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倫敦和殖民地的衝突
美洲革命根源為何，研究它的理論恐怕比英雄傳說的作者還要多。從這場衝突中產生的最早假設，是現在學校教科書里一直遵從的史話：這場革命是善良的人民激於義憤之起義，因為他們喜歡理性的進步政治，反對喬治三世暴虐、不通人性、違反憲法之法令。另一方面，是保王派的解釋：獨立戰爭是律師和走私商帶着鄉巴佬干違法勾當的暴力結果，他們想逃避那些為整個大英帝國制定的溫和而明理的法律。這是早期兩種有模有樣最經典的信條。
隨時間流逝，逐漸生出了很多疑問。19世紀，英國民主政治興起，這些推測也得到了修正。英國的自由黨人非常痛恨保王黨——就像諾思勛爵看好約翰遜博士鄙夷塞繆爾·亞當斯和帕特里克·亨利一樣——他們逐步得出了一種新的論斷：美洲的鬥爭就像我們國內的那場英勇鬥爭一樣，那場由拉塞爾、科布登、布萊特和格拉德斯通領導的鬥爭，其目的只是為了建立超越英王、教士、貴族地主及英國工廠主的統治而已。
這種說法獲得了黨派鬥爭的支持，也給梅、格林和特里維廉的歷史書披上了嚴肅外衣。這個理論成了合眾國一個才智傑出小圈子的真理。同時，美洲逐漸形成了一個超黨派性的理論——即使有文件支持也罷——即所謂科學歷史學派，他們直接研究原始記錄、文件、回憶錄以及當時其它一切文獻。他們為此寫出了很多專題論文，這些論文多少奪去了那時代雄辯家耀眼的光芒；美國人信實而獨到的見解也很快打破了他們的說法。快樂的社交活動加速了解構過程；很多革命英雄後代積聚或繼承了財產，也受到了英國上流社會歡迎；他們開始用比較和善的眼光看待“喬治三世寵臣”之後。
尤其在美國加入世界大戰後，熱情點燃的怒火使這種趨向更加強烈。有些美國學者一時心血來潮，從研究突然轉入宣傳；他們改寫自己的著作，試圖表明，美洲革命或多或少是開國元勛們在道義和策略上犯的錯誤罷了。結果，一種新假說很快流傳開了：美洲革命是因為不必要和不幸的爭執產生的，爭吵時，他們說了很多不真實的話，做了很多不公正的事；所以，最好忘掉過去吧，然後興高采烈地宣佈，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英語國家的人民就開始引導世界進行民主和專制之鬥爭了。
看起來，大不列顛帝國好像又要從分離中重新聯合了，至少是經濟和道義上的，但是，凡爾賽和約打破了這一僥倖情結。很快地，這片大陸上又聽到德國人和愛爾蘭人的聲音了，那些沉醉英美聯盟幻想的人突然醒來，發現自己又處在批評的包圍之中了。歷史再度記下了風向轉變。
所以，要讀任何一本美洲革命史論，都必須先了解作者寫作的動機。他是不是準備讓英語國家在下次世界大戰中聯合起來？他有沒有考慮過條頓人或愛爾蘭人對美洲國家制度的某種概念？或者，他是否想發現，如果和當時政客陰謀無關的話衝突到底是怎麼發生的？至於本書，目的很簡單，即深入挖掘那種決定英國和美洲統治者之間鬥爭性質的事實——我的理論就是：只有不成熟的青年，才會讓宿怨影響他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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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上面彙集的主要材料，已經能公正地描述美洲人民不同於母國之經濟活動、政治制度和文化生活了。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讓其他重要材料同樣突顯出來。18世紀的英國，處於地主和商人兩個有勢階級的統治之下，他們基本不受手工業者和農民的制約。17世紀貴族階級和中產階級激烈的革命鬥爭已經平息，變成了較為溫和的政治辯論。
實際上，此時的貴族階級大部分已從商界得到補充；伯爵們也不怎麼反對兒子和富商女兒成親；公爵們猴急得就像菜販子一樣，想在黑奴貿易和美洲商業方面插一足。議會上下兩院就是由這些人的代理人控制的。地主除了上院有人外，在下院也控制了許多議席；另一面，商人最善於在城裏委派的下議院議員中物色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了。
通過代議制度，地主和商人的一小部分特別便於保持他們的支配地位。選舉權也有財產資格限制，所以800萬英國人中只有16萬人有選票。像利物浦、曼徹斯特和里茲這些新興城市，雖然在中世紀有議會時代就興起了，但現在下議院還沒有代表；另一方面有很多地主控制的小村莊，投票人很少，卻派了一到二名議員去威斯敏斯特。要說喬治三世的英國被一萬名地主和商人統治着，還是保守估計。甚至王室也不過他們的一個牟利部門。1688年光榮革命后，王權受制於議會，並在幾位喬治國王時期進一步遭到削弱；這些國王只要看着財庫充滿就好，只惦着自己在德國漢諾威的老家，對於歷史特權之類，反倒沒興趣和議會理論了。所以，到1750年，英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部門就完全落入地主和富商之手了，而後者的財富、人數和力量都在瘋狂增長。
這樣，英國的政策法令也就是這兩個階級利益和慾望的反映。明顯地，他們都受到了美洲經濟發展之影響。維持帝國的稅收有一部分落在地主頭上；他們不得不關注殖民地羊毛生產和他們的競爭，也關注一般物產，因為它們正大量流入英國和大陸市場。他們有驚人的預感，殖民地的廉價小麥總有一天會摧垮英國農業。但更多更直接的，還是商人和殖民地的關聯。除了貿易和航運業的各條連線，商人還大量貸款給美洲企業，幾乎殖民地每個經濟部門都成了他們的掛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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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英國人肯定受了和本身利益相關的帝國美好前途的啟發，為防患於未然，通過議會出台了很多控制美洲經濟發展的法令以及相關的行政措施。這些法律和決議都不是因為1760年喬治三世即位突然出現的。相反地，它從克倫威爾重商時代就開始了，延續了一個多世紀；從1660年查理二世加冕到美洲革命爆發，各種法令彙編充斥卷冊以及殖民地官方檔案。這些都絕不是激烈爭吵發生的意外政治事件，而是重商派理論的成熟果實——它把殖民地貿易看作倫敦的財產，必須由英國人壟斷，一切都必須符合帝國之利益——雖然經過很多修改，但至今還在溫言細語和崇高感情偽裝下盛行不衰。
為實施這一政策，英國議會法令分成幾個大類。第一類即是1651年的航海條例；它規定，英美之間的運輸業，只限於英國人駕駛的英國船經營。其中一個原因是維護帝國制海權，美洲居民大概也能享受這種保護，可以像英國人一樣，防止外國人從中漁利。
