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後記（3）

不，馬嘎爾尼也不全對。即使有才幹的人上了這艘千瘡百孔的大船，在甲板上指揮，也不能保證它不沉沒。從這個意義上說，鴉片戰爭不過是

在合適的時候通過炮火證明了以上判斷而已，這與時任\"船長\"的道光帝等的能力以及勤勉、節儉的個人素質，其實已沒有多大關係了。就如梁啟超說李鴻章：\"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

誰也無力扶大廈之既倒。

四

軍事、經濟的落後，自然源於政治、體制的落後。而大清帝國的政治與體制的落後恰恰起於極盛時的康乾盛世，尤其明確地起自於性本奢侈、好大喜功的咸豐。就像今天的讀書人讀到的奇書《紅樓夢》一樣，這部因作者去世不得不中斷於1763年的巨著，一方面毫無疑問地是乾隆盛世的驕傲，另一方面作者先要告訴我們的正是\"盛極而衰\"的暗示。

當然，歷史是不可以憑着文學的描寫和議論去作推理的。早在1820年代黑格爾就在他的演講中經常提及中國，他認為的中國是\"只有一個人擁有自由的東方國家，這個國家一直視自己為中央之國，其餘皆為外化。因此對外國的況就很少有興趣，更不用說試圖去獲取精確的信息或作詳細的研究，即使偶有一些對國外的文字記載，也往往混雜着大量荒唐的臆測，同時充滿了不屑一顧的語。\"乾隆皇帝在給英國女王的書信中，認為英國女王\"況爾國王僻處重洋\"，派人到中國來自然是\"仰慕天朝\"，帶來禮物則是\"輸誠納貢\"。乾隆皇帝在給喬治三世的信中也是同樣的調子：\"天朝德盛遠被，萬國親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朕）不貴奇巧，並無更虛爾國制辦物件\"。正如《中華帝國全志》的編者杜赫爾德的判斷，中國\"對外在世界的無知導致他們產生一種荒謬的認識：他們是整個世界的主人，他們居住在世界最重要的地盤上，不在中國疆域內生活的人都是野蠻愚昧的\"。看看我們自己的文獻，《清朝文獻通考》卷293之《九裔》對\"裔\"的解釋：\"大地東西七萬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環。其緣邊濱海而居者，是謂之裔，海外諸國亦謂之裔。\"

我們的皇帝實在應該去看看海洋那邊的世界，環顧一下\"裔\"人的生

活。西方列強之所以不斷強盛當由思想革命開始，而以大國自居的東方帝國此時竟然渾然不覺，就連後來已算特別開化的、寫過《瀛環志略》的福建巡撫徐繼畲都驚嘆於美國奇特的沒有君主的政府：\"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直到當過大使的郭嵩燾才有更為深刻一些的認識，他在英國寫信給李鴻章說：\"我們必須風俗敦厚，人民家給戶足，作為基石，然後才可以談到富強。船堅炮利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國的根本。中國之大患，在於士大夫沒有見識。\"

當時的中國真正的大患是沒有見識。

五

沒有見識，豈止是士大夫？先是君主帝王沒有見識。湖南人揚要搗毀其住宅、開除其湖南省籍的郭嵩燾不敢說出來而已。當時的封建王朝，又有幾人敢於直陳天子之無識？

民眾之聲不能抒，算起賬來也許要從始皇帝開始，毀掉那麼多書，殺了那麼多讀書人。但是我們卻要從17世紀後半葉開始清算，因為在這個階段中華大國認為的野蠻蒙昧的洋人正在轟轟烈烈地推動共和、議會、民主、自由，而自以為居住在世界最重要的地盤上的封建帝國卻反其道而行之，在瘋狂地進行一場文字獄。雖然當時的中國幾乎達到了封建制度所能允許的輝煌的頂點，但因為文字獄對文化人的嚴重打擊，思想逐漸禁錮，對後世中國社會的展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由此，我們把中國社會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定位在乾隆帝的強盛時期，並試圖具體地定位在1750年前後。

文字獄不是乾隆的明，他的父親和爺爺也早就採用過，但乾隆時期的文字獄不下130起，大大超過康雍兩朝之和，而且尋章摘句、穿鑿附會、強加罪名、用刑極酷、株連甚濫。更加不可思議的是其中有瘋漢以文字獄獲罪25起，佔總數的近20％。對瘋漢夢囈似的語文字都進行不合人道論的懲治，這種看似荒唐的背後隱藏着一個深刻的罪惡——對正常思維的健康人提出了\"閉上嘴巴\"的嚴重警告。當瘋漢被千刀萬剮、在死刑柱上嚎叫，正常的人性和自然的慾念就會受到痛苦的折磨，一個理性的人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