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子(1)
在東北最大的城市瀋陽,矗立着一座造型奇特的建築物,叫做殘歷碑。巨大的碑身宛如一座翻開的枱曆,花崗岩碑體被雕刻成彈痕累累的造型。那上面的時間,永遠停在了1931年9月18日。在這個日期的旁邊,有一段短促卻足以觸動國人神經的文字:“夜十時許,日軍自爆南滿鐵路柳條湖路段,反誣中**隊所為,遂攻佔北大營。我東北軍將士在不抵抗命令下,忍痛撤退。國難降臨,人民奮起抗爭。”十多年來,每逢9月18日的夜晚,瀋陽的上空便會響起3分鐘連續而尖利的汽笛警報聲。
無疑,人們希望用這種方式永遠地記住九一八事變。可是,是否我們已經忘卻了些什麼,尤其是關於那段歷史的背景和事變本身的某些重要細節?
細節就那麼重要麼?是的,沒有細節的歷史就如同聽不到心跳的標本,任何宏大的歷史敘事都存在於細節之中。歷史不是潑墨大寫意,而是工筆畫,只有鮮活的細部,才能構成趣味盎然的整體。
我們或許迴避不了這樣的問題: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們,還能夠像殘歷碑那樣把那個日子深深地刻印在自己的心中嗎?我們還能夠真切地找尋到那段歷史與今天的血肉聯繫嗎?
讓我們一起把思緒拉回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東北。
所謂滿蒙者,……廣袤七萬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萬人。較我日本帝國國土(朝鮮及台灣除外)大逾三倍。……不惟地廣人稀令人羨慕,農礦森林等物之豐富,世之無其匹敵。……故歷代內閣之施政於滿蒙者,無不依明治大帝之遺訓,擴展其規模,完成新大陸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這段話出自著名的《田中奏摺》,反映了日本大陸政策的核心。我們不必糾纏於這個神秘文件的真偽,從那個年代及之後日本對中國東北的處心積慮的侵略和掠奪,完全可以證明九一八事變是日本既定國策的產物。可是,說到九一八事變爆的具體背景,況卻要複雜得多。簡單說,它是日本內部三股政治力量在一致認同其大陸政策的前提下,又出於不同的政治考慮和利益訴求而角力的結果。
積極籌劃和推動事變爆的是日本關東軍的少壯軍官們,他們把日本的政治高層和軍事高層,看作是老朽**的官僚,認為只有迅速在中國東北動武,變滿蒙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才能在大國角逐的國際格局中居於有利地位。關東軍是日本在中國的佔領軍,通過武力贏得帝國更大的在華利益,“天然地”符合他們的利益,所以上至司令官,下至基層聯隊長,都是事變的積極支持者。
限制甚至反對關東軍的“激進”態勢的,主要是日本內閣。與“不管不顧”的軍人不同,他們有更深遠、更講求調子的政策圖謀和行動路線圖,也更關注其他列強的反應。其策略,是要把對中國“親善”的政治秀做足,從而在“不得已”對中國動武時,能夠得到列強的諒解。事變的爆打亂了他們的計劃,但日本政府既無力量也無決心管束“不聽從命令”的軍隊,只能不願地跟在帝**人的身後亦步亦趨。第三種力量是以陸相和陸軍參謀總長為核心的陸軍中央部,它的態度是最曖昧的。作為陸軍的中樞,他們既要維持政策的穩定性,又不能不顧及到海外駐軍的要求和利益,軍人的本能也告訴他們自己,只有在戰爭中軍隊才會成為國家的柱石。所以,事變爆前,他們優化了關東軍的軍事配備;事變爆后,他們又以明抑實揚的方式,為日軍軍事行動的節節升級開綠燈。
考察九一八事變爆前後中國的形,況似乎簡單得多——國民政府採取不抵抗政策,主要的責任人是蔣介石以及嚴格執行其政策的張學良。這實際是一個過於簡單的答案。避免與日本開戰,這不但是蔣、張的主張,也是國民政府中的主流意見,甚至像胡適、丁文江、傅斯年、陳寅恪之類的知識分子和學者,也持這樣的觀點。一位專家在仔細討論了當時中日雙方陸軍的武器裝備和人員素質后,結論是如果兩國正式開戰,中國要用一比六到一比八的軍隊數量,才可能與日軍相抗。當時,蔣介石剛剛完成了中國形式上的統一,可實際的況卻是,國民黨與**激戰正酣;國民黨內部鬥爭激化,不但導致出現了兩個並立的國民政府,雙方還兵戎相見;地方勢力依然強大,他們利用一切機會向中央政府叫板;羸弱的中國又遭受百年不遇的水災的打擊……總之,當時中國似乎不具備與日本在戰場上一見高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