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一看就停不下來的中國史》（3）
歷史的犟勁兒，去文化圈找
能留名千古的，都是有個性的
金聖嘆：大明最後一個狂士，死於順治十八年
順治十七年（1660年），二月。一個叫“三耳生”的人，突然找到徐增，說：“我要見金聖嘆先生。”
徐增是金聖嘆的好友。當時，妖魔化金聖嘆的聲音很多，來人不會也是一個“思想打手”吧？於是問他：“你這麼急切要見聖嘆，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三耳生說：“我見世之貶聖嘆者，不但欲殺之，而必使之入十八地之下而後已；間又見稱聖嘆者，若恐形容之不盡，而非推之到三十三天之上而不快。夫一人能使人極其贊、極其貶，必非常人也！”
原來，是一個對金聖嘆的傳說感到好奇的人。
徐增本人也曾對金聖嘆由憎惡轉為敬仰，憶起當年，就喃喃地講起往事—
我呀，最初跟着人家罵，罵金聖嘆是妖魔，罵了許多年。後來，見了金聖嘆，才知道他不是妖，不是魔，這才開始替他在世人面前辯解。朋友聽到我開始說金聖嘆的好話，紛紛與我絕交，說我着魔了，沒救了。
在這個世界上，你認誰作偶像都沒關係，但認金聖嘆作偶像，是需要勇氣的。
所以，朋友，你還敢追金聖嘆嗎？
1
金聖嘆是個鬼才。即便放在他的家鄉—人才濟濟的蘇州，他也是永遠特立獨行的那一個。
他出生在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一個略顯尷尬的年代。此時，他的同鄉前輩唐伯虎等“江南四大才子”已經故去數十年，晚明風流，凋零近半。
這是一個政治比文化吃香的年代。江南士人抱團結社，不是為了風流耍酷，而是為了權斗黨爭。金聖嘆20歲的時候，看到了魏忠賢的垮台，也看到了東林黨人的雄赳赳氣昂昂。但他似乎對眼前的政治大事件無感。20歲的他，選擇了一條詭異的職業道路—扶乩，開始做降神附體、神鬼溝通的工作。
幾年之後，金聖嘆憑藉這項特殊本領，已經打進了當時的主流文化圈。東林黨的一些領袖和成員，比如錢謙益、姚希孟等紅人，都曾請他到家中扶乩降神。
時人記載，金聖嘆聲稱慈月宮陳夫人附靈於他，他因而能通神靈、知宿因。他在扶乩過程中，“無意識”寫下的詩文“長篇大章，滔滔汩汩”，連有道行、有地位的士人大佬看了都很佩服，對他的這一套神神鬼鬼深信不疑。
現在，我們普遍認為，金聖嘆的出名是因為評點《水滸傳》等“才子書”，但他在晚明的名氣，更主要是源於他的靈媒身份。
28歲那年，他給當時執文壇牛耳的錢謙益舉行扶乩降神儀式。通過附在他身上的天台泐法師，徹底征服了錢謙益。
金聖嘆為錢謙益示因緣，是有附加條件的。他請求錢謙益為他“作傳一首，以耀於世”。事後，錢謙益很誠懇地照做了。
通過錢謙益的詩文，主流文化圈都知道了金采（金聖嘆原名）這個人。
視科舉如兒戲，因而在科舉路上毫無成就的金聖嘆，卻以這種方式博得大名。他的頭腦構造確實異於常人。
很多人說金聖嘆的靈異附體體驗，是他憑藉個人文學才華的一種裝神弄鬼。這種事，的確不好評價。只能說是老天爺給他賞飯，一般人吃不來。
當時，另一位江南名士葉紹袁，也曾多次把金聖嘆請到家中扶乩。1634年左右，葉紹袁向附體在金聖嘆身上的泐法師問到對時局的預測。泐法師說：流賊必不渡江，蘇州兵火，十年之後，必不能免。
11年後，即順治二年（1645年），病中的葉紹袁想起泐法師的預言一一應驗，不覺心驚。
2
胡適說，金聖嘆是17世紀的一個大怪傑。
