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附錄二（7）

我們不能完全排除**受到蘇聯外交政策變化的影響，但從歷史展過程看，當共產國際尚在強調必須依賴英美支持的國民黨蔣介石，“必須利用那些從經濟角度關心維持中國的秩序、安寧和正常經濟生活條件的組織和個人”的時候，**就不是無條件地執行這些指示，而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況來制定中國**的政策。*****對國際形勢做出新的判斷，是在蘇聯放棄爭取英法而改同德國打交道之前。1938年10月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之後：**在外交方針和對外政策上逐漸生變化。他在**六屆六中全會所做《論新階段》的報告，和以前的提法相比，就已經有所變化。他強諷“我們第一不可忘記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區別，第二不可忘記資本主義國家之政府與資本主義國家之人民的區別，第三，更加不可忘記現時與將來的區別，我們對前者不應寄以過高的希望。應該努力爭取前一切可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事實，但過高希望則不適宜。中華民族解放運動與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進國家與全世界廣大人民反法西斯運動之將來的配合，以自力更生為主同時不放鬆爭取外援的方針，應該放在這種基點之上。”（15）1939年2月中旬，**在**中央書記處會議的中，進一步對國際形勢做出新的判斷：現在國際上和平陣線尚未形成，民主國家與法西斯謀妥協，這是很大的國際形勢變動。他告誡黨內同志，要有應付各種形勢的思想準備。而蘇聯是在1939年3月10日以後才逐漸改變政策的。

導致**重新判斷國際形勢的原因，一是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蔣介石政權的政策開始逆轉。1939年1月26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闡述外交方針與國策時說，“抗戰到底的底在哪裏？是否是日本亡了或者中國亡了才算到底，必須有一界說”。“在盧溝橋事變前現狀未恢復，平津未恢復以前不能與日本開外交談判”。這是出了對日妥協的信號。這次會議還決定強化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加強蔣介石個人的權勢，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針。會後，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確定了對日實行“有限度”作戰的方針。與此相反，為對付**，國民黨先後制定了《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草案》等文件，並調動大批軍隊對中國**領導的各敵後抗日根據地進行封鎖，製造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摩擦事件。這樣，中國**領導的各敵後根據地的形勢驟然嚴峻起來。驟然嚴峻的形勢迫使**和中國**，把國內和國際的局勢聯繫起來，重新審視自己內外政策。二是德國的“調停”和英美主持的遠東慕尼黑陰謀。

1939年6月10日和13日，**在延安高級幹部會上做反對投降的報告，對當時的形勢進行了全面的分析。他指出：國民黨投降的可能是從抗戰開始就存在的，但成為時局的最大危險，則是目前政局中的現象。其原因有三，一是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動搖；二是日本的誘降政策。武漢失守后，侵華日軍也改變戰略，對國民黨統治區由過去的軍事進攻為主，變成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而把主力逐步地用以對付中國**及其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強調，日本“滅亡中國建立東亞新秩序的基本方針（總路線）是堅定不會自己動搖的，但是他執行此基本方針的方法（或策略）是軟硬兼施的，有伸縮性的，並且作出某些暫時的局部的表面的讓步，以求達其根本目的”。三是英、美、法的壓力。他在一一列舉了所謂民主國家英法美等，自中國抗戰以來冷眼旁觀和乘機大做軍火生意等所作所為之後，指出：“一切這些，其中心目的，在於消耗戰爭雙方，等到精疲力竭時，他們就以‘健全的身體’出來喝令雙方停戰，使雙方都聽他們的話。”**提醒全黨，“英美法策動的遠東慕尼黑，現在接近了一個緊要時節。他們似正在作這種想法：希望中國再打半年，雙方都更疲弊一點，那時就到了遠東慕尼黑開幕之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