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軍開始對重慶進行疲勞轟炸（1）

為促使國民政府儘快崩潰，日本軍隊也加緊了軍事上的行動。他們力圖在心理上摧垮中國人民的鬥志。

重慶大轟炸既是日本帝國主義調整對華侵略方針的必然產物，也是日本帝國主義對重慶戰略地位提升的必然反應。

抗日戰爭初期，日本帝國主義迷信自身武力的強大，推行速戰速決的戰略計劃，妄圖在3個月內滅亡中國，以便騰出手來執行其擴大侵略的“北進”、“南進”政策。從1937年7月動盧溝橋事變到1938年10月佔領武漢、廣州，日軍雖然在軍事上取得了一些勝利，侵佔了中國華北地區、華中地區、華南地區共13個省的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40座城市，但這些勝利並沒有給日本帶來勝利結束戰爭的結果，相反，戰爭的全局卻呈現出與日本速戰速決的戰略初衷完全背離的狀況，日本的軍力、國力已難堪重負。到1938年底，日本已在中國戰場投入了近100萬人的龐大兵力，付出了45萬人傷亡的代價，軍事力量嚴重削弱；隨着戰局的擴大，戰線的延長，日本兵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在佔領地區只能局限於主要城鎮和主要的交通沿線地區；戰爭使日本軍費開支急劇增加，嚴重妨礙了日本經濟的正常運行，極大地加重了日本人民的負擔，致使人民生活日益惡化，反戰緒不斷高漲；戰爭的長期化也破壞了日本在世界的戰略，使其“北進”、“南進”的擴張戰略無法實施；在國際上，蘇聯繼續援助中國抗戰，美、英等國因不滿日本侵略威脅其在華利益，對中國抗戰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並藉助國聯理事會對日本進行制裁，日本在外交上處於孤立地位。同時，中國方面雖然在戰爭初期遭受了嚴重損失，但抗日力量仍在不斷生長。

全面抗戰開始后不久，中國的抗日戰爭就形成了正面和敵後兩個戰場。日軍佔領武漢后，在綏遠、山西、陝西、河南、安徽、湖北、江西、江蘇、浙江、廣東一線約4000公里的正面戰場，仍面臨著200多個師的中**隊，國民政府以西南、西北地區為根據地仍在繼續抗戰。而在日本佔領區的後方，中國**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廣泛開展游擊戰爭，開闢抗日根據地，嚴重威脅着日本對佔領區的統治，並同正面戰場遙相呼應。中日戰爭必將長期化。軍力國力的制約、外交上的孤立和戰爭的長期化，使日本當局感到“以抗戰緒日益旺盛的中華民族為對手，在遼闊無垠的大陸上，以派遣軍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結束事變，幾乎認為是不可能的事了”，“如果再擴大戰區或增添兵力，無疑要大量消耗國力”。因此，在佔領武漢、廣州后，日本一改以往“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狂妄姿態，表示“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往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被迫放棄了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確立了以政治攻勢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侵華新方針。隨着日本侵華新方針的確立，其軍事戰略也進行了相應調整。強調為減少消耗而限制戰爭規模和強度，要以堅強的軍國為背景進行政略和謀略工作，將軍事打擊的重心移向對付後方的抗日游擊戰爭。在日本看來，“對被壓縮中之中國政府若放任不顧，則仍為重大禍根，必貽後患，故仍須適宜促使其崩潰”。因此，在將軍事打擊的重心轉向敵後戰場的同時，企圖通過非軍事的政略工作並輔之以軍事打擊，動搖國民政府堅持抗戰的意志，迫使其放棄抗戰的立場，實行對日妥協。而對重慶的大轟炸，就是適應這一軍事戰略的具體迫降行動。

重慶是一座具有悠久歷史的文化名城，位於長江和嘉陵江交匯處，襟帶雙江，控馭南北，素有“天險”之稱。公元前11世紀，巴國曾建都於此，秦時設巴郡，隋唐時稱渝州，南宋始稱重慶。近代以後，1891年開埠，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批准建市。1931年九一八事變生后，國民政府曾經營西北地區，以之作為未來對外戰爭的後方基地。1935年，隨着西南各省的統一問題逐漸解決，國民政府逐漸將國防中心轉向西南。由於重慶是西南地區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和經濟中心，與西南各省聯繫密切，具有豐富的人力、物力資源；地形險要，三面環山，具有絕佳的天然屏障，在戰爭中易守難攻；且有西南西北兩大國際交通線為依託，一旦東部沿海地區遭敵封鎖，仍能對外交通聯絡。因此，1937年10月29日，在凇滬戰場中**隊處於不利的形勢下，蔣介石在國防最高會議上表《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確定以四川為抗日戰爭的大後方，以重慶為國民政府的駐地。11月16日，最高國防會議批准了遷都的決定，當晚，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乘艦西上，11月20日，國民政府表了遷都宣。12月1日，國民政府在重慶正式辦公。12月7日，國民黨中央黨部也正式在重慶辦公。1938年6月開始，由於武漢岌岌可危，駐武漢的國民黨黨政機關又奉命撤退移駐重慶。12月，蔣介石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要機關抵達重慶，國民政府西遷工作結束。重慶成了戰時中國的政治中心和軍事中心，成為名副其實的戰時都。1939年5月，重慶升格為行政院直轄市。1940年9月，國民政府明定重慶為永久陪都，重慶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