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機器時代（3）
倘若說這幅風景畫帶有強烈的地方色彩，那說明數代所具有的那種宿命氣氛依舊籠罩着人物與劇本。在伊迪斯·沃頓眼中（儘管是徹底城市化的眼光），新英格蘭農場主伊桑·弗羅姆的命運是徒手在冰冷的灰花崗岩上鑿就的，其殘忍程度和阿伽門農的結局一樣。在西奧多·德萊賽的《美國的悲劇》裏，一個微小轉變所引起的偶然事件，讓一位倒霉的青年被送上絞刑架，而不是獲得銀行董事長的職務，其可憐程度和克呂泰墨斯特拉的瘋狂復仇一樣。解放后的黑人獲得了普遍教育以及經濟上的機會，自然會產生一些抱負，這在沃爾特·懷特所寫的《燧石之火》中有所反映。不虔誠的科學與女性的不妥協，鼓舞了美術對“裸體畫的追求”。創造奇迹、發動宗教戰爭以及騎士守夜的時代，好像已遠離企業的時代。
然而，也不能因此就覺得，機器已徹底摧毀感情，因為在馬庫斯·漢納充當沃里克以及美國鋼鐵公司建立后不久，一群詩人開始歌唱。和一些左翼小說家一樣，埃德加·李·馬斯特斯與卡爾·桑德伯格並不掩飾自己對民主的同情，他們批判對陳舊道德的理想主義的純化（但常常是在破壞里服從），頌揚那些不尋常的英雄。桑德伯格將威尼斯稱作“柔水之夢”，而將芝加哥說成是“一頭佇立在冰上的豬”。
和所有右翼的懷疑派一樣，埃德溫·阿林頓·魯濱遜儘管對體面的事物更溫和，但卻表現出一種可怖的懷疑，他寫道：“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空的，臭蟲與皇帝最終都會歸於塵土。”艾米·洛厄爾以及一些意象派從科學研究者、有才幹的專家那裏汲取了教訓，撇棄了夢幻者無窮盡的渴望，以非常精準的筆觸去描寫小事物，它似乎是順應部件能互換的時代的。
儘管魯濱遜認為一切皆空，或者艾米·洛厄爾覺得組合各個小的部分就能準確地理解，但其他詩人對此都無動於衷。艾德娜·聖維森特僅僅只是仰天長笑，而維切爾·林賽卻用力擂着鼓，以紀念布恩將軍、亞伯拉罕·林肯以及來自剛果的步態舞王。
小說、詩歌、散文非常豐富的時代，僅產生了少數幾個有實力的幽默作家。1910年，馬克·吐溫結束長期旅行，內心充滿榮幸與辛酸；而大概同一時間，杜利先生卻隱退了。儘管不得不承認，威爾·羅傑斯是一位優秀的招魂巫師，但似乎再無人能召喚出偉大幽默家的快樂靈魂。羅傑斯是一位真正的牛仔，對文化很冷淡，但卻將其套馬繩拋向很多歷史上的墳墓，讓墓上的半身雕像復活，並將它猛拉下來。有時候，他也會朝市儈的黑幕刺去有力的一劍；有時則高調地揭開誇張的政治表演的內幕。
當政治家四處宣揚預防性戰爭時，羅傑斯提出了有關籌款與徵兵的建議。“當華爾街的百萬富翁意識到，你到他的辦公室，不但要帶走他的秘書和辦事員，而且還要帶走他的現金，那麼，兄弟，這很可能不會發生戰爭了。你會聽到這種問題：‘嗯，你怎麼可以這麼做呢？’……不，這絕對不行。富人認為這是不實際的，而窮人卻從來沒有機會去印證這到底實不實際。”羅傑斯將參議員洛奇稱作“納安特的孔夫子”，並借這位貴族學者之口講到柯立芝總統：“在他成名之前我就認識他。在認識他的8個月裏，我發現他是個耐心、誠實的人，是一位大丈夫，不會去剝奪菲律賓人的自由。”
在談及石油醜聞時，羅傑斯讓一個參議員在有關是否讓菲律賓獨立的聽證會上向柯立芝總統發問：“發生什麼事了？是不是他們也發現了石油？”羅傑斯正是懷着這種精神來觀察機器時代的，將其富有哲理的俏皮話用到從口香糖到外交事務的每件事情中。然而他非常小心地避免將過多的葡萄乾集中放到某一塊布丁上。他的作品即便沒有表現出多少才氣，但也是新奇大膽的——這是邊疆精神的復興。
在富有創造性的文學家圈子四周，徘徊着許多評論家，其數量之大或許超過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因為圖書評論不斷增加，也因為印刷商們強烈要求用稿子來填補空白，所以一方面產生了一些分析力很強的散文家，另一方面也僱用了各色各樣的作家，這些人若在不太富裕的國家，將被降低到刻板的行業中去。在這一總趨勢下，很多文學評論的工作，都由一些教授來完成，他們接受過文學形式的訓練，但卻沒有理解產生他們文明的實質。所以，很大一部分評論工作，都跳過教授，由一些新聞工作中的業餘愛好者來完成。這些人接受過大學訓練，卻未受過古典或者現代學科的培訓。如此一來，在那些用學術性技巧影響優美文學的人與那些仰仗狡猾機智的報紙花招的人之間，大部分文學評論都變成一種使用陳詞濫調的技巧。
當評論界成員反觀自身的邏輯時，發現自己的科學處在無望的混亂中——最終得出一個可憐的見證，即在1924年以《美國的評論》的名義發行了一小卷文集。從這個文集以及類似的工作中判斷，那些曾認為歐洲出現過女巫的評論家，明顯處在一種危險的狀態中，這種危險並不比健全理智派少。當然，他們中也有少數幾個人表現出對“在文學與社會進步動力之間可能存在着某種重大關聯”這一事實的自覺。
在那些專註於文學手藝的人中，一個古老的爭論仍在進行，基本的分歧也從未變化，即美國文明的力量怎樣產生和哺育藝術天才。有些人依舊堅持認為，美國的趣味是低俗粗野的，文化是膚淺的，無法鑒別真正的才能而只追求平庸，在脾性上是清教徒的，對創造性的藝術漠不關心，一味地謀取金錢利益。一些認同這一判決的敏感者，和過去一樣隱退到各種較老的社團；而持有相同理念，心腸較硬的人，則提出各種各樣的解救方法，例如在作家與百姓之間建立防疫帶，讓天才可以自封為知識貴族。
另一方則是一些勢均力敵的評論家與藝術家，他們堅持認為（他們的理由比中期先行者更為充分），美國實際上是易於接受藝術的，它比所有歐洲國家擁有更多的鑒賞家，能為所有有真知灼見的人提供討論的主題，也對美學中少數幾個下乘之作懷有嚴重的抵觸情緒。整體而言，它為所有覺得文學和生活有關係的人提供物質條件與機會。編輯喬治·瓊·內森挑戰性地回答道：“任何一個國家付給一流作家的演講費都沒有這麼高，所以很多證券經紀人與汽車推銷商都羨慕不已。”那些目睹書商與評論家論戰的旁觀者很難對這種說法作出判決，因為還不存在什麼更高級的法律允許抗辯，而那些爭論者所使用的術語又如電流般令人擔憂。
在另一方面，機器時代的文學評論則和傳統一致。所有有關文學的討論，一方面迫切希望得到英國的批准，另一方面又蔑視這個最高法庭裁判。就和在埃默森、惠特曼的時代一樣，這種渴望常常得到溫和的保護者的積極回應，也同樣遭到對華麗辭藻的蔑視。然而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英國小說在美國的銷售量以百萬計，而美國小說在英國的銷售量只以千計。美國雜誌支付給英國作家大量金錢，而英國雜誌卻只支付極少量的金錢給美國作家。不管好壞，藝術品總是和產生它的文化有密切關係，而且只有通過這種關係才能對其進行評價，所以，沒有誰可以說清楚，英國對文學的判斷，有多少應歸咎於鄉下人的弱點，又有多少應歸咎於大城市人民的偏狹。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這一兩難問題。不管怎樣，沒有誰可以肯定地說，美國作家粗野、活潑的風格不是代表從古典禮儀向為適應近代高速發展的生活而實行的本國化轉變。
