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機器時代（2）
在這種以預防為主的思想刺激下，鍍金時代中，作為人道主義一種新奇實驗的社會貧民福利工作，也發覺它的使命與觀點遭受着嚴重考驗。一方面，曾經很多受到抨擊的弊端已在集體行動中消除了，如今它的一些實驗性功能已由公立與私立的機構承擔起來。另一方面，大部分在中產階級與富豪階級中開展的教育工作，已由大學的經濟學系、社會學系接管。在這種現象下，運動中的一名領袖也不得不在1926年的一次國際大會上說道，“社會貧民福利工作已由社會福利的問題轉至更廣闊的社會教育領域。”
這種外在的共同性情感，曾推動了慈善事業與社會立法，最終也涉及了北方與南方令人頭疼的種族問題。在世紀之交，衝突與私刑不斷增加，似乎正醞釀著一場種族戰爭；然而因為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裏黑人領袖的建設性工作，棉花地里的勞動力大量湧入北方工業中，而針對種族關係的科學研究，又在這個領域內的思想與實踐方面指明了方向。另外，在自1865年以來漫長且痛苦的道路上，1920年創建的種族委員會成為一個裏程碑。因為白人種族與黑人種族領袖之間有着直接、友好的合作，所以這個委員會在尋找解決困難的道路上，以互相幫助來取代歷史上所形成的偏見與懷疑。為了將相同的精神帶入科學研究中，南方60多所大專院校開設了有關民族問題的課程，這表明人們已承認該問題的重要性，並努力尋找解決這一複雜問題的公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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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要着重強調這個矛盾，在特別指出善行的功能以及人道行為的實際目的中，那些精明實際的商人也會對大眾的美學、純科學以及古典文學事業給予贊助。在整個鍍金時代，大財主們將舊大陸的美術館、宮殿、私人收藏室以及拍賣行洗劫一空，以低得離譜的價格購買藝術品，並將這些收穫物運回家供個人欣賞。在如今的機器時代，這些私藏品時常被慷慨地提供給大眾。1897年，J．P．摩根首次將大量珍藏品捐贈給大都會博物館；1924年，摩根的兒子將摩根的書籍、原稿、繪畫、掛毯等珍藏品連同保藏這些珍藏品的建築物，一併交給某個託管委員會，供普通民眾欣賞。差不多在同時，鋼鐵大王H．C．弗里克在提出幾點條件后將自己收藏的繪畫交給了紐約市公眾。1925年，銅大王W．A．克拉克將私藏品交給了華盛頓科科倫美術館，而在一年內，弗蘭克·芒西將其所有財產轉交給了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實際上，在全國範圍內，大財主們正將曾搜刮的藝術寶藏交給“老百姓”，為了這一榮譽，加利福尼亞州和紐約州展開了競爭。當憤世嫉俗者譏諷金融、鋼鐵、銅大王洗劫歐洲寶藏時，歷史學家提醒他們，是紡織品、金屬物、香料以及銀行業支持了大部分原物的所有者，在他們有益的愛好下，這些舊大陸的珍貴品才得以創造出來。然而，誰也不知道，倫勃朗、霍爾拜因、弗拉戈納爾、特納以及夏娃內的作品，到底對一個商人佔主力的民族以及對美國的一般審美力有什麼影響。
除了為研究傳統美學所提供的便利設施以及機器時代捐贈物所提供的鑒賞機會外，那些想從事一般的或者精細的知識事業的人，還因為基金會的創立，聯邦、州以及市政府科學活動的增多，各領域中教授職位的設置，特殊研究機構的發展，研究生基金的捐贈，而獲得了更多的機會。因此，生物學家也可以吹噓伍茲·霍爾已擴大為“全球最大的、設備最先進的海洋實驗室”。只要是可以用錢買到的或者是人們能發明出來的，紐約洛克菲勒研究所就能為醫藥研究提供一切有利條件。
19世紀在英國開創科學研究的是一些業餘愛好者，比如萊爾、華萊士、達爾文這些謙遜且有能力的人。然而如今指導美國科學的卻是一些專業工作者，他們曾依照學校的程式接受訓練，莊重地獻身於教學與研究工作。或許還有一些天才被埋沒，但可以肯定地說，美國所有的事業都是向有能力的人開放的。固然，那些有機會擔任教授的人時常感嘆一流的考生太少，而那些管理研究生的人也總是不得不和一些平庸的人相處。然而，倘若免交學費並將大專院校與研究團體的大門敞開，這個國家就可以培養出一批知識超人，而新世紀的美國則將統治整個世界。
為腦力勞動者提供幫助的機構在快速增加，與此同時，可以轉化為商品或改進技術的思想市場以及或高或低的著作物的市場也在不斷擴大。工商業領袖沒日沒夜地吵嚷不休，他們要求製造新奇的產品，想出促進銷售的辦法。這樣一來，新的雜誌、行業、小說、崇拜熱、專門的與一般的機關報刊便運用而生。出版與印刷成為資本主義企業的一個重要分支，其年產值並沒有比木材與鋼鐵的年產值少多少。倘若說短篇與長篇小說在這方面獲得了最大的獎賞，那麼也可以說，更嚴肅的精神產品也能獲得購買者的尊重，並且呈現出不斷增長的趨勢。