第二類法令統稱貿易法，即管制領地和殖民地之進出口貿易。根據其中條款，殖民地人必須把煙草、瀝青、焦油、松脂、桅杆和其他要求貨物運往英國；除這些外，其他產品可以找任何買主任何地方銷售。進口也同樣有限制；歐洲商品必須通過英國代理商才能買到——目的自然是為了英國商人保持繁榮優勢。法令第三類主要限制殖民地製造業，比如：不得為一般貿易生產羊毛品及帽子；禁止生產切割和軋鐵的機器及鍊鋼爐。
至於第四類法令，就是關懷備至保護英國債權人利益。為了保護健全的交易市場，防止債台高築的殖民地濫發通貨，1751年議會禁止了新英格蘭的紙幣發行案，這個規定後來也用於其他殖民地。緊接而來的1752年的法令規定，美洲債務人若拒絕償付債款，可以扣押其土地、產業及奴隸，英國居民的宣誓口供，和殖民地人在殖民地法庭之證詞同樣有效。這樣，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鬥爭就真正開始了。
這些法令的根源，至少是其中最突出的部分，從檔案中可以明顯看出。毫無疑問，限制美洲羊毛製品是起源於英國競爭者的抗議——包括英國商人和製造業者，地主和羊毛生產者都聯合起來，要求保護本國羊毛加工業；1699年，限制令通過，該行業為英國提供了約三分之一的出口貿易。對殖民地制帽業和鋼鐵業之立法限制，也基於同樣具體的權益抗議而產生。
上述情況也是禁止殖民地紙幣發行法案的根源。富蘭克林證明說，那條可惡的禁令，其實是一小群債權人鼓動制定的。他嘆息道，“就這樣，九個殖民地都不能再發行紙幣，但又必須經常用金銀支付英國，所以紙幣本來是它們內部商業必需的。”他把這個論點也用到了其他法令上，他說：“英國的制帽商也得了一條法令禁止美洲人制帽……同樣地，一些英國制釘商和更少的鍊鋼廠老闆（加起來恐怕不到六七個）也迫使議會通過了有利法令，禁止美洲人配置割鐵機或鍊鋼爐，所以，他們就不得不去買英國人的鐵釘和鋼材。”對外國蔗糖和糖漿徵稅的法案，也是西印度群島種植園主要求通過的；據當時人說，法案制定時，議會裏有74個議員是種植園主。
所以，1765年4月29日，《波士頓新聞》上發表的牢騷並非毫無根據的：“殖民地人不能造一顆紐扣，一塊馬蹄鐵，甚至一個平頭釘，在英國，就是一個烏柒麻黑的小五金商或有點臉的紐扣製造商，都可以大叫大嚷，說這位大人啦，閣下啦，怎麼嚴重遭受了美洲流氓共和派的欺騙、傷害和掠奪。”
研究殖民地政治的現代數學家都會承認，英帝國的立法是為了倫敦利益而制定的，但又說了這樣一句話：“母國是限制了殖民地的發展，但也在很多方面給了扶持和鼓勵。”這確是個事實。在航海條例上，美洲人確實獲益不淺；因為出產大量木材和海軍補給品，他們也因這個法令獨佔了一樁壟斷生意。並且，他們的許多商品都在英國市場得到了優待。比如，很現實的是，英國肯定是禁止生產煙草的；一是英國氣候和土壤不宜種煙草，二來煙草進口稅也可平抑房地產稅；南方種植園主也主要靠煙草來抵償他們欠英國人的債務。最後，還有幾種殖民地商品如麻、桅杆和海軍補給，都對海軍有用，所以特別享受津貼，海軍力量也保護了整個帝國的商業。雖然殖民地商品和外國同類進口商品一般，交了很多關稅，但正如亞當·斯密指出的，總的來說，不列顛的帝國政策“還是不如其他歐洲國家偏狹和暴虐的”。
現在很多人都極力誇大這種辯解，甚至費盡苦心證明說：總體上，殖民地從帝國政策中獲得實利已經大大超過了因為限制遭受的損失。為了辯論，我們不妨先承認它是對的，雖然這和歷史學無關。我們已經知道，立法起源是明確的；它的確在諸多方面限制了美洲的經濟事業，也不容置疑。就像通常的經濟衝突一樣，1776年收支平衡表的變化，並非因為在分類賬冊和現金出納簿上使用了精確的損益算法，而恰恰是由於對抗行動產生的情緒和理論導致的。就此而言，恐怕最有權力的政治家頭腦，也無法通過英鎊、先令和便士來作預測，得出任何法令或政令的無論遠近的影響和後果。總之，不管會計師的結果怎樣，毫無疑問，英國的地主和商人之所以定那麼多限制法令，其目的是要獲得利益而不是為了損失，有時候相持不下，一個階級的利害得失可能也會遷就另一個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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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論什麼根源和目的，限制措施都不可能自動實施的。所以，必須調整或建立相關機構，以便一面實施英國法律，另一面又可約束殖民地議會。其中為首的當屬中央行政管理委員會，它在不同時期有不同名字。這個主意來自兩個英國商人，他們在殖民地和海外貿易中有大量投資。它於1660年正式建立，設在國王樞密院之下，委員會負責每周兩次例會，審議殖民地相關請願書、備忘錄和建議書。36年後，為了把殖民地經濟及國王政府治下一切重要事務置於一個統一權力之下，成立了一個正式機構，叫做貿易和殖民地委員會。
直到革命前夕，委員會還不知疲倦地包攬着殖民地的一切事務；大部分時候，它每周都舉行五次例會，最少也是每月八次到十次。英國的商人或製造商要是對殖民地議會任何法令、殖民當局任何行動或者對整個控制美洲工商業的辦法有不滿和意見，他都可以立即向委員會申述，並且獲得同情。要是有人覺得他的美洲產業受到當地法規危害，他也可以請求委員會解救。實際上，除了幾個例外，殖民地議會的法令無不經過委員會審議，然後再依據建議送到國王那裏裁決。另一方面，如果殖民地有不滿，也可以讓它的倫敦代表去委員會申述。
在英國檔案館裏，保存了上萬封信札，可以證明委員會對殖民地控制之嚴苛、複雜和細緻的程度。從委員會設立到喬治二世即位，它嚴厲控制殖民地經濟的各個方面，要求廢除當地議會通過的各種他們厭惡的法案。有一段時間，羅伯特·沃波爾當政，他素以“不生是非”作為國內外政策，治理相對溫和，但這也不意味着要放棄既定政策。所以，沃波爾下台後，委員會的控制變得更加徹底，一直持續到風雨飄搖的革命爆發為止。委員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打擊殖民地事業。只有瞎子才會認為英帝國監控人睡著了。
如果委員會有時遺漏了某些重要問題，受害者還可以向英國其他機構申述。對於殖民地議會的法令或是殖民地法院的案件，在英美的任何人都可按規章向倫敦上述。國王就兼有上訴法院的作用，他有權而且確實經常在樞密院裏駁斥殖民地議會法案，指斥其違反殖民地特許狀或英國法律，所以不能生效。如果申述人對委員會或者各級上訴法院都不滿意，他也可用另一種辦法，即向殖民地事務大臣（名稱多變）申訴。這樣可以使事件帶上政治性，必要時，還是促使議會作出行動的問題——因為議會常常設置專門委員會，去調查或聽取英國人對嚴格限制殖民地競爭之意見。除此之外，財政部、海軍部、檢察總長、副檢察總長及倫敦主教，他們對美洲事務也有監督權。