無論怎麼說，機器時代的美國人肯定是迫切想要聽取歐洲的裁決的。他們幾乎聽取海外所有文學、科學名人的意見；他們三五成群地去聽哲學家昂利·柏格森、相對論之父艾伯特·愛因斯坦、H．G．威爾斯、切斯特頓、顧埃以及其他啟蒙者、博士、表演者的演說。除了蕭伯納外，歐洲名人中還沒有一個明顯表示自己不願意受到美國公眾的關注——其中有些人堅持19世紀的那種態度，在數了數演講收入后，又嘲諷美國是一個“金元民主國”，並蔑視它處在天然狀態的珍品，從而暴露出他們自身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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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通常來說美國文學是豐富多彩的，但企業對戲劇的特別影響，使戲劇顯現出一種千篇一律、陳詞濫調的趨勢。鍍金時代商業征服戲劇，機器時代大規模地生產劇本——所有這些都是“美國製造”。目前從東海岸到西海岸的眾多劇院中，出現了一系列的標準化娛樂，而這些都是為了符合多語種人民的簡單口味，他們將錢花在娛樂上，而且希望商業公司像生產澡盆、鞋子、帽子、內衣那樣為他們提供便利的娛樂。
出於財政上的考慮，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生產劇本這種商品，讓它可以出售給更廣大的公眾，而又儘可能地不產生摩擦。顯然，製造商會不費吹灰之力地找到製造模型部門的頭頭，他們可以生產所需的一定數量、質量的訂貨。若劇本不符合百老匯大街戲劇區的口味，聰明的經理們就會將其裁剪得適合普通民眾的需要。他們的目的就是在和電影康採恩競爭的同時弄得更明白易懂。電影業現已深入到社會各階層，幾乎讓旅行演出公司無立足之地，並將千篇一律的文化從這個海岸傳播到另一個海岸。這是不容置疑的，奢華的燈光機械、舞台裝置以及旋風般的動作，完全適應高等物理時代，它有助於將人類的明星趕下舞台，讓思想的冷靜之光退至幕後，觀眾與演員都漸漸捲入電子風暴中。
在題材上，商業性劇院的戲劇完全符合花錢購買戲票的觀眾——其中大部分是商人與他們的家屬——的精神需求，就像舊大陸的大歌劇與大悲劇符合其庇護人的口味與思想一樣。對沉湎於製造、銷售商品的美國男性而言，他們整日沉浸在董事會各種各樣的冒險中，或者整日聽計算器的啪啪聲，生活唯一的樂趣是偶爾和打字員調調情，所以滿足他們口味的東西有很多。《沃林福德們快點發財吧》滑稽劇，利用適當的感情佐料再加上謀取利潤的殘暴，為觀眾端上了一道野心勃勃的菜。它給出了一個“交好運”的實例，即通過搶劫“傻瓜們”而一夜暴富。喬治·科汗筆下的那個“小人物”，非常樂意充當機器的齒輪。這名以賺錢為目的的劇作者，以外科醫生的深謀遠慮，分析了觀眾的情緒，有以下三點：眼淚、笑聲、恐怖。然後，他有針對性地以水泵般的節拍去製造那些主要情緒，這在他的《花錢做廣告》一書中獲得了空前的勝利。
為了擁有更輕鬆、更愉悅的時刻，“歌舞雜耍表演”則應運而生。它長久不衰，不斷重複着相同的笑話、雜技表演與舞蹈，而這個民族也可以以同樣滿足的情緒在工廠中或站或坐，目不轉睛地盯着做紙盒的壓印機，或者在辦公室中口授信件：“本月3日尊函已收到。”此後，超越這一切的是音樂喜劇。曾在鍍金時代讓下層階級歡欣鼓舞的巴黎康康舞，如今在機器時代又重新改創了一番，使其加上了現代的調料，具有現代的氣息。現在的舞台又加上了更奢華的服裝、燈光、異國舞蹈以及稀奇古怪的音樂——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說，在熟悉的肉菜上加上新的調味香菜。動作也和生產商品一樣加快了；取消了換景過程的長時間等待，以便能在聲音與色彩的快速轉換中，暫時忘卻日常生產硬領、襯衫、糖果以及牙膏或者出售股票與債券的工作。依據機器的節約與效率原則，女演員們在公共禮儀規則或者警察底線範圍內，幾乎是赤身裸體面對觀眾的。社會各階級都被邀請來觀看這一壯觀的場面；倘若在清教徒時代，那即便是貧民窟，也不會給社會最底層的人們提供這種娛樂。這是否是像斯圖亞特復辟時期橫掃英國的情況一樣，是一種暫時的反動，還是類似尤維納里斯說描繪的那樣，是原始狀態對常規習俗的一次勝利。從事物的變化過程來看，目前還無法做出定論。
商界的女性因為這個自由國土的繁榮昌盛而獲得了閑暇，她們習慣從午間演出中獲得快樂，因此出現了一些專門為她們提供的適合其精神需求的特別節目。就像婦女統治音樂、美術與文學鑒賞一樣，她們也緊緊控制着很大一部分戲劇王國。她們提倡考究的事物，溫柔的感情，禁止在音樂演出中大聲喧鬧以及在情節劇中發出狂笑，幾近猥褻但又是純正的，曖昧不清但基本又是正確的。在男女小人物的題材里，要讓他們面臨較為尷尬的責任與處境，奇特但不顛覆。所有這一切，都要通過“同情與理解”來處理，而這種同情與理解，是源自舒適安逸的人。很多有關猶太人、愛爾蘭人、德意志人以及美國其他民族血統的人的感傷劇，都是訴諸婦女與行業心理的，很多情節也都是描寫怎樣在一個變幻莫測的社會中往上爬。
電影事業幾乎和戲劇處在同一水平。當工業於20世紀30年代發展到高度完善的階段時，單製造一出豪華的戲劇，就需要巨大的支出，據估計，至少要有900萬購票者，才能收回這齣劇的成本，並獲得“合法的利潤”。最小公分母的觀念是無法抗拒的，它吸引很多買主為這個行業定下基調與趣味。對這個情況持懷疑態度的人，只要關注讓演出說明變成最簡單字句的那段時間，就能明白了，因為這段時間正好能透露廣大奉行者的智商。
因為這種情況，在視覺與語言上進行大規模生產的高級藝術家，不得不集中精力研究簡單的題材、結構以及戲劇技巧。固然，一些曾令所有國家的知識階級感到激動的偉大劇作，在經過修改後，也多少能獲得成功，滿足百老匯的需求；科學、探險以及旅行也得到百老匯謹慎的（即便程度較輕）考慮。然而有一件事情卻是清楚明了的：“嚴肅莊重的東西”是不會和牛仔劇、情節劇以及奶油蛋糊餅傳奇故事（最小的公分母）一起上演的，因為輪替期間的報酬並不能讓經理部門獲得多少利潤。人們不清楚，發明家在將電影與客廳中的收音機連接起來時，還能在高度思辨的神秘性里留下什麼。
倘若說少數戲劇的佈景設計已不存在機械似的千篇一律的現象，那麼商人與家庭喜好的喜劇，以及提供給底層普通觀眾觀看的電影，也無處不顯露出不安與反叛的跡象——這和對經濟方針的不滿是平行的。比如，在羅斯福進行生死決戰的前幾年，中產階級里贊成進步、對社會民主制度進行自由改革的激進分子，經常受到人們的承認與支持。查爾斯·克萊因在其1906年上演的《獅子與老鼠》裏，描寫了小人物眼中非常可怕的“大企業”的無情力量。愛德華·謝爾登在其1911年上演的《老闆》中，則生動地描繪了資本與勞工的殘酷鬥爭。對那些在安逸生活中感到不安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而言，查爾斯·蘭恩·甘迺迪的《家僕》就是一個宣洩情感的合適出口，這部作品在1908年受到了禮待。當社會工作者呼籲進步黨人在《前進基督教的士兵們》的歌聲中行進時，查爾斯·凱尼恩描述貧民窟悲慘生活的《引火物》於1911年上演了。然而，在進步黨失敗以及社會主義走下坡路之後，這種道德上的過度緊張狀態便鬆弛下來，又回到更平凡的標準上。
