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第四節 “四個系列”（3）

梁：有沒有自己生活的影子？

閻：有那麼一點點。***

梁：80年代末，你才走上文壇不久，可此前，你已經寫了“東京九流人物系列”。寫系列小說是你預先設計好的，還是偶然的？

閻：“東京九流人物系列”是預先想好的，但“瑤溝系列”小說的形成非常偶然。這組小說最先寫的是《瑤溝的日頭》，原名叫《日頭棺材》，《中國作家》雜誌時把它改名為《瑤溝的日頭》；第二部寫的是《瑤溝人的夢》，原名叫《十八小隊》，《十月》雜誌時，把它改名為《瑤溝人的夢》。它們是在同一月份表出來的，這就忽然有了一種“系列性”。想到“系列”可能會更引起人們注意，也就系列着寫了下去。

梁：達到了你的目的嗎？

閻：基本上滿足了年輕時的成名欲。

梁：這是不是你成名的經驗？

閻：經驗談不上。作為一個作家，想成名不一定要寫出最好的作品，最重要的是得寫出好看的作品。寫“瑤溝系列”時，完全是一種非自覺狀態，蒙頭蒙腦，仰仗的是生活的經驗和感受，而不是文學修養和寫作技巧。

梁：具體的、直接的，其實也是最初寫作的直覺與經驗。從這一組小說看，可以說你對農村的生活異常熟悉，如鄉村的權力、宗法、派斗、風俗、自然等。

閻：這是我賴以寫作的土壤。

梁：後來“瑤溝系列”組合成了一部長篇后，我對它的名字特別感興趣，“感獄”，就好像是整個村莊鋪墊出來的道路。反過來，它又像一個牢籠一樣制約着你的展。家庭的擠壓、感的擠壓、集體目光的擠壓，它們會使一個人不知道他在做什麼，會使你逐漸偏離了“個體”追求的軌道。

閻：也許是這樣。你是農民，在你的內心深處，你就永遠背負着農民的沉重。這是無法擺脫的。

梁：可也是一種寫作的財富。

閻：其實是人心靈上的傷害。我寧可寫不出這樣的小說，也不願有這樣的傷害。

“和平軍營系列”：還原到一種對人的基本尊重

梁：應該說你的第一部中篇《小村小河》就是典型的軍事題材小說，但是因為不是正面描寫戰爭的，就被忽略過去了，這也反映了當時文學對軍事題材小說的定位問題。但是，你並沒有把這一題材延續下來，而是經過了一段時間才又回來的。你是什麼時候真正開始寫軍事題材小說的？

閻：在“軍藝”上學期間寫了“瑤溝系列”，畢業后，也就是90年代初期，才開始寫所謂的“新軍旅”、“農家軍歌”、“農民軍人”的“和平系列”，《尋找土地》、《中士還鄉》、《和平雪》、《和平戰》、《和平寓》、《夏日落》等等這樣一批。我個人不太贊成“軍事題材”這種說法、這種對小說的歸類式的劃分。

梁：不管你贊成還是不贊成，你的這一系列小說還是給軍事文學帶來了極大的衝擊力。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軍事文學的寫作方向。在軍事文學中，你的寫作，被公認有兩大貢獻：一、次把“農民軍人”作為一個整體概念進行闡釋，即所謂的“農家軍歌”；二、寫出了在和平時期的軍人形象和精神狀態。因此，被稱為“新軍旅小說”。你是如何為你的軍事小說定位的？

閻：說到“農家軍歌”，不能忘了陳懷國的小說創作。“農家軍歌”這一軍事文學的概念是評論家朱向前提出來的，但它的直接來源卻是陳懷國的一篇小說題目-《農家軍歌》。

梁：沒有看過陳懷國的小說，他還有哪些作品？

閻：90年代初，他寫了不少這一類所謂的“農家軍歌”的作品，如《毛雪》、《農家軍歌》、《黃軍裝、黃土地》、《遍地葵花》等，都很有影響，不斷被《小說月報》轉載，可惜後來寫得少了。

梁：為什麼？

閻：搞影視去了。

梁：是什麼誘因引你寫了這十多部“和平系列”的新軍旅小說？

閻：直接的原因是1991年我在“軍藝”讀書畢業之前，和朱向前有了一次很有意義的談話。這次談話，對我今後的創作有相當的影響。在他家裏，我們整整談了四個小時，主要內容是談當時軍事文學的展。朱向前是軍事文學評論家中比較有個性的一位，或者說是找到了自己話語的評論家。那次談話，我們主要談了幾點：一、朱向前詳細地分析了軍事文學的現狀；二、他提出為什麼軍事文學必然要關注“農民軍人”的問題，說道理非常簡單，我們的兵源90%來自於農村，農民的劣根性、局限性和農民的要求都必然帶進了軍隊，也必然影響着軍隊的建設。我好像對軍事文學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對朱蘇進的一些充滿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的觀點談了自己不同的看法，認為充滿理想的東西在軍事文學中應該存在，但它不能一統天下，不能掩蓋一切，至少說不應該掩蓋軍人生存的真相。隨後，我們談到對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看法問題。這一問題是非常敏感，也有許多爭論。但有一點，我們都認為，軍事文學必須恢復到對“人”的基本的尊重上來。他把這稱為一種“視點下垂”，把軍人和人平視。現在看來，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但我認為直到今天，軍事文學還沒補上這一課。而這一點，恰恰是上課的鐘聲，可我們的軍事文學、軍旅作家，又恰恰把它當成了下課的鈴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