他的怪，怪在總是不按常理出牌。
金聖嘆早年參加過多次科舉考試，而每次去，都不好好發揮，都是抱着做“張鐵生”的心態去的。清人筆記說他，“每遇歲試，或以俚辭入時文，或於卷尾作小詩，譏刺試官”。所以，每考一次，就被除名一次。他倒也有耐性，換個名字，再來一次。
視人生出路，如同遊戲。
很多人據此稱讚金聖嘆的反叛精神，但是你反叛一次也就夠了，反叛這麼多次，不嫌無聊嗎？
如果真的痛絕於仕途功名，那就徹底做個優遊林泉的讀書人，為何還要參加五年高考三年模擬呢？
只有一種解釋：他確實無意於科舉功名，但卻想成名，想走捷徑，所以屢屢以科考上的特立獨行之舉來引起時人的矚目。
就像他一度熱衷扶乩降神，也是如此。在錢謙益作文寫詩“稱頌”他之後，金聖嘆逐漸退出了扶乩的行當。反過來說，他當初進入這個行當，或許只是為了圖名。
金聖嘆是一個極其自負的人。他後來追憶早年志向，說兒時自負大才，常常自我感覺良好，總是覺得“自古迄今，只我一人是大才，只我一人獨沉屈”。
有才能卻不見用，這是任何時代一個讀書人最大的悲哀。金聖嘆對此尤其敏感。他在《西廂記》張生唱“才高難入俗人機，時乖不遂男兒願”一句后，批道：“哀哉此言，普天下萬萬世才子同聲一哭！”
可見，對於時運不濟的怨艾，他是感同身受的。這種“自負”和“沉屈”的感慨，成為他一生的基調。
最後一次遊戲科舉考場被除名后，金聖嘆曾笑着對人說：“今日可還我自由身！”
人家就問他，什麼是“自由身”？
他炫技式地解釋說，“酒邊多見自由身”，這是張籍說的；“忙閑皆是自由身”，這是司空圖說的；“世間難得自由身”，羅隱說的；“無榮無辱自由身”，寇準說的；“三山雖好在，惜取自由身”，朱熹說的。
展示完他搜尋引擎般強大的記憶力后，他不再做進一步的解釋。
但從他特意檢索出來的這些詩句，我們大致也可以拼貼出他心目中的“自由身”，其實就是一個無拘無束、無榮無辱、詩酒自娛、珍惜自由的人。
說到底，金聖嘆是有聖人情結的。他雖然推崇，卻不想學陶淵明做個隱者，否則他就沒必要做出那麼多帶有表演性質的、吸引輿論關注的舉動，他也不會因為有才不見用而深感鬱悶沉屈。
他原本可以過得更簡單，更快樂，而不僅只是在文字裏意淫“不亦快哉”的種種快感。
3
金聖嘆的悲劇，在於生不逢時。不甘心空抱才華而無所用於世，又不願意為了博取功名而放棄底線，犧牲自由，最終只好犧牲了自己大半生的好心情。
他要是早生一百年，趕上晚明嬉笑怒罵、歌哭無端，人皆不以為意的時代，或許仍是一個落魄的才子，但至少不用活得那麼辛苦。
偏偏他生活在朝代鼎革之際，政治、民族矛盾取代個性解放的潮流，成為社會的風向標。金聖嘆的江南才子氣質，一下子就顯得與世俗格格不入。
時代擠壓了才子的生存空間，金聖嘆感覺到疼痛，終其一生，卻可能連痛在哪裏都不知道。
他一生孤高傲世，放言無忌，到頭來落落寡歡，成為時人眼中的妖魔鬼怪。
他還在世的時候，同郡的名士歸庄就曾公開說，看了他的書，聽到他的所作所為，恨不得將他掐死。歸庄有強烈的反清思想，後來對“哭廟案”中被害的17名文人表示哀悼，但獨獨對金聖嘆之死拍手稱快。
尤侗，一個暗自以金聖嘆為模仿對象的才子，在公開場合卻不斷詆毀他，罵他“狂放不羈”。他顯然更懂得與時代妥協。
更多人站出來，罵他“迂”，笑他“愚”，甚至在人生觀、價值觀上對他進行了全面的否定。
一個人的思想若與時代錯位，領先時代愈多，所受痛苦就愈烈。
在時人看來，金聖嘆的罪大惡極是為《水滸傳》《西廂記》等誨淫誨盜的“邪書”唱讚歌。他們編排段子，說施耐庵寫《水滸傳》，導致子孫三世皆啞，金聖嘆評《西廂記》，導致人頭落地，這都是報應啊。