僅僅只在非專職的劇作家方面，還實行了一些不尋常的試驗。比如，珀西·麥凱設法想在美國民主制度的範圍內，於當代社會形勢中復興希臘戲劇所特有的統一性與儀式。珀西·麥凱是一個古典學者，一位在劇院裏成長起來的孩子，他對自己的藝術精益求精，對祖國的崇高使命堅信不疑，並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在努力尋找一種綜合的藝術，在這一基礎上建立永恆劇作的結構。就像有些人所說的，他的古代精神過多，指導意識過於混亂，以致他無法理解美國的發展進程。當然，他也得到了一些積極的成果：他將繪畫、雕塑以及音樂聯合起來，讓戲劇活動變得更為豐富，同時也擴大了戲劇的實踐範圍（儘管他可能碰到被其聯合起來的事物征服的危險）。此外，他還出演了假面具與依據小說、歷史編寫的地方題材的露天表演，將戲劇帶入更廣闊的社會中去。
“小劇場運動”的主張，反映了類似沒有明確方向或緊密關係的反叛。這一運動努力尋找變化、新穎，並努力從製造與銷售的折磨中擺脫出來。有時候，它由演員公會來經營，有時候，它又由各社區管理。有時候，它由有足夠財力或者樂意為此冒險的個人來經營，有時候又由旅行演出團在其旅行車舞台上演出。這些付出很快收到了成效，使得很多主要大學在課程中開設了戲劇，來促進這種藝術形式的發展。在匹茲堡，卡內基工程學院率先設立戲劇系，到1925年，已有近百個高等院校竭力推動劇本的創作，而這些劇本並不完全符合大城市經理們那種機器模式的要求。耶魯大學從哈佛大學聘任喬治·貝克教授那年，預示着戲劇的前景將更加光明。他曾成功激發學生的創造力，並提供相關設施來推動創造性的工作。實際上，小劇場運動已發展到一定程度，以至首次在匹茲堡舉行了全國戲劇會議，除了大量獨立的提倡者參加外，還有90所大學與40座小劇場的代表參加。1910年，伊利諾伊州的埃文斯頓設立了戲劇聯合會，它致力於擴大戲迷們的天地，激勵他們閱讀劇本，為他們提供材料，尤其是改編成適齡讀物，以此擴大學童的想像力。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尤金·馬克斯威爾·安德森與勞倫斯·斯托林斯帶頭掀起的感情風暴，它是對那種沾沾自喜和勸說性反叛的一種反叛。奧尼爾是這些劇作家中的首領，他在普林斯頓大學讀了一學期，又在哈佛大學讀了一年，此後從事過淘金者、水手、演員以及記者等多種職業，他通過一系列難以準確界說與分類的作品，讓那些購買演員與劇本的心腸極硬的人大為驚詫。奧尼爾撇棄舊式的插科打諢與刻板的形式，直接表現普通民眾的苦痛、挫折與失敗，卻不對讓白痴國居民爛醉如泥的禍因做任何解釋（神學上的、社會上的或者道德上的）。在其劇作《長毛猿》、《瓊斯皇帝》以及《安娜·克里斯蒂》中以這一方式做過各種嘗試后，奧尼爾又以相同的方式去描寫企業與它所塑造的人——在《馬可百萬富翁》裏，他描述了馬可波羅在雄獅俱樂部星期二的午宴上的情景。在知識界，奧尼爾受到了熱烈歡迎，被看作是等待已久的偉大的美國戲劇天才。更廣泛的觀眾基於其他充分理由，非常尊敬斯托林斯與安德森，安德森的《光榮的代價》，將帝國主義與戰爭的骯髒、痛苦放在顯微鏡下——讓那些平民可以看到它們，而這些平民曾在英雄進軍的隊伍兩邊搖旗吶喊，並和反映中產階級生活的戲劇鬥爭過。毋庸置疑，百老匯的標準還未完全和永久地征服這個國家，而且已有很多更重大事情的徵兆在這個福特主義國家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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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第二個10年裏，造型藝術領域也出現了相同的變化莫測的精神。學院派依舊很興盛；一些大博物館又增加了更多傳統的珍品。大部分美國藝術家的精品已通過古典派評論家的審查——這些作品在技巧上非常高明，以至一位鑒賞家親口承認，他無法分辨一幅掛在客廳的畫到底出自馬德里、巴黎、柏林還是印第安納波利斯。薩金特、惠斯勒、拉法吉以及布萊斯菲爾依舊沿着鍍金時代已提出的路線工作，而一些有相同抱負的青年藝術家也在展覽會中將自己得意的作品掛到大師的作品旁邊。根據估計，在1925年，單紐約市，就有兩萬多人靠畫筆、鉛筆或者雕刻刀謀生。就連長期在美國受到忽視的雕塑，也開始引起人們的重視。
然而，在事物的表面下，仍然存在不滿聲。早在鍍金時代就已出現的，對呆板的審美準則的抗議，如今在一些堅持教條的領袖的引導下，逐步發展成一場革命。這些人明確表示，符合科學與機器時代的藝術和符合農業、神秘主義、手工勞動、封建主義的藝術之間沒有妥協的餘地。這位新派的主張者貶低“真與純”的藝術，也就是貶低“寫實的繪畫和雕塑，傷感的，媚人的，光亮的以及純技巧的”藝術。這個新學派試圖通過畫筆與雕刻刀來表現機器大規模生產時代的力學、科學、顏色、形式、質地、動作以及數學抽象。
歐洲是這一主張的發源地，它在各種各樣的名稱下發展起來：法國的立體派是因為它過度使用幾何形式，意大利的未來派是因為它預測將來的發展，英國的漩渦派是由於它響應這樣的主張，也就是倘若藝術要再次擁有創造性，就必須生活在事變中心的附近。從其最合理的方面來看，它是一種將工業時代的生動生活、流行思想同藝術連接起來的努力。“當代世界，”現代派杜尚·維隆說，“要依據機器的語言來翻譯思想，機器以它的力量與速度（當代最高利益），充盈在我們對世界的整個觀念里。”或者也可以借用一位美國倡導者的話來說：“當代的生活，清晰地反映在建築物的大小、車輛的快慢以及製造品的多少上。然而，這些事物是徹底依賴想像力來安排的，以至它更迫切地需要尋找一種方式來表達我們經驗的實質，它們並不是如印刷術那般來反映事物的輕重與長短的，而是像大家知道的那樣，同化在我們的思想里，並通過形式與色彩來限定它們。”
藝術無法避開這些趨勢的影響，就像宗教與政治無法拒絕和技術的成果打交道一樣。而且隨着時間的推進，所有曾在歐洲流行的風尚也在美國出現了。1913年，美國一些激進的畫家與雕塑家在紐約市公開展出自己的作品，以及臨摹的舊大陸創作的作品。自此以後，美國藝術異端派的人數大大增加，並越來越有信心和力量。1920年，紐約一群人數不多但卻極為堅定的反叛者，組建了無名者協會，目的是為了公開宣佈，美國在“現代藝術”的名義下，已開始接受這次革命——這一革命拒絕新古典主義優雅的、生物學的、感官的線條與表面，全面接受機器時代堅硬的、多稜角的筆觸以及它富有活力的金屬表面。他們事實上是在發問，阿瑟王傳奇或者古代神話中的寓言，如何能在電子物理與大規模生產的時代里尋找到生動的表現。
從現代主義的論點來看，幸虧只有極個別倡導者宣稱藝術的新時代已來臨；大部分謹慎的人卻將自己的論據放在現實與遠期的可能性上——即放在科學與機器在生活、思想領域造成的變化上，這種變化撼動了傳統，為心靈與想像的馳騁開闢了新的途徑。另外，他們的論點間接獲得了一些絕非反叛者的藝術家的支持，這些人越來越關心機器社會的本質問題。