少數胸有大志的作者說，他們的天賦無法得到賞識，他們因缺乏同情或者機遇而遭受挫折，但大部分人還是要感激這個慷慨的國家，它購買書籍、雜誌與報紙就如購買口香糖與戲票一樣大方。總而言之，對這些事物只能做大概的估計，而不能用數字來計算：不論是相對地說，還是絕對地說，處於機器時代的美國為精神生活所提供的物質條件，都比任何一個在尼羅河文明開始后興旺起來的國家更多樣、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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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機器時代還未充分發展前，通過多種渠道從歐洲傳至美國的知識風尚，嚴重打擊了酒足飯飽時代所留存下來的文化形式。在20世紀初，歐洲所關心的事情，似乎還和以前一樣明確。從生物學、人類學以及社會學中闡發出來的達爾文主義，顯然已毫無異議地取得成功。政治民主制度，尤其是在英國發展起來的議會制度，極有可能征服世界上所有的首都，其中包括聖彼得堡與東京。從英國與歐洲大陸的選舉結果來看，社會主義正在不斷取得成功，這預示着資本主義制度正從戰爭與競爭狀態轉變為合作。那些沒有直接獲知馬克思主義的人，卻從托爾斯泰、安納托利·法郎士以及蕭伯納的著作中間接獲悉馬克思主義。因長期鬥爭而產生的反教權主義者，不斷攻擊天主教會，最終於1905年使法國政教分離，這讓羅馬教廷驚慌失措。倘若統治西歐的資產階級並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激進綱領，那說明他們還是懷着理解的心情看待未來的，並且還公開宣稱，將改善大部分人的處境，作為工業、商業與政府的目標。“和平、科學、民主與進步”——這些就是自由派的口號，對此，保守派或許有些沮喪，但還是將它看作當代不可逃避的方法來接受。
然而，在事物的表面下，掩藏着研究與思索的暗涌，它註定會讓將來很多年的世界觀增加新的方面。通過深入研究達爾文所提出的問題，一代科學家否定了諸如生存競爭與適者生存的簡單機械論觀點，找到了解決宇宙之謎的鑰匙；而在雨果·德弗里斯的帶領下，又重新向人們介紹了有關創造過程的觀點的突變論——不能用任何簡單的物質因果關係來解釋的突變。總而言之，從新的生物學來看，維多利亞女王時期就已被接受的純粹的進化論觀點，就和《創世紀》中的史詩一樣，已無法滿足科學的需求。
除了生物學研究中產生了這種令人驚慌的後果外，物理學方面也有驚人的發現。的確，如今知識界關注的焦點已不再是生物學，而是物理學，它恢復了自己的古老帝國，同時又呈現出一些新階段。自牛頓時代開始，科學就主要是被宇宙的機械論觀點掌控着；其早期理論就是由力學第一規律支撐着的，這就是所謂的能量守恆與物質不滅，它於19世紀得到闡釋，並在同一時期因達爾文的假設而得到發展。
然而，在20世紀之前很長一段時間，物理學中最為頑固的機械論結構，就遭受了其臨近學科的威脅與撼動。凱爾文勛爵實驗室公開宣言，否決了早期力學規律的有效性，用同樣肯定的說法替代了之前的學說：“自然界所有的能量都在緩慢地轉化成熱，消失在空間中，最終，除了以最低能級存在的死之能級外，什麼東西都沒有了。……它已無法做任何功。”很多年之後，準確地說是1898年，一枚“深奧的炸彈”以放射性活動的形式從居里夫婦的實驗室投出來。新的時代即將來臨。25年後，哲學家艾爾弗雷德·懷特黑德說道：“科學正以新的面貌呈現在大家眼前，它既不純粹是物理的，也不純粹是生物的。它是一種對有機體的研究。生物學的研究對象是更大的有機體，而物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更小的有機體。”
讓一件複雜的事物變得比科學更簡單，是有可能的。早前物理書中提及的有關物質與力的觀點，和古代米堤亞人以及波斯人在法學中提出的法律一樣堅定，然而如今卻被拋棄了。看似堅固的唯物論的基礎已解體；取代老教條的，是物理學與生物學的奇異組合，因此哲學家只好用“有機機制”來概括它。就連邏輯的實證性也遭受動搖。當別人問法國著名數學家彭加勒歐式幾何學可不可靠時，他表示這個問題是沒有意義的：“歐式幾何是最為方便的。”當海克爾利用條頓人的徹底性去解釋宇宙之謎時，在某些關鍵問題上失敗了，海克爾承認，“當他越深入了解物質的屬性，就會發現物質的本質越來越不可思議與不可理解。”在維多利亞女王時期的諸多觀點中，對新心理學的研究，尤其是有關潛意識的性質與作用，真實的與虛構的思想中防禦機制的作用，以及性在所有生活表現形式中的廣泛含義，都具有相同的革命意義。
當操作顯微鏡與試管的大師們正埋頭研究事物的本質時，世界大戰從這些辯論者手中接過對事物的領導權，將其交給原始的暴力。就像每個戰爭研究者所預測到的，這場衝突造成的痙攣性後果，完全超出了死亡與破壞的範圍。各方面對“國際禮貌”的肆意侵犯，以及國內人民對合法政府的反叛，都明顯表明“法律與秩序”的脆弱性質。那些坐在安樂椅上的馬克思主義者，長期利用宗教的狂熱來鼓吹未來的“革命”，然而當群眾的力量擊垮了舊的沙皇政權，並讓布爾什維主義或者無產階級專制制度成為現行政體時，他們卻驚得目瞪口呆。從各方面來看，這一點令那些相信議會制度和以數人頭為職業的民主機構的正統派傷心欲絕，然而當他們被邀請到意大利、匈牙利以及西班牙去為建立在有產者利益基礎上的獨裁統治歡呼時，他們就不再攻擊現行的蘇維埃獨裁統治了——這又增加了一種政治道德表現。
在這場戰爭帶來的後果中，在緊隨人類大災難而來的反動、沮喪的時期里，悲觀主義者經受不住這種緊張氣氛，於是在德國人奧斯瓦爾德·施本格勒的領導下，宣佈西方文明滅亡。人們禁不住會嚴肅地問，19世紀偉大的科學，是否會在20世紀成為具有毀滅性的弗蘭肯斯坦。對於這個挑戰，樂觀主義者認為，“和平與進步”的老方針有可能捲土重來。