其實，金聖嘆的個性，很多是跟前輩李贄學的。他對《水滸傳》《西廂記》等通俗文學的推崇，也是延續了馮夢龍等人的識見。但他生前死後所受到的毀謗，一點兒也不比那些前輩少。
金聖嘆多次無奈地說：“我輩一開口，便疑謗自興。”只要我一說話，甭管說啥，人家就先誹謗一通；只要我的書一出來，甭管寫啥，人家也是一頓痛毀。
從這一點看，明末清初的思想氛圍，較之前反而有了不小的退步。
只有少數人，比如徐增，才透過金聖嘆堅硬的軀殼，看到了他的可愛與溫情。
在徐增的眼裏，金聖嘆有着隨和的性格，可愛的脾氣。他說：“聖嘆無我與人，相與則輒如其人。如遇酒人則曼卿轟飲，遇詩人則摩詰沉吟，遇劍客則猿公舞躍，遇棋客則鳩摩布算，遇道士則鶴氣衝天，遇釋子則蓮花繞座；遇辯士則珠玉隨風，遇靜人則木訥終日，遇老人則為之婆娑，遇孩赤則啼笑宛然。”
這樣的金聖嘆，很會與人打交道，也很能融入、順從別人的愛好與個性。與他在書中展示出來的離經叛道，判若兩人。
難怪徐增說金聖嘆是“魔”的話，那他願意為他“着魔”。
4
朱光潛說，豁達者在悲劇中參透人生世相，他的詼諧出於至性深情，所以表面滑稽而骨子裏沉痛。
金聖嘆給人的幽默感，臨死前都不忘調侃獄卒的幽默感，在這個時代往往被理解成了骨氣與勇氣，但有多少人懂得，這僅僅是他骨子裏的沉痛。
歷史，終究沒有給予金聖嘆大展宏圖的機會。
在他37歲壯年之時，大明亡了。
很多人來不及準備，就要站隊。有的人，比如顧炎武、歸庄，至死不與清人合作；而有的人，迅速變換頭臉，迎接新主，甚至不惜坑殺同胞，獻上投名狀。
不管是否願意，金聖嘆也要做出選擇。
他在明朝的日子過得並不如意，除了有點兒名氣，其他一概全無。而這名氣，一大半還是罵名。
但他還是守住了一個讀書人的底線，未曾因為現實的不如意而猴急猴急地投奔新主。相反，他對戰爭感到厭惡，因為戰爭的殘暴而對清人缺少好感。
他在評論唐人鄭谷的詩時說，“我讀此言，而不覺深悲國破家亡又未得死之人，真不知其何以為活也”。又評吳融的詩句“咸陽久已變荒原”時說，“所謂劫火終訖，乾坤洞然，雖復以四大海水為眼淚，已不能盡哭”。
一個自負的文學評論家，時常帶着哭腔，可以想見他內心的感受。
在滿目兵戈之際，他的小外甥降生了。他寫詩說：“造物真輕忽，翻歡作淚零。”本當歡喜的事，反而悲哀落淚，那是多麼沉痛的歲月。
清人入關這段歲月，顯然是他很不好的記憶。他後來說，他的記憶中只有少年和老年的時光，壯年這一段，好像遺失了，不知道丟在哪裏，想找都找不回來。
他唯一的一次失態，是在死前一年。順治十七年（1660年）二月，朋友邵點從北京給他帶來一個消息，告訴他，順治皇帝讀到他的文章，囑咐詞臣說：“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時文眼看他。”
53歲的金聖嘆登時失態，向北望空而拜，叩頭謝恩。
緊接着文思如泉湧，寫下了《春感八首》，甚為得意地自誇：“何人窗下無佳作，幾個曾經御筆評？”他甚至在詩中幻想，自己去做呂尚、諸葛亮那樣身系國家安危的賢相，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
很多人因為金聖嘆的這次狂喜，說他“醜態畢露”，喪失民族氣節，老狐狸終於露出了尾巴。
我倒覺得，這是金聖嘆真性情的體現。他一生主張、貫徹真性情，推崇“一片天真爛漫到底”，要喜便喜，要哭便哭。他要真是一隻擅於掩藏的老狐狸，他才不會在此時露出尾巴，自己躲在被子裏笑就好了。
