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譯者序（4）
二、從《行為聯邦制》到《技術賦權》
這是譯者為鄭永年教授翻譯的第二本書，第一本為《中國的“行為聯邦制”：中央-地方關係的變革與動力》，東方出版社，2013年4月版。***結合之前譯者翻譯的另外一本書，譯者試圖將二者做一個類比分析。雖然這兩本書的寫作年限間隔較長，並且基本屬於中國研究的不同領域，但是從這兩部著作的寫作特點中，還是完全能夠看出作者的學術風格和學術思路，譯者現就以翻譯這兩本書的感受為途徑，嘗試分析其在政治學著作寫作中的特點與風格。
（1）解釋中國
“解釋中國”端於鄭永年教授在普林斯頓求學期間，成熟於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期間，並通過近幾年媒體對其的若干採訪而為中國讀者所知曉。參見鄭永年：《知識分子的使命是解釋中國而不是改造中國》，原載《南風窗》，2011年7月6日；鄭永年：《中國知識分子改造世界的心太急》，原載《時代周報》，2011年9月29日；均轉引自鄭永年：《通往大國之路：中國的知識重建和文明復興》。可以說，在這兩部學術著作中，“解釋中國”表現得尤為明顯。
什麼是“解釋中國”呢？就是先要知道中國生了什麼，任何對中國現象的深入分析，必須先要了解這一點，並從經驗中提升出其內在的邏輯和規律。其次是不能簡單地用西方的經驗來比對中國，更不能輕易套用從西方經驗中得出的理論和邏輯來解釋中國生的現象。在學術史上得享大名的著作，都先是當代最好、最為深入的時評作品之一，它們無一不是在對當時當地的經驗進行總結的基礎上得出的分析。按照作者自己的說法：“馬克思的‘階級論’、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都是通過考察當時西方社會，把社會現實概念化、抽象化的結果。”鄭永年：《知識分子的使命是解釋中國而不是改造中國》，原載《南風窗》，2011年7月6日，轉引自鄭永年：《通往大國之路：中國的知識重建和文明復興》，第185頁。
同樣，“解釋中國”並不意味着要拋棄西方的經典著述。相反，我們應當看看西方的經典著述是如何通過觀察西方社會的實踐從而得出令人信服的觀察結果的。簡之，就是要注重理論和邏輯提煉和產生的過程，而非僅僅重視其結果。例如，作者在文中所採用的西德尼·塔羅（sydneytarrow）的觀察，就比照的是其如何觀察並“指出了商業出版媒體和社團及社會化活動新模式的展對社會運動的影響”（參見第二章）。此外，對於一些普適性的觀察，或至少是在對中國經驗進行觀察后，現也可用於解釋中國的，也可以大膽採用。
因此，解釋中國就需要對中國的經驗進行總結和觀察。在這兩本學理分析濃厚的書中，有着許多的案例分析。《行為聯邦制》分了4章，分別闡述了江蘇、浙江、廣東和西南經協會與中央政府的關係，通過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geertz）所稱的“深描”的方法，向我們展示了中央-地方關係的許多重大細節，並通過讀者自己的閱讀去體會“行為聯邦制”的具體內涵。同樣，在《技術賦權》一書中，作者在第五章和第六章各用了幾個案例，來分別表明民眾是如何將互聯網作為表達的工具，以及採用了不同互動戰略的網絡推動型集體行動是如何導致了不同政治結果的，從而最終解釋了國家和社會如何在互聯網所創造的新的公共空間裏競逐權力，並在特定的況下相互改造對方。
出於“解釋中國”的考慮，作者在書中採用了另一種“中體西用”的方式，因為要向西方社會解釋中國，就必須使用西方的術語、文獻和觀念，以使得西方世界不至於感到太過陌生；又因為是要解釋中國生的事，因此就必須在採用西方術語的基礎上，對這些術語進行新的定義，也就是說，將這些術語的內涵“中國化”，同樣一個提法，在解釋中國的時候，其內涵與西方的內涵並不一致。例如，在解釋中國領導人對技術的重視上，作者採用了“技術民族主義”（technonationalism）這一術語，並在第二章用了不少的文字來描述什麼是“中國版”的“（新）技術民族主義”。再者，作者在解釋互聯網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政治自由化”時，為了避免與中國語境下略帶負面詞義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相區分，也對其具體含義做了定義，那就是“推動了政治開放性、增加了政治透明度和產生了政治責任制”（第四章、第六章和第七章）。雖然作者沒能在本書中就“政權變革”（regimechange）做一個中國式的定義，不過，在作者的另外一本著作中，曾經對這個術語進行過詳細的“中國式定義”，作者認為：“西方社會所討論的regimechange，中文翻譯成為‘政權更替’，這個譯法的意思並不是很確切……regimechange比‘政權更替’具有更豐富的含義……這個概念更多指的是政權形態的變化，也就是要改變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人民的關係。這種變化不是革命，而是改革，就是對現存的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人民的關係進行變革，使其走上一種良性的互動關係，因此對政權和社會都有好處。”鄭永年：《全球化與國家的轉型：西方、亞洲和中國》，轉引自鄭永年著：《危機或重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命運》，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87頁。考慮到這一層含義，譯者在翻譯本書的時候，將regimechange翻譯為“政權變革”而非“政權更替”。同樣，為了向西方讀者進行快速有效的解釋，作者運用了類似“西方民主國家”這樣的術語，但是作者自己的傾向並不完全認為民主只有西方的模式，這一點，在作者的其他許多時評和專著中都可以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