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準確論述一國之文明史，可以作為促進其文明進步的手段。這種方法強調把生活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而不是去描摹它的細枝末節。它應該比任何一種局部歷史書寫都更符合歷史研究的需要。只要我們仍然將歷史的每個部分孤立起來討論，這歷史就必然是支離破碎的，甚至是牽強虛假的；正如巴克爾所言，任何學科的哲學（可謂之真理者）都不在其中心，而恰恰存在於它與其他學科交叉連接的邊緣。一部文明史不僅僅是描述政治和戰爭的表象，更重要的是進入一個民族內在力量的全部表現去探究。因而它本質上是能動的，不僅使人意識到自身才智的局限，並且暗示某種從外在必然性中獲得解脫的可能。它在各方面提出的尖刻問題，都可以為我們的自我判斷和創造能力指明一個新方向，並且營造一種更適宜的“思想氣候”，有助於確立那些高水平計劃和理想的權威地位。一個整體的文明史可以從多方面理解一個特定的“社會戲劇”，更根本的是它本身即是一個文明成熟度的標誌。凡是敢於聲稱自己精神成熟的成年人，比如士兵、政客、賺錢高手、小說家、運動員、殯儀人、新聞記者、丈夫、妻子或父母，哪一個願意承認自己只是歷史的一個分類而無其他抱負？大地上的塵埃意識到自己的作用時，大地表面就開始發生變化了。

以上所有不過是轉述沃爾特·佩特那些令人信服的觀點：要使藝術、科學、哲學和生活本身開出最瑰麗的花朵，專心致志是必然前提。要開創一個啟蒙和奮進的偉大時代，“多才多藝和專心致志的人物”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藝術家，思想家和領導人都過着與世隔絕的生活，只顧專業而忽視社會潮流，他們便不可能成為天才，獲得充分的知識和全面的才能。如果把一個民族的過去簡單理解為那些鄉野閑聊或都市新聞似的一串插曲，那還怎麼培養和激勵人們去全面發展呢？他們靠什麼去進步和成長呢？依靠那些純粹哲學的抽象理念嗎？依靠比自己優秀的鄰居嗎？依靠虛無縹緲的古希臘古羅馬人的信仰嗎？依靠玉米渣、電熨斗還是那些用專業術語表達的“價值”？

一位作家最近在我們的一份評論雜誌上提出問題：甚至藝術也必須植根於某種土壤之中，畫家是否也應該明辨事理？這和我們正在探討的問題有着緊密的聯繫。至少有個藝術團為此進行辯論，頗有成效。所有辯者都承認：臨摹範本不可能造就藝術家，也從來沒有哪一件臨摹作品在實質上超過了創造它們的大師的作品。大家還一致認為：一個白痴可能在用筆和着色上技術巧妙，但是他們絕不可能成為繪畫大師。他必須首先懂得“某些東西”，並且還能鑒別出它們。那是什麼樣的東西呢？那就是你必須知道你描繪的人物和素材的特徵，你還必須知道你所要達到的目的。人們毫不費力地承認了這些觀點。那麼結論似乎應該是：一個畫家只要懂得欣賞舊藝術，又才華橫溢，那麼他對他生活和工作的文明世界就應該有深刻的了解，當他清楚地知道這世界前進的動力、主導體系、它的目的以及其可預見的前途，他就能做出更加充分的準備，去完成某種能使文明進一步充實的藝術成就。可是，怎樣才能提高我們的鑒別能力呢？稀里糊塗、騰雲駕霧可不行。如前所述，我們知道，一個民族的歷史可以看成是其社會組織結構變化的一種基本原則，那它也應該是提高我們鑒賞能力的材料。就如愛默生曾經的想法，他奉勸美國人：所謂完美的人生就是堅守自己的崗位，抓住歷史饋贈給他們的機遇，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努力創造自己的命運。

既然藝術家必須懂得這些東西，那麼，優雅文學作家和他們的評論家也不例外。一個偉大的小說家，如果不了解“三”這個數以外的東西，他可能刻畫出那永恆而完美的三角關係，他的男主角、女主角和反面人物嗎？甚至那些堅定的遺傳決定天才論的信徒們，也為環境留下一個漏洞；而生物學家則審慎地認為遺傳和環境不過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缺一不可，分開來就毫無意義。我們完全可以假設，如果一個小說家夢想成為偉大的作家，或者是被人認可為偉大作家，除此之外別無他求，他就不可能忽視他所繼承的歷史以及他書中人物和情節的歷史性。如果他對於自己想要描述的地主貴族、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完全不了解，即使他有再卓越的技巧，他也不可能寫出他們的生活、衝突和命運。從司各特作品中抽出封建觀念，從狄更斯的作品中去掉維多利亞時代的貧窮景象，從左拉作品中抽掉近代城市的苦難，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留下呢？或者說，那些剩餘的玩意兒還有意義嗎？今天的俄羅斯作家還會保守1898年的俄羅斯作家的風格去寫作嗎？1950年的作家又還會固守我們現在的寫作方式嗎？如果說不會，那為什麼不會？我們無法迴避這樣的結論：伴隨文明的變化，滋養作家和倫理家的土壤和他們用來創作的素材都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可以說，一部理想的文明史就是在揭示作家、觀眾和演員的相互關係，並且幫助作家理解作家，觀眾理解觀眾，演員理解演員。因而這歷史越深刻，越廣泛，越現實，它對文學和文學批評的貢獻就越大。

