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附錄二（6）

就中國**和**來說，共產國際曾經為中國**的創建，推動大革命的蓬勃展和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是由於它遠離中國的盲目指揮，粗暴地干涉中國**的領導，也曾給中國的革命事業帶來了嚴重的危害。*****作為中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開創者和正確路線的代表，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幾次受到執行“國際路線”的“左”傾機會主義者的打擊和排擠，他對無條件執行共產國際指示而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危害，有着非常深刻的認識。但是**並不計較個人的恩怨得失，他把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結合起來，客觀地看待二者的關係。在他實際擔任中國**的領袖之後，仍然非常尊重共產國際蘇聯的領導。因為，一個強大的鄰國——蘇聯的存在，特別是這個鄰國與中國**有着相同的意識形態，由她實際主持的共產國際又和中國**有着上下級的隸屬關係，再加上蘇聯在世界人民面前一貫保持有愛好和平和進步的姿態，這對於在艱難困苦中不懈奮鬥的**和中國**來說，那裏是希望和重要的精神支柱。因此，在這一時期，**始終把爭取蘇聯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援助，看做是中國人民贏得抗日戰爭的第一位的外部條件。他在1937年7月23日，即中國的全面抗戰爆后第一次正式闡述中國**的外交方針時，非常鮮明地提出：“立刻和蘇聯訂立軍事政治同盟，緊密地聯合這個最可靠最能夠幫助中國抗日的國家。”

而共產國際自1935年7月確立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路線以來，政策上有了很大的轉變，工作方法上也較過去更注意尊重和揮各國黨的自身作用。因此，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爆前到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這一時期里，中國**和蘇聯、和共產國際的關係一直比較融洽，特別是在全面抗戰爆前和抗日戰爭的前期，共產國際對促成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起了積極的指導作用。但這只是一個方面的況。

另一方面，蘇聯和共產國際在西安事變等一系列事件中的態度和行動，並不是完全符合**和中國**的意願。在某種意義上說甚至是有些令人失望。在長征後期**和中國**有“打通國際線”的計劃，希望能和蘇聯連接在一起，依託蘇聯建立起鞏固的根據地。這個計劃後來未能如願，除去國民黨強敵的封鎖等原因外，得不到蘇聯的實際援助不能不是原因之一。西安事變前，中國**在同東北軍、西北軍建立統一戰線關係的過程中，有可能得到蘇聯的支持是**在談判中的重要砝碼。但蘇聯和共產國際在西安事變中對東北軍、張學良的斥責，以及他們要竭力洗清自己與事變干係的態度，與中國**的期望是根本相反的。進而，在與國民黨的談判中，**和中國**除了在政策上得到若干指導性意見外，在事實上也很難得到蘇聯方面實際的甚至是口頭的聲援或幫助。特別是王明在1937年10月回國后，貫徹共產國際“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指示，所造成的危害，以及**的堅決抵制和鬥爭。這些都反映了雙方在政策上的分歧。

在對外政策上，如前所述，**是從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這一基本事實出，把世界各國劃分為支持中國反抗侵略者的、中立的或有可能支持中國的和支持日本的德、意法西斯國家這三類，以此來確定中國**和中國的戰時外交政策，而不是根據蘇聯的外交政策如何。**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在1939年有過變化，主要的是把原來作為爭取對象的英法美不加區別地看做是與德意日一樣的帝國主義國家，並對蘇聯與德國簽定互不侵犯條約的行為進行了辯護。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來整個的歷史展進程看，我們不能說**的這個判斷是確切的。但如果希特拉當年不是先向西同英法開戰，如果日本不是南進同英美作戰，而是先分別從兩個方向佔領蘇聯，然後再與英美法爭奪世界，我們能說**的判斷不正確嗎？歷史不能假設，我們還是討論一下**的判斷是依據蘇聯的需要作出的，還是根據中國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獨立制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