比如，約瑟夫·彭內爾一幅有關城市與工業的蝕刻畫上就瀰漫著煙霧，並大聲提出物質的新重點，這讓它們在希臘裸體畫及其模仿品的畫廊中形成鮮明的對比。當商業、工業的工藝品同歐洲製造商之間就爭奪世界市場展開激烈競爭時，它們表現出一些明顯的傾向，也就是在調整的方向上脫離歷史上的典雅，轉向機器時代一些迫切的需求上。倘若說上層的痂還未被觸動，那麼已有較少數的繪畫與雕塑反映了美國的力量——儘管這些作品未引起評論界的廣泛關注，但是卻反映出新力量與能力的出現，為另一個螺旋式的發展儲備了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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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音樂或許是同一感情軀幹上同時長出的枝葉。這個時候，美國學音樂的學生，在歐洲最傑出的音樂家與教師的引導下，經過勤奮、堅持不懈的努力，開始懷着類似那些大師們的精神表演、創作本土的奇特音調，打動了美國聽眾。當鍍金時代即將結束時，極個別如麥克道爾這樣的激進作曲家，就已在古典音樂中進行了一些創新，並沾染上歐洲那些音樂反叛者的情緒，這些人對音調傳統的調整就和美術家對形式與色彩準則提出質疑一樣。在創造美國歌劇以及其他音樂形式的過程中，還借鑒了紅種人的歌曲以及黑人的聖歌。
然而，美國正崛起的這代人用手腳敲打出來的新音符，和這些變體完全不同。這種音樂里存在一種貧民區的切分音節拍——青年人一開始將這種節拍稱作“繁音拍子”（“拉格泰姆”），這一俗稱好像是來自它的黑人創造者，當他們高調地募集資金來支持自己的教會以及其他種族事業時，就唱着、跳着這種節拍的歌舞。它宣洩了一種類似高更《南海》裏原始生活帶給歐洲藝術的那種感情。
這種新音樂表現出來的有節奏的低吟，長時間的悲嘆以及一陣陣的尖叫，和工業、城市生活中不和諧的吼聲非常相似，但卻和李斯特、海頓或者勃拉姆斯動聽的精作截然不同。這是因為讓管樂器處於優勢（尤其是薩克管及低沉晦澀的曲調），可以激起更接近於表面的感情，而這種感情是古典音樂極力想用高超的技巧掩飾的，同時它還可以通過市場上無盡的喧囂來有效表達神經上的衝撞。
這種音樂後來被稱作爵士音樂，它最初被正統的音樂家評價為曇花一現的反常現象（和鼓樂相似的東西），然而事實上，它卻表現得既有活力又靈活。它可以彈奏出全音域，也就是從最原始的音調到受新自由精神影響的古代主題進行平和的修正。它可以從舞蹈中獨立出來，賦予傳統音樂形式以新的調性，所以適合於創造性的作曲以及交響樂指揮。它既簡單又複雜，在群眾的喜愛中不斷進步，雖然交響樂隊獲得越來越多的贈款支持。
此後，它在歐洲大為流行。黑人士兵樂隊（世界大戰時期的爵士樂隊）的演奏，不管是對根深蒂固的古老文化還是對老成莊重的社團，都具有相同的吸引力。據報紙報道，就連沉着穩重的瑪麗女王也在為其臣僕舉辦的舞會上，撇棄圓舞曲而採用探戈舞曲，這就像她的祖先曾撇棄莊嚴的小步舞曲而採用圓舞曲一樣。爵士音樂從歐洲傳至整個世界，最終在開羅、新加坡、泗水、上海以及東京的旅館裏也可以聽到它的旋律。因為好勇鬥狠的性格，嚴肅莊重的日本武士階層早已習慣低層緩慢的曲調，但當他們聽到悲壯凄涼的薩克管聲音時，也會產生再次從鞘中拔出劍來的衝動。這種聲音跨越了那道分割所有文明的深狹的斷層。
在這種情形下，全世界的道德家都感到疑惑不解。有些人只能從這種新音樂中聽到與市場鬧聲一樣的噪音；而另外一些人則將其視為由世界大戰炮彈爆炸聲誘發出來的暫時的癖好，或者美國在全世界散播的諸多蠢事中的一種。然而也有極個別人，像埃默森、惠特曼在他們時代中一樣，對命中注定的事情採取開明的、易接受的態度，覺得爵士音樂可以和優雅高貴的和聲結合在一起，改進傳統交響樂雅緻、高貴的結構。1926年冬，沃爾特·達姆羅什因將這一新的音樂形式帶入交響樂的神聖領地而遭受紐約一些古老家族的譴責，對此，他回答道：“從更高的意義上說，倘若我不是真心相信它們對於發展美國音樂具有切實的重要性，那我就絕不可能去提倡這種努力。說到底，我們只是在追隨歐洲的步伐，因為歐洲那些大師們也是依據本國的民歌與舞蹈來創造自己的藝術的。”
無論爵士音樂是否是大規模生產中的一種民主思想的表現，但能夠肯定一點的是，科學與機器在音樂傳播上掀起了一場革命。因為要用合適的音調來增添無聲電影的生氣，所以那些到電影院尋找快樂的觀眾比過去任何一代人都能聽到更多或好或壞的音樂。另外，鋼琴自動彈奏機、留聲機以及收音機也給廣大城鄉家庭帶去了歷史上高貴優雅的音樂以及臨時演出的簡單音樂，這讓購票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口味自主選擇。一輩子未聽過好的管弦樂隊演奏的人，如今可以發現深藏在其中的本質了。
在機器魅力的影響下，音樂傳播也有了創新性的發展。通過俄國人的工作與其他人的試驗，人們發現鋼琴自動彈奏機也能產生前所未有的作曲模式；演奏者只有有限的雙手與十指，但在其指導下的機器，卻可以彈奏各種聲音並變化各種節奏，因而可以根據作曲家的喜好，插入各種獨特的或和諧或不和諧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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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建築師的成就，就其具有特色而非派生這一點來說，也是因為他們坦率承認現實的環境。早期設計家，比如亨利·霍布森·理查森、理查德·莫里斯·亨特以及斯坦福·懷特那樣的人，深切體會到那些企業建築物多方面的醜陋現象，曾試圖引進一些外國的裝飾來避免，這些裝飾主要就是建築物的外觀，它們更適合佛羅倫薩、雷文納，而不適合匹茲堡與麥迪遜廣場。倘若說偶爾也有合適的，那麼其結果常常是可悲的，有時甚至是荒謬的；在最好的情形下，它也是異國情調的。儘管地價不斷上漲帶來的壓力，人口的擁擠，企業節儉的要求，鋼筋與混凝土的發展，讓一流城市大規模建立企業建築的需求越來越迫切實際，但美國建築師卻長期受到那些學派的束縛與影響，只想利用建築物的高度與形式欺騙人們的眼睛。由於只熟悉建築廟堂、宮殿以及政治建築，這些建築師受到較大的局限，不適合為機器時代的金錢交易者與大規模生產者設計建築。
無論好壞或兩者都不是，都是一種無法抗拒的事情，美國工商企業的精神是不敬神的、不畏懼的或者不寬仁的；它屬於一種權力的精神，粗野無情，不經考慮地走向冒險，輕視所有微不足道的物質限制，行動非常迅速。當被召喚來為這種精神服務時，建築師卻由於受到學院派的限制，長久遲疑不前。他們抵制它，咒罵它，倘若受到委託，就想方設法地去破壞它。到1880年，達賴厄斯·米爾斯利用自己在太平洋賺取的錢財，聘用喬治·波斯特上校在紐約為他建築一座高達120英尺、可住1200人的“摩天大樓”，這讓眾多藝術界的領袖感到震驚。無論那些自作聰明的人怎樣悲嘆，這座大樓終於建成，克利夫蘭總統在第一任卸職后，興高采烈地在大樓里找到了一間辦公室。到20世紀開始之初，因為鋼結構與電梯的完善，讓大型設計變得更有可能了。1902年，自巴比倫時代以來世界上第一座真正的摩天大樓福來蒂昂大廈，在第23街屹立起來。緊隨其後又有一些大廈快速建立起來，並且一座比一座高，到1913年，紐約行人路兩旁，又屹立起零售店大王伍爾沃斯的賣5分與10分錢商品的商店，它不是一座金字塔，而是一座60層的鋼鐵與石頭混合的塔樓。
好像是因為純偶然的因素，幾乎就在這時，市政政策對企業建築提供了新的、令人驚訝的指導。為了保證空氣流通與光線充足，紐約市於1916年禁止在狹窄的街道上筆直地建築高樓，並要求建設者在建築達到一定高度后就停下來。這一法令對建築業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一些包裝有帶狀外殼和有着搖搖欲倒塔樓的巨大堡壘，如今在一片嘈雜的市聲中，凌亂地、令人費解地指向天空，象徵著利己主義的激烈競爭。旅館、公寓以及民用建築，披着立體派的金屬與水泥的夢想，以其表現出來的力感以及雄壯美壓服了觀看者。