對殖民地的限制和控制，這些機構實際上做到了什麼程度呢？要正確回答這個問題，必須有一份有關違法進出口商品及製造品之規模的詳盡記錄。顯然，這是不可能的。禁令實施后那一年，美洲各地方究竟消費了多少威士忌酒？因為缺乏統計資料，史學家只好依靠殖民地文件尋找有關片段了。依靠這種證據，有個作家斷言說，美洲違反稅法的案件並不比同時代英國國內走私案件更多或更加惡劣。另一種圖景是，英國殖民政策遭到美洲人陰謀算計和公開反抗，最後徹底挫敗。當然，總督們的報告無不充滿對違法案件的抱怨。甚至殖民地人也承認有許多怠慢之處。1774年，約翰·亞當斯承認，馬薩諸塞沒人遵守制鐵業和制帽業禁令。人們普遍認為，1733年的糖漿法也遭到公開藐視。
許多親歷者證明，在英國和殖民地政府同法國人的七年殊死戰爭中，美洲人竟然明目張胆地與敵人通商。戰爭高潮階段，托馬斯·佩恩還報告威廉·皮特說：費城的河裏擠滿了小船，“它們不僅透漏國王的關稅，還夾帶私貨，裝着給養和現金去接濟敵人。”佩恩派駐當地的總督一再報告同樣的事情：費城“大多數商人”都公開和西印度群島的法國人交易，趁着戰爭激烈，大發國難財。
在羅德島，當地人和敵軍的交易更加無法無天；馬薩諸塞總督伯納德被激怒了，普羅維登斯的商人和船主實在猖狂，他寫信給貿易委員會說：“除非將羅德島收為帝國直轄，不然根本無法制止這些無恥行徑；現在的羅德島和海盜嘯聚時的巴哈馬群島有什麼不同！”紐約的情況也未見好；總督總是抱怨紐約商人“自私自利”，費盡辦法要取締他們的違法生意。有確切證據表明，幾乎每個美洲港口的船隻都在和敵人交易。皮特大聲疾呼，反對“這種危險和可恥的交易”，但毫無效果；陸海軍的軍官也痛罵走私販子“賣國賊”，也徒勞無功。
要說這些就是美洲人在危若累卵的七年戰爭中的行為，人們大可以推測他們在太平時期的活動。毫無疑問，1760年喬治三世即位時，英國政府有數不清的理由要加強遏制手段了；但是，越是遏制，事情就越是糟糕，摩擦也更加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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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美洲工商業的英國機構中，存着數以千計的各種文件，包括控告書、上訴書、請願書、抗議書、判決書、否決案、決議和訓令等等，這些都揭示了英美之間不斷升級的衝突，正是這些衝突，將美洲13個互相猜忌的殖民地聯合起來，成為一個隨時準備革命的單一團體。爭戰的問題都是很明確的，最主要就是經濟。只要是為維護本地工商業而制定的殖民地法律，和英國的制度相違背，基本上不會得到國王的批准；有時是擱置起來，有時還要給各地方總督發出強制命令，即不準殖民地制定任何不利於英國工商業之法律。當初殖民地自由鑄造貨幣的意見就是這樣被否決的，英國議會還專門為此通過了禁止發行紙幣的法案。除了這些經濟對抗根源，還有殖民地議會和總督之間無休無止的爭吵：皇室官員的薪俸和份地、土地所有權和土地贈與、付給王室或業主的免役地租、為了減輕美洲人債務負擔制定的破產法，還包括殖民地者為了貿易振興而損害英國人利益的各種行為。
美洲的工商業和農業都在逐步壯大，各方面都衝擊着英帝國的霸權。殖民地議會和皇家官僚都在大規模的經濟鬥爭中扮演着政治勇士的角色。
從那些在殖民地和英國實行了一百多年的法令來看，從那些敘述美洲和倫敦無休止衝突的真實記載來看，那種認為美洲革命是頑固的國王和他的馬屁廷臣引起的一場爭吵，實在是無足輕重的笑談了。早在喬治三世即位之前，早在格倫威爾實行“印花稅法”之前，美洲人就已和英帝國主義發生了嚴重的經濟衝突；到了18世紀中葉，如富蘭克林這樣的有識之士已經看清衝突的實質。
在喬治三世即位前六年，也即1754年，哲學家“可憐的理查德”——富蘭克林發表《致富格言》的筆名——就已用明白無誤的措辭指明了這個問題。他結合政治問題分析說明：王室總督來新世界只不過為了發財；各地方的王室官吏也是一些小有產者，他們唯唯諾諾餵養他們的總督；因為壟斷法的強制措施，美洲人不得不高價購買英國商品，實際上承擔了英國的大部分稅收。談到經濟問題，富蘭克林堅持認為：對美洲人製造業的禁令，迫使他向英國購買同類產品，也將更多的金錢輸入了英國國庫；因為限制他們與外國貿易的法令，他們只能購買較貴的英國貨，這也增加了英國國庫的黃金收入；美洲人不得停止進口和消費英國的“過剩產品”，他們的“所有財富最後都流入了英國人的口袋”。總之，正是這種滋長了好幾十年的怨恨，為不久即將爆發的農民戰爭提供了引線。
泛泛地說，美洲革命不過是這個大陸兩個多世紀的漫長政治鬥爭中的一次戰役。殖民地和倫敦的爭吵，與那時起到現在的每次國內危機都非常相似。國王和議會都力求遵照1787年的聯邦憲法，以總統和國會的形式統治整個美洲。為了英國的利益，帝國中央政府控制了13個殖民地的州際貿易和對外貿易；控制了西部土地的處置權；控制了通貨；它也提供了共同防禦的力量，處理殖民地的外交事務。為了保護現實利益，國王和司法部門強製取消了當地議會的法令，就像後來美國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馬歇爾宣告法令無效一樣，性質沒什麼不同。
就美洲而言，本地的權力機關是人民議會，它追求主權和獨立，要把一切人身和財產相關之權利都置於大多數人控制之下。它批准發行紙幣，通過了有利債務人的破產法，阻止催收過期債務，力圖控制西部土地的出售，並主動取得了管理本地工商業的權力。英國政府百般壓迫，最後就爆發了革命。此後十年間，州議會擁有最高權力，把控了一切財政、通貨、債務、貿易和財產政策。接着又是不可避免的反動，通過憲法，恢復了以前那種類似英國的控制機構及經濟政策。總之，美洲革命不過是整個社會發展過程的一個階段罷了，這個社會從詹姆斯頓建立之前就開始了，至今還沒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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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國和印第安人的戰爭結束后，英國處於一種特殊狀態，並由一批新人物掌了權。那個走路緩慢、說話帶德國口音，喜歡條頓式享受的喬治二世去世了。王冠落到了他孫子頭上，這個年輕人會說一口地道的英語，以“代表不列顛人”感到自豪；他心裏銘記着母親給他的箴言“喬治，要當個好國王”，準備憑着自己有一番大作為。一百多年來，還沒有哪個英國國王碰到這麼好的機會，可以毫不費力地維持王室特權。和暴烈的斯圖亞特諸王不同，喬治三世不忙於和下院爭吵；和威廉三世也不同，他基本上不關心大陸政治；和他的漢諾威祖先也不同，他沒有貪戀自己父親遺留的那座幽靜莊園。支持斯圖亞特王朝的詹姆斯黨的最後一次暴動遭血腥鎮壓了，查理親王安於在大陸過放蕩的生活，消磨生命。最頑固的老反對派都被壓服了；就如麥考來所言，托利黨黨員迫不及待地拜倒在王前，對喬治三世致敬，享受恩遇。兩次革命后，英國政府不可能不通過議會就私自徵稅了；統治英國的是幾千名地主和商業資本家，他們相當滿足這“最好的世界中最好的憲法”。當然，他們還沒忘記輝格黨和托利黨之間的舊怨，但喬治三世一即位，他們爭論的根源就是官職分肥了。除了新封的商人貴族外，大多數地主都是托利黨，輝格黨集中於城市中產階級；看起來再也沒什麼重要的經濟鬥爭迫使他們明顯分裂了。
