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英國殖民的奧秘

新大陸的發現、殖民和擴張，僅僅是人類在地球表面漫長探索的一個縮影。信史的幕布剛剛才在人類舞台上升起，那些小徑密佈的山谷和大道通天的平原已被一群群原始部落、武裝匪幫、軍隊蹂躪過了。現在，他們已經駕着艦船在茫茫大海上航行了。從時間的盡頭回看，各民族上演的戲劇不過是一部人口遷移和文明變遷的歷史而已。他們建立了如此眾多而影響深遠的帝國，那些巴比倫人、埃及人、波斯人、阿比西尼亞人、雅典人、羅馬人、蒙古人、土耳其人和滿洲人的帝國，在宇宙萬物的流變中不過是一次集中的停滯，一個轉瞬即逝的歷史階段。

早在公元前500多年，古希臘的哲學家阿那克西曼德就得出了驚人的結論。他認為他所見到的宇宙是一個無邊無際的洪流，一刻不停地奔流着，拋出無數新的形體和生物，然後又按命運的規律把它們吸回到無限的虛無里去——旋轉的天體、起伏不定的潮汐、生長的穀物、遊盪的牧群、羸弱的人類及其爭鬥不休得意洋洋建立起來的渺小體系，也對抗不過永恆的力量。這些說法並非毫無根據。用近代數學的術語來說，那種純機械主義的樸素哲學仍然引人入勝。但是，一位叫亨利·亞當斯的歷史學家提醒我們說，單純的運動無法說明一切實體的方向和生命力。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也提醒道，“還有一種與無機物的邏輯（即理解力和被理解者的邏輯）相對立的有機邏輯。也就是一種基於實體本能的夢幻似的邏輯，即與外延邏輯相對立的實質邏輯。”

阿那克西曼德以後，在19世紀，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試圖解釋歷史無窮無盡變化的問題。他得出的結論是：人類的進化究其本質而言，是絕對精神演變的表象。黑格爾相信，上帝必然是一切事物的絕對主宰、造物主和支撐者，而文明不斷變化的時代模式不過是構成宇宙基礎的偉大理念——即“按照絕對理性規劃世界以實現其目的的一種無限力量”的部分反映。在他看來，國家的興亡更替不過是一場角斗戲，這場戲劇中的每個卒子都有各自的命運，總會有英雄人物按照命運來實現理念的演進。

對黑格爾而言，上帝的方法就是正、反、合——每一個制度、理念和狀態都會無限喚起它的對立面和異議；最後，雙方的矛盾對立會最終達到中和或和解。那麼，按照邏輯推理，似乎這種變化從過去到未來無窮無盡，但是黑格爾卻聲稱，所有變化過程的最終目標已經在德意志和普魯士王國完成了：黑格爾發現了上帝經過許多世紀的漫長勞動最終創造的理想狀態，並且他自己正身處這一理想狀態之中。這種天真的信念並沒有妨礙他的偉大假設對近代思想的深刻影響。雖然歷史學家已經開始努力避免黑格爾的信條，他們主張用事物的基本關係而非龐大的基本原理來進行研究；但神學家和政治家仍然願意在黑格爾信條中找到強有力的論證。

黑格爾之後，一位德國經濟學家維爾納·桑巴特重新探討了帝國主義發展的原動力。他把這個過程歸納為人類各群體對於地球上生存基地和自然資源分配權的無休無止的鬥爭。這個理論雖然描述得過於籠統，但並非沒有例證。在3000多年裏，古代若干民族和帝國統治者的衝突都是為了爭奪和佔有富饒的尼羅河流域和幼發拉底河流域。因為那裏可以滿足大量人口的糧食需要，只有這樣，奴隸們才會心甘情願地勞動，整個統治體系也才有可能建立。但是，在這裏興起的每個強大帝國都很快被那些能征善戰的游牧民族征服。他們也同樣覬覦帝國的土地和其積累的龐大財富。通過掠奪那些辛勤積聚的財富，每個勇士獲得自己參戰的酬勞。雅典帝國鼎盛時期，超過一千個城邦向它的國庫進貢。地中海遍佈着賺錢的商業。伯里克利時代的輝煌並不是輕而易舉達到的。因為那時的迦太基帝國征服了包括北非、西班牙南部、科西嘉、撒丁島和西西里一半在內的半個地中海地區。它是個商業國家，它的主要統治思想就是壟斷和掠奪、榨取它的領地，通過武力或者貿易盡量搜刮財富。

但是，在羅馬的利劍之下，富強的迦太基還是淪陷了。當它們在西西里島對峙時，對死亡的恐懼以及對暴利的渴望使得羅馬議會通過了發動戰爭的決議。我們可以引證波利比烏斯的權威意見：“軍人對人民說，他們可以從戰爭中獲得大量的物質財富。”正是這種強烈的掠奪慾望，促使共和國的軍隊越過意大利的邊界，進行了長達幾個世紀的對外侵略，並最終擴張到了阿拉伯的沙漠和蘇格蘭的積雪地帶。一位近代殖民地總督寇松勛爵曾為此辯護道，他們的主要動機是為了尋找“足以進行防禦的邊界。”——這恐怕是任何一位大將軍在地球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未找到過的東西。即使如此，這位勛爵還是不得不承認：羅馬人征服一片廣大地區后，“完全從財政收入的角度”看待各個行省。剛被派到敘利亞省上任時，瓦魯斯還是個窮光蛋，而兩年之後他就聚斂了百萬家財。

羅馬人掠奪的領土超過它的守衛能力時，日耳曼蠻族很快就搶佔了它那些美麗的城市和肥沃的田野。從此，地中海的文明被流動不居的條頓人擺佈了兩百年之久。最後，羅馬的行省被洗劫一空；在此後的一千多年間，封建軍閥們又運用他們的才幹互相掠奪莊園和城鎮。只有聯合對抗那些可能使他們同歸於盡的穆斯林時，才會稍息干戈。經過這樣漫長的鬥爭，最後出現了西班牙、葡萄牙、法蘭西、荷蘭和英格蘭五個國家。它們國富兵強，足夠去從事更大的事業。這時，它們的競爭擴展到了大西洋和整個世界，這足以耗費它們用不完的精力。很多年以後，倫敦商人帶着感激無比的心情在赫赫有名的帝國主義先驅威廉·皮特墓前立碑刻傳時，商業又同戰爭結合起來取得了巨大的繁榮。