此後不久，建築這些新型大廈在節約方面所體現出來的好處與熱情，也對基督教的建築產生了影響。過去醒目的圓頂與尖塔教堂淹沒在眾多企業建築群里；然而教會的建築者們放棄了對地址的鬥爭，也去攀登阿爾卑斯山的高峰了。在紐約與芝加哥，他們建築了宏偉的整體風格的教堂，試圖將哥德式末期的雅緻和工廠、辦公室建築的節儉結合起來——除了為信眾提供辦公機構與會議場所外，還提供住房與商業網點。這些新教堂之一。於1925年開始在紐約建築，其規劃是在第一層建一個龐大的禮堂，側面建兩座公寓，頂端建旅館，最高處則是一個誇張的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形象，它高出海平面約700英尺。幾乎在同一時間，匹茲堡大學公佈了一項建築“學習大教堂”的計劃，它是一座大型的大學建築，共有52層，屹立在這座鋼鐵王國的高爐、市場、辦公室以及工廠之上。
最後，美國的生活這種巨大能量已被發現並被接受，只有極個別藝術家仍在期望，潮流或許會逆轉，芝加哥的精神可能依然具有文藝復興時期哥特風格的優雅。1914年，英國評論家克萊夫·貝爾指出，美國建築似乎接近復興佛羅倫薩的名作，然而世界大戰之後，他又覺得，它更接近奧古斯都時代的羅馬。顯然，1927年，和在其他任何時期一樣，前途無法預測。或許建築的能量會如太陽能一般無限；或許它會受到同一衰變規律的影響。企業建築那種自視甚高的鋼鐵結構與高聳入雲的圓屋頂，很可能和卡拉卡拉的浴室、凱撒的宮殿一起灰飛煙滅。聖徒甜蜜的痛苦，也極有可能在新聖沙佩爾教堂樸實的美麗中再現。然而，倘若那場革命真的到來，那它只可能出現在機器及其社會化過程崩潰以後。有一點是能夠肯定的：歷史不可能完全重複。
在大規模建築里找到出路的經濟壓力與推動力，不論它們的目標是什麼或者受到什麼樣的制約，從其表現來看，無疑是無政府狀態的。新建築一點也不顧及社區的勻稱、設計或者便利情況，橫七豎八、毫無章法地矗立起來。所以，它們進一步促進了城市規劃的興起。自國都奠定以來，美國就這麼可悲地忽視了這門藝術。這個缺陷與過失，漸漸被藝術家甚至管事的人所承認。
在20世紀初，美國沒有一個城市設有總的規劃機關。然而在此後的25年裏，就有200多個城市設立了規劃機構，至少是顧問性質的，而一部分城市已開始執行由專業人士提出的設計。幾乎同一時間，城市規劃這項事業已成為一項公認的社區工程；這一方面的全國性組織已成立起來；法律彙編里收錄了大量建築立法；對摩天大樓進行了攻擊，認為它是造成人口擁擠的根源；美國新科學的著作中，已表示出對按比例發展的認可。
然而，倘若人們看到，這麼龐大且驚人的事業，竟然是在一個生活與工作都這麼自由放任的國家完成的，那麼這些成就顯然是值得憐憫的。它在各個方面都遭受到美國所特有困難的阻礙。事情很明顯，在巴黎或倫敦這種相對比較靜止的社會進行規劃是一回事，而在紐約或者芝加哥這種動態的社會進行規劃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在紐約與芝加哥，永久性街道與民用建築，似乎會阻礙人口與商業的迫切需求。總而言之，因為事情的不斷變化，很難達成一個有固定形式的協議。然而，在機器時代發展成熟之前，考慮人道主義與美學價值的市政設計藝術，已在美國思想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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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直接憑藉技術的進步，同時又投從事大規模生產的群眾所好，並受到資本主義謀取利潤動力的驅使，機器時代的出版事業得到迅速的發展。就如汽車與帽子的製造商一樣，圖書出版商擁有龐大的工廠與銷售機構，它們不印刷就無法生存下去——倘若其他投入都無收穫，那最後一着也還是“划得來”的。所以，在作者的利己主義與出版商進行交易的熱情之間，眾多的圖書與報刊就如洪水一般，以平庸之作淹沒了市場，而那些平庸之作，即便在不太繁榮的文明社會，也是毫無出頭之日的。因為廣告不斷發展，一些群眾性報刊（比如《星期六晚郵報》）的業主，就可能以報紙的價格將自己的商品銷售到全國各地，從而形成了非常龐大的統一化的雜誌讀者群。機械化趨勢提供給各個地方以標準化商品，提供給肯尼邦克港、西雅圖以及雅典的女孩相同款式的外衣，與此相應的，美國新聞事業如今依靠職業訓練的幫助，也將相同的樣式、腔調以及行話散播到全國各地。通過辛迪加將文章、連環漫畫以及社論發表於報刊從而取得節約的效果，各種“利益集團”將眾多“宣傳材料”送交給編輯，報紙形成一個連鎖的系統，名人也開始將自己精心製作的“轟動性”訪問交給報刊來發表，輿論一致的高級祭司們對多方面的、坦率的“搗亂性”報道予以懲罰，由一兩個巨大的通訊社來壟斷新聞的供應，加之其他多種多樣的因素，都增強了新聞工作，從而一起促成新聞工作和其他事物一樣屈服於那個各部分能互換的總制度。
一些懷有批判精神的作家被這種普遍傾向搞得有些摸不着頭腦，他們以厄普頓·辛克萊為首，宣佈如今的報紙只不過是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言論組織，然而他們沒能指出，倘若讀者代替廣告商來守衛這一聖所的大門，新聞工作就會變得更為準確、多樣與活潑。芝加哥一位記者曾說過，編輯就和商人一樣，必須將合適的商品擺上櫃枱，否則就會走向毀滅，這或許更透徹地說明了情況。不管怎樣，在機器時代，擁有獨立輿論的旁觀者傾向於將大城市編輯視為一顆恆星，而不是一顆游移不定的彗星，而且是通過大規模工業的其他產品來衡量報紙中各種意見的。
隨着出版界機器生產的不斷擴大，需將大量產品深入推廣到下層去，以獲得更多的讀者。而若想深入到更廣闊的群眾中去，就必須打入各個階層——因為廉價圖版的不斷發展，這一向下發行的過程變得更容易也更有利可圖。實際上，圖畫雜誌的豐富經驗，漫畫作家所受到的熱烈追捧，那些舊報紙里圖畫與速寫畫所發揮的效果，都預示着一種創新必將到來，這就如民主制度一般無法避免。最後，在1918年，《圖畫每日新聞》開始出現在紐約街頭，新聞世紀的新紀元拉開帷幕。這家報紙受人關注的程度，絕不亞於鍍金時代赫斯特與普利策所辦報紙的受關注程度。這個入侵者對那些正規報紙予以沉重打擊，就連那些靠大標題、漫畫、連環畫以及其他形式繁榮起來的“黃色”報紙也沒有逃過這一劫。於是，那些最嚴肅正經的傳統編輯，就算不願意，也不得不調整自己的戰略。