對此，不妨指出一個重要的事實，藝術家和作家依靠人們的贊助而生活。歷史一向如此。那些為法老裝飾大門的雕刻家，是按照他們的保護人所有的慾望、興趣、抱負和權力意識而創作的。近代的作家也必須把市場和文學批評家牢記在心。誰會想到，美國革命女兒會大量購買《埃爾默·甘特里》這種小說呢？因此，誰會真正去追求那種純粹、高雅和不食人間煙火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東西呢？最偉大的藝術，無論是造型的還是文字的，哪一個是憑空捏造出來的呢？所以，一國的文明史所要展示的正是藝術從過去到現在是如何演變的過程，也許可以為藝術創造出一種新環境，反過來藝術又能促使其所描述的文明獲得有意識的新發展。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一個國家的文明史就僅僅局限在它的文化成就——它的藝術和文學，並且可以把它們從有機體中分割出來而不造成實質性損害。有一種傳言這樣說：作家和藝術家應該鄙視和嘲笑工業和商業，把它們看作非“精神追求”的“物質主義”。然後，為了回敬，實用主義者們就嘲弄藝術家和作家，說為了面子，我們不妨容忍這些可憐的奢侈品（如此接近瘋狂的邊緣）。但事實上，造型藝術正是以實用手工藝為基礎的，而近代商業和工業也沒可能在智力和藝術的荒漠中成長起來。社會哲學史里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就是，從來不肯痛快地承認這個事實，近代工商業奠定在西方文明的整個遺產之上——它的宗教戒律、法律和道德準則、發達的手工藝技術以及科學復興，它的興趣和抱負。舉個例子，要是沒有數學和設計學，誰能夠經營這樣的企業：假設一個精明的資本家在非洲叢林投資建個工廠，比如製造電工器材，然後去附近找合格的勞動力和銷售市場，這該是個多麼好玩的場面！

工商企業既然是建立在文明的遺產之上，它的管理者就必須要具備一定的文化程度。這種文化程度應當與他們對企業文明史的了解程度成比例，他必須了解這個企業背後所潛藏的文明史。假如完全不了解這份遺產，那他們只會成為無知的經濟棄兒。不僅如此。他們還是藝術的顧主，同時本身又是文明的創造者。思想和生活資料是以某種不可思議的方式同步發展的。

一個典型例證就是火藥的發明。乍看起來，火藥好像與文明無關——至少同那種狹隘意義上的藝術和思想的文明無關。但是，正如巴克爾所指出的，火藥及其伴隨而來的機械使得有必要培養新的軍事家，同時也使大部分居民都擺脫了戰鬥的義務，這在以長矛和弓箭為主要戰爭武器的時代是根本不可能的。“就這樣，大部分男子都慢慢摒棄了他們的好戰習性；或者說，為了適應平民生活，他們的精力不得不耗費在一般的社會目的和以前忽視的生存技藝上。結果就是：歐洲人的才智得到了解放，不再專門用於戰爭或神學，而是在中間另外開闢了一條道路，這就是現代文明得以產生的那些重大的知識部門。”即使再說得過分點，這個觀點依然是符合實際的。並且，火藥的使用還促成了封建貴族的沒落，他們躲在城堡和城牆護衛之中閉關自守，固步自封，完全無法跟上時代腳步；同時，具有自身世界觀和不斷創新能力的現代城市生活也隨之興起了。如果我們承認火藥對現代文明的貢獻如此多，那麼，對於現代企業所掌控的電力可能做出的貢獻又如何說呢？再過五個世紀，我們談論那種新的道德和思想體系的歷史時，難道不能追溯到現在的第一部旋轉發動機嗎？

現代工商業誕生於古典的文化遺產中，而其本身又成為文化的創造者，因此，如果沒有文明，它就不可能存在和發展，而文化本身也不可能進步。有種觀念認為：僱主希望純粹由機械人來照料他們的引擎和機輪，其實毫無根據。在一個非常有限的生產體系中，比如那種為顯貴生產奢侈品的體系中，資本主義獲得了小規模的成功，而工人只是一個齒輪而已。但是，大規模多樣化的生產體系，則完全不可能在一個機械人操作的國家裏出現；即使取得一時成功，也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人類機械人只需要食物和床。而商品的圖案、色彩、樣式和款式呢？和機器齒輪毫無關係。因此，如果真的如人們所說，現代資本家都是唯利是圖、幼稚和愚蠢的文化漠視販子，那麼，他們的制度也是註定要滅亡的。這是文明的內部矛盾造成的。或者像某些人斷言的那樣，現行制度必將被前方的社會主義所取代，那麼，它的機器工業仍然需要一個有文化的民族來管理。