正是這些物質財富的巨大誘惑，才驅使一代又一代冒險家登上了他們的危險旅程——1492年哥倫布橫渡了大西洋；6年後，達·伽馬繞過好望角到了印度。這些冒險活動只不過是綿延千年的財富掠奪過程中的一些新插曲而已。羅馬人早在很多個世紀以前就同富裕的東方有巨額貿易。他們在東方市場上為“不朽之城”的時髦商店大肆搜羅香料、絲綢、香水和珠寶，而為了支付這些奢侈品，他們的金幣、銀幣源源不斷地傾瀉出來。嚴肅的羅馬衛道士們，那個時代的清教徒，到處奔走，大聲疾呼，譴責那些輕浮的少女和高傲的太太，她們不惜一切代價，傾囊購買從世界各地運來的華衣錦服，各種飾物，香料……但是譴責毫無效果。羅馬滅亡后，條頓的征服者們也以同樣的眼光凝視着那些來自東方的掠奪品，和羅馬聖城迷亂的少婦們別無二致。以至於整個中世紀，東方的奢侈品貿易都在不斷增長。那些穆斯林商人和意大利商人，通過在印度市場和馬德里、里斯本、巴黎、布魯日和倫敦各商店之間充當經紀人而大發橫財。如果說這種陸上旅程風險很大，那它們得到的盈利也同樣是無比巨大的。

因此，歐洲商人們愈加渴望通過直接貿易去擴大利潤。正是這種強烈慾望的支配，首先驅使意大利人，隨後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國人和法國人，不斷地航向浩瀚的大西洋，試圖找到一條還未開闢的遠東航路。雖然，西班牙伊薩貝拉女王答應哥倫布的再三懇求時，曾在契約上規定，異教徒必須皈依為忠誠的天主教徒；雖然天主教傳教士也是對未知土地進行經濟介入的開路先鋒；但是，根本來說，那些探險家——踏遍亞洲、美洲和非洲的探險隊所夢寐以求的，只是掠奪財富和巨額的商業利潤。西班牙對美洲和非洲的探險、征服、奴役和掠奪，也只不過是效仿其文明之母羅馬而已。

英國人也試圖效仿西班牙的方法去掠奪財富。伊麗莎白女王時期的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就曾環遊世界，沿途燒殺搶掠，肆無忌憚地洗劫所有財寶。想必那些曾經在羅馬街頭擄掠的野蠻哥特人也會垂涎不止吧。約翰·史密斯船長曾經奉命前往弗吉尼亞搜尋黃金，並且探明去南海的路線。聽說那裏有着數不盡的財寶等待着新海盜。但是，最終印第安土著居民頑強勇猛的精神挫敗了他們的計劃。他們嘗試過，但是失敗了。最初移民美洲的清教徒多半都是為了捍衛自己的信仰而逃亡，但是他們根本無法獨立遠航至美洲，而必須依賴那些為此冒險活動提供貸款的資本家——這些資本家希望以此獲得更多的報酬和利潤。

但是，人類的遷徙史是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商業、利潤、征服和掠奪這些行為的，至少不全是。流浪者不會僅僅為了追求商業利潤就深入遠方去貿易，建立一個好國家也不是他們背井離鄉的唯一夢想。事實上，曾經地中海沿岸的那些希臘殖民地，大多是在貿易站上興建的，或許是為了安置國內過多的人口，但更多的卻是因為懼怕國內動亂和當權者的野心。希臘人統治那裏，並非單純是掠奪。他們帶去了自己的種族，推行祖國的文化，甚至，他們還因此而改進了自己的文化遺產。正是在這些殖民地上，誕生了古希臘最偉大的兩位哲學家泰勒斯、畢達哥拉斯以及他們的學派；同樣是在這些遠離雅典的殖民廢墟上，今天我們發現了極為寶貴的古代城邦遺迹——這是忠實再現古希臘文化的無聲證據。

甚至日耳曼人侵擾羅馬帝國，其原因也不是簡單的經濟目的。有些史學家認為這歸因於人口過剩。但歷史記載卻無法證明這一點。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比如外來入侵者的壓迫，日耳曼人的自相殘殺，爭奪食物和女人的無數次部落戰爭，羅馬優越生活的誘惑。入侵羅馬的最後階段，日耳曼人學會了有組織的作戰和行軍，他們每征服一地就要定居下來統治那些臣民。開始時，對西班牙人而言，移居國外只是一種掠奪行為的延伸；後來，他們卻把伊比利亞半島的文明帶到了整個地球，最終建立了一個全新的拉丁帝國。而那些不懼酷刑和死亡的天主教傳教士的英勇事迹，也證明他們是制定新世界版圖的一支先鋒軍。

英國人向美洲殖民的動機，也不單純是商業利益和掠奪征服。當然，政治動機固然有其經濟根源，但其本身卻是歐洲國家在大西洋沿岸開拓殖民地的直接因素，它把舊王朝的衝突和矛盾轉移到了新大陸。那些嫉妒和野心，本來只會在歐洲大陸上燃起戰火，此時卻蔓延全球，加速了整個世界的掠奪和殖民戰爭。英國進軍弗吉尼亞的行動，首先就是指向西班牙和葡萄牙國王的挑釁行為，因為教皇亞歷山大六世把南北美洲分割給他們了。

雖然可以說，新教傳教士對印第安人的佈道，抑制教皇勢力擴張的活動，也摻雜着政治和經濟因素，但仍然不能忽視英國對外擴張的宗教動機。史密斯船長曾宣佈，弗吉尼亞人的第一義務是“向那些不可救藥的愚昧的不幸的野蠻的可憐蟲佈道，給他們基督的洗禮，上帝的福音，把他們從撒旦的魔掌下解救出來”。在英國的殖民活動中，比拯救靈魂還重要的則是各個教派那些普通教徒的勞動，他們為了捍衛信仰，不得不逃入荒原，尋找自己的避難之所。