他們這麼說也是有理由的，因為當俄國布爾什維主義與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煙霧消散后，人們會看到，不論蘇維埃共和國政治家與羅馬獨裁者說得多麼天花亂墜，他們所提出來的目標，都只能為群眾提供呆板乏味的安逸與繁榮。英國與歐洲大陸的封建秩序因為農民所有權的擴大而受到侵襲；歐洲所有社會因為對大地產實施徵稅或者皇族遭遇毀滅，所以在實質上更像美國的社會。從探險與大發現時代就已轉變世界的平民化過程，甚至已讓最古老的封建教權結構崩潰，一時間，人類在經濟機構與相應的興趣愛好上趨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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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美國智力事業而言，世界大戰的粗蠻表現以及由自然科學所支撐的機器橫掃一切的氣勢，對其各方面都產生了影響。就宗教與神學來說，它們所表現的形式既是可估量的又是不可估量的。因為富豪階級與中產階級源源不斷的贈與，各教派在建築與資金方面都很富有。社會恐懼、犧牲精神和理性的信仰，又一起擴大了這股黃金的潮流，使其湧向教會的財庫中。北歐清教徒詹姆斯·希爾與一名閃族懷疑論者馬克思·帕姆，大方地為天主教機構捐款，其中一個眾所周知的目的就是給國內不安分的工人階級灌輸紀律。某個由猶太人贊助的天主教新聞學校，表示自托馬斯·阿奎那、艾貝拉與阿西西的聖弗朗西斯時代以來，機器時代已走了很遠。在清教徒主要聚集地馬薩諸塞州，聖公會的財產迅速增加，這使得某商業家族成員勞倫斯主教不得不將其純精神作用的聖職放到一邊，開始做管理金融的實際業務。
當本世紀前25年結束時，所有教派的年收入已超過5億美元，其中衛理公會至少佔這一總數的1/4，居於首位。教會的物資設備與資本投資，以及由此而獲得的年收入，甚至會讓本世紀中期的主教、託管人、教會執事大吃一驚。的確，已有一些統計家大膽預測，美國教會當時所擁有的物質力量，差不多和中世紀教會在未被資產階級沒收、剝奪財產時一樣巨大。然而，面對這一歷史性預言，在高興之餘，還應謹慎對待。
為教會提供財富的機器時代，同樣是一個民主的、有智力衝突的、女權運動興盛的以及由俗人聯合的時代，這說明，各組織與機構的所有派別都在不斷強調對一般群眾進行約束。在新教各派中，存在各種各樣的會社，比如基督教男青年會和與之對應的基督教女青年會，它們並不堅持某個特別的信條，而是通過提供社交生活、宿舍、健身房、娛樂、旅行，以及傳授如債券買賣、不動產推銷與技術入門等實際事務，來竭力吸引青年。大城市裏的牧師們也從中獲得啟發，時常採取類似的方法，試圖挽留住那些在工業生活的喧囂與令人眼花繚亂的娛樂中分心的成員。
天主教一直都很少違背自己的歷史準則，也極少屈服於統治階級的權力，然而它也無法完全抵抗這個時代帶來的壓力。因為在俗世生活中，它的俗眾都聚集在公會或扶輪社裏而被遺忘，或者說是引起他們興趣的計劃被忽視了，所以天主教無法預測其俗眾聯合的趨勢到底是什麼樣。如此一來，哥倫比亞騎士團便運用而生，它在天主教中發揮了類似基督教聯合會在新教中發揮的作用，並且對就業以及技術、商業與城市問題的訓練也提供了幫助。所以，這個“世界上主要的天主教俗眾組織”在世界上主要的商業帝國建立，並且在機器時代掌握教會的大權，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猶太人一直都信仰更為古老深奧的信條，直至現在也未能改變這一習慣。他們也成立有俗眾的組織，和基督教聯合會並存。
當某些教派在追求俗眾並想竭力讓宗教的應用符合它們的需求時，那些曾在鍍金時代凸顯的社會問題，也會在教會的討論中佔據很大的地位。顯然，那個時候還沒有多少人信奉基督教社會主義，教士們對相關理論的興趣，是直接隨着勞工與資本爭論的強度變化而不斷變化的。世界大戰結束時，工業上的騷亂影響了整個西方文明，天主教成立了一個全國福利委員會，科學並人道地探究當代一些迫切的經濟問題。除了建立一系列類似的機構外，新教派還打算聯合起來研究團結問題與共同的社會綱領。這裏有一個實際解決問題的例證，某個機構考察了鋼鐵工業，其調查材料有力地駁斥了業主的論調，並批判了工廠的工作時間與工作條件。在工資問題的某些方面，基督教女青年會持有進步的觀點，這導致它最大的資助者憤然離去。然而保守勢力是強大的，它不斷地將俗眾拽入宗教活動中，全面拉攏世俗生活中的失意者。
雖然僧俗兩方面想方設法讓群眾和基督教發生某種形式的聯繫，但截止到1926年，仍有一半多的非猶太人和9/10的猶太人遊離於有組織的宗教範圍外。從教會的統計報告推測，這些名義上的成員大多數還是兒童。若明確這一點，一般教會的缺口便會大得驚人。
各教派的教士除了要和世俗方面競爭，以吸引日漸被機器化進程所同化的群眾外，還必須去應對各種反對正統思想的思潮。共和國早期懷疑宗教的自然神論一直未中斷，中期的唯一神論仍在不斷發展，鍍金時代對《聖經》的考證也越來越成熟，儘管它們並未減少多少教徒，但卻一直在侵蝕神學的既定體系。一支由地理學者、生物學者、天文學家、物理學者以及歷史學者組成的大軍，利用書籍、雜誌與報紙，將一些震驚一時、攪擾人心的思想公之於眾。這些思想和《聖經》中的宇宙發生論、編年史並不相同，這引起俗眾的探索與疑問，讓一些神學家不得不反覆解釋、修正或厲聲呵斥。
一個自稱是現代主義派的派別，坦然地接受了科學事實以及對《聖經》的科學考據，用和現代知識一致的詞語來重新解析基督教的本質，以便適應這一形勢。用哈里·埃莫森·福斯迪克的話說，這一派的思想家無法“認真地用男人的形象來描述上帝（也許他就是這麼被培養起來的）——上帝於嚴寒中在花園散步，用男人的肋骨做出女人，建造通天塔讓人們語言混亂無法溝通，利用洪水懲罰人類，因為某個男人的孩子未舉行割禮而企圖將其殺害，對一個站在山巔上的人只示以背部而不是臉部，或者不分男女老少地屠殺其選民的敵人。他是痛恨這一切的。”對於這些“拘泥於字面意思的說法”，現代主義派要求有“理解上的自由”——自由地闡釋“基督的不朽福音以避免其糾纏不清的地方，從神龕來辨別神的顯現，自由地、合理地、符合實際地去佈道，例如說，在教會的歷史中，還沒有哪個佈道者擁有先知的特權”。