有近半個世紀，輝格黨人一直掌權，領取津貼，任命主教，獨佔所有政治利益。他們挾持君主，極其傲慢地對待反對派，狠狠地排擠所有不願向他們低頭的人。但是，路長必有彎。一群敵人——有的是忠誠的愛國分子，有的只是分贓失意罷了——應運而生了；一俟喬治三世坐穩王位，輝格黨人就失了勢。
如此，正當對外戰爭經濟衝突之緊要關頭，一個新國王和一個老政黨上台了。有個歷史學派注意到了這些事實，就隨之聲稱：美洲革命就是喬治三世和托利黨新政策的苦果。國王被頂在上面受了大部分責難；格林還慨嘆說：“唉，真是英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這種恥辱完全是王室造成的。”儘管這樣，他還是很謹慎，不願武斷下結論。他記得很清楚，這個信條就是輝格黨和自由黨人自己說的，他們自然要為自己作辯護，把災難的責任完全推給國王和托利黨。
但是，他們的假設不符合這個問題的主要事實。除了印花稅之外，喬治三世即位后基本沒在殖民地推行什麼新政策，而且印花稅也被他很快廢止了。他也沒有為了要壓制殖民地議會設立什麼新的控制委員會。只不過舊法律——這是輝格黨和托利黨都贊成的——現在執行得更嚴厲，舊統治機構現在辦事更有效率。實際上，正是為了恢復失地和佔領新土地，引起了武裝衝突。
在這些問題上，輝格黨和托利黨都沒有什麼原則性分歧。在殖民地政治方面，他們也沒什麼根本分歧。他們在國內的大宗財產——官位、官職任命權、權勢、榮譽和政治分肥，這些都取決於統治殖民地之政策如何。要說輝格黨商人在美洲貿易限制法中得了好處，托利黨地主同樣也在限制美洲羊毛製品措施中得了一樣的好處。美洲煙草上繳的捐稅使他們都減輕了房地產稅負擔；而且，為了把戰爭負擔轉嫁給一些殖民地，托利黨的方案也得到了反對派的熱烈反應。
只要是給美洲貿易課稅和限制的措施，都會得到某一派輝格黨人的支持，包括該派的高層。“印花稅”的主要制定者喬治·格倫威爾早年就同執政的輝格黨人有交情；不管他信仰如何，他都不是老派的托利黨人了。查爾斯·湯申德也是個輝格黨徒——“一個見風使舵的輝格黨徒”，也同他們交往甚密。羅金厄姆勛爵堅決主張議會廢除印花稅法，並且同時宣告以後有權制定法律，這樣就可以完全約束美洲殖民地。他也是個輝格黨人，並且是該集團的一個大人物，是埃德蒙·伯克的庇護人。湯申德策劃和促進了徵稅法案的通過，還為嚴格執行反走私法做了嚴格規定，這時候擔任首相的卻是查塔姆，就是那個大嗓門反對壓制政策的人。他的朋友說，勛爵病得實在嚴重，嗓門也關上了。但是，在喬治三世那群馬屁精里，恐怕沒有誰比查塔姆勛爵更會阿諛奉承的了；伯克說，就是窺探一下皇家的密室，查塔姆也會陶醉不已。雖然他大聲反對那些引發叛亂的嚴厲政策，但直到死前最後一息還反對美國獨立。所有的輝格黨人里，大概只有伯克一人了解美洲，他對美洲事務之態度始終如一。
引發美洲獨立戰爭的，既不是托利黨的頑固，也非喬治三世的任性。起初，格倫威爾的徵稅法點燃了美洲人積累的怒火，但他不是國王的馴服工具。恰好相反，喬治三世從心底里厭惡這個大臣，他把自己的看法概括為：“我寧願在樞密院裏看到魔鬼，也不願見到格倫威爾先生。”但是，這個大臣卻不單是靠分贓和賄賂爬上高位的；正如伯克所說，格倫威爾能得勢，靠得不是在宮廷玩“陰謀政治”，而是認認真真擔任公職得來的，尤其是在殖民地的行政方面。
格倫威爾是個有條理甚至過分節儉的官僚，他本來是個律師，對公務都懷有照章辦事的精神；他認為，依靠法律條文可以為貿易取得更多成就，而不是爭奪自由權；他有着小人物般的熱情，總是要踐行某種理論，以便得到符合邏輯的結果。看到貿易法遭美洲走私販破壞后，他決定繼續施行這些法令。在對法國和印第安人的戰爭中，英國負債纍纍，他發現，其中一部分是捍衛殖民地帶來的，所以，把一部分負擔轉嫁給受惠者也是天經地義的。但是，他並不是英國唯一的統治者；即使小喬治自命不凡，擅長賄賂議員，他也做不成英國唯一的主宰。印花稅法在兩議院通過時，“反對票比一般稅法通過時還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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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倫威爾得了湯申德的協助，又勤勞有條理，在他的指揮下，英國政府陸續出台了一些有重大意義的措施，雖然從原則上說並不新。為維護本國債權人的利益，議會通過法令禁止發行紙幣，所有殖民地議會都必須受此法令約束。為了英國皮貨商和土地投機商的利益，王室宣佈，最近從法國人手中奪得的全部土地歸為國王所有，並禁止沒有特許證的商人作皮貨買賣；雖然這個政策看起來是為了防止與印第安人的衝突，但對那些拓荒者和獵戶而言，的確是個沉重的打擊。
為減輕英國納稅人的負擔，英國政府於1764年出台了食糖法；可見其煞費苦心的計劃，法案的標題很明確，目的就是要在殖民地取得收入，用以支付“為保衛殖民地安全”及防止走私所花的費用。為充實國庫，該法令還規定，減少原來對糖漿徵收的禁止性進口稅；並對許多進口商品徵收從量稅；擴大隻准在英國銷售之商品的細目。
英國政府毫不顧及殖民地百姓的怨憤，設法遏制走私活動。稅收稽徵員、陸海軍軍官和王室總督都接到了當局的嚴令，只要他們恪盡職責。海軍雖然對司法手段沒什麼熱情，但他們奉命在沿海巡邏，詳細檢查任何可疑違法船隻；船主和船長受到更加嚴密的監視；密探和告密的人都有獎金可得；協助緝拿走私販的人，亦可分享一部分贓物。殖民地人幾乎沒得到任何事先警告，突然間發現他們的生活失去了法律保護；警察拿着全面搜查證，闖上了他們的船隻，闖進了他們的倉庫甚至住宅。
除了食糖法外，還有印花稅法，這同樣也是為了維護英國納稅人制定的，把本屬於英國人的負擔轉嫁給了殖民地。這也是增加歲入之法律，所得稅款可用於支付殖民地“防禦、保護及治安”之費用。這條法令有60多個條款，極盡冗長；那些與商業、法律、社交有關的各種活動，只要找得出可以納稅的地方，都統統包含在這個撒得很開的羅網之下。比如合法交易的文件，契約、抵押借據或財產清單之類；律師開業執照或賣酒執照；大學畢業文憑、紙牌、骰子、小冊子、報紙、日曆和廣告；上面都要付稅，貼上印花。印花稅稅率很高；違法行為要課罰金；總督還得到命令，必須嚴密執行此項法令。
