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領袖卷之毛澤東（24）

**在貫徹擴大和鞏固西北根據地計劃的同時，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運籌帷幄。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后，1935年11月初，參加共產國際“七大”的張浩（林育英）從莫斯科來到瓦窯堡，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對**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12月17日，**出席在陝北瓦窯堡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會上作了軍事戰略問題的報告。他說：戰略方針應是堅持民族革命戰爭，先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相聯繫，一切戰爭都在民族戰爭的口號下進行。會議討論政治問題時，對如何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生意見分歧。**認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是可以爭取的。博古則堅持認為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進行了駁斥。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問題。會後，**於27日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系統地闡明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論述在新的形勢下，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廣大知識分子是堅決抗日的基本力量，闡明同民族資產階級在抗日的條件下重新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指出即使是地主買辦營壘也有與之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報告批判了黨內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強調黨的基本策略是“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報告中還着重說明了要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的問題。

**對蔣介石及其集團在抗日新形勢下政治態度的認識，有個變化過程，但他始終不認為他們是鐵板一塊，或是至死不變的。由於蔣介石一直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禍國政策，甚至在亡國滅種的危急關頭，仍然堅持**、“剿共”的反動立場，因此在瓦窯堡會議前後一段時間裏，**主張提抗日反蔣、抗日討蔣、抗日討賣國賊的口號，認為蔣介石是最大的賣國賊，“中國人民之公敵”，抗日和反蔣“勢無偏廢”，應當是並重的。1936年2月，**開始改變這個看法。當時，蔣介石要求同**談判的信息由董健吾、張子華等帶到**中央。4月9日，**、彭德懷在致洛甫的電報中進一步指出：“我們的旗幟是討日令”，“在討日令旗幟下，實行討蔣，這是最便利於實行國內戰爭與實行討蔣的政治旗幟，中心口號是停止內戰”，“我們的基本口號不是討蔣令，而是討日令”。在他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名義和朱德聯署的著名的“五五通電”（1936年5月5日）中，**開始放棄“反蔣”口號，提出“為了促進蔣介石氏及其部下愛**人們的最後覺悟，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然仍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8月中下旬，在**起草的電文中，已出現“請蔣抗日”、“聯蔣抗日”的提法。同月30日，**等在致朱德等的電報中，第一次提出了“迫蔣抗日，造成各種條件，使國民黨及蔣軍不能不與我們妥協，以達到兩黨兩軍聯合反對日本的目的。”9月1日，**中央向黨內出了《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提出“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在冷靜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之後，指出：“中國最大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抗日反蔣並提是錯誤的。我們從2月起開始改變此口號。”

**特别致力於建立西北地區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把聯合東北軍、十七路軍共同抗日救國，建立西北地區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為推動全國統一戰線建立的重要環節。1935年直羅鎮戰役剛剛結束，**就派汪鋒到十七路軍楊虎城部去做統戰工作，並讓汪帶去他給楊虎城、杜斌丞等的親筆信，溝通了**同十七路軍及楊虎城的關係。1936年1月25日，**領銜出《為紅軍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張學良、于學忠、何柱國、董英斌、萬福麟並東北軍全體將士書》。同時，**和周恩來派被俘的東北軍團長高福源回去見王以哲、張學良，轉達**中央關於聯合抗日的誠意。2月和4月，**兩次打電報給張學良，聯繫派李克農和周恩來同張學良談判事宜。經過談判，確立了紅軍和東北軍的合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