他一生自負大才，卻命途多舛，理解者少，嫉恨者多。一個人孤獨地走着，走了很久很久，突然聽到有個聲音，還是來自最高統治者的聲音，要加入他一起走。知音已難求，這麼位高權重的知音，更可遇不可求。他的感激之情，他的熱淚涕零，也都可以理解了。
更何況，金聖嘆連抱大腿都來不及，他的命運很快就翻轉直下。這陣狂喜，終究只是他內心的一段小插曲。
5
一年後，這個終生懷才不遇又滿是幻想的窮秀才，再次見識了人生的黑色，一點兒也不幽默。
欣賞他的順治帝，竟然駕崩了。
皇帝之死，對金聖嘆來說，就像之前撿到一張彩票，一對開獎號碼，還是特等獎，欣喜若狂來不及兌獎，又掉到水裏，泡湯了。
夢醒的時候，才是最殘酷的時候。
說起來，金聖嘆之死，與順治之死也有一些勾連。“哭廟案”的發生背景，正是吳縣諸生在追悼順治帝的儀式上，要求撤換魚肉鄉民的新縣令任維初。
多種證據表明，金聖嘆並未參與“哭廟”，他也不在最初被捕的11人名單內。
不過，“哭廟案”次日，出於正義感的金聖嘆寫了一篇名為《十弗見》的雜文，聲援諸生的抗議活動。這才被牽連進去。
他有一段時間擔心被捕，藏匿了起來。兩個多月後，他還是被押解到了南京。
金聖嘆等人原本罪不該死，但是經手辦案的江蘇巡撫朱國治害怕被牽進知縣貪污案脫不了身，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將一場和平請願的“學生運動”，辦成了謀逆案。
辦案官員要求，“謀逆案”的首犯必須要有相當的名氣。金聖嘆於是首當其衝。
恰好此時，朝廷指派的滿族大臣正在江南調查並處理江南士紳投奔鄭成功事件，金聖嘆和其他17名諸生成了高壓政策的犧牲品。
一生追逐名聲，到頭來反為名聲所累。金聖嘆的人生，總是跌落得讓人唏噓。
而這一切，他本人或許自始至終都蒙在鼓裏。臨刑前，他還大惑不解：“殺頭，至痛也；籍沒，至慘也。聖嘆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
順治十八年（1661年）七月，金聖嘆被斬首，死於莫須有的“叛逆罪”。這一年，他54歲。
曾給他帶來好消息的友人邵點，後來解釋過金聖嘆的罹禍。他說，金聖嘆做過一個夢，夢裏有高人警示說，你什麼詩都可以批解，但切記不可說《古詩十九首》。金聖嘆畢生引以為戒，但後來醉酒中縱談“青青河畔草”，未守警戒，終成絕筆。
這種解釋，早年熱衷扶乩降神的金聖嘆，若死後有知，會作何感想呢？
也許，有些時代，可以誕生金聖嘆，卻不配擁有金聖嘆。
他在最後時刻，挺身而出，仗義執言，正應了自己說過的那句話—做事業要挺身出去，了生死亦要挺身出去。
一輩子落魄，半輩子被罵，金聖嘆終於沒有變成一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或許才是他最應獲得尊敬的原因。
金聖嘆死後，“康雍乾盛世”來了。盛世之下，文人的毛髮被捋得服服帖帖的，紀曉嵐、劉墉、袁枚，那些個時代的才子們，一個比一個精緻，一個比一個油膩，不狂傲、不狂喜，但也無個性、無底線。
那樣的盛世，如罵金聖嘆者所願。
陸遊：他的詩你肯定背過，他的苦你未必理解
1
一個偉大的人物，身體和靈魂總有一個在受難，或者兩個都在受難。
蘇軾給我們的印象很樂天，很豁達，那是他用有趣的靈魂去對沖身體的苦難，硬把悲情的人生經歷活成了段子。
有比較，才知道陸遊比蘇軾慘得多。他的身體和靈魂都很苦。蘇軾，坐過牢的人，都沒他苦。
苦到什麼程度？
就說科舉吧。陸遊考了很多次，很多次都不行。總體上看，不是能力不行，是運氣不行。
