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七夕之夜（2）

明治維新后，日本佛教勢力日益擴張，在政府的支持下介入政治，大有政教合一的趨勢。凈土真宗在明治時期，就為日本帝國進行中日甲午戰爭以及日俄戰爭效勞。日本凈土真宗的創教人親鸞，他宣揚只要口誦“南無阿彌陀佛”的念佛，就能到“凈土”往生，但往生或不往生在於“信”，只要對阿彌陀佛有信心，這人就可以往生成佛了。日本凈土真宗的主要派系，有西本願寺的本派和東本願寺的大谷派。這些佛教的宗派，在明治政府動甲午戰爭前後，都從事對日軍的慰問和布教活動。

不甘寂寞的日本佛教，也希望在日本的對外戰爭中有一番作為。對於向中國大陸的布教活動，東本願寺的大谷派比西本院寺的本派更積極，急不可耐。東本院寺的長老石川舜台，在明治初年即向真宗大谷派第二十二代法主大谷光瑩倡議，要儘早在中國大陸開展布教活動。其布教的動機，固然說是為宗教上的信念，但這些口頌佛經的和尚們的胸中，也附和帝國政府的野心。他們懷抱着日本要向東亞雄飛的“大志”，決心先教化中國和朝鮮的民心，以使中朝兩國的芸芸眾生，都聽命於日本僧人的說教。

明治維新開始不久，1873年，大谷光瑩法主即派東本願寺僧侶小栗棲香頂和谷瞭然等人，遠赴中國大陸探路，為東本願寺日後在上海以及中國其他地方開設布教所或學堂打前哨。

經過一番籌備，1876年，日本侵略軍向朝鮮投石問路的同年，東本願寺先來到中國最大的都市——上海，在虹口河南路設立了“東本願寺上海別院”。上海，成為日本佛教界在中國“開拓疆土”這趟列車的始站。

而日本佛教其他各宗各派，也蜂擁而來，紛紛登陸中國這片他們心中的“樂土”。他們在中國各地建立宗教機構，積極推行日本佛教獨有的教義。日本僧人改造了日本佛教，使其為武士道教精神麻醉的軍人政府服務。東、西本願寺派在華開教的基本目的，便是所謂的“使中華歸我真宗”，野心可見一斑。

到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為止，東本願寺已經在華設立了幾百個宗教機構，中國各地佈滿了各類傳教所。這些日本在華佛教機構積極配合日本的軍事侵略，幫助在華日軍與日僑打擊中國人。如上海的“日本東本願寺上海別院”，無論在1895年的甲午戰爭、1932年的一二八戰役，還是在1937年以後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中，都積极參与支持與慰問在華日軍，多次到停泊在吳淞口的日本海軍第3艦隊上去做慰問道場，甘作法西斯的幫凶。

大谷光瑞何許人也？他是凈土真宗本派第二十三代法主。20世紀初日俄戰爭之際，日本佛教界積極為戰爭效勞。大谷光瑞為了戰爭需要在東本願寺設置了“臨時部”，命其弟大谷光朋以及其他許多僧侶擔任軍隊的布教師，從事對日本軍隊的慰問、布教和葬儀工作。

大谷光瑞本人，也是位不甘寂寞的僧人。在義和團事件生之前的1899年，他便遠赴中國西北敦煌石窟等地，取得中國佛教至寶《貝葉經》。義和團事件后的1902年，他率領西本願寺留學僧，組織西域和印度探險隊，調查印度佛跡，總共為三次西域探險隊的教團事業出資而負債數百萬日元。他以佛教為基柱的國家主義思想，為昭和時期日本帝國侵略亞洲的政策製造理論。

大谷光瑞擔任東本願寺派法主期間，也正是日本軍政要人疾呼“西進”時期。其弟大谷尊由1937年擔任近衛內閣的拓務大臣后，大谷光瑞感到了幾分榮幸，更加積極活動，穿針引線，經常來往於中國大陸、台灣及南洋各地。

時任日本駐華大使館駐北平武官助理的今井武夫在回憶錄中寫道：大谷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滿洲、台灣、中國、馬來亞、爪哇等地進行周期性的巡迴旅行。他對日本的對外展政策，具有透徹的見解。中日戰爭爆后，大谷光瑞擔任了大東亞建設審議會委員，同時就任近衛內閣的參議、顧問。在日本戰敗的1945年8月15日，他滯留大連，直到1947年才回到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