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附錄二（4）

（三）

1936年～1946年的外交活動，**儘管是初涉外交舞台，但仍顯露出影響他整個外交生涯的一些特點。

第一、**是作為政治家和軍事家的雙重身份登上世界外交舞台的，儘管各種問題錯綜複雜，但他不為具體的外交事務所陷，而總是能從宏觀上和戰略上考察問題，一開始就顯露出番茄的戰略眼光。如1936年7月15日他同第一位到蘇區的外國人斯諾的第一次談話中就指出：中國人民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日本的侵略不僅威脅了中國的和平，而且威脅了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地區的和平。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敵人，而且也是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敵人，特別是美英法蘇等與太平洋地區有利害關係的國家的敵人。”根據這樣一個基本點，他鮮明地提出，除了日本和幫助日本的國家以外，所有的國家，包括蘇聯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乃至英美等在太平洋地區有重要利益的國家，可以組成反戰、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聯盟。他沒有計較這些國家歷史上與中國的恩怨如何，也沒有計較這些國家在現實中的矛盾和差別，而是從反對日本軍國主義擴張這一個共同點上，提出建立世界聯盟的戰略思想，反映出**那戰略家的深邃眼光。

第二、**把“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的思想，作為他外交活動的出點和歸宿。他說，我們不是也不能是閉關主義者，中國早已不能閉關。“中國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國與世界緊密聯繫的事實，也是我們的立腳點，而且必須成為我們的立腳點”。雖然當時中國人民正在為從日本殖民地化的黑暗統治中擺脫出來而苦苦掙扎，但他卻深信：“將來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國，是和將來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離的”

正因為樹立了這樣一種思想，所以他特別關心國際形勢的變換，總是習慣於把中國和世界聯繫起來觀察問題、解決問題。他對國際問題的分析和研究，影響他對國內形勢的判斷；反過來，**對國內問題的綜合歸納，也是他對國際問題作出判斷的重要條件。雖然這一時期他對一些國際問題的分析和判斷，並不都是十分準確，但已經在外交領域展示出一個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家的高超智慧和博大胸懷。

第三、**是為了爭取國際社會的同與支援，把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從日寇的鐵蹄下解放出來，才開始接觸外交問題的。和1840年以來中國曆朝歷代的反動統治者（包括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相比，**在外交問題上的一個根本不同之處在於，他以全中國的人民為後盾，以維護中華民族最大多數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為目的，把捍衛國家的主權和尊嚴始終作為其外交活動的第一要義。雖然他十分注意策略，非常講求團結多數、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但他和過去那些反動統治階級的所謂“以夷制夷”不同，他運用靈活機動的外交策略的先決條件，是堅持獨立自主和平等互利的原則。他強調“中國無論何時也應以自力更生為基本立腳點”。雖然他一再為爭取歐美國家的同和支持而努力，但他始終把中國人民自己的團結和覺悟視做奪取抗戰勝利的最終力量。他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就明確地告誡全黨“我們必須看到國際和平陣線各國有其各不相同的況。資本主義國家，人民助我，政府則取某種程度的中立態度，其資產階級則利用戰爭做生意，還在大量輸送軍火和軍火原料給日本。社會主義國家，根本上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在援華問題上已經具體的表現出來；然而國際形勢目前還不容許它作超過現時程度的援助。因此，我們對國際援助暫時決不應作過大希望。拋開自力更生的方針，而主要地寄其希望於外援，無疑是十分錯誤的。十五個月經驗證明：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時不放鬆外援之爭取，才是正確的道路。”（6）他在向斯諾表示蘇維埃政府歡迎外國投資時，也曾鄭重聲明：我們歡迎用於建設目的的外債，但是，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對影響中國政治權利的外國投資，一概不予承認”。（7）由於堅持了以我為主的原則，這就和那種“從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倒向另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屈辱外交徹底劃清了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