這項法令有三個特點，產生了革命的推動力。和有關貿易和航運的法律不同，它影響到了美洲各地方和幾乎每個階層。糖和糖漿稅打擊了新英格蘭的運輸商和釀酒商；煙草稅激怒了弗吉尼亞種植園主；但印花稅卻打擊了社會各個階層，引起了普遍不滿。13個殖民地第一次遭同一剝削手段刺痛了，群起反抗。印花稅法除了適用範圍廣泛外，它還是一項新發明。關稅即“外部稅”是根據議會法令在港口徵收的，不是新的；但是，這種直接從殖民地百姓口袋裏掏錢的法律，以前卻沒在倫敦實行過。殖民地人有理由發問：如果開始默認了，以後還有個底嗎？最後一點是，印花稅沉重地落到了兩類人身上——律師和編輯，他們最擅長的就是滔滔不絕地爭論、渾水摸魚，從中獲利。
要說格倫威爾和湯申德在油燈下辛苦操勞，花了畢生時間尋找一個更能激起美洲叛亂的方案，他們註定是找不到的。他們議會的同僚也一樣無辜，印花稅的決議案是在沒有任何異議的情況下通過的。這項決議案在下議院以205票對49票通過，沒引起任何波瀾，至於上議院，甚至不用正式計票手續就通過了。英王喬治也很無辜，因為當時他正好神經錯亂，法案讓一位攝政官批准了。正是這樣的漫不經心，格倫威爾的方案因為1765年的鎮壓叛亂法和一項特別駐軍法得到了加強；前者規定要派軍隊進入美洲執行法令，後者則明確規定，殖民地人必須為海外部隊提供房屋、飲食和給養。
對印花稅的創造者而言，這不過是維護大英帝國實力和領土完整的一種合理制度：既然美洲人享有英國陸海軍的保護，那它們就理所當然該支付這項服務的費用。這個方案只是經過一百年實踐有效的政策的繼續。它不是托利黨執政的結果，因為輝格黨對此也是投了贊成票的。
這個方案確實設計非常巧妙，所以托利黨地主和輝格黨商人都對其前景感到興奮異常。托利黨人一想到賦稅減輕就狂喜不已。多年以後，埃德蒙·伯克還感嘆說：“我記得很清楚，湯申德先生就此發表了一個長篇演說，把那將在美洲得到的收入講得繪聲繪色，好似錢袋子亂搖一般，弄得大家眼花繚亂。”除了減輕賦稅得到的貨幣收入以外，西印度群島的種植園主還因食糖法令獲得了直接收益，據說他們在議會中佔了六十多個議席。另一方面，英國的製造業者和商人早已在殖民地工商業各種限令中獲得了充分保護，自然贊成嚴格執行這項法令，而格倫威爾是足以辦到這一點的。
雖然英國國內也有很多人從原則上反對這些新法案，但他們卻沒有充分表達自己的看法，以影響政府的決策機構。所以，要說什麼喬治三世想出了這一大套限制手段並強迫議會通過之類的神話，實在是幼稚無聊之極；那些法令就是英國資本家和地主自己搞出來的，或者別人代為起草而已，對他們而言，殖民地不過是為了倫敦利益的剝削俱樂部而已。當然，喬治王也贊成這些偉大的計劃，美洲百姓群起反抗時他也感到悲痛，但是，他卻不是搞垮美洲殖民地事業的制定者和執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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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經濟情況也使反格倫威爾的情緒猛漲。一次工商業大蕭條開始蔓延全境。七年戰爭期間，美洲商人、種植園主和農場主曾經一帆風順、財源亨通；各種產品都高價出售，軍需官支付的硬幣刺激了每個領域的經濟發展。很多人大發戰爭財，種類很多，數量很大；紐約副總督抱怨說：“很多商人都一夜暴富，主要都是上次戰爭期間做非法貿易得來的。”但是戰爭之後經濟恢復，物價暴跌，商業凋敝，城市工人大量失業；農民和種植園主也被物價下跌弄得焦頭爛額，農產品越來越難獲得硬幣了。
帝國新政策更加劇了商業蕭條的災難。它嚴重打擊了西印度群島的貿易，使得硬幣來源劇減；它禁止殖民地發行紙幣，使得通貨急劇緊縮；而新徵稅款又必須用硬幣交付國庫，使得殖民地財力物力進一步枯竭。隨意搜查和沒收美國商人的產業，使得人們惶惶不可終日，加劇了商業混亂。不單是商業發達的北方，而是整個殖民地都陷入困境；一切階級，不光是農場主、種植園主和商人，還有沒有選舉權又失了業的大量工人，都遭受同樣的厄運。正是因為這樣，商業中心的底層工人用必要的體力和勇氣，將商人的抗議變成了公開的暴力行動，這使得所有遵紀守法的“文明人”都大吃一驚，這也意味着戰爭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
實際上，這種暴力態度實在讓大洋兩岸的統治者都嚇壞了。食糖法通過之前，波士頓商人也聽到風聲，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向當地立法機關投交了備份錄，並同其他地方商人通信聯絡。紐約商人感覺大難臨頭，也紛紛聯合起來。直到大家了解食糖法的嚴苛和印花稅的細則后，憤怒便一發不可收拾了。商人、律師和出版商舉行會議，一直通過了譴責英國政策的決議案。愛國的本地婦女也組成各種社團，掀起不飲茶運動；除了拒買英國貨外，她們還鼓足幹勁“日以繼夜”地認真作紡織。普羅維登斯的少女們甚至相互約定，不接受任何贊成印花稅法的求婚者。
手工業者和一般傭工，數以百計的人因蕭條而失業，便自發組織了“自由之子”協會。他們感到自己正在走向一條下世紀即將來臨的政治權力之路，於是跳過了彬彬有禮、循規蹈矩的老路；突然起來在波士頓、紐約、費城和查爾斯頓鬧事、搶劫，並搗毀印花稅代征機構，在大街上焚燒印花稅票；他們還攻擊王室官員的官邸；在波士頓，副總督的住宅被洗劫一空，財物都扔到大街上。實際上，這些都是違背商人和律師初衷的，完全超出了法律和秩序的範疇。正如古福尼爾·莫里斯所言：“群情激昂的騷亂分子對上等人真是越來越危險了，問題是如何讓他們平息下來。”確實，這些工人的行為實在無法無天，我們實在很難用膚淺的色調勾勒出一幅現場景象來。
在各地方議會中，大佬們的抗議當然都採用了合法辯論和嚴肅決議案的形式。弗吉尼亞議會宣稱：向本地人民徵稅之企圖，如未得到本立法機構通過，即是“非法的、違憲的和不公正的”——帕特里克·亨利用一篇動人的演說支持了這個宣告，他告誡喬治三世，不要試圖重蹈凱撒和查理一世的背運，還大聲疾呼道，“要說這是叛逆，你們就大膽充分利用這叛逆吧！”反對派的異議也因此平息了。馬薩諸塞則更進一步，呼籲採取聯合行動，請各地方議會派代表來紐約，舉行代表會議討論整個美洲之形勢，給出一個總的解決方案，減輕目前的危機。