那些編輯製造商憑藉這些新工具，目前至少可以將每日新聞提供給那些至今還接觸不到新聞的群眾，這些新聞既不要求具有抽象思想，也不要求擁有背景知識；最終，那些幾乎只能勉強念出大標題的群眾，也被准許加入讀者的行列。更有甚者，眾多操外國語的人也可以隱隱約約地理解插圖，依據圖畫的標題拼讀，並對身邊發生的大事形成或真或假的概念。倘若說他們還無法理解柯立芝總統的政治經濟學，那麼他們至少熟悉他的面孔。圖畫對教育方法，或者教育方法對國家命運，會產生何種影響，不論是心理學家還是自然科學家都不能對這一問題做出定論。不管怎樣，人們很難斷言，那些轟動的圖畫所創造的形式，比那些體面報紙的實質更不可靠，或對有智識的公民更有害——無數的政治演說以及大量的美聯社電文，就是以“新聞”的形式發出來的，它們或許依據“某個接近總統的”權威人士，或者依據“傳聞”，或者毫無依據而僅僅只是由電文中不指名的某位官員或人士私下授意，或者就是由一些存有黨派偏見的記者報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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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工業從本質上說是憑藉廣泛傳播詳細知識與生產大量為社會所用的剩餘產品而發展起來的，所以它增強了所有在19世紀最後幾十年出現的美國教育的傾向。在中期建立而於鍍金時代獲得發展的公立學校，現在已有了更好的校舍，更完備的裝置，更優秀的教師，更先進的設備，還有一個稱之為全國教育協會的組織——它取代了1871年創建的全國教師協會。對工業有着重要影響的科學精神，持續注入整個學習機構，傳播它要求度量制、標準化以及精密度的主張。
在這個時代，這個動員運動是非常容易達到智力測驗的頂點的，因為那些好戰的主辦者都堅持認為，這種檢測會讓那些獲得一定分數的學童主動去教育系統接受基礎訓練。倘若工廠僱員從日工到技術員都能分成等級，那麼作為他們在學校里的原材料又為什麼不可以分等級呢？的確，仍有一些人，偏愛阿里斯托芬與維吉爾昔日在學院裏的那種書生氣，所以激烈反對上述做法，並且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然而，現時環境的規律是反對他們的：依據早期從普魯士引進的軍事制度，才產生了機器時代的上下班記時制，這讓人不禁發問，難道在手工業制度下人類會變得更快樂、更安逸？難道要求感情自由不是和要求木頭船擁有海軍效率一樣荒謬？
然而，緊隨標準化過程而來的是它在批評方面的對立面。據傳，反對方的理由是，那些教育方面的機械工人在加強監督以提高水平的過程中，已將學校委託給管理人（也就是舞台監督）來管理，他們除了專註於官樣文章與報表外，還一直在為自己爭取更有利的地位與政治活動。這些抱怨者還表示，儘管教師最關心的是人的胚料與課程的內容，但因為相同的原因，也仍受到管理常規的嚴格監控，因而將教育的管理與技藝轉給了半商業性的官僚機構。另外，校長們發現商人和政客在董事會中建立了聯繫，這使得學校體系不僅喪失了人性，而且還阻礙了經濟事業的順利發展。這是起訴狀里另一條增加的罪行。厄普頓·辛克萊以其一貫的風格，將整個教育事業的形勢概括為一個詞：正步走。
學校管理人對這一責難回應道，為了實行更高的標準，必然需要一個章程與規則的綜合體，尤其是當師資訓練機構跟不上人口的增長速度或者教育體系的大量需求時更是如此。教師們不僅察覺到機器陳規的危險，而且也對此給出了回答，提出和杜威、加里、蒙特索里以及道爾頓名字相連的革新實驗——這些試驗就是將弱智兒童分開，給聰明兒童提供特別的機會，並衝破因循守舊的常規。儘管他們承認機器時代的危險，卻提倡在教育中實施美國從來沒有享受過的自由、靈活性、甚至人性的東西。只有那些盲目的批評家才無法在這個矛盾中找到真理。
在大專院校中，這種雙重標準甚至比更低級的學校還要明顯。在20世紀前25年結束時，商人幾乎已將統治着高等院校的董事會中所有的教士排擠到一旁——無論它是由民主的納稅人贊助的，還是由富有的捐贈者贊助的。此外，隨着教育工廠與預算的不斷增長，那些繫着白領結、穿着褐黑色衣服、頭髮灰白的老牧師已在校園裏消失。也就是說校園已屬於證券買賣人與公司律師，而不再屬於虔誠的牧師、教士和教師了。他們的位置被效率很高的總監佔據，他總管按鈴、整理檔案、管理電話以及召開董事會等事宜。
學習本身總是或多或少地順從於時代的主要需求，就像蘆葦一般在新需求前搖來擺去，因為大學的課程要適時調整，以適應工業時代的需求。如此一來，商學、法學、醫學以及其他專業學校不容置疑地受到“大學公司”的青睞，而科學實驗室則高過文科的講堂，以至實用成為教室與課堂里的標語。培訓課程分得很細緻，這讓早期生活與實踐的哲學消失了，幾乎就像發明家增加物質產品一樣迅速地增加學術產品。倘若說那些老的名稱，比如科學、藝術、文學、經濟學、政治學，仍在通告裏出現，那麼有部分院校已仿效五金產品目錄的形式，從藝術到傳染病學，按字母順序排列了各門學科。這更能表現出它們內在的精神狀態，而學術性的課程只不過是它外在的象徵而已。
高等學校課程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倒是和它的形式相符。因為大多數大學生在畢業後會從事工業、金融與銷售工作，所以企業界的戶外消遣，也就是體育運動，既自然又恰當地成為大學主要關心的事情之一。為了順應這一發展，如今體育教員的工資就比文學、美術教授的工資高；當提升學院的體育運動水平成為企業的一種形式時，有時還可能造成職業作風、醜聞以及貪污現象。有一部口碑很好的電影，描寫一所大學就像小學一樣建有一個巨大的體育場，它被人們公認為是這方面的權威。
然而，有些人的主張還是對的，他們覺得，機器時代美國大學的學習，應該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的學習都要多樣化、大膽，更富有冒險性，在精神上也更自由，並且通過幽默的魅力變得更加活潑。整個教育過程，自然也比以往時代有更全面的分析。索爾斯坦·維布倫超越了所有先例，當大眾雜誌充滿有關教育情況的調查時，他憑藉自己尖銳諷刺的精神對高等教育領域進行了探索。
有些學生具有很高的警覺性，有時也會向他們的長者提出一些疑問，關於這一方面，有一些類似以往苛刻的聖經作為考證。哈里森·格雷·奧蒂斯就曾指出他的母校學究氣太濃，未按照他的口味來教育他。在達特茅斯學校，大學生被學校相關部門邀請去考察高年級學生的課程——這件事必定會讓那些早期聰明的完善論者感到反感。在印第安納大學，那些心有不滿的學生將學校里最差的課程記下來，並公開發表，以證明這些課程無用，青年們完全有權反對它們。對於學校所有日常工作，人們從各個方面都提出了質疑，並拋出了這樣的問題：它是否是在損壞創造性的智力和毀滅多產的天才。在這之前被視為神聖的東西，沒有哪一件不被觸及。據計算，和鍍金時代相比，如今又更多的學生在大量汲取智慧之泉；倘若少數人被新資產階級的洪水淹沒，來學校僅僅只是為了參觀和尋找快樂，而不是為了學習本身，那麼在一個投身於大規模生產而在文化上耗資不多的國家，這一結果也是意料之中的。
似乎是為了抵制機器時代的苛刻法令，並堅持掌控自身知識命運的民主能力，人們在新世紀中提出了很多令人費解的計劃，以繼續提高群眾的知識與欣賞能力（這些計劃通常都借成人教育的名義予以掩飾）。經過這些努力，肖托誇運動發出了呼籲，並提供了課程；擴大大學的運動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到最後，知識的傳播以及人文領域的方方面面都已被觸及。