持相反觀點的神學家們，也就是所謂的“原教旨主義派”，遠未向現代科學投降，他們堅定且忠誠地堅持他們眼中的“古老信條”——屬於他們自身的《聖經》神學精義。事實上，嚴格地說，天主教在理論上就屬於前原教旨主義的，儘管其信眾經常受到現代主義派著作的干擾，但它一直堅持永未改變且永不改變的信條，其中一些觀點，就和聖靈感孕說一樣難以被自然科學接受。但是，恰恰就是由新教的保守派開始這一教條主義的新風尚的。他們借用了幾條被看作是拯救靈魂所必需的信條，就概不承認神學考據中科學方法的有效性，並對各種形態的思想自由開炮。在一般方面，他們統一了怎樣區別綿羊和山羊的基本標準，比如《聖經》的詞句要絕對準確且具有啟示性，對某些重要章節的字面解釋，人的墮落、聖靈感孕，耶穌因為釘死在十字架上而獲得贖罪與拯救，以及基督的復活。
原教旨主義派生怕人們無法明了他們的立場，於是便用精準無誤的語言來闡釋他們的觀點。比如，浸禮派聖經聯盟就用以下詞句來解釋它的信條：“聖經是那些受到超自然啟發的人寫出來的；它是沒有任何錯誤混雜的真理；它最開始寫出來時，在科學上與歷史上就是真實準確的；所以，它目前是以及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也將是上帝意志對人類最終的、最完整的啟示；是基督教聯盟的真正中心以及考驗人類所有行為、信條與意見的最高標準。”緊隨其後，又有8個補充宣言，談到三位一體，“依照字面而不是比喻或者象徵”來接受創世說，聖靈感孕，贖罪，皈依新創世，教會的使命，浸禮，基督復活以及二次降臨，此外還批判了進化論學說。在1923年的大會上，長老會利用性質相似的教條重申其信念。一開始它就斷言，“聖靈正是依據聖經的要義以及我們的標準，激勵、引導和感動聖經的寫作者避免犯錯誤的。”應當承認，無論怎樣譴責原教旨主義派，他們都保留了信仰的口頭形式。
有些人將原教旨主義運動的根源追溯至全國各地的聖經協會；這些協會的目的是培養宗教工作者，因為他們的初級教育一般還無法讓他們進入充滿科學、歷史方法的神學院校。從本質上看，它是一個群眾運動，在機器生產過程還沒有產生多大影響的農村，發揮了極大的力量。毋庸置疑，它組織得非常嚴密，資金也很充足，而且堅定不屈。
原教旨主義派的領袖並不僅滿足於對神學中的現代主義派開炮，他們還設法控制州立法機關，並強迫它頒佈法令禁止所有或者部分有公共資金支持的學校教授進化論。他們在田納西州實現了這一目標，並於1925年夏季發起了一場激烈的戰鬥，他們審判了一位青年教師，控訴他傳授給學生違反法律的進化論學說。
兩個大陸的自由思想者，尤其是在那些既不兩邊倒又不向後看的人，對田納西州事件發生在美國窮鄉僻壤這一現象很感興趣，然而原教旨主義者卻並未因這些人的嘲笑而動搖，他們宣稱要繼續這場戰鬥——四處宣揚他們的福音，強迫立法機關通過法律來反對進化論，直至他們的信條成為全美的信仰。當那些質疑者在譏笑時，對科學開炮的原教旨主義派中最頑固不化的人，卻獲得英國、蘇格蘭、歐洲神學家的鼎力支持，這是由於現代知識也同樣滲入了神學家的領域，讓他們處在類似的危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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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命中注定的，美國科學在機器時代所做出的偉大貢獻，屬於功利主義的應用形式，而不屬於純思辨的形式。托馬斯·愛迪生晚年還在孟羅公園實行他的魔法。亞歷山大·格雷厄姆·貝爾75歲高齡時，仍致力於改進電話通訊；其他老一代的領導人物，在20世紀最初幾十年裏，也在勤勤懇懇地勞動着。如今，在做出傑出貢獻的發明家名單里，又增加了一批值得尊敬的人——延長電話與電報線路的米高·普平，在一般電學方面有重大突破的查爾斯·斯泰因梅茨，在航空學方面有突出貢獻的賴特兄弟，在無線電播送方面有傑出表現的李·德福雷斯特，以及無數的工作者，他們解釋自然狀態的靈巧程度都不低。
儘管技術的進步已讓研究工作超出了靠經驗辦事的範圍，並讓科學的探討深入至新物理學與化學中，但創新依舊按最嚴格的要求進行着。在應用機械學上，任何一個分支部門都未被忽視；在不斷發展的工業方面，任何一個要求都受到了重視。就像鍍金時代一樣，每年都會出現一些驚人的成就，直至最新奇的發明也無法讓公眾動心。1903年，飛機首次飛行到500英尺以上的高度；1902年，無線電通訊首次橫渡大西洋，自康沃爾傳送至科德角；1915年，人們的聲音通過電話從紐約傳至三藩市；1927年，無線電話從紐約傳至倫敦。
在20世紀前25年即將結束時，人們曾對世界各國的機械成就進行了一次對比研究，結果證明美國在註冊專利權的數量上已居於世界首位，高達1397000項，而法國則是645000項；英國為594000項；德國為365000項。因此，胡佛部長在1925年說道：“近幾年我國工業研究已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其規模是史無前例的。”
實際應用的精神在車間的每個角落裏流行開來。倘若如施本格勒所說，教堂鐘樓的鐘聲可以給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一種巨大的時間感，那麼下面的情形也不會令人們感到驚奇了，這就是，美國文明的機器轟隆聲，已給誕生在魔術與巫術中的古老科學一種實用主義的偏好。一旦冠以“工業”的稱號，那些其先輩曾尋找過點金石的化學家，現在就會爭先恐後地去追尋新的商品財富，或者讓舊元素有新的應用，以便生產產品，增加農產品，或消除疾病。地質學家停止了和佈道者就摩西宇宙發生論所展開的爭論——這是資產階級與教會16世紀就已開始的長期爭論——立即將注意力投向世俗的事務，並以可以產生經濟利益的研究工作而自豪。