不是朝廷突然改變考試範圍，從詩賦轉向經術，就是他父親在“不恰當”的時候去世，使得他準備了四五年無法應試。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他考了個頭名。倒霉的是，秦檜的孫子也參加了那場考試，還發誓要拿頭名。然後，複試的時候就沒陸遊什麼事了。
踏上仕途后，他大半生也是被閑置的。
官做不大倒罷了，還動不動因言獲罪，時不時被彈劾，經常性捲鋪蓋回鄉下。
朝廷不給他機會上前線抗金，那他就諫言讓有能力的人領兵出征。結果，他的官職直接被擼掉，罪名是妄議朝政，有不臣之心。
人一倒霉，多喝兩口都會丟官。52歲那年，他剛被重新起用沒多久，就因其他官員舉報他工作期間愛喝酒、態度不積極（燕飲頹放），只好回家喝個夠了。
人生稍微得意的時光，陸遊也不是沒有，只是短暫到可以忽略。一般人的人生經歷是起起落落，呈波浪曲線，而陸遊的人生是，起落落落落落落……
他最美好的職業經歷，是應四川宣撫使王炎之邀到南鄭去做幕僚，經歷了一生中唯一一次軍旅生涯。
但僅僅幾個月，王炎被弄走後，陸遊無奈回撤。鐵馬金戈化成了一首詩：
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消魂。
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過劍門。
他的理想是做將軍，做戰士，生活非把他逼成了一個詩人。
從此，那些“鐵馬秋風大散關”的生活只有在夢中做做，在酒里找找了。
幸運的人千篇一律，不幸的人萬里挑一。陸遊，這是在說你啊。
2
人生是一張茶几，上面擺滿了杯具。這句話也是為陸遊量身定製的。
但是，他為什麼就這麼苦呢？
這裏面有個性的因素。性格決定命運，比如蘇軾，他的人生彈性很大，生活的拳頭打在他身上，就跟打在美味的東坡肉上面一樣，軟糯可口。而陸遊不一樣，他總體上是一個嚴肅認真、苦大仇深的人，難得寫一下愛情詩，也是苦得很。生活給他一拳，就像打在鐵上，彼此都很疼。
但也有時代的因素。
每個人都是時代的鏡子，你身處時代中不覺得它對你的影響有多大，但跳出來就照得一清二楚。五○后一代想着法子多生娃，九○后一代只想着佛系“養蛙”，這不是時代的印記是什麼？
陸遊所處的時代，國家存亡的緊張感，是蘇軾那個年代的人無法體會的。中原正統與偏安一隅的強烈落差，無疑會反映到每個人的心性中，只要他是一個家國觀念強烈的人，肯定會感到苦痛。而且終其一生，隨着國家的沉淪，這種苦痛不僅無法解脫，還會持續加劇。
我們讀晚清史，心裏都會憋屈難受。陸遊就是在類似晚清的年代裏，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有大局觀的人，他倒是想豁達，問題是豁達得起來嗎？
不心塞至死，就算豁達了。
真的，陸遊活到了84歲，超過世界最長壽國家日本目前的人均壽命。這簡直是奇迹。
他一生熬死了多少仇人，就是等不來國家的崛起。人家都說他，長命而短運。倒霉透頂。
你看他死前給兒子的詩：
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
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都會背吧？這就是上教科書的作用啊，哪天萬一真從教科書里刪了，我們的孩子就無法感受800年前這位老人家的悲哀與情懷，無法構建共同的歷史記憶了。
3