幾個殖民地都以驚人的速度響應了這一號召。1765年，印花稅大會正式在紐約舉行。預備會議之後，大會一致同意，要在一系列莊嚴的決議案中表達出明確的信念：既然英國人沒同意，政府就不得對他們徵稅；殖民地既然不能派代表參加母國會議，那麼，按道理他們也只能由當地議會徵稅；印花稅一定會破壞他們的權利和自由；其他的關稅法和貿易限制法也不是不可容忍和難以負擔的。然後，再附加一份請願書，遞交英王及其議會，要求取消幾項可惡法令。這些反抗者已經超出了“低聲懇求”的範圍，還發動了一次及時的經濟打擊——全面抵制英貨——這給他們的要求更增添了聲勢，甚至是致命之效果；幾個月的時間，進口商品就下降到了30年來最低水平。英國商人叫苦不迭，忍不住大喊大叫，要求議會廢除那個錯誤的印花稅法：它實在是既不能為國家增利還讓他們反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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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動事件震撼了從新罕布殊爾到佐治亞的各個殖民地方，這時，喬治三世和他的內閣也發生了爭執。國王根本做不了主，看起來更像是奴僕。他沒制定和強制貫徹對美洲的任何高壓政策；他只能理解，然後批准這些法案，這些法案都是他的大臣制定好的。麥考來說了句公道話：“大臣們獲得了全面勝利。國王和在懷特島坐牢的查理一世沒啥區別。”喬治三世終於被格倫威爾的傲慢激怒了，轉而求助輝格黨人，批准成立了羅金厄姆勛爵為首的新內閣。
就職那天，新首相必須對付美洲的叛亂和國內政治危機。伯克說，“帝國所有的商人都湧進了你們的議會接待室。”印花稅法造成了抵制英貨，已經破壞了帝國的商業；取消這項法令，是唯一的補救辦法。一些鼓吹特權的人大聲咆哮；國王表示他本人並不喜歡倒退，他公開宣告說：那些反對廢除印花稅的人不代表他本人；他寧可妥協也不主張使用武力。於是，印花稅廢止案在院外人群的歡呼聲中通過了。
然而，雖然美洲人取得了印花稅廢止案的勝利，但因為羅金厄姆勛爵的堅持，英國議會還同時通過了另一條公告令，嚴詞拒絕了殖民地人要求自行徵稅之絕對權利的主張，斥之為毫無根據；它還宣稱，對英國議會制定的一切權威決議、投票、命令及事務，殖民地人民的否決都完全無效；它還以不容誤解的語言聲明：“無論什麼問題”，英國議會都有權制定相關法令，以約束美洲殖民地之臣民。
印花稅法廢止后，英國議會着手修訂棘手的糖漿法和食糖法。它消除了對法國產品的歧視措施，為所有輸入殖民地的糖漿——本國的或外國的——都規定了同樣適中的關稅，每加侖一律徵收一便士。另一方面，議會保留了對外國食糖的高稅率，並取消了英屬西印度群島港口的出口稅，這樣就減輕了該群島食糖的成本。對於殖民地人“無代表權不納稅”的口號以及他們提出的每項要求，議會都斷然拒絕了，實際上，它們還通過了一項不經殖民地人同意即可對其納稅的法案：因為新的糖漿法規定，對英國和外國的糖漿一律徵收關稅，正是為增加財政收入而專門設計的關稅計劃。
所以，除了廢止印花稅法外，美洲人表面上贏了，實際得不償失。殖民地的商人也因為最近抗議引發的騷亂感到驚恐，因為危及到了法律和秩序；所以他們只得以感激的姿態接受英國議會之措施。他們敲鐘，鳴炮，舉辦宴會，斟滿酒杯為國王祝福，極盡能力做出忠心不二的表白。但是，幾乎在同一刻，殖民地商人開始起草請願書，向下議院申述許多熟視無睹的不公道情況。他們抗議徵收糖漿的關稅，因為這減少了新英格蘭釀酒商的利潤。他們反對取締走私，這些條例增加了運輸商的麻煩。他們抨擊對外國食糖的高稅率，因為這鼓勵了非法貿易，對正當貿易不利。對禁止殖民地發行通貨的命令，他們也感到悲傷，因為禁令引起了通貨緊縮和貨幣短缺。為了反對印花稅法，所有殖民地人都曾經聯合起來，律師和出版商也為此憤怒抨擊；雖然法令廢止了，議會也做出了一些讓步，但總的來說，格倫威爾-湯申德制定的殖民地限制政策並沒有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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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相反，第二年這項政策就出現了擴大趨勢。在英國政客反覆的政治鬥爭之中——為了權勢、官職任命權和國王恩寵——廢除印花稅的內閣很快就被趕下台去。威廉·皮特拒絕支持羅金厄姆的輝格黨，把他們拉下台之後，喬治三世就像個小孩一樣，對他的奉承喜形於色；於是，他晉封為查塔姆伯爵，成了貴族，然後再次出任政府首腦；他又找來了查爾斯·湯申德擔任財務大臣；諸位要知道，那湯申德正是上次印花稅法的罪魁之一，他是明確反對溫和殖民政策的。
誠然，上面也提過，查塔姆擔任內閣期間身患疾病；許多輝格黨歷史學家都熱心為其辯解，一再強調那場小病。事實上是，查塔姆全權指導政務，阻止了清一色的輝格黨內閣，同時，查爾斯·湯申德也因此如魚得水，可以順利實行其殖民地政策；湯申德幾乎“屬於每個黨派，但對哪個黨派都漠不關心”。
任職后，湯申德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歲入不足，這是因為，國內地主叫嚷得厲害，議會做了讓步，大幅削減了國內土地稅。各方都認為，要讓英國鄉紳減輕負擔，就要從殖民地取得收入；湯申德得了這個機會，並極力贊成這一項政策。他心情異常迫切，但是從以往的經驗知道，像印花稅這樣的“內部稅”是不可能實行了；所以苦思冥想，尋找一種能讓美洲人接受的新稅種。
好像有一條通路終於展現在眼前了。很長時間以來，根據英國議會法令，對某些商品徵收關稅都是在美洲港口；最近新頒佈的食糖稅法，規定了一種增加財政收入的關稅，卻沒有引起殖民地的反抗情緒。殖民地思想家好像還沒有定義這些“外部稅”，把它們看成對美洲憲法和自然權利之公然侵犯；他們也沒有徵引“無代表不納稅”的原則，說這些稅收應該取締，不可理解。湯申德了解了這些情況，暗自思忖：要是他引用1767年稅法，對鉛、玻璃、茶等其他一些美洲進口品徵收關稅，並把收入用於維持殖民地行政機構，這應該能適當照顧美洲人的情緒。這些稅也不重，比印花稅廢止后徵收的糖漿稅還要輕些。殖民地商人是聯名抗議過糖漿稅，但這種抗議很溫和，很紳士，還不致有叛亂之危險。於是，湯申德和議會合計了，都以為這是個好辦法。
因為對美洲殖民地進口商品徵收關稅是符合憲法且正當的，那麼，為了徵稅而作出規定，也是符合憲法且正當的了。至少英國議會都以為然。所以，湯申德方案包含了一些特別執行措施；其中一條是讓英國特派員管理殖民地稅款稽徵工作；特派員由國王任命，常駐各殖民地方，從英國國庫領取薪酬，不受當地之控制。
這就夠不祥了，但還有更糟糕的，新稅法還給以往的政策加了各種強迫手段。它授權殖民各地方高等法院發佈命令，准許海關官員進入任何英屬殖民地或美洲新開拓區任何住宅、倉庫、商店、地下室或其他場所，搜查和沒收違禁品或走私品，這就使法院協助執行法令的權力合法化了。這個保證還帶着一種警告性含義。紐約議會拒絕為派來協助執法的英國士兵提供食宿，倫敦就勒令紐約議會，在履行義務之前不得活動。