呼籲經濟進步的熱情，得到眾多技術訓練函授學校的支持，它們教授包括銷售術、製作動畫、烹調術、製作帽子等所有事情。徹底拋開功利主義的目的，一場純粹尋求知識的運動產生了大量的課程，這些課程或免費或只收取極少的費用，成千上萬的簡易指南與手冊也陸續出版。為了響應俗眾的要求，天主教與新教的宗教協會也開設了各種實用的、文化的課程，為那些樂意在中學與大學之後繼續延長自身學習歲月的人服務。美國勞工聯合會發現地方工會自發組立教育中心，就正式批准了這個在普通會員中產生的群眾運動，並於1924年提議向會員徵收一筆費用，在工人教育局的總指揮下推動這個試驗。曾被看作是打發業餘時間的圖書館與博物館，也同樣受到這些活動的激勵，表現出社區教育機構的性質，除了提供世界上最先進的設施外，還為不斷增加的尋求知識的公民提供正規指導。
這一運動的活力與前景非常動人，使得卡內基公司也在1925年公佈，它的目的是利用大量贈款來推動成人教育。能夠毫不誇張地說，“精神與物質的競賽”，已成為那些關注美國社會性質及其未來的人最關心的事情。在這股追求知識的熱潮里，下列事實是非常明顯的：這個國家正在猛烈攻擊自己，細緻慎重地考量了老的價值觀念，並提出了疑問，也就是在機器時代的嘈雜聲中，到底還存不存在尚未被那些偶像崇拜者、批評家或者歌唱者觸及過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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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每個時期，尤其是自進步觀點興起以來，思想家多次試圖打破通向未來的那扇鐵門。政治家們則試圖去理解並指導這個他們急欲在其中充當動力因素的命運，在這方面，他們多少取得了成功。神學家們在各民族使命的信仰以及行為效果上，同樣產生了一些道德觀念，儘管還沒有馬上和政治的實際決定關聯起來。思辨的精神或許少了一些責任感，學者們曾研究了人類自脫離野蠻時代以來的長期歷程及其起伏變化，設法揭開當下生活的面紗。只有最冷酷無情的科學家才會迴避這種問題：難道人類所做的功僅僅只是物理學的一個方面，而且還要受到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影響，也就是力慢慢衰變至毫無生氣的水平。
的確，當代歷史學家不敢親口預言，因為他們清楚，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常常會出現類似新教反叛的情況，結果幾個世紀才形成的看似堅不可摧的傾向，卻被富有活力的對立面所推倒。但是因為他的職責是關注知識潮流、質量、數量、速度及其能量，所以他就無法忽視生命力或者神力的存在，因為這些事物代表了精神力量為掌握舵柄所付出的努力。
美國的機器時代恰好就非常富有批評、評價與預言的精神。那些搞純文學的人或許比其他任何一個特殊集團都熱衷於此道。當然，他們也在反覆詢問這樣一個問題：美國的文明是不是已到盡頭，向下轉化為一種在精神上無可救藥的、刻板的制度，缺乏對美術鑒賞的內在能力，缺乏創造性的才能，手法粗糙，構思狂妄自大。他們和馬修·阿諾德有着同樣的心情，不清楚重新回歸農村、莊園以及哥德式教堂是否會好一點；有中等收入的中產階級的抱負會不會因為昌盛的技工與專橫的公僕而被擊得粉碎；桃子、蘋果與汽車這樣一些對勞動人民有用的好東西會不會拿去和可以在歐洲最好的餐桌上看到的美酒交換。他們中的一些人覺得，他們已看到整個美國社會捲入了機器生產方式的漩渦，並這樣無休無止地旋轉下去。倘若這些預言家已對普通的改進徹底失去信心，那麼他們又會欣慰地想到，無論這些情況對一般人民來說是否道德，但卻能夠給“有教養的少數人”——某種新的國教帶去安慰。
經濟學家、科學家以及出版家的預言，由於他們不同的稟性而導致不同的結果。其中一派覺得，國家正在“慈善封建主義”的奴隸制度下滿足地安頓下來。一群占卜者強烈反對他們眼中的“有色人種興起的浪潮”，預測文明必將毀滅，除非白色人種真能聯合起來抵制非洲與亞洲。另一些占卜者則認為，盎格魯—撒克遜人——又稱北歐日耳曼人——正處於被拉丁族與閃族移民征服的危險中，美國文明正在事物的毀壞與世界的衝突中走下坡路。這種占卜者的一個變種則警示人們，要反對黑白混血種緩慢卻無法抵抗的進軍。
那些認為前途不明朗的科學家，以僅次於福音派的熱情大聲宣佈自己的信念，除非美國精神可以通過大膽的研究與自由的洗禮的改造，否則它永遠無法趕上工業機器的發展，也無法順利地去設計它的龐大組織、群眾運動以及國際交戰；思想上更加鋌而走險，這最終只能導致毀滅。學識淵博的亨利·亞當斯在長久專註水晶球后，看到命運之冊里有四種選擇：歐洲文明日益消亡的悲觀主義，勞工或者資本的專制統治，重返神秘主義與教士的統治，或者是舊事物在新的外衣下單調地重複下去，或許還會受到熵的規律的支配。
倘若依照專家那些一般的而不是尖銳的輿論來看，美國未來的性質是一目了然的。人們普遍認為，進步還是無限的——它都會繼續完成那種經由18和19世紀緩慢達到統治地位的歷史思想。具體地說，它意味着永遠相信民主，普通群眾（與英雄、階級相對照的群眾）有能力通過理智的辦法處理時間洪流中所產生的問題——即相信當代思想中那種新穎奇特的工具的作用，“發明產生髮明”，從一個技術的成功走向另一個成功，克服原始自然資源與能源枯竭的難題，讓文明的福祉——健康、安全、物質產品、知識、閑暇以及美學鑒賞更為廣泛地傳播，並且利用智力與藝術反饋所積累起來的力量，讓物質方面的東西從屬於精神的王國——顯然那種力量有能力去完成它艱巨的使命，就好比它曾產生過去的與現在的、活着的與死亡的所有形式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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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柯立芝統治的全盛期，預言家正試圖觀察未來——將他們的希望、恐懼以及憎惡投向今後的歲月——一次自拿破崙戰爭以來就定期襲擊世界的經濟危機，撼動了從華沙到匹茲堡、東京以及加爾各答的文化舞台。在幾個月內，天國的幻想就徹底破滅了，汲取當代各種觀點的輿論主題，出現了各種從灰色到黑色的悲觀論調。前十年那種自鳴得意的特點已從公眾場所消失，用投資銀行家的觀點來說，或許它還會隨着證券市場接下來的上浮而再次出現。
然而，從外觀上看，在蕭條的早期，曾在掌握技術的潮流下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還未發生劇烈的變動。用自動化機器與合理化來替代勞工的勢頭繼續高速發展着。這個殘忍過程的旁觀者，如實地記錄了勞動組織在商品生產過程中走下坡路的趨勢，並預測將會陷入一個僵局，這是財政支出與社會潤滑劑都無法打破的。然而，經濟希望的破滅，還未產生階級之間的大混亂。很多高收入者都降到了低收入水平，然而財務、經營、銷售以及生產活動的巨大分工還未被摧毀。眾多家庭遭到了毀滅，1930年的離婚率比上一年有所增加；然而家庭依舊維繫住了，儘管表現得不是很好。婦女們依然在努力爭取機會上的平等，而且在某些方面爭取到了——除了在工廠與辦公室外，還在領取救濟品的名單中。前十年中僅有一個顯著的社會趨勢保持下來：人們大量湧入城市的勢頭停止了，而遷居鄉村的潮流不斷上升。儘管各種組織如兄弟會、慈善機構以及社會團體的成員數量有所下降，但這些組織依舊發揮着自身的作用，並考慮怎樣募集資金來扶助貧困的夥伴與鄰居。