因此可以說，正是基督信仰鼓舞了傳教士們，使他們對那些殖民開拓者抱着強烈的希望和熱情，與他們一起按照舊世界的經濟和文化來改造新大陸。正如穆罕默德的信仰鼓舞了阿拉伯軍隊，舉着新月旗，手執彎刀挺進，勢欲征服非伊斯蘭教的整個世界。除了宗教動機外，也許我們還必須加上人類的冒險本性、對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暴利的奴隸貿易、追求自由的精神、逃脫法律的懲罰以及那些使非常人物不能甘心於舊世界庸俗生活的那種強烈的好動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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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上人類的廣泛遷徙活動中，英國人對美洲的移民在一個基本方面是獨特的。西班牙像羅馬人進行征服和掠奪，而英國人在環境壓迫下卻不得不走向另一種擴張模式。他們對黃金的貪婪不亞於西班牙人，但他們最初佔領那片土地卻不出產這種財寶。他們本來是如此興奮，去發現和征服一個古老的美洲文明國家——另一個墨西哥或秘魯；他們在印度所做的早就暴露了他們這種強烈的慾念和野心；可歷史卻是無情的，他們在新大陸沒有交上這種好運。

英國人發現的，不是甘於奴役的土著，也不是成熟到可以掠奪的文明，而是一個到處都還沒開發的原始大陸，這裏只有一群散亂定居着的不怕死的野蠻部落。同希臘人一樣，英國殖民者也將他們自己的人民、自己的經濟政治制度和自己的階級文化輸送到這個大陸，試圖再現母國的文明。和西班牙人以及其他殖民征服者不同，英國人成功地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這個國家後來成了一個幅員遼闊、政治獨立、基本上由歐洲移民組成的國家。這個成就是世界上一個重大的事實。

英國帝國主義發展很晚，而為什麼只有它獲得了這樣的成就呢？可以肯定，這不是因為他們在探險、殖民和戰爭上有着最高明的本領。絕不是。意大利人才是真正高超的波濤洶湧的海洋上的探險家。早在英國人建立弗吉尼亞殖民地前三百年，意大利水手就已經揚帆遠航，穿越直布羅陀海峽，沿着非洲海岸順流而下，尋找通往東方市場的代替航路了。正是一個叫克里斯托弗·哥倫布的意大利人，帶着一群多國籍水手，打着西班牙的國旗，在1492年發現了美洲；正是一個叫瓦斯科·達·伽馬的葡萄牙人，打着葡萄牙國旗繞過好望角，造訪印度，帶回了令整個歐洲激動的珍寶和奇談。

在英國人敢於遠航探險之前，性急的西班牙人已佔領了西印度群島，征服了美洲大片廣袤的土地，他們甚至已經擴張到古老的東方。在弗朗西斯·德雷克航行之前半個多世紀，不怕死的葡萄牙人麥哲倫已經在西班牙資助下環航全球——這幾乎是世界航海史上最危險的一次。在亨利七世從昏睡的島國中振作片刻，想要進行遠渡大西洋的探險時，也是在意大利人約翰·卡博特的指揮下，繞過拉布拉多海岸的航行，才為英國人取得了北美的合法主權。

英國人在美洲建立第一個成功的據點詹姆斯敦之前三年，法國人已經在安納波利斯河岸的皇家港建立了永久殖民地。早在英國人穿越印度洋和東方的香料諸島之前，荷蘭人已經登陸過一百個印度港口，甚至已經設立了商業代理處和前哨據點。確實，英國人在這時腦子才慢慢開了竅：既然別國可以帶着貨物、宗教、文化和刀槍越過海洋，他們自己也能建立一個偉大的殖民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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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的殖民方式之所以成功，是由環境和政策諸多因素造成的。他們身處島國，就不必再花軍費來維持一支龐大的陸軍，他們只需要把錢用於擴充海軍即可。他們的海軍戰艦不僅可以遠航各大洋，佔領遠方的領地，也可以捍衛本國領土。早在伊麗莎白女王時代，英國政治家就發現了英國成為海上強國的徵兆。他們沒有像艾爾弗雷德·馬漢上校那樣經過長期實踐工作，制定出一個宏偉計劃和一套嚴密的理論。他們發現，只有掌握制海權的君主才能永久保有他們的海外殖民地。

根據這種認識，他們奠定了英國海軍的基礎。1588年，這支海軍打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又在連續的戰鬥中戰勝了荷蘭人，在二百年的英法戰爭中取勝，並最後擊敗德國人奪取了永久制海權。正是依靠這種海上霸權，英國才能為他的商業和殖民帝國攫取最大限度的擴張空間。

此外，大陸各國之間的敵對和疑忌也有助於英國的帝國主義崛起。經過與海峽對岸各國的長期鬥爭，英國人發展出了一套“保持均勢”的靈活策略，既保證了本土安全，同時也保住了其在美、亞、非洲的穩定統治。他們的政治手腕實在令那些歐洲老狐狸們吃驚，教唆荷蘭人反對法國人，法國人反對荷蘭人，挑唆法國人反對普魯士人，普魯士人反對法國人。

歐洲各國本來可以單獨或聯盟在海上對付英國，可是卻被這種手段弄得筋疲力盡，怒氣衝天，而又卻力不從心。英國聯合荷蘭人埋葬了路易十四成千上萬的精兵，而本來法國可以以此在加拿大建立一個牢固的法國殖民地。本來可以爭奪印度的法國軍隊，卻在歐洲大陸遭到了普魯士軍隊的突襲而潰敗。

除開歐洲大陸的敵對和內訌外，大陸本體的政治情勢也有利於英國的殖民擴張。17世紀，整個東歐還沉睡於封閉的古老習俗之中，忙於與商業和領土擴張很少關係或根本無關的地緣衝突。中歐也同樣陷於混亂。德意志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封建聯邦，而普魯士的霍亨索倫王朝才剛剛嶄露頭角。意大利甚至不是一個國家，僅僅是個“地理名詞”，只是一個有許多好戰公國和城邦組成的散亂集合。

