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領袖卷之毛澤東（25）

在1936年整整一年中，**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而傾注全部心血。為了聯合一切可能聯合的力量抗擊日本侵略者，促成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滿懷抗日救國的熱，給國民黨的黨政軍要員，寫了大量書信，向他們闡明“自相煎艾則亡，舉國奮戰則存”的道理，主張國共兩黨兩軍拋嫌釋怨以對付共同之敵；同時，他給各方面的愛國民主人士和社會名流寫信，陳述中國**關於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籲請他們敦促國民黨放棄其“對外退讓對內苛求”、“愛國有罪賣國有賞”的錯誤政策，共救中國於危亡之時。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生。**在接到張學良、楊虎城關於兵諫扣蔣、並請**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計的電報后，當天即與周恩來複電張學良：“恩來擬來兄處協商大計”。第二天，**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會上率先，肯定這次事變是有革命意義的，是抗日反賣國賊的。他強調指出：“我們不是正面的反蔣，而是具體地指出蔣的個人的錯誤”，“又要反蔣，又不反蔣，不把反蔣與抗日並立”。同時他提出，我們應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以西北為抗日前線，影響全國，形成抗日戰爭的中心。在和**中央其他領導人經過反覆研究后，**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並派周恩來前往西安參加談判，推動事變的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對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團結抗日，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1937年3月6日，**等在給任弼時的電報中，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作了高度評價，他說：“西安事變順利的和平解決，成為開始在全國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與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新階段，也走到全國統一戰線的實際建立，舉國抗戰開始一個過渡的時期。”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繼續以主要精力去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後建立。他根據國內和平已基本實現的新形勢，適時地向全黨提出：“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的方針。其中，他特彆強調爭取民主的重要性，認為這是目前階段中革命任務的中心環節，看不清其重要性，“降低對於爭取民主的努力，我們將不能達到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為此，1936年12月28日，**表《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希望蔣介石能夠履行他在西安允諾的條件，即改組國民黨政府、釋放愛國領袖和政治犯、保證人民權利、聯合紅軍抗日等，做到“必行，行必果”。翌年2月9日，**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通過了中國**致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提出著名的五項國策和四項保證。這個文件實際成為國共合作談判的綱領。此後，國共代表先後在西安、杭州、南京、廬山等地就兩黨重新合作、紅軍改編、蘇區改制等實質性問題進行了談判。

**除在原則上和具體步驟上對談判工作進行指導外，還從多方面着手，努力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他多次致信致電蔣介石、閻錫山、楊虎城、孫蔚如、王以哲、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劉湘、何香凝等國民黨各派代表人物，力陳抗日救國大義；1937年5月，他親自佈置並接待十年來第一個負和平使命赴蘇區的國民黨中央考察團，提出了“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日”的口號；繼1936年夏秋間同斯諾的談話之後，他又先後接見史沫特萊、尼姆·威爾斯、范長江、厄爾·h·利夫、托馬斯·阿瑟·畢森、拉鐵摩爾、菲力普·賈菲等中外新聞界人士，廣泛地宣傳中國**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他既告誡全黨要反對“左”傾關門主義，要求各地的各級幹部都去做統一戰線的工作，同時，又及時提醒黨員幹部不能做無原則的讓步和聯合，注意防止右傾投降主義的傾向；他親自起草祭黃帝陵文，並派陝甘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祭黃帝陵，表達中國**對中華民族始祖的敬仰和團結全民族共赴國難、光大古邦的決心。動全民抗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