除了慈善事業外，蕭條對一些舊式的社會合作組織也產生了鬆弛性的影響，因為它讓可用來進行組織與宣傳的資金變少了。機器紀律使其放鬆了對千百萬人的控制，讓他們根據自身希望與失望的心情而隨波逐流。社會緊張狀態彷彿也隨着工業發展的速度放慢而緩和下來。隨着有組織力量的崩潰，有關禁酒的嚴厲措施也瓦解了。禁酒的實施於1929年達到高峰，國會批准了沃爾斯特德法，對違禁者處以不超過1萬美元的罰款，或者不超過10年的監禁，或者同時實施兩種懲罰。就像人類事務時常發生的情況一樣，懲罰性的勝利是走向滅亡的徵兆。如今，反對禁酒的人快速得勢，以至到了1932年，民主黨人決意要廢除這項法律，共和黨人則將這個問題提交到各州去審議。因為可能從啤酒、葡萄酒以及飲料的消費中獲得大量收入，從而減輕納所得稅者的負擔，所以廢除這條法律的前景是非常樂觀的。過去曾說過，小酒館滋生犯罪、精神病以及貧窮；現在仍然可以義正言辭地說，禁酒也同樣可能產生這些現象，而且還會引起大規模的詐騙行為。無論形勢的邏輯怎樣發展，繼續實施禁酒的前景和其在1933年開始實施時一樣不容樂觀。
對於宗教與科學這對精神上的孿生姐妹，經濟的起伏並沒有產生顯著的影響，或許只是讓它們在其獨立與特權受到威脅時更加團結。人們看見，它們正以從未有過的努力來調和一致。在舊制度里，宗教主要依靠農業收入來維持，如今除了一些落後的地區外，這種舊制度幾乎已消失。宗教與科學目前主要依靠同一來源維持，所以也同樣遭到經濟結構混亂的影響。隨着時間的推進，自然科學家比過去更加艱難地來解決神學家已為之奮鬥了兩千年的問題，也就是宇宙的性質與構思。他們中的一些領袖宣佈已在物質世界的奧秘中發現上帝，詹姆斯·瓊斯勛爵指出上帝擁有數學大師的性格。對其信仰的肯定讓神學家感激不已，並且以再次煥發的熱情去鼓吹阿他那修斯的信條與嬰兒的洗禮。極個別老派的神學家與機械論者堅持他們的原教旨主義，然而他們好像在進行一場即將失敗的戰爭。但是，也出現了一種分歧。當科學家並未一致攻擊社會貧困問題時，天主教與新教的教會組織卻開始警告自鳴得意的富豪階級，關注經濟計劃問題，宣稱現在的混亂是不利於基督精神的，並暗示資本主義改革有其可行性。
在那些自詡為考慮社會問題的人中，資本主義的震顫性麻痹造成一片恐慌。經濟學家的隊伍里發生了爭論。極個別不滿分子指責整個隊伍在生產過剩與飢餓面前智力清零。擁有較深正統思想的現任官員堅持認為，在對關稅與債務進行某種修補后，經濟的和諧會在合適的時機恢復過來，並且將他們的無能歸咎於“社會科學”的不發達。當學者們閉門討論或者撰寫論文而無力處理（倘若可能處理的話）經濟周期性危機時，諸如斯圖爾特·蔡斯、喬治·索爾以及阿德爾伯特·艾姆斯等外行們會脫穎而出，提倡用國民經濟計劃以及控制生產和分配過程的方法來醫治這種反覆發作的疾病。儘管這些建議在政界人士與編輯中激起了小小的波瀾，但那些學者們卻輕而易舉地證明，有關實施計劃經濟的建議是徹底“行不通的”，這讓政界人士與編輯們非常欣慰。“我們將從蕭條中走出來，”一位著名人士表示，“只要通過艱辛的勞動與痛苦的調整。”即便沒有這些“牛頓”來提出經濟樂觀主義的數學公式或者微分方程，事情也勢必會發生。
負責編撰《社會科學百科全書》的編者們，於1931年9月出版了包含《經濟學》的一卷，讀者驚訝地發現，該書就某些基本問題並沒有一致的看法。它沒有對“原則”與“原理”進行全面且真實的總結，而僅僅只是一部專題的論文集。主編以一篇歷史敘述的引言開頭，在引言中，他宣稱經濟學“長久以來就是、而且將來也可能繼續是集團與階級利益要求合理化的戰場”。此後就是專家們撰寫的論經濟學10個學派的10篇論文。共和國的一般讀者對這些東西都了解不多，所以只好靠自己來判斷它們的好壞，並自己選擇治病的藥方。
歷史學家與政治學家的情況也並沒有好一些。歷史學家被視為是熟悉“歷史發展規律”以及對危機和革命擁有遠見卓識的人，然而，即便他們中有人覺得要點燃歷史女神之燈來照亮天空，卻又極力剋制自己公開發表自己的觀點。政治學家曾探討過國家及其結構、功能與歷史作用，如今這個國家已邁入新的領域，要求通過勇敢辛勤的勞動來拯救文明。然而，從這些學術修道院出來的重要作品，都是講述直接預選、縣政府以及市鎮整頓的，而不像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漢密爾頓、麥迪遜、特雷奇克、馬克思的作品那樣以雄偉的方法來討論治國藝術。從當時一些觀察家所使用的判斷標準看，也仍然無法確定，以上方法是不是人類智慧中較好的部分。
國家這條大航船和蕭條的礁岩相碰撞所發出的聲響，也讓普通的教育工作與特殊的社會研究工作產生了不安與騷動。當社會繁榮昌盛時，小學至大學這一龐大系統，能夠無止境地轉動下去，產生律師、醫生、工程師、證券交易人、工藝師、速記員、家政科學主婦以及制帽工人，而未對事物的過程產生絲毫懷疑。然而，當飢餓威脅着它的學生以及因失信而威脅着它的贈款基金時，就會一致對教育的目的以及教育與定期遭受經濟疾病的社會的關係產生疑問。當首次風暴爆發時，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出版了一本論大學的巨作，在書中，他指出有些學校快墮落成大騙子了，並提議對學校進行一次清洗。在同一時間，曾由西奧多·羅斯福與威廉·羅斯科·塞耶管理過的美國歷史協會組立了一個委員會，主要研究學校里的社會學科，以明確教育是不是變得越來越混亂，倘若不是的話，應該用什麼樣的航圖來規劃其航程。沒過多久，全國教育協會也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負責擬定一個大膽的計劃綱領，作為美國整個公立學校系統實行公民教育的課程基礎。在課堂上逗孩子玩的時光無疑正在消逝，要求有秩序、準確地進行教育的日子已然開始，不久以後各種衝突就會無法避免地發生。
因為暢銷書與版稅保證金的迅速下跌，文學界所受到的困擾比教育界更多。文學家較少受到傳統的制約，所以能更快地響應輿論的風尚，感覺到大恐慌的震動。他們和那些忠誠的報紙記者一樣，即便在欣欣向榮之時，也能看到陰影，並已生動刻畫了那些沒有注意到這點的人們。最終，這些現實的觀察家有了屬於自己的一批聽眾——即那些貧困不安的無產階級，低等王國的中產階級以及坐在宴席上深感不安的上層階級。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批青年作家突然站到了左翼陣營中，比如約翰·多斯·帕索斯、米高·戈爾德、查爾斯·耶爾·哈里森、奧利夫·達爾根、馬休·約瑟夫森、埃德蒙·威爾遜、馬爾科姆·康利、格雷斯·倫普金以及嘉芙蓮·布羅迪。他們常常將美國貧困的悲慘景象和莫斯科永不消亡的樂觀主義進行對比。約翰·張伯倫在其《告別改革》一書中，將西奧多·羅斯福、羅伯特·拉福萊特、伍德羅·威爾遜以及查理一世、路易十六、尼格拉二世一起埋葬進了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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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思想這個筋疲力盡的巨人，還需繼續在意識形態與空想的礁岩間爬行兩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