這些就是法規的主要部分。湯申德和他的同僚都希望藉此獲得一筆好收入，並對殖民地工商業的發展實行限制政策；有近一百項限制法令散見於法令彙編中，這部彙編一直可以追溯到克倫威爾時代。要說這個財政大臣當時知道他的法令要造成多大災難的話，他也沒有作什麼表示；活着的時代，他是註定看不到他引發的災難了。
在湯申德方案中，恐怕沒有比明確批准頒發協助令這一條更令人惱火的了。當然，搜查和沒收的手續上，都沒什麼新奇之物，因為這個在英國行之已久，但是，在美洲，尤其是馬薩諸塞卻製造了麻煩。1755年，因為牽涉非法貿易，此法令在當地遭到了強烈的反對；6年後，這份要求“照常”頒發協助令的申請書，向馬薩諸塞法院提出時，引起了激烈的論戰。
論戰中，詹姆斯·奧蒂斯作了長達五小時的激情演說，強烈反對這一提案。他將這種做法痛斥為霸權主義，它曾使一位國王掉了腦袋，還使另一個國王丟了王位；他猛烈地抨擊道，居然讓一個小小的官棍來掌握每個人的自由和財產，這是暴君的行徑。根據宣誓頒發可在指定地點搜查的特別令，奧蒂斯並不反對，他痛恨的是法院頒發的泛濫成災的一般令狀。他大聲疾呼：“這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不管是誰，無論他出於報復、惡意還是無理取鬧，都可以拿到一張協助令狀，去搜查鄰居的住宅。其他人為了自衛可以同樣提出申請；一個人行使權力，必將引起另一個人同樣的行為，直到天下大亂，血流成河為止。”當時沒有細心的人把這篇演講記錄下來，但留下來的片段已足以證明其說服力了；這也說明了為何每聽完演講走出會場的人，都準備拿起武器反抗了。湯申德曾經還建議，在殖民地執行法令條款的海關官員應掌握這些文件，但是，美洲人民已經很明顯表示他們的憎惡態度了。
不論殖民地人對湯申德方案有何看法，它實際上和格倫威爾政策一樣，都是英國統治階級心理的一種反映。對此，我們可以引證埃德蒙·伯克的權威意見。在後來論述美洲稅收的講演中，這個愛爾蘭演說家回憶了他看到的真實場景。他對聽眾說：八面討好就是湯申德一生的宗旨。“為了迎合本國人主張對殖民地徵稅之心愿，他準備了一篇序言，詳細闡述這種稅收規則之必要性。為了使美洲人贊成或不反對，他提出的稅收叫做外部稅或港口稅；為了討好另一方，他又說這種稅是補充稅。為討好殖民地人，他向英國工業品徵稅；為了讓英國人滿意，他規定了極低的稅率。而且，除了茶稅，可能觸及東印度公司的利益，其他上稅貨物沒一件是主要商品。為了對付美洲的非法貿易，茶稅從一先令降到了三便士。為了取得國內主張徵稅的人的好感，徵稅地點也做了改變，新稅是和其餘的稅連在一起徵收的……原先的關稅計劃，和執行該計劃的辦法，都是為了博得我們的讚賞規定的。他實在是個眾議院追隨者。除非是為了你們，他什麼也不想，也不做，也不說。他每天都在迎合你們的意圖，然後按你們的樣子調整言行，對着鏡子整理妝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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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大批英國正規軍和海關緝私船隊支持的海關官員，讓湯申德方案在美洲得以實現；美洲獨立戰爭也因此一觸即發。當然這不是全民武裝的戰爭方式，而是毅然決然問心無愧地以反抗法令的姿態出現。不到幾個月，發生了一連串的騷動事件。有個密告波士頓走私商的人，渾身被塗滿柏油、粘上羽毛，被拖在城裏遊街示眾；一艘海關巡邏船押着兩艘走私船剛進港口，新港的一群人就衝上船來，將船隻砸爛和燒毀了；在費城，皇家官員查封了50大桶未納稅的馬德拉群島葡萄酒，立即遭到一群人圍攻，被扣押的貨物也被偷走了。
每隔幾天波士頓就會傳出這樣的消息：“無視法律強行把貨物起岸”、或者是“海關官員強制沒收貨物，遭到民眾搶回並被痛擊”。1768年6月，約翰·漢考克駕着單桅小帆船“自由”號，載了一船酒到達波士頓，這使民眾群情激奮到了極點。執法的收稅員被扔進船艙，任由其喊叫，人們拿走了大部分酒。海關下令沒收船隻，這群人就襲擊他們，用石頭砸他們的房子。於是正規部隊被調進城以恢復秩序，而他們卻把混亂情況變得更糟。甚至學校兒童這時也模仿其長輩，戲弄士兵和軍官；死於這場衝突的美洲人中，的確有一名學童被一個告密者擊斃。
此事不久后，1770年3月發生了“波士頓慘案”。開始是一些少年向英國軍人扔雪球和石塊兒玩，結果卻造成了多名市民死傷的慘劇。總督哀嘆道，“波士頓人真是發瘋了；他們驅逐我虔誠的曾祖母，弔死貴格會教徒，後來又弔死那些無辜可憐的巫師，他們還沒有瘋到這樣的程度！”其他殖民地的反抗也很猛烈。“慘案”后第三年，在普羅維斯登城，一個巨富約翰·布朗帶了一群武裝群眾，闖上了一艘叫“加斯皮”號的緝私船——該船在追逐走私者時不幸擱淺，他們抓走了船員，又把船燒了個乾淨。
在這些騷動期間，商人聯合成立了“不進口協會”，用嚴格抵制英貨的辦法，向英國政府施加壓力。婦女們也再次起來支援，一起抵制英貨，努力紡織以供應布匹不足。有個上層托利黨人挖苦說，“這些女工每周要紡紗六天，到第七天上，牧師又來接班，把禱告和說教拉成長長的政治棉線。”湯申德已經將這股怒火燒起來了，他們不久就要在戰場上向英國的無上權威挑戰。
這時候，激進分子大肆宣傳鼓動，商人草擬決議案，婦女也日以繼夜地紡織，各殖民地議會也在逐步學習合作的知識。1768年，在塞繆爾·亞當斯的英明領導下，馬薩諸塞下議院發出通知，向其他地方議會發出了團結之呼籲。這個通知審慎的描述了馬薩諸塞的處境，譴責了英國的政策。它指出，英國議會不能單純因為財政，就在美洲亂開任何稅收；還宣稱，在英國議會，殖民地也沒有代表申訴自己的意見。
它的措辭相當謙遜得體，請人們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人們繼續忍受總督和法官的隨意支配，談何自由？最後，通知還指出了騷亂引起的苦難，這都歸結於駐軍法令和稅務督察的行為。和亞當斯向來的習慣不同，通知的結尾顯出了剋制精神，表示了“對我們共同的首腦和父親即國王的堅定信心”，他們相信“聯合一致的恭敬請求”必然會得到國王的眷顧。雖然通知的口氣已極盡溫和了，甚至到了卑躬屈膝之地步，當地總督還是下令議會撤回；命令遭到拒絕後，他解散了馬薩諸塞殖民地議會。呼籲書已經發出去。馬利蘭、佐治亞和南卡羅萊納議會都贊成通知，公然反對當局，卻隨即遭到解散。