為了不落後於時代精神，生物學也轉移了自身的重心。早前為了給激烈的達爾文主義戰鬥提供材料，它尤其注意研究工作中有關神學的部分。然而，在機器時代，生物學不僅在各方面都有所擴大，而且還擔負起更加世俗的事務，改進植物與動物的品種，消除疾病，宣揚優生學，研究人口和食物供給，探究精神與行為有機作用之間的關係，以及種族理論，尤其是北歐人和其對手間的巨大矛盾。心理學家對神學也不感興趣，他們撇開修道院的反省而去研究人類生物，將物質世界與化學反應視為當下最關注的事情，他們還冒險涉足社會關係問題，在考察有效勞動時屈尊為廠主服務，為利用誘人的廣告銷售更多商品的商人以及關心治療疾病的醫生服務。
徹底出於現實的考慮，對科學的普及做出了顯著的推動。為普通讀者與專業讀者出版的新技術雜誌遍佈各個報攤。各種書籍為進一步研究掃除了障礙，比如1919年出版的埃德溫·斯洛森寫的《創造化學》，就和長篇小說一樣成為了暢銷書。在各大專院校中，科學課程不斷增加；各種增強科學興趣的社團也一片欣欣向榮。於1920年成立的“科學服務社”，成為日報的專欄。州與聯邦對科學的支持以及對研究工作的贈款（著名代表有卡內基學會、洛克菲勒研究所），表明科學已獲得納稅群眾以及大富翁的尊敬。
精密科學往下延伸至普通生活的勁頭長久未衰。通過多種渠道，它的精神滲入美國生活的各個角落，除了最為遙遠的內地。因為機器生產方式的擴大，科學越來越多地應用於工業領域；因為城市的不斷發展，市政工藝學已佔據曾被變幻無常的政治風雲所統治的廣大地區；因為農業上的改革，農場勞動已和蒸汽機轉動一樣輕快。憑藉省力的裝置、平衡膳食的公式以及家庭衛生學，科學還進入了各個家庭，人們拋棄了按經驗辦事的老習慣，並嘲諷老太太看顧、餵養孩子的方法。倘若說社會輿論依舊沒有趕上科學利益的潮流，那麼思想的趨勢就和太陽運動一樣是無法阻擋的。
在更為高級的純理論範圍內，仍然受到過去各種文明表達方式的拖累，在戰略與目標上，科學的精神與方法都在試圖轉變。無論他們的實踐怎樣，新世紀的歷史學家都莊重發誓要忠於真實，表明他們的任務不是讚揚或批判，不是進行道德判決，不是服務於黨派利益或發揮沙文主義的作用，而是明確特定情況的事實，系統地將它們整理好，並且從中獲得經過檢驗的結論。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也開始頌揚科學；倘若說他們還在為保護關稅與船舶津貼而辯護，幫助、安慰有組織的勞工，或者提出社會立法的程序，那麼他們至少已將自身的論點用科學試驗包裝起來。在教育方面，除了對物理與化學方法進行定量測試外，還對智力進行機械測試，這讓那些老派的理想主義者感到困惑，因為他們堅持認為，可以對性格、智力以及教學方法進行定性分析。儘管全國40名主要的科學家（其中包括R．A．米利肯、亨利·費爾菲爾德·奧斯本等名人）聯名宣佈，科學與宗教之間並沒有真正的矛盾，但原教旨主義者並沒有接受這種安撫，依舊擔心科學通過考據方法征服和剋制宗教的神秘性。
雖然美國在科學的應用與普及方面發展迅速，但在純科學方面——它無意探究真相，卻遠遠落後於歐洲主要國家。固然，在機器時代，美國學者曾4次獲得諾貝爾獎金：A．A．米切爾森與R．A．米利肯獲物理獎；T．W．理查茲獲化學獎；亞麗克西斯·卡雷爾或醫學獎。然而，在考察大自然更微妙的秘密方面，美國顯然在總體上居於次要地位。
認清這種令人困窘的事實后，一群名人以胡佛部長為首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自1926年開始募集2000萬美元的贈款當作基金，以便擴大美國科學成就的規模，他們顯然覺得，只要有更先進的物資設備和更多的閑暇時間，就自然而然會出現像達爾文、倫琴、居里夫婦、凱爾文、愛因斯坦那樣的人。儘管這一計劃受到學術界的一致認同，將其視為美國思想史的一個轉折，但要求捐款的呼籲一直遭到反對，最終，就連那些最細微、抽象的研究工作，也必須向企業付出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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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一方面和機器工業相連，另一方面和科學研究相連，所以人文科學的研究表現出“世俗方式”的調子。哲學的趨勢是清晰的；以在專業學校里接受過培訓的俗人來替代成熟的教士，這個工作在這一時期開始時就已實際完成，並已結出果實。當思辨活動從宗教機構與報酬中脫離出來時，儘管會帶來不小的痛苦，但依舊逃脫不了美國文化中那種嚴格且講求實用精神的影響。為了完善本國的思辨活動，曾試圖引進一些像昂利·柏格森那樣的活力論修補者的學說，但它僅僅只是曇花一現，讓本國的權威者更為堅定本國的信念。
威廉·詹姆斯在晚年時徹底轉向正日趨毀滅的查爾斯·皮爾斯的實用主義——一種機會、愛情與法律的奇怪結合，它兼容各種相關的思想，天真地相信一般的善以及事物的一般趨勢。1910年，詹姆斯結束了他富有而多才多藝的生活，這對“古老的絕對論”造成了極端的危險。他的哈佛同事喬賽亞·羅伊斯也是如此，他無法讓普羅維登斯的密友們感到更欣慰，因為他們最初以為在那兒可以立足腳跟的。羅伊斯基本屬於美國早期歷史人物，他那稀釋了的基督教體系，已很難容納特別的創世說、人類墮落說以及光靠信仰就可解救靈魂說。