有些人的苦難是沒得選，有些人則是出於信念。陸遊屬於後者。
他明明可以選擇更舒服的活法，但他不願，更不屑。
南宋的官場，沒有左派和右派，但有主戰派和主和派。主戰的聲音大，但多數時候，主和的權勢高。
哪怕心裏有過一絲政治投機的念頭，陸遊的選擇或許就會不一樣，仕途肯定會完全改變。
比如，秦檜權勢最熾熱的時候，跟隨他高喊幾句“和平萬歲”的口號，得到官職與升遷的機會就會大得多。陸遊有一個老同事，就因為彈劾過二十多位主戰派，連連陞官，做到了諫議大夫。
這無疑也是一種活法，卻是陸遊最不屑的活法。
秦檜當年在關鍵時刻排擠、打擊陸遊，不僅僅是要為孫子秦塤爭個狀元，主要原因是在於陸遊喜歡發表“恢復中原”的意見。明知與權相的政見相左，仍然高聲表達出來，能有什麼好果子吃呢？
陸遊就是這樣真實的一個人，即便他再渴望做官獲得重用，實踐他的匡時救國理念，他也不能背叛或出賣他的根本立場。
日常生活中，陸遊的人緣很不錯，這得益於他為人的寬厚。秦檜倒台後，秦家後人的日子並不好過，包括奪了陸遊狀元的秦塤，生活一度也很潦倒。陸遊有次路過南京，專門去看望秦塤，並不記恨當年仇。
但他始終有一條底線，不拿原則換權位。用現在的話說，油膩的事，不幹。
宋孝宗曾問，當今詩人中，有李白這樣的大咖嗎？左丞相周必大說，有啊有啊，他叫陸遊。
皇帝由此格外欣賞陸遊的詩文，曾當面誇獎他，說愛卿筆力甚勁，非他人所及。
哪怕心裏有過一絲向現實妥協的念頭，陸遊就會立馬領會皇帝的意思—聖上雖然不喜歡北伐，但他喜歡我的才華呀。
如果你是陸遊，你會怎麼選擇？
我想，我要是陸遊，我就是專門開個公號，只給皇帝一個人寫詩，小日子也可以過得很滋潤啊。我不作惡，不趁勢附和皇帝，不攻擊異見分子，不就行了嗎？
人家陸遊是怎麼選擇的？他嘴上雖然不說，但心裏很誠實—皇帝欣賞我的詩文，我不稀罕，他要採納我的救國主張，我才稀罕呢。
苦難與黑暗，給了他一顆強大的內心。
4
然而，這麼自甘受苦的一個人，卻總有人說他在裝相。
從陸遊在世的時候起，直至今天，在對他的評價上，一直存在兩個對立的維度。
一個當然是說他是愛國詩人。錢鍾書有段話說得很好，雖然他可能是在反諷陸遊，但不妨用在這裏：
“他不但寫愛國、憂國的情緒，並且聲明救國、衛國的膽量和決心……愛國情緒飽和在陸遊的整個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裏。他看到一幅畫馬，碰見幾朵鮮花，聽了一聲雁唳，喝幾杯酒，寫幾行草書，都會惹起報國讎、雪國恥的心事，血液沸騰起來，而且這股熱潮衝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邊界，還泛濫到他的夢境裏去。”
另一個是說他成天在詩里吹牛，空談愛國，只是為了博個好名聲，堪稱愛國賊。
與陸遊同時的宰相湯思退，政治主張跟他的名字一樣，天天想着對金國讓步議和。他曾經上奏說：“群臣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之重，豈同戲劇？”這是在罵陸遊這樣的主戰派。
清代史學大師趙翼譏笑陸遊“十詩九滅虜，一代書生豪”，意思是陸遊只能天天在詩里意淫吊打侵略者。他做過一個假設，說開禧北伐那年，陸遊要是年輕十歲，肯定會上戰場，然後成為“帶汁諸葛亮”。
“帶汁諸葛亮”諷刺那些才幹自比諸葛亮，但一上戰場就落淚而逃的人。趙翼認為，陸遊就是這樣的人。
錢鍾書對趙翼的看法照單全收，說陸遊整天激情澎湃，鼓吹愛國，不過是在打官腔。還說陸遊愛國詩中“功名之念，勝於君國之思”，意思是愛名勝過愛國。