而且，因為種種原因，大西洋各大國根本沒有做好準備和英國一爭雌雄。荷蘭人的熱情和膽量也主要集中於貿易，他們在哈德遜河流域建立的新荷蘭也很快為英國海軍所佔領。法國的人口比英國多好幾倍，儘管有很多探險家、好商人和精明的商業代理人，他們的君主卻把國家財力浪費在歐洲戰場上，醉心於增加新侯國或者擴大家族勢力。法蘭西人的金錢和精力，本來可以使新法蘭西成為現實而不是幻夢，現在卻活活在戰爭中耗費殆盡，既沒有使法國榮耀，也沒有獲得任何利益。不僅如此，當法國國王於1685年宣佈驅逐新教徒時，他甚至不肯在美洲領地上給他們一個避難所。

西班牙的勇士把它們的旗幟帶到了世界各地，他們的傳教士也勇敢無畏，但它卻還是一個封建和教權國家，而不是商業和工業國家；農民還像農奴一樣被束縛在土地上，不能隨意遷徙，甚至不能用犁和鋤耕種他們用刀劍搶奪來的土地。英國的美洲殖民地才剛剛興起，西班牙帝國貌似強大，實際卻已經因為政治無能和財政凋敝而走向衰敗。他的鄰國葡萄牙雖然強大到足以攫取巴西，但卻遠遠不足抗衡英國的海上霸權。正是舊大陸的衰敗局勢，為英國殖民事業提供了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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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越過大西洋建立殖民地，除了控制海上霸權，巧妙利用均勢的政治手腕和鄰邦的弱點外，還需要一些必要條件。這種殖民事業主要是民間性質的。首先要有錢來裝備探險隊，資助居民點的擴張。其次還需要行政上強有力的領導和商業企業的創業精神。最初階段，殖民地必須靠農業來維持，這也同樣需要善於管理農業經濟的經營者。各種各樣的農業部門，也必須依靠強壯的勞動力。這些人除了要有能力，還必須有耐心從事這些在田間、商店和家庭的卑微工作，這些能給社會帶來繁榮和力量的工作——墾荒、紡羊毛、耕地、播種、收割、入倉以及其他維持生活的工作。

不僅如此，如果歐洲人要保持自己的種族血統，而不願意像大部分被西班牙殖民的拉美地區那樣，與印第安人和黑人融合，殖民地事業就必須要有各階級婦女的參與，沒有她們的幫助和才幹，也不可能取得成功。最後，它既然是一種商業部門，如果沒有權威和自治的雙重管理也不會繁榮。權威保證秩序和合作；自治則意味着應付陌生環境和突發情況所必需的個人自主性。

17世紀初，只有英國符合這項事業所必需的所有條件。在封建經濟向資本主義經濟緩慢轉變的道路上，在工業革命和戰爭中，英國人民遠遠走在他們的大陸鄰居前面。具體地說，這種轉變的意義是什麼呢？首先，它意味着封建貴族和軍人階級——這些靠田產生活並且認為戰爭是人類最高天職的寄生階級——已被推翻，或者說受到壓制而慢慢衰落。

隨着封建制度的衰落，那些靠田產生活，壟斷各種特權的教士也沒落了。同這種社會變革相關的另一面是，那些自由農民和小農從他們領主的控制下解放了，這不僅使男人同時也使婦女變成了獨立的個人。農業也產生新的所有制形式和經營方式。最後，經過舊制度的解體，英國興起了一個新的階級，一個由商人、經紀人和資本家，城鎮或“市鎮”（bourg）居民組成的階級。甚至找不到一個更全面和正確的名詞，“資產階級”（bourgeois）就直接從“市鎮”這個詞裏派生出來了，作為近代文明的標誌。

隨着封建貴族和教士特權的沒落，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和法律改革。因為新興商業企業的管理需要，專制君主不可能再隨意徵稅、監禁和折磨人民而不負責任了。經濟的正規化要求政治的正規化，即要以會計工作的準則使君主政體標準化；因此憲法得以發展——對那些能夠保持政治自治的階級而言，就是政治自治的發展。商業企業都是世俗的，它們可不會關心交易人有什麼神學見解，他們只需要了解對方的品質和信用；自然而然，宗教上不容異端的偏見也不流行了，繼之而起的就是調和的實用精神。

歷史學家長期以來一直爭論不休，試圖理解為什麼英國可以較早地從封建和教士文化過渡到平民和資產階級文化。北歐學派喜歡把它歸因於條頓民族追求自由和自治的特殊文化精神。其中一位最雄辯的主張者就是約翰·理查德·格林，他把民族自豪感和宣傳福音的熱情結合起來，宣稱他從那種未開化的野蠻部落在德意志森林舉行的地方公共會議（一種甚至比俄羅斯農民會議更無知的集會）看到了平民自由的根源，也就是英國議會的起源。他大聲宣佈，這就像是一條大河的源頭。

條頓學派的解釋，曾一度風靡，但近年來已遭到嚴厲駁斥；法國人不出我們所料，首先發難，他們力求用淵博的知識來證明：英格蘭人的主體根本不是條頓族，而是凱爾特族，他們最初遭羅馬人、後來被盎格魯-撒克遜人、最後被諾曼第人征服。

他們告訴我們，英國的制度不是日耳曼文化的，而是原始的凱爾特文化、古羅馬文化以及野蠻的北歐文化、高盧-諾曼第文化的混合產物。這些懷疑主義批評家質問道：如果條頓人有這種發展議會政治、陪審制度的傾向，追求言論和出版自由的傾向，有發展自由的小農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傾向，那為什麼條頓人的老家德意志反而最晚才產生這些文明因素呢？問題沒有解答，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根本因素的大論戰仍然在繼續。

但是，那些潛心研究者的冷靜見解，卻不同於任何一個沉迷爭論的人。近代學者往往更注重比固有的民族性更為明確的因素，比如英國較早地建立了君主專制政體，英吉利海峽為英國提供的島國地理特性。嚴厲的征服者威廉和他那些強力的繼承者能夠控制教會和世俗兩部分封建貴族，後來又統一了那些衝突不斷的王國、侯國和公爵領地，規定使用同一法律、同一行政系統和同一語言系統。對於這個成長中的民族國家而言，幸運的是，約翰國王的繼承人擊敗了那些試圖破壞王權的貴族階級，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封建特權企圖把大憲章里的無政府主義約束也強加於王權，他們自己對憲章里的大多數禁止條例卻堂而皇之的不理不睬。

