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後記（4）

淫威下就不得不震顫，從此不得不變得自抑，不得不畫地為牢，不得不變得千人一面。借對瘋漢非理性行為的懲治，被統治者於是得到一個暗示——理性的人也必須建立心靈的禁區、思想的禁區，先是論的禁區。

\"中國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個人永不被現這一點上。一個人簡直沒有站在自己立場說話的機會，多少感要求被壓抑，被抹殺。\"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如此分析。我們認為，乾隆之盛世，因文化的高壓而成為中華大國由此轉衰的里程碑，民族的悲哀也由此越深重，與正在覺悟的走向光明的西方也從此差距日遠。

雖然，我們還能夠看到，此時的乾隆只是為皇太后做一個六十壽辰，就讓1751年的京城由西華門到西直門外的十餘里，\"剪綵為花，鋪錦為屋\"，\"每數十步間一戲台，南腔北調，備四方之樂\"。同期的權臣和坤，一碗豬肉動輒殺掉50頭豬，取甚背肉一臠，余皆棄之；一盤駝峰，必得殺三四峰駱駝。如此太平盛世、氣象奢華的背後，卻是**的日益嚴重，是民主的進一步衰微，是國家的逐步沒落。廣大民眾決不會有\"一頭人\"的尊嚴；苟且模稜之徒、阿諛奉承之輩才有可能過上\"一位豬\"的生活，帝王及其親近的權臣越來越失去一切有效的制衡。於是，\"中國社會只有兩種階級：踢人家屁股者，及預備屁股給人家踢者\"（林語堂《論踢屁股》中語）。

蜚聲全球的大科學家李約瑟認為，中國的科學技術進步維艱，與思想封建不無關係，就連《天工開物》之類巨著在中國消失，都與文字獄緊密相關。李約瑟稱《天工開物》為\"中國最偉大的科技經典\"，但七年之後就沒人敢重新印刷，只因為宋應星在序中提出當時的滿州南部和吉林地區尚為蠻荒落後之地，無疑是對清王朝祖先的\"惡毒攻擊\"，還有誰敢冒風險去積極傳播這部著作呢？科技的進步不過為帝王一家服務而已，國家的繁榮也只是一個家族的強盛。

與文化的封禁相比，邊疆的各種封禁就更是微不足道。\"海禁\"遂成為再自然不過的無庸議論之題。《重纂福建通志·海防》（卷28）載，\"設禁之意，特恐吾民作奸勾夷，以窺中土\"。以前乾隆帝1760年10月就轉了兩廣總督李侍堯的《防範外夷規條》：禁止夷商在廣州過冬、夷人去

廣州只可寓居其洋行、中國人不得受雇於外夷等等。難怪道光帝派人審問英俘所提問題是：\"該國地方周圍幾許\"、\"英咭唎到回疆有無旱路可通\"、\"與俄羅斯是否接壤\"等。

從明朝開始海禁，特別到清代中葉的以\"與異域交將成為帝國之患\"，中國就停止了參與世界秩序的建設；到了鴉片戰爭，只能被動地接受別人設立的諸如\"租界\"、\"最惠國待遇\"之類的\"新秩序\"；後來雖然生了只剪去了辮子的辛亥革命，但軍閥混戰使上下無暇他顧；抗日及內戰時期更是管不了許多，好不容易以二戰戰勝國的身份加盟籌建聯合國，卻也一直未能建設性地圖謀世界秩序的建立。中華大國，太長時間，對世間的一切，不參與、不接受，關起國門、自我欣賞，坐視異國之崛起。

黑格爾說得對：\"中國缺乏歐洲人開拓海洋的巨大勇氣，而在自己廣袤土地上自我陶醉於農業社會的節律。對亞細亞國家而，海只不過是大地的盡頭、中斷，他們與海沒有積極的關係。\"（《歷史哲學》紐約1956年版）

聯想到18年前極力歡呼海洋文明的《河殤》，對黃土地以東的海洋如此頂禮膜拜，雖然不免偏頗，但其開放的呼籲是可以理解的。再聯想到11年前氣壯如牛地喊《中國可以說\"不\"》，又不由得令人長吁短嘆：文明是相互流動，相互學習。一邊緊握鐵拳\"打倒美帝國\"，一邊為不能立馬取得美國簽證而憂心忡忡。幼稚得可愛的中國青年與當年成熟得過了頭的乾隆幾齣一轍：一邊對英夷來朝不屑一顧，\"朕於入貢諸邦，誠心向化者，無不加之體恤，用示懷柔\"，一邊急不可耐地去把玩夷人送來的鐘錶之類的洋玩意兒。從乾隆大帝以來的自我封閉，除了自大為臭，還能對大國崛起產生什麼樣的作用？只是，對志滿意得的乾隆爺，怎麼會有人斗膽去勸誡、提醒。有聲音的是伏爾泰一類的文化人，而中國因為文字獄而失去了產生盧梭的機會。

汪中求

2007年12月5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