此外，無論在戰爭還是和平年代，婦女不僅總是被自上而下地捲入整個人類發展進程之中，而且作為遺產繼承者和藝術科學工作者，她們還與商品市場保持着一種特殊關係。商品市場作為現代工業旋轉的核心，同時現代工業也從這裏影響全部的現代文化。從凱撒的時代起，“堅強”的男人就一直痛斥“那些助長娘們氣的東西”，而事實上：如果沒有這些，這廣闊無邊的世界上得多無聊啊——就剩下窯洞、兵營和那些簡陋的寺院圍牆了。不管歷史如何，現在的婦女仍然是購買包括文學和藝術在內的各種商品的主力軍，從這種意義上說，她們也是工商企業和時尚潮流的引導者。最近一份統計報告顯示，美國婦女每年按超過三十億美元的個人收入繳納所得稅；她們接受百分之七十的男子遺產和百分之六十四的婦女遺產。一個統計學家甚至忍不住預言說：如果現在這樣的財產轉移比率保持不變，到2035年，國家的全部財產都將落入婦女之手。

那麼，對於男女平權主義者“文明的進步不會高出其婦女地位”這一論斷，又該如何解釋呢？不論這一觀點對於現在的戰爭和教會社會是否適用，但對於指向多樣化大眾消費而進行大規模生產的工業體系而言，它似乎是鐵定的。即使不說婦女和文學藝術的關係，人們也不得不承認，她們作為商品買主的權力決定了其在現代文明中的戰略性地位。因此，婦女也應該如同思想一樣成為歷史研究的主流。

對整體的文明史研究可能做出的建設性貢獻，就談到這裏。接下來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否定作用。這種歷史的研究方法是立體而非平面的。要是處理得當，它可以排除這樣一種傾向，即認為國家是一種有道德的個體，它對生活方式的選擇是出於某種高超的智慧或較低的自負。有人把文明比作一件外衣，任性的男女總是因為無知或自負而穿上，或者隨意脫掉它。而上述傾向無疑摧毀了這一論斷。它否定那種沙文主義的虛榮和陰謀，並提醒人們提防反叛對才智產生的危害。它把文明看作一種不斷成長的有機體，而對那些根據道聽途說隻言片語所作的平面推測，則是一劑解毒良藥。它從不根據新聞描述去支持或反對某種政治抱怨。

但是，對於以上所有的概括論斷，我們都必須加上一個前提，即如果設想明智和處理恰當的話。一個國家的文明史是不可能通過拼湊法規法令、政治演講、報道文章、私人書信、回憶錄或者外交發言來書寫的。在開始時，這樣的作者必須接受“歷史是繼往開來的哲學”，而在選材和闡釋時又必須糾纏各種各樣自相矛盾的命題。這樣，犯錯誤和干蠢事的風險就接踵而來。而另一些人，他們堅持認為生活是不存在有機結構的，而歷史只是一連串奇聞異事的拼接。對於他們而言，又該做何選擇呢？他們在沒有途徑的地方尋找途徑，或許，僅僅通過他們的錯誤，也能促進尋找途徑的工作。他們並非完全沒有作用，至少他們為藝術家提供了某種創作框架。因此，樹立某種論點或水平上的基點，經過專業研究者們嚴格討論達到一致，這個過程本身就書寫了一國的文明史，從而也使整個文明充實起來。

早在1752年，伏爾泰就呼籲學者們作這種文明史的研究，並試圖以他的“論帝王治下的法國”作出榜樣。這本書的名字《路易十四時代》也實在意味深長。他沒有稱其為《路易十四的豐功偉績——他的生平事迹實錄》，也沒有叫《路易十四：他的喜好》。他在序言中說，他試圖描述的“不是一個人的行為，而是整個社會的特徵”。他簡略了軍事成就的敘述；國內政治大事也不長篇大論；教會問題一筆帶過。而新增的主要內容是商業、財政、科學和美術的進步。他在另一部歷史著作中解釋說：“我想寫的歷史，不是關於戰爭的，而是一部社會的歷史；我想弄清楚人們的日常家庭生活，他們一般的藝術修養……人類是怎樣從野蠻過渡到文明的。”但是，不論這一論點和論證如何高妙，那些傳統作家們至今不敢接受這一挑戰。而當新人亨利·托馬斯·巴克爾試圖應戰時，他的失敗卻比他的卓越成就更加廣為人知。於是，每一次失敗都使探索者們更加沮喪和氣餒。

可是，毋庸置疑，我們寧願死在一輛開往目的地的快車上，也不願在一輛圍在密柵欄里的貨車上等待慢慢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