英國議會要求弗吉尼亞將擾亂治安的犯人押赴倫敦受審，這一決議徹底激怒了當地議會；1769年5月，它也正式堅決地提出了原則性宣言。宣言聲稱，只有本地議會才有權徵稅，反對強迫美洲人到英國受審的無理措施。弗吉尼亞決議案的口氣很堅決，但它同時向國王保證，“吾等對陛下聖躬及政府之忠誠愛慕是至死不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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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往後看，美洲的騷動和抗議充滿警告氣息，但英國政府卻顯然不為之驚慌。整個大風暴期間，倫敦都按着傳統方式，賣弄政治手腕；官吏之任免完全不考慮殖民地形勢。諾思勛爵靠着陰謀發家，很快從王室稅務法庭和財政部，升到了首相職位；1770年，他開始了長達12年之久的任期。在他領導下，英國統治者仍然按部就班地做事，好像完全沒意識到大禍即將臨頭。1770年4月，英國議會取消了湯申德除茶稅以外的任何關稅；但是——如果你相信內閣的話——這一步絕不是對美洲的讓步，而是因為對英國產品徵稅是“不合理的”。實際上，這時的英國國內，農業獲得了大豐收，又因為歐洲戰爭，商業非常興隆，一帆風順；所以，美洲人抵制英貨的運動沒討到任何便宜，和反對印花稅行動不同，這無法讓任何人屈膝投降。諾思勛爵也承認，美洲各地方存在着許多抱怨，但仍然無動於衷，堅持自己的政策，並不為各種抗議和告急消息寢食不安。
實際上，他根本就不擔心殖民地的局勢，他甚至提出了更加惱火的一項法律來，這必然比湯申德的關稅和印花稅危害更大。此時，東印度公司因為商業不順，陷入了財政危機；飢荒讓營業額一落千丈，但是，貪婪的董事還大發紅利，公司資金終於陷入枯竭。1772年，公司快速瀕臨破產，一大批政客和資本家都因此快要傾家蕩產。根據公司要求，英國議會決定給予援助，給他發放了巨額低息貸款，並將其許多印度特權轉給了國王。在此過程中，公司還存有1700萬噸剩餘茶葉，很自然地，為了解決問題，茶葉必須拋給美洲。
結果便是1773年《茶葉法》。根據此法，凡經過英國轉運至殖民地的茶葉，所付關稅的一部分可退還公司。公司因此得了一項額外優惠。到此時止，公司一直在倫敦拍賣茶葉，主要賣給那些願意將它轉運美洲銷售的商人。新《茶葉法》一反慣例，授權公司可以直接從事這一買賣——即用自己的船運往美洲，並由美洲的代理商直接銷售茶葉。對美洲商人而言，這實在是沉重一擊——這個打擊為後來美孚石油公司提供了先例，在一個世紀后，美孚將其分支延伸到了各個角落，迫使獨立的石油產商和零售商宣告破產。
通過《茶葉法》，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開闢了一條直達通道。之前，英國茶商要從該公司的英國分部進貨；美洲進口商又從英國批發商處買進茶葉，然後供應給殖民地零售商；這樣，殖民地的消費者就支付了四層利潤。新茶葉法規定，消費者可以直接向公司購買茶葉，不必再經過中間人。所以，儘管湯申德稅法還有殘存條款，徵收各類小額關稅，但茶葉卻可以由公司直接在美洲銷售，價格當然遠比美洲走私商人的售價低得多得多。
自然地，新《茶葉法》制定的消息在美洲商人中引起了普遍驚恐；因為議員們大筆一揮，加上一家壟斷企業有權在美洲直接營業，一筆賺錢生意的利潤就這樣消失了。直接的威脅是巨大的；如果這種辦法推廣了，美洲企業就會遭到毀滅性的摧殘。紐約一名抗議者憤怒地大叫道：“一家東印度來美洲開了頭，恐怕所有的英國東印度都要來了！要是這樣，我們除了為他們做苦力，還能盼望什麼呢？”
整個殖民地情況可以簡單概括如下：手中茶葉存貨的價值壓倒了成本，茶商根本無利可圖；美洲看着要成為英帝國主義的附庸。但是，這個年輕有為的民族，他精力如此充沛，面向大海、掌握着如此多的自然資源，他怎麼能容忍把財富和權力轉到倫敦？怎麼能甘心成為英帝國的附庸？
美洲港口城市的商人很快對《茶葉法》作出了回應。第一批貨物剛運抵波士頓港口，城南舊會堂舉行的群眾大會便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茶葉如果不付關稅，就請退回。總督聽得消息，下令解散反抗集會，結果他的命令只得到了一片長久而響亮的噓聲。隨後，群眾大會代表和政府代表進行了長達數日的談判。
到第十二日晚上，群眾都忍耐不住了；夜幕降臨時，塞繆爾·亞當斯在教堂里站起來說：“大會想要救國，已經無能為力了。”這話是不是直接行動的暗號，現在仍是個謎，但可以肯定的是，幾分鐘后，有大批民眾假扮成印第安人，飛奔碼頭，闖上貨船，將價值18000鎊的貨物全部拋進海中。言論已經產生了實質行動的後果。究竟是誰安排了這個抗法“茶會”？這下問題至今沒有答案，有個史學家施萊辛格經過艱苦研究，指出商人是同“木匠、泥瓦匠、農民、鐵匠和理髮師並肩”活動的。
其他城市也因茶葉法發生了驚人的暴亂。在樸茨茅夫、紐約、費城和查爾斯頓，騷亂者走上大街遊行；海關官員和茶葉承銷人只好妥協，才避免了公開暴亂的發生。至於安納波利斯，它是個“極富波士頓色彩”的城市。當時“佩吉·斯圖爾特”號運來了一船茶葉，當地便召開了群眾大會，並莊嚴地作出了決議，禁止那批貨物上岸。風暴愈演愈烈，激進分子控制了會場，要求把船貨一併燒毀。這艘船的主人乃是詹姆斯·迪克及其女婿安東尼·斯圖爾特；在當地愛國者心中，這兩人早就聲名狼藉了。因為群眾力量強大，為了避免更大損失，兩人不得不同意犧牲自己這筆財貨。於是，在雲集的群眾面前，“佩吉·斯圖爾特”號和它運載的茶葉在衝天的火焰中被燒毀了。美洲的形勢已經超出了空談愛國主義的範圍。
波士頓暴亂被報告到倫敦后，英國政府立即橫下心來，要讓馬薩諸塞曉得法律的威嚴；在那裏，有家大貿易公司的財產已遭到破壞。此前，英國抱着極大的耐心忍受了騷亂局勢。羞辱一名可憐的海關官員，給他渾身塗上柏油，粘上羽毛，是一回事；但是，對抗一家英帝國有權有勢的大公司，把它18000鎊的茶葉銷毀，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至少諾思勛爵的內閣是這樣看的。
因此，英國議會以絕大多數票通過了一項“不可容忍法令”，以處置美洲飄搖不定的局勢。完全關閉波士頓港，停止一切對外貿易；廢止1691年的舊特許狀，禁止未經總督批准的一切城鎮集會；那些被控謀殺執法人員的人全部被移解英國受審；使駐紮馬薩諸塞之軍隊行動合法化。第五項魁北克法令，尤其激怒了清教徒，因為它不顧馬薩諸塞、康涅狄格和弗吉尼亞之權利，將加拿大邊界擴展到了俄亥俄河，還給予其天主教徒信仰自由。
英政府還頒佈了另外的行政措施，以補充法令。統帥殖民地各部駐軍的蓋奇將軍將授命為馬薩諸塞總督；增援部隊進入騷亂地區；這時，喬治三世也把他的臣民稱為“反叛者”，必須對之施以嚴懲，以維護法律的尊嚴。但是，英國內閣的工作仍然麻痹大意；馬薩諸塞土生土長的哈欽森給它情報說，少數士兵就可震懾百姓，使其不敢反抗；它又從蓋奇將軍處得到情報，只要四個軍團，“即可完全防止任何動亂”。軍事當局和技術專家也只做了一般預測，他們輕蔑地談論殖民地人民，準備像平常一樣投入衝突。鼎鼎大名的魁北克英雄沃爾夫將軍說過，“總的來說，美洲人就是你們所能想到的最齷齪、最可鄙、最膽小的狗”，所以，英國軍官也認為一把小刀就可以解決問題，看起來似乎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