這一代另一名傑出的思想家約翰·杜威，以非常坦誠的態度打破了所有固定的體系與思想，將他的思辨活動中心轉移至自然主義的基礎上，辛勤等待着科學的新發現，聆聽心理學變化的聲音，並讓他的思想擁有隨着所有事物發展而充滿活力與運動的外貌。在他的手裏，一門曾被看作是深奧難解的學問，已擁有實際的內容；實際上，它非常符合機器生產、科學以及這一時代的要求。
美國輿論的這一傾向，令那些心腸很軟的審美家感到震驚，尤其這種人更是如此：他們在追尋物質財富中遭遇挫折，滿足於在思辨中尋求可以安慰的替代品，繼而到不太發達的文明的哲學中尋找慰藉。在利用活躍的幻想以及崇高的辯護來為神秘觀點服務，從而豐富美國的見解后，一位在這方面最有才華的作家喬治·桑塔亞納，卻從萬眾矚目的舞台上逃至一個古老的文化避難所，在這裏，經濟報酬的污垢還沒有那麼明顯，或者說至少還未對內心平靜的樂趣造成這麼大的危害。當然，要讓德國人眼中的福特主義和所有帶着涅槃氣味的事情調和起來，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對於具有絕對論哲學觀點的教條主義的經濟學而言，機器時代里那變化莫測的氣候是對它非常不利的。約翰·貝茨·克拉克在鍍金時代結束時有效完成的艱巨工作，也就是維護按功過分配財富的資本主義制度，現在已沒有誰敢於或者試圖去做了，尤其是在索爾斯坦·維布倫利用這個大陸最完美無缺的學術反語闡明克拉克的矛盾后。固然，很多教授依舊在用華麗辭藻寫作令人厭倦的教科書，但是因為資本主義的迅速變化，已無法再產生像亞當·斯密、李嘉圖與納索·西尼爾那樣的自信。至於這些書中形式的統一性，可以說它們基本是在為現行的生產與分配方式辯護；然而，即便在這種統一性中，更多的也是似是而非的東西，而不是真實的東西。
的確，技術的發展很無情，以至年輕的經濟學家，也和那些物理學家、生物學家一樣，從哲學轉向研究工作，深深陷入歷史與現實的細枝末節中，在一貫正確的岸邊失去了立腳點。那些傾向於有利可圖的現實主義者，都轉至商業學校，或者成為銀行的顧問；那些擁有服務興趣的人，都去思考勞工問題與保護性立法；其他一些熱衷於精確性的人，則以數學方法應用來衡量各種經濟事務，在有限的領域內獲得豐富的成果。通過類似這樣的行動，大學裏的科學與研究精神，就和商業經營、工業管理與勞資衝突交融在一起。
在機器時代全盛之前，學校里產生一種被稱為“制度經濟學”的新方法。依據這個學說，經濟學家的主要任務是“搜集事實”，觀察趨勢，研究各種制約特殊情況的因素，並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進行合作以制定暫時可行的政策。這方面某位著名教授的話，或許非常準確地說明了這一精神。這位教授在1923年宣稱，倘若他的科學僅僅只是為資本或者勞工辯護，僅僅只是用調和與解釋的中立立場來替代令人厭煩的教條化，那就不能被稱作科學。當一些頑固者一味追求更高的利潤或者不惜一切代價提高工資時，這個宣言似乎是冷酷無情、令人失望的，但它卻是十分重要的；粗糙的保護色時代正走向消亡。
政治科學也同樣受到現實主義傾向的影響，經歷了相似的轉變。它在一些接受過法學咬文嚼字訓練的人手中，一直是非常嚴峻的，脫離了所有慣例。在20世紀初，幾乎所有討論政治的書籍都充斥着憲法條文——這些條文與實踐極少或者壓根就沒有關聯——或是一些圍繞“國家”這一抽象邏輯寫成的純理論文章，它們一般都有意無意地為某黨派的利益來設想。然而這種掩蓋真相的表象終究逃不過好奇者的審查。
這種對法學形式主義價值所持有的懷疑態度，引發了一場對政黨性質與作用的研究，讓這些強有力的管理機關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這個研究是因奧斯特洛果爾斯基的名著《論民主和政黨的組織》於1902年出版英譯本而引發的，這本書對詹姆斯·布萊斯幾年前所做的調查研究進行了非常細緻的探討。法學之牆一旦被衝破，對誘使個人和集團參加管理過程的動機以及能有效決定政治功能的因素的研究就會開始。在機器時代，製造與銷售物質產品是最為重要的社會活動，為了適應這個要求，這種深入透徹的研究就開闢了一條進入經濟領域的道路。而一旦規定這一方針，就沒有哪個聖所可以逃避它的入侵；政府任何一個部門（不論是立法、行政還是司法）都無法避免科學批評之光的照射。
政治理論在遭受這種入侵的同時，又遭受來自工業效率中泰勒主義者的壓力。因為國家、州和市預算的膨脹以及政府職能的擴大，最自然的事情就是，利用組織方式與合夥經營中成功的程序來解決公共事務。所以，在一部分研究政治科學的人中，主要興趣就是研究經濟計劃與執行公共工程的方法，這使得制度學派在經濟學中興起，它最為關心的是考察國家所發揮的歷史作用，並幫助改善管理的技巧，以完成因黨派運動而加諸給它的任務。這種解釋就將教條撇至一邊；主要由政府研究部門領導的實際研究，取代了對政治觀念所做的瑣碎且無益的分析。
作為一門科學，法學是相對比較落後的，它深受職業作風所累。據說民法是法學警覺的保衛者，它和長期與西歐有關聯的神學一樣，在抽象的法學領域中，顯露出一種神秘的本質。若想精通它，主要是要研究法典制定者的言語。絕大多數開業律師就是憑藉這種言語的營養品成熟起來並獲取經驗的；而且，只要可以不讓自己的領地受非本行人的探究，他們就可以保證自身的權威性。
