看到的局面，在這個大目標下，日本的行為對華盛頓會議所確立的國際關係原則所構成的損害，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可是在美國人的眼中，問題還有另一方面。當時在世界上，中國是惟一一塊不曾成為殖民地的大片土地，作為一個後起的資本主義強國，美國在海外沒有大片的殖民地，也錯過了通過殖民地獲得豐厚利益的時代，所以它對中國一貫地持有門戶開放、利益均占的政策，而日本如果獨佔滿洲並進一步南下，就會危及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及其利益。當日軍在1931年底開始進攻錦州時，美國就要站出來說話了。

早在9月17日——事變生的前一天，日本駐美國大使出淵勝次就與美國國務卿史汀生進行了會談，並達成一項秘密旅遊諒解：美國許諾自己將不過問即將生的事變（儘管不知道就在第二天），但日本的軍事佔領應限於錦州以北。9月20日，美國國務院遠東局局長霍恩貝克奉國務卿史汀生之命，召見日本駐美大使出淵勝次，對事變的生只表示了“驚訝”——一個曖昧十足的外交辭令。21日，困境中的中國政府向美國出了求救，請求美國政府向日本指出：日本在中國東北的行動，是違反《凱洛格—白里安公約》的。該公約亦稱非戰公約，是在美國國務卿凱洛格和法國外長白里安的倡導下，於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簽訂的，它宣稱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放棄把戰爭作為實現國家政策的工具，承擔以和平途徑謀求解決爭端的義務，並且譴責把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凱洛格還因為對世界和平做出的傑出貢獻，獲得了1929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可是，美國國務院認為沒有必要公開中國的照會，而且也沒有給予任何答覆，把中國政府的請求完全撂在了一邊。同日，當國聯秘書長德魯蒙德徵詢美國政府，問它是否打算控告日本違反《凱洛格—白里安公約》時，美國國務卿史汀生立刻回答說，美國並不認為對東北事件進行這種干涉是合適的。24日，美國政府以內容相同的照會，分别致中、日兩國政府，對事變表示“遺憾”和“憂慮”。希望中日兩國“各自調處其武裝軍隊”，按照國際公約與國際協定，“達到解決歧見之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