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駿紮起“囚籠”，我軍以破襲戰應對（1）

這一天，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簽了由朱德、彭德懷、左權署名的《關於破襲正太路戰役的預備會》。正太路是日軍控制山西、河北的交通命脈，對正太路動破襲戰，將是一次不同尋常的重大決定。

八路軍為什麼要動一次重大的戰役？這還得從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統治佔領區的新思維——“囚籠”說起。

多田駿是日本軍官的搖籃——陸軍士官學校第15期學員，比岡村寧次還早一期，於1903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之後又進入陸軍大學深造，於1913年日本陸軍大學畢業。早年在參謀本部任職，偽滿洲國成立后，任關東軍軍事顧問團的最高顧問，后在1935年接任華北駐屯軍司令官，之後不久改任第11師團中將師團長。七七事變后，他主張對華戰爭不應無限擴大，成為不擴大派的代表人物，與日軍主流意見相左，被調回國，出任參謀本部次長。1939年，蟄伏兩年的多田駿重回中國，擔任華北方面軍司令。

多田駿上任伊始就耍弄新的花招，主張日本軍以強化交通為手段，對晉冀豫根據地進行分割和封鎖，企圖達到扼殺和摧毀根據地的目的即所謂的“囚籠政策”。1940年初，敵人的這個陰謀開始全面實行，他們加緊修築鐵路、公路，從內外兩個方向壓迫根據地，周邊嚴密包圍，腹地步步楔入。在冀南平原，依託平漢路向東擴張，相繼築成石家莊至南宮、內丘至巨鹿、邢台至威縣、邯鄲至大名等公路幹線及許多支線，把冀南分割成許多小塊。敵人還計劃修築德石和邯濟兩條鐵路，以聯結平漢、津浦兩大交通動脈。在太行、太岳山區，搶修白晉鐵路，準備修築臨（汾）邯（鄲）鐵路，以便把太行、太岳兩區分割成四塊。同時在平漢路兩側積極增築據點和公路，封鎖太行與冀南之間的交通。

在這些地方，敵人廣拉民夫，搜羅築路材料，從山海關外等佔領區源源運來鐵軌和築路機械，集中人力、物力趕修鐵路、公路。

事實證明，多田駿的“囚籠政策”很快見到成效。1939年秋，華北抗日根據地有近百個縣城，而到1940年夏，只剩下幾個山區偏僻的小縣城。八路軍活動困難，物資匱乏，形勢頓顯緊張。

面對多田駿紮起的“囚籠”，劉伯承、鄧小平等八路軍領導人一連幾天進行着深入地思考和研究，準備拿出一個有效的對策。

一天，他們召集有關人員開會，商量對付敵人強化交通的辦法。

劉伯承先透徹地分析了交通鬥爭對敵我雙方的意義。他認為：日軍全面強化交通，是企圖解決對華戰爭地寬兵少矛盾的必然方針，但這也給我們提出了新的鬥爭課題。交通鬥爭，本來就是我們對敵作戰的一種主要形式。由於我們的游擊戰和運動戰的特點是靈動、秘密、突然，日軍無論是襲擊我軍或是增援它被我軍襲擊的部隊，都非有飛快靈敏的交通工具，適時調集相當兵力不可，這就需要處心積慮地維護和整備它的鐵路和公路。而我軍為了遲滯和牽制敵人的行動，創造敵人的弱點，就要千方百計破壞它的鐵路和公路，這是敵我交通鬥爭的主要內容。敵人原來佔據的鐵路、公路，不論它由點線而帶面地進展，都在我們廣大抗戰根據地的包圍與打擊中，它現在反而企圖對我們大塊根據地，用據點、鐵路、公路構成網狀，把抗戰軍民纏繞起來。打一個比喻來說，敵人要用鐵路作柱，公路作鏈，據點作鎖，來造成一個囚籠，想把我們軍民裝進裏邊去，凌遲處死。他的這個“囚籠政策”，確實是夠陰險毒辣的，需要我們認真對付。

其次，劉伯承又全面地分析了日軍交通戰的戰略目的，他闡述道：敵人目前推行的“囚籠政策”，是從戰略的角度來考慮的。帶有“國家總力戰”的性質，其企圖不僅在軍事上，而且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政治上，敵人防共治安政策也依靠交通，無交通即無治安，也無法防共。經濟上，敵人對佔領區域先施以懷柔政策，繼而實行最殘酷的剝削，對根據地給以經濟上的最大摧殘。敵人以鐵路為大血管，公路為小血管，以中國的骨榨中國的油。文化上，敵人依靠交通運送報紙、課本及神像等，來麻醉中國人的民族意識。鐵路起着大毒素管的作用，公路是小毒素管，據點則是打毒針。總而之，就是它要造成交通的囚籠依託，來展開它的總力戰，也就是依託交通網來實現轉移重兵與反覆“掃蕩”的武力戰，鎮壓與離間的政治戰，榨取、封鎖與摧毀的經濟戰，麻醉、奴化的宣傳戰和思想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