然而，在現代科學無處不在的光照下，尤其是在法律不得不屈從於市場之後，它已無法保持住這種神秘的咒語了。立法機關通過頒佈法令，讓司法裁決的範圍越來越大，從而讓人們能夠依據立法者多數的性質與動機，考察法學的各個部門。對法官政治任命的競爭也明顯表明，在法官製造的法律中存在人為的因素，所以很難逃脫有關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對偏見與合理的心理學研究，打擊了司法邏輯的威信。法官之間的鬥爭，最終產生了不同的意見，讓觀察敏銳的公眾可以探究出司法決定的奧秘。“這一案件是依據我國大多數人所不接受的經濟理論決定的。……一般的前提無法決定具體的案件。決定應當依據更為精細的判斷或者直覺而不是任何錶述清晰的大前提來做出。”這是1907年，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在和同事就一項勞工立法的合法性進行爭論時所說的話——這好像是路易斯·布蘭戴斯提前降臨。
在越來越多的人眼裏，法律顯然是社會與經濟的一種表達形式，它隨着技術與社會進展而變化，而且要依據活的組織（法律屬於其中一部分）來理解。在這種情形下，讓那些受不成文法與“永恆的司法原則”培養起來的法學家感到驚訝的是，一種被稱為“社會法學”的新信仰興起並發展起來，它是由一個名聲不遜於哈佛法學院院長羅斯科·龐德的權威宣揚開來的。依據這種體系，研究者就能去調查法律製造者與解釋者的經濟與心理動機，“司法制度與理論的實際社會效果”，以及形成現存制度和從永恆的形式主義中無限產生法律制定者、律師、法官的各種社會力量。
機器時代中的歷史學家離市場與審判室的交易更遠一些，他們最為關心的是過去而不是世界發展進程的內在本質，所以他們不像經濟學家、政治學家與律師那樣深深捲入現實的時代潮流中。儘管歷史協會主席與老政治家亨利·亞當斯懇請他的同事們建立歷史科學，但是並未得到熱烈的反應。“歷史學家，”他悲嘆道，“依賴事實的收集就如地質學家依賴化石的收集一樣。”
這個原因，或許能從亞當斯的談話錄中找到解釋。他曾問道：“要賦予歷史科學什麼形狀才可以讓它不因巨大的利益而動搖根基？”後來他回答自己的這一問題時說，所有超過膚淺的編年史與地方插曲故事的東西，都註定至少會和統治當代世界的巨大力量之一發生矛盾，它們就是教會、政府、有產者或者有組織的勞工。歷史學家雖然耐心地傾聽他的意見，但最終還是會堅持自己的方法，依舊對重大事件進行搜集、註釋、編輯、擬出編排好的概論，這或許是因為他們覺得歷史沒有科學可言，或許是他們得出了和亞當斯一樣的結論：沉默是更好的。
自那以後，機器時代中就再沒有人仿效班克羅夫特的風格去寫作虛構的歷史，闡釋上帝在美國創造的奇迹；再沒有人仿效黑格爾的風格向世界發表美國的廣博的哲學觀點；再沒有人依照巴克爾的公式從物質環境的角度去分析美國的智力活動。然而，也應承認這段時期所做出的巨大成就。那些充當典禮官的哲學博士，若說他們已覺得無力和康德、亞里士多德競爭的話，那至少也肅清了大量冒充成“事實”的膚淺偏見，並通過搜集、分析真正的歷史根源，為更精準、更現實地描述美國社會力量的運動鋪設好了道路。
他們做得比這多得多。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和大量追隨者一起，第一次搞清楚西部邊疆對美國發展的巨大影響。查爾斯·安德魯斯、艾倫·內維斯、O．M．迪克森以及阿瑟·邁耶·施萊辛格的長篇巨制，都充分揭露了商業利益的競爭讓美國革命陷入了困境；與此同時，威廉·多德的巨著，還揭開了內戰之前美國南部各州的神秘面紗。1926年，J．富蘭克林·詹姆森出版了他有關美國革命的演講錄，他覺得美國革命是一場社會運動，為美國起源的綜合看法貢獻了一部巨著。政治編年史壟斷一切的時代正在走向滅亡。另外，在詹姆斯·哈維·魯濱遜的帶領下，歷史女神王國的範圍不斷擴大，它包括知識階級的歷史以及知識在人類戲劇中發揮的作用。的確可以承認，美國歷史巨著在供學校與一般使用時，其學術性、研究範圍、觀點以及公正性，完全能和世界其他國家的類似著作相媲美。如果在愛好傳奇的人眼中，它們的清晰度還不夠，那或許應歸咎於批評精神，而不是因為缺乏對創造力的正確評價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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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說自然科學給一般的知識活動帶來了刺耳的聲音，那麼可以說它還未徹底粉碎那些從事文學創作與評論的人的想像力。的確，在本世紀開始后的短時間內，商業文化好像無可辯駁地在其軌道上運行着。一些從鍍金時代流傳下來的權威的雜誌，因為擴大廣告而富有起來，並順勢不斷發展。一些通俗化的雜誌曾因揭露名人醜聞而流行一時，現在又不無後悔地回歸到永恆的三角戀愛、街談巷議、塞繆爾·斯邁爾斯的主角等話題上。與此同時，一些體面的歷史月刊，儘管偶爾也會離開正路，發表一些有關性或者勞工的文章，但它們從未偏離其狹窄且筆直的道路，仍不斷遵循着傳統的中產階級標準發展。
然而，最終有了一些重要的發展。一些大城市的報紙覺得有必要擴大書評欄目或出版文學評論專號；《星期六文學評論報》是一家獨立的評論周刊，它是由一位愛好廣泛又有識別力的編輯亨利·賽德爾·坎比創辦的。毋庸置疑，它是有收益的——獲得了讚譽、榮耀或者圖書廣告。不管怎麼說，這件事是值得人們注意的。然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新聞工作中一些奇異的冒險。1914年，赫伯特·克羅里創辦《新共和》，公開宣揚政治與文學中的自由主義。克羅里所寫的《美國生活的前途》，曾讓他在美國政治思想史方面贏得突出的地位。四年之後，在奧斯瓦德·加里森·維納德的帶領下，曾在一片沙漠中吶喊的《民族》開始為自由而戰。大概在同一時間，《自由民》在艾伯特·傑伊·諾克的領導下，開始諷刺諸多神聖的世俗習慣，並且在此後三年的動蕩中堅持如此。少數保守分子畏懼這種明敲暗打，他們一邊向有財產的人索要貢金，一邊鼓動《評論》來抑制他們所說的“無思想的激進主義”；然而在吞沒一切的沉默中，他們很快就遭遇到挫折。亨利·門肯與喬治·窮·內森也不滿於自由主義與思想的一般趨勢，於是便離開《最時髦的人士》，並受到出版家艾爾弗雷·諾夫的有力庇護，在其出版社發行了《美國信使》，這是一份非常出色的月刊，大膽諷刺了“有教養的少數人”，而亨利·霍爾特早期主持的《不受歡迎的評論》，也是針對這些人。