與此文明發展密切相關的就是有“銀帶”之稱的英吉利海峽，正是它分隔了那片混亂的大陸和野心勃勃的好戰鄰邦，從而保護英國政府和人民免於外國陸軍入侵。1066年後，就再沒有一個外國侵略者踏上過英國國土；1485年玫瑰戰爭結束后，封建貴族也不再拚死勾心鬥角，避免了全國各行各業陷於癱瘓狀態。英王不需要強大的陸軍和近衛軍隊來保衛他的田野和城市，因此，這些力量削減了；隨着他們的衰落，他們的統帥及其為他們禱告的教會也逐漸式微。引用拉斯金的形象比喻來說，不可一世的權貴從他們那高高在上的懸崖上摔下來了；現在，資產階級可以穩坐在他們的錢袋上了；衣衫襤褸的勞動人民也可以自由地去遠方尋找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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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統治階級的封建貴族徹底崩潰以後，下層階級又逐漸補充了國王的樞密院和貴族隊伍。整個英國社會也朝着工廠和貨站的方向前進。亨利八世那個冷酷的世俗顧問托馬斯·克倫威爾是個鐵匠的兒子；樞機主教沃爾西則是個商人的兒子，他嗟嘆自己侍奉國王比侍奉上帝還忠誠。因為安妮·博林問題，強硬的亨利同教皇大吵一架，並沒收了寺院的土地。這些土地的大部分都分給了出身低級的寵臣。從此，那些古老的貴族階級更加快速地被新貴的崛起淹沒了。

詹姆士一世也同固執的下議院爭吵不斷，為收斂金錢乏力而深感苦惱。後來，他就在櫃枱上標出價格，向那些富商和小鄉紳兜售官爵，這也進一步削弱了軍人特權階級的勢力。因此，到了17世紀末，只有很小部分貴族家庭還能拿出家譜追溯自己的家世了，說他們是那些諾曼第君王軍旗周圍的貴族和騎士的後人。1642到1649年的七年殘酷內戰，戰場上的死亡和產業沒收，幾乎讓貴族階級完全毀滅。從這以後，心懷大志的資產階級就正式登上英國的政治舞台了。

而伴隨貴族階級沒落和富商封爵的，正是商業的繁榮和活躍。16世紀那些到英國旅行的大陸人在著作中，幾乎一致地表達了他們對英國城市中產階級和工匠的富裕、安逸和幸福生活的驚訝和讚歎。“英國的財富實在比歐洲其他任何國家的都要多！”《意大利述問》的記者這樣驚嘆說。他非常熟悉伊麗莎白女王時代的英國情況，他繼續解釋道，倫敦的富裕“不是因為居民都是貴族和紳士；相反的，他們是下層人和手工藝人，來自島國各地、從佛蘭德或者其他一些地方匯聚到倫敦的……可是，倫敦的市民卻就像威尼斯的紳士在威尼斯受到的一樣”仍然受到尊敬。工匠變成了商人；商人購置了鄉間莊園；新地主、新鄉紳接着過那舊貴族的奢華生活。

總體來說，到處都瀰漫著追求資產階級享樂生活的熱情。商人階層的家庭生活發生了根本變化：房屋層數增加了；房間也加多了；門廳不再用於夜宿了；傭人明顯和家庭成員分開了；卧床代替了草席；餐具和傢具增多；不再安於原始簡樸的生活。

新興中產階級所追求的安樂生活全部都是由金錢購買的；封建戰爭的掠奪結束后，金錢就更加容易通過商業和海外貿易來獲取。貿易遠征隊的領頭人獲利高達100％到400％，這樣的事情屢見不鮮。事實上，早期與印度貿易的航行其凈利潤竟可以達到1200％。單說1622年，一批在印度以38.6萬鎊購入的寄售貨物，在倫敦賣到了191.5萬鎊。另外，德雷克和霍金斯的海盜掠奪，從戰利品方面也增加了和平貿易的收益。這些海盜襲擊美洲的西班牙城鎮，劫奪從墨西哥和秘魯開出的、滿載金銀的西班牙大船，搶掠從東印度群島開出的、載着價值千萬的香料和貴重物品的西班牙商船。金銀不斷地從新大陸流入歐洲不斷上漲的慾望之河。一位德國探險家兼作家洪博爾特估計，這個數字從16世紀初期的每年5.2萬鎊上升到16世紀末期的每年28萬鎊；英國的製造業者和商人通過各種各樣的活動，也從中獲得了十足的利益和份額。貿易主義狂潮激勵着英國的一切階層；金錢狂熱和經商風氣“滲透到生活的各個部門，影響了幾乎每一種感情”。

這都不足為奇。正如擁有土地使從前的貴族獲得地位和權勢一樣，擁有房屋、工廠和商店也使新興中產階級獲得獨立和實力。它使男人有機會獲得左右國家大事的要職；也是他們的妻兒獲得更加安穩和舒適的生活，同時她們也獲得了更多取得財產和從事商業的機會。十七世紀初，到處都瀰漫著發財致富的熱望和計劃，成千上萬的冒險事業都和英國殖民擴張密切相關。

因為聚居在城市裏，商人階級也早就養成了資本運作超過自身能力時進行合作的習慣。鑒於從前商業行會的經驗，他們也懂得如何利用大股份有限公司或皇家特許的大公司，把他們的積蓄和才智結合起來，進行貿易或建立殖民地。在伊麗莎白統治時期，他們就組成了英國利凡特公司，奪取了一部分原本由意大利人壟斷的東方生意；1587年，最後一艘威尼斯大商船在駛向倫敦的途中，好像為了紀念“亞德里亞女王號”的可怕顛覆一樣，在尼德爾斯附近海域一次風暴中沉沒了，而這時，英國的資本家已準備好依靠自己的勢力從事這種貿易。而另一個，莫斯科公司已把商業活動伸展到了俄國，穿過俄國的河流向南行駛，抵達波斯。第三個則是東印度公司，於1600年創立，而在一百多年前它已在瓦斯科·達·伽馬開闢的航路上派駐了許多商業代理，並在恆河沿岸設立了一些代理處，後來則擴展為英國殖民地的貿易站。