從美國作者筆下湧出的各種各樣的著作物商品，就其思想、形式以及意義的細微差別來看，難免有些平淡無奇，這是由於在煙霧瀰漫的工業天空下無法產生新的事物。將它們分一下類還是可以的，即便某位評論者曾說：“我們的突出特點就是沒有突出特點，是各種對立實體的混合物，事實上所有東西都是在一個平面上。”
那些心滿意足的作者們自以為很了解美國的現存秩序，超脫於這股洪流之外，將這種秩序——倘若激烈頻繁的變化可以稱之為秩序的話——看成一種有形的統一體，是珍貴的，值得歌頌和受到肯定的。美國文化的這一觀點不斷豐富起來，採用了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形式，在為婦女發表的短篇小說以及哈羅德·貝爾·賴特與吉恩·斯特拉頓·波特的長篇小說中體現出來。
在精心細緻的策劃下，這一信條披上了較有學問與教養的外衣，在斯圖爾特·謝爾曼的巨著中得到闡釋。這位有名的評論家與散文家在美國發現了“一種由深刻的道德理想主義激發出來的民族創造力”，他迫切期望看到“活潑的、篤定的、深情的美國主義”；他希望藝術與文學可以對民主有用，賦予並加強國民道德持久的地位，讓清教主義更加美好，而這一切都可以取得光榮的結果，讓正確的理性與上帝的意志可以暢通無阻。謝爾曼極其厭惡那些鄙夷資產階級的人，而且他不希望看到性有更下流的表現形式，除非（就和布里格姆·揚的情況一樣）它們和勤勞、剋制、節儉、道德聯繫在一起。儘管謝爾曼使用了馬修·阿諾德的語言，但實際卻訴諸廣大中產階級的健全理智，對於這一階級，他的英國導師曾苛刻地將其稱為“市儈”。
在這種彬彬有禮的另一端，同時也超脫於那股洪流之外的，還活躍有一派作家，他們認同謝爾曼的觀點，覺得美國存在一種文化的統一體，它在方式上主要是清教徒與中產階級的；然而他們不認同它的道德主張，覺得它是掩飾廣告代理商思想的偽善表現。這一派作家確實達到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形式。它最典型的代言人是傑克·倫敦、厄普頓·辛克萊以及W．E．伍德沃德，他們以諷刺的筆調批判資產階級文化，利用社會主義的統一體來威脅它。他們覺得，社會主義是由科學與無產階級的思想激發產生的。
在《革命》這部具有開創性的長篇小說中，傑克·倫敦描述了美國資本主義的“末日”。辛克萊以聖經式的巨大熱情從總體與細節上詛咒美國的制度。在《叢林》裏，他揭露了芝加哥屠宰場的生活與勞動環境，沉重打擊了傳統的九日，給全國人民的良心以巨大的震撼，響徹整個白宮，並且讓政治傳聞一直傳到西伯利亞的大草原上。在其他小說與散文作品中，辛克萊還以同樣的力量攻擊了美國新聞事業、從幼兒園到大學的墨守陳規的教育方式以及拜金主義。和傑克·倫敦、辛克萊相比，伍德沃德更熟悉賺錢的知識以及市場上的“行話”，他在其長篇小說《彩票》中，批判企業的虔誠與虛榮，指出機遇與粗俗是發財的兩個重要因素。
西奧多·德萊賽、辛克萊·劉易斯以及舍伍德·安德森的作品，都對商業文化的定局與效能持有相似的懷疑態度，而很少表示對可能的或意願的替代物有什麼肯定的把握。他們引導着一批作家，用冷酷無情的筆觸來譴責“健全的中產階級”的習俗、小城鎮、富豪集團以及在美國成功祭壇上的高級教士。換言之，通過大量的小說與詩歌，他們嚴重懷疑斯圖爾特·謝爾曼關於“由深刻的道德理想主義激發產生的”民族創造力這一說法的可靠性。
在哈羅德·貝爾·賴特與厄普頓·辛克萊之間，還存在一批文學上的攝影人、雕刻匠與畫匠，他們對宏大的宇宙計劃（不管是天真的還是非常複雜的）毫無興趣，也不關心他們最瑣碎的語言中有哪些形而上的含意，他們寫作小說的目的是讓那些願意購買與閱讀的人獲得樂趣。儘管如此，這些作家也表現出一種超然於行吟詩人與評論家熱情之外的氣質，他們或是從機器時代美國的物質生活中搜索主題，或是沉迷於圍繞商品生產所必然導致的悲劇意識。這個時候，歐洲的封建主義已遠逝，因此亨利·詹姆斯或者F．馬里恩·克勞福德好像都不願意離開繁榮之鄉去描述那個正在消逝的時代里的繁文縟節。這時，商人已佔據整個西方文明的中心，所以沒有誰能再將亞瑟王的繡花外衣罩在他身上了。
凡是研究美國機器時代的人，都能看到其文明賴以轉動的軸心——然而伊迪斯·沃頓卻沒看到，他裝腔作勢地分析歷經世故的幾代人，他們企圖阻擋從新黃金海岸爬上來的人以及在福利事業上有慈善行為的工業大亨；弗蘭克·諾里斯也沒看到，他曾花大筆墨描繪成功的鐵人苦惱於自己只在金錢上取得成功。“新南方”的地區性小說，也同樣發出來自賬房的聲音。在詹姆斯·布蘭奇·卡貝爾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里，正直的人是一位從事金融事業的男巫，和這個國家其他慈善家相比，他讓更多的人破產，並派出更多的傳教士去非洲。埃倫·格拉斯哥的小說里，描繪了衰敗的老種植園主和科學、企業的野心之間的鬥爭。倘若說商人並不是一直佔據舞台的中心，那麼他們的妻子或者女兒會接替他們——或者是有抱負的獨立婦女開創了新的經濟，並提出符合那一制度的禮貌與道德準則。虛弱無力的女性都已在酒足飯飽的時代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