所以，當永久殖民美洲的時機到來時，發財的吸引力已瀰漫整個英國，資本原始積累已經完成，組織公司進行貿易的模式也已完全確立。他們不再需要仰仗皇家國庫的微薄津貼去組織劃時代遠征隊了。中產階級自己就已為組織領導和金錢做好了準備。在為開發弗吉尼亞組建的倫敦公司中，除了伯爵、主教、爵士和紳士外，更多的是普通百姓、成衣商、文具商、鞋鋪老闆、縫紉商人、食品商、五金商、刃具商、皮革商、馬鞍商、靴匠、織布工人、木匠、所有其他重要行業的代表以及兩名婦女——嘉芙蓮·韋斯特和寡婦米莉森特·拉姆斯登特。這個公司建立第一個成功的英國殖民地，它包含了英國商業活動中最主要的參與者。公司的股票在市場上甚至在佈道壇上被大力推銷，人們為了宗教、愛國主義和利潤爭相認購。

5

英國的鄉紳和自由農民兩個階級都擁有土地，正是他們為英國開拓殖民地農業提供了能幹的領袖。鄉紳階級主要由富有地主組成，他們擁有大量的田產，生活殷實，住在舒適的莊園中；他們還由皇家任命擔任地方治安推事，通過鄉鄰選舉擔任下議院議員，因而具備了管理農業產業和地方統治的雙重職能。克倫威爾、漢普頓、皮姆之流都來自於這一階級，他們向斯圖亞特王朝的統治發起了挑戰，把查理一世送上了舊英格蘭的斷頭台；還有溫斯羅普、恩迪科特和伊頓之流，他們在新英格蘭的馬薩諸塞州首先建立了自治制度。

第二個擁有土地的重要階級即自由農民，他們是以辛勤勞動和獨立精神著稱的自由的小農場主。他們有精力、首創精神、個性和財產，懂得怎樣耕地、播種、料理莊稼、管理工人和維護自己的利益。他們比鄉紳更懂得如何管理農業經濟，提供了更多人才指導美洲殖民地的發展。

同時，在英國由封建國家向資本主義轉變的過程中，也解放了大量的自由勞力，他們已經脫離土地，並準備好去美洲開發殖民地。農奴制在歐洲大陸消亡前兩百多年，在英國實際上已經絕跡。這是移民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事實。農奴制的基本特徵是勞動者被束縛在土地上。農奴不是奴隸，不能在市場上進行買賣；他們附屬於土地，隨土地轉讓而轉讓。土地沒有勞動力就沒有價值，因此，農奴被束縛在土地上，事實上成為不動產的一部分，被剝奪掉自由遷移的主動權，正好符合地主階級的利益。

但是到了15世紀中葉，英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嚴重不利於農奴制。但這一制度的廢除既不像沙皇亞歷山大的1861年改革，也不像兩年以後林肯在美國所作的激烈行動。它在英國延續了兩個世紀的漸進過程。英國的農奴先把他們固定的勞役地租和實物地租變換成貨幣地租，然後自己轉變為佃農，這才最後斬斷了把他們捆綁在土地上的繩索，贏得了自由。但是，自由也意味着危險。因為，既然佃農可以自由離開他們的土地，那麼地主如果覺得土地有更加有利可圖的利益時，也同樣可以把他們從土地上趕走。

結果是，隨着農奴制的沒落，英國整個農村經濟也發生了巨大變化。貪婪的地主憑藉他們的代理人所制定的議會法令，剝奪了農民的權利而將鄉村公地據為己有，從而圈佔大片土地。16世紀，毛紡業開始高度繁榮，因而飼養羊群變得比種植莊稼更加有利可圖。數以千計的地主便趕走了他們的佃農，把田地改成牧場，使興旺的鄉村變成一片荒野。與此同時，原來由農民耕種的寺院田產也大量轉移到了世俗地主手中，宏偉的寺院也很快淪為一片廢墟。經過上述種種圈地運動，強壯和辛勤的農民儘管養活他們的土地戀戀不捨，也不得不淪為工資勞動者或者乞丐。代替寺院施捨的公共救濟事業負擔沉重，城市的街道到處充斥着窮人和乞丐。政治經濟學家們不禁大聲疾呼：“我們該怎樣處理過剩的人口？”

在所有歐洲國家中，只有英國擁有這樣大批失去土地而又習慣於在田間艱苦勞動的農民。他們所享有的自由只是一種隨時有可能被驅逐的自由，是如此不可捉摸，這為他們不畏艱險移民新大陸做好了思想準備。

要想在美洲移植歐洲文明，還必須要有婦女的參與。戰士能夠征服和統治土著居民，但是沒有婦女就無法建設和維持殖民地。17世紀的英國，一般婦女都對工業、政治和宗教活動懷有濃烈的興趣。這其中包含了大量富有才幹和經驗、技藝嫻熟、擅長管理財產和工人的婦女。在這一時期的文獻記載中，很容易找到證據——論述農業和手工業歷史的著作、審理犯罪案件的法庭記錄、規定勞動者工資的治安法令和官方文件、手工業行會的文件和記錄、政府部門的檔案，以及私人回憶錄等等。

即使是地主家庭的婦女也不是無所事事的。她們不僅僅是大家庭里的家務管家；事實上，這些家庭所經營的多種工廠都是在她們小心監督下運作的。她們的精力從不局限於家庭活動。奧利弗·克倫威爾的一個孫女就是一所製鹽場的場主。據說，“她忙完一天的工作后，有時還要去參加亞茅斯舉行的集會，是集會上才華最為出眾的人物之一。”穆麗爾·利特爾頓是一個判罪的天主教徒的妻子，她請求英王詹姆斯發還她丈夫被沒收的產業，並以“非常謹慎和節約的辦法”恢復了財富，教育子女，盡到了家長之責。著名清教徒哈欽森上校的妻子哈欽森夫人，在她的回憶錄里說道，她對當時政治爭論保持着濃厚的興趣；甚至有一次，因為丈夫缺席下院會議，她就親自在下院走廊里為反對一項法案通過而積極活動。像哈欽森夫人這樣階級的婦女，還經常充當遺囑執行人；她們和那些申請監護權、專賣權、專利權和其他皇家恩賜的人群一起在法院裏擁擠。

在並不富裕的年代，商人階層的婦女也還沒有淪為沉湎於歡樂和瑣事的有閑階級。相反的，她們通常都是丈夫企業的合伙人，或者成為了寡婦和孤女，獨立經營丈夫遺留的產業。這時期的文獻中，可以見到她們作為典當商、借貸商、文具商、書商、店主、船主和海陸軍制服承包商的大量事實。例如，我們看到：寡婦蘇珊娜·安吉爾和她的女兒在1636年曾經向國王申請過火藥准賣許可證。那時她們準備將一船火藥運上岸，在英國境內或運往荷蘭銷售。在檔案記錄里，我們還發現一個金屬器具商艾倫諾·伍德沃德，她被控賣東西缺斤少兩。還有一個窮織布工的寡婦、貴格會教徒瓊·丹特，她做小販積攢了一筆9000英鎊的財產，然後捐給了慈善事業。她風趣地說，“錢是從富人那裏賺的，我想留給窮人。”

除了經商，在工業方面，婦女同樣毫不遜色，她們還通常把生產和銷售結合起來。她們是麵包師，又是麵包公司的員工；舊曼徹斯特的法院檔案中，記錄了一個名叫瑪莎·里格利的女人，也是因為缺斤少兩而被拘禁。她們有時甚至成為肉商；柴郡郡治切斯特一共有23名肉商，其中三名是婦女。也有婦女經營磨坊，出售麵粉。在更早的時代，女人還充當釀酒商和小旅館老闆。女釀酒商（brewster）是在釀酒商（brewer）里專指女性。後來國家壟斷釀酒業，她們就只能在家庭作坊釀酒了。在許多行業中，婦女勞動都成為重要因素，特別是在行會制度開始解體后。比如，到17世紀末，毛紡織品佔到了英國貿易出口總額的三分之一，而這時女工和男工在毛紡業的比例估計為8：1，最保守估計也是3：1。

絲綢工業也在很大程度上由婦女掌控，儘管在詹姆斯一世時期它已淪為剝削嚴重的行業。男人雖然控制了高利潤的寬幅布生產行業，但婦女，特別是寡婦，也毫不示弱，不顧流俗地加入了進來。在那個時代，spinster這個詞還不是專指無法確知年齡的未婚婦女的，而是指紡紗工（spinner）里的女性。正如webster是指女性的織布工（webber）一樣。事實上，紡織業也確實對婦女很有吸引力，使得她們願意離開農田和廚房蜂擁而來。丹尼爾·笛福在18世紀初就曾埋怨到，“那些鄉下姑娘，如果從事紡織業每星期可以掙七到八先令，她們就不再願意去當女傭每個星期掙十二個便士了。”可見，在那個時候，英國的富有階級已經不容易雇傭女僕了。

婦女的農業技能和勞動對殖民地的開拓也非常重要。過去那些論農事的書和治安官所制定的工資等級表讓人印象深刻，詳細說明了婦女在田間如何辛苦勞動——鋤草、趕車、收藏乾草、放牧牛羊，但是得到的工資卻非常之少。在婦女要求同工同酬之前，她們的工資都肯定會少於男人。剪羊毛和摘豆角，婦女一天最多得6便士，而男子卻可以拿到8便士。“負責釀酒、烤麵包、烹飪、擠奶或制麥芽糖”的女傭享有特別待遇。但是那些幫着蓋草屋的女人就得不到優待。一本論農業經濟的書記載過：“拉茅草的女工一天掙3便士；幫助蓋草屋一天掙4便士，因為她們還要調灰和搬泥上房頂。”如果有人到過從前的英格蘭，他完全有理由說：“男人和女人都像他們的馬匹一樣艱苦勞動。”所以，美洲的殖民公司和企業主是完全知道婦女在農牧業中的重要性的，他們給有配偶的男子比獨身男子的土地要加倍；他們不僅給未婚男子土地，還要給未婚女子土地。事實上，家庭遷移多半都決定於家庭會議；一旦決定，婦女就會不辭艱苦，分擔起自己的全部責任。

6

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興起標誌着封建制度的解體，同時也帶來了宗教和政治的深刻變化，這些變化都激勵了殖民地的擴張。正如中世紀宗教和政治的專制和權威使它的經濟生活僵化，封建制度的瓦解也同神學爭論和政治革命密切相關。

一個情況是，新教對天主教的反抗即帶着強烈的經濟性。一方面，王公大臣和中產階級都渴望解除教會的什一稅、報酬、法令和裁判，同時他們也想取得巨大的教會產業。亨利八世和教皇的爭端以及與羅馬教廷的最終決裂，都加劇了這一不可避免的鬥爭。雖然亨利八世並未在決裂後進行任何宗教意義的改革。而只是在他統治期間，英國教會更受制於王權。主教和大主教都必須由國王委任，沒收的教會財產也大部分落入國王及其大臣之手，剩下部分也必須在政府控制下用於宗教活動。

但是，大壩已經決口，亨利就無法阻止“危險的言論”泛濫；不久，就發生了劇烈的宗教風波。亨利之子愛德華第六統治時期，帶有人人平等色彩的福音派新教教義被定為國家法律；到了瑪麗女王時期，英國又變回天主教信條；最後在伊麗莎白女王時期，英國議會終於通過法案確定了一個精心組織的有信條有祈禱書的新教教會。

國家法定宗教的變遷和鬥爭，也助長了民眾思想的波動，即使官方總是想盡辦法迫使人民尊奉國教。書刊印刷的使用，使得異教文獻重新流傳，旅行、商業和經濟類圖書也大量出版，聖經被譯成英文，也使得大眾更加容易閱讀和辯論相關問題。同時，工商業發展和自然科學的進步也大大衝擊和腐蝕了宗教，所有這些都使得宗教分化，產生了種類繁多的新派別。

右翼勢力希望堅持合法的英國國教信仰，更極端的甚至希望恢復已經消失的天主教；而在左翼方面，則是獨立派教徒，還有的則主張脫離國教，或者從根本上取消國教。清教徒則站在中間，他們只希望小小修改一下信條和禮拜儀式，以“凈化”國教。這些人又分成很多派別，包括浸禮會、貴格會、長老派和其他教派，每一派都宣傳自己的福音和走向天國的道路。

英國國王和國教牧師及其信徒們，對這些混亂的教義都感到驚慌失措，試圖阻止宗教改革，對各派新教徒都大加迫害。然而，在迫害的過程中，他們倒反而不自覺地加速了殖民地的擴張。這時候，設法去普利茅斯的斯克盧比教徒就“遭四處搜捕和迫害……有些遭逮捕和投進監獄；有些人則被包圍了住所，受到晝夜監視……於是，大部分人都選擇了遠走他鄉，離開英國。”

結果，鼓吹國教統治和壓迫的人失敗了。教派衝突、人心動蕩、懷疑主義以及實用理性的轉變，終於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這對殖民主義發展起到了比壓制更大的催化作用。雖然英王和他的顧問們都無比憎恨異教徒，但卻沒辦法像法國國王一樣，把他們驅逐到自己的遠方領地之外。

英國沒有把他的商人和手工業工人放逐去為其他國家發財，而是把這些動搖舊世界生活的混亂信仰全都趕去了美洲殖民地——有來自英倫的天主教派、脫離國教派、清教徒、貴格會、長老會和浸禮會；還有來自大陸的路德派、德國浸禮會派、摩拉維亞派、門諾派、胡格諾派和奧地利新教徒。他們讚許那些德國路德派教徒，他們湧進賓夕法尼亞，征服荒原，生產小麥、玉米、鹹肉和木材來交換英國的工業品。他們甚至默許猶太人在殖民地各地到處安居，特別是奧利弗·克倫威爾在國內容許信教自由之後。大規模種植園一旦開始運作，他們對帝國的商業的重要意義就不言自明了。再想把它們納入到同一的宗教中是根本不可能的了。而且，隨着工商業的不斷發展，宗教的權威衰落了。

7

在推翻封建貴族和教會勢力的過程中，英國商人和地主鄉紳取得了高度的自治權和公民自由。而與法國和西班牙不同，英國沒有放棄源於中世紀的代議政治制度。所以，作為下議院的選舉人和議員，作為郡縣、市鎮和教區的治安推事，商人和鄉紳很早就參加了公共事務管理。到17世紀，議會統治權確立，這意味着他們在政府中佔據優勢。像後來的法國大革命一樣，英國革命也帶來了暴力、處死國王、社會動亂、沒收財產、獨裁和叛亂等一系列極端行為，起義者們所倡導的基本思想取得最終勝利。

早在伊麗莎白時期，英國人民就開始不滿和抱怨；其繼承人詹姆士第一統治時期，代表中小地主和商人利益的下議院大聲闡明了自己選民的權利；查理一世不學無術，又頑固不化地推行了十年王權專制，最後終於挑起內戰，並於1649年死於斷頭台。接下來就是超越時代兩百多年的民主政治實驗，實驗不幸因克倫威爾的獨裁以及其死後君主復辟而終止。政治上雖然不斷反動，但英國工商業的發展卻使中產階級日益壯大。因此，1688年，詹姆士第二力圖開歷史倒車時，被徹底推翻，議會最高權力也從此永遠固定——無論是新貴族控制的上議院還是下議院，在殖民地和外交問題上一律贊成重商主義。

人們習慣把這次革命稱之為“清教徒的”革命，好像它是一次宗教革命似的；但之所以這樣說，還主要由那時代的風氣所致。當時的思想意識還帶着濃厚的神學色彩，人們要想為自己抗拒苛捐雜稅找到理論辯護，首先就不得不求教於最熟悉的《舊約》和《新約》。當時一位敏銳的觀察家寫道，“如果我們要推翻君主政體，我們首先必須知道用什麼理由來論證事實。”這是非常合理的。但是，歷史學家卻不必為當時革命中的一時策略所限，不敢做出自己的判斷。

事實上，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在本質上幾乎和下個世紀的法國革命幾乎等同：世俗的平民擺脫君主、貴族和教士的奴役，解放了自己。這個過程是漫長而痛苦的；因為這樣，許多人寧願遠走殖民地，踏上前途未卜的旅程，也不願意在國內戰爭中冒險。

美洲的所有殖民地，除開佐治亞，幾乎都是在國內衝突的政府統治下建立的。它們都依賴於一個重商主義的議會支持，最後發展為強有力的獨立政治經濟體；它們甚至還在1688年“光榮革命”的哲學家約翰·洛克那裏，為自己1776年的《獨立宣言》找到了世俗理論依據。就這樣，英國社會的變革不僅促進了殖民地的開拓，並使帝國走上了重商資本主義道路，最後還為殖民地自己的革命提供了革命話語。

8

英帝國擴張的奧秘就存在於上述所有情況中。總結一下，它有一個強大但是有限的君主政體——最後還受中產階級支配，而不是像法國那樣，受凡爾賽宮那些安逸享樂的大臣支配。西班牙和法國放棄了代議制度，而英國反而保留了下來，它的上議院和下議院成了促進工商業發展最有力的機構。它的教會也因為大量新教派的攻擊，不得不允許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以求得和平。政府經過了兩次革命打擊，又迫於社會激烈的批評，也不得不放棄新聞審查，這樣就為世俗主義的知識革新打開了閘門。

同樣地，隨着教會和政府的改革，英國的社會結構也迅速進入近代。它的商人階層與日俱增，它還有一群隨時準備冒險的自由農民，大批失去土地隨時準備拚命的自由勞動者。總之，在17世紀到18世紀，英國越來越多地轉變成一個以工商業為主體的國家，而在新大陸的殖民擴張只是其資本運用和帝國行政的一個分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