這樣的聲音當下尤其盛行，流毒之下，就連我一些教書育人的朋友，也會這麼看陸遊。5
這些人嘲笑陸遊的理由很簡單。用一句流行的懟人的話就能概括：你行你上啊，不行別亂說。
好像你滅不了敵國，就連愛國的權利都沒有了。
好像除了打過仗的軍人，其他人的愛國都是虛偽的。
我不知道陸遊再世，會怎麼跟這些人互懟。或許以他的性格，他根本就懶得搭理他們，有這個時間不如再寫兩首愛國詩呢。
那我借用一句名言先幫陸遊同志噴回去吧：我評論個電冰箱，自己還得會製冷啊？
宋金對立的形勢下，發動北伐確實需要衡量很多現實問題：該不該打？為什麼打？為什麼不能打？為什麼打不過？
韓侂胄開禧北伐失敗，結果搭上了性命，連類別都成了“奸臣”。似乎就是主和派對主戰派的教訓，讓你們天天喊愛國，就這下場。
陸遊的悲劇更深一層，他並不想做個空談家，但朝廷不給他機會上戰場，逼得他只好做空談家。
他的意義，就是以他的悲劇告訴時代，告訴歷史—面對強敵壓境，舉國噤若寒蟬，舉國歌舞昇平，沒有憂患意識，沒有陽剛之氣，這個國家大概沒什麼希望吧。
需要有人站出來，喊出來。批評也好，打雞血也好，才能保證年輕人有血性，不在所謂盛世中淪為軟蛋。
在經濟文化繁盛的幻影里，在暖風熏得遊人醉的晚上，沒有陸遊這樣的人，不合時宜地一再提醒當權者，不加強國防，不消滅腐敗，不磨礪鬥志，估計南宋撐不了那麼久，四五十年內就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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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年代，喊打喊殺是容易的，也是有利可圖的。君不見，多少人把愛國變成了一門生意。
但在求饒議和成主流的年代，你上街喊打喊殺試試看，不被打被殺算你走狗屎運。陸遊那樣的人，在他生活的年代，不僅不吃香，還有很大的風險。隨時有被不願醒來的人抓去一頓飽揍的危險。他又不傻，憑什麼要這麼干？
以他的文筆和詩才，寫一寫做鬼也風流的詩句，歌頌領導人體恤民情，鐵定不成問題。他又不傻，憑什麼不這麼干？
人與人最大的差別從來不是金錢或地位，而是思想境界。
思想境界低的人，總是認為別人的境界跟他一樣低。想來想去，都想不出陸遊握有一手好牌，卻打得那麼爛的原因。最後，就連好名都成了罪狀。
陸遊好名，這是肯定的。他跟屈原、文天祥這些人一樣，都有“青史意識”，就是願意用一生砥礪名節，百折不撓，以求在歷史上留個好名聲。
所以他最苦悶的兩件事，一件就是南宋沒有戰鬥意識，另一件就是怕後人不懂他的苦心：“此心炯炯空添淚，青史他年未必知。”
問題是，好名難道錯了嗎？
一個社會還是應該在世俗的成功、庸俗的事物之外，標懸更高的標準，不然這個社會也是無望的。陸遊為了青史留名，寧可一生受苦，難道不是在踐行更高的標準嗎？
陸遊的聲音，顯然跟南宋朝廷的主體思想是對立的，但他在當時沒有遭到封殺，在後世卻受到莫名的譏笑，這到底是誰的悲哀？
這不是南宋的悲哀，南宋有這個肚量容納異見，儘管堅持異見的陸遊一輩子失意。
這也不是陸遊的悲哀，陸遊並不需要去迎合那個時代的主流，儘管堅持邊緣意味着要失去更多。
這是譏笑者的悲哀，悲哀到只能靠踩着陸遊的肩膀，宣告自己的庸俗，從而擠進嘩眾取寵的主流。
歷朝歷代，如果沒有這些世俗的譏笑者，歷史的車輪照常滾滾前行；但如果沒有陸遊這樣甘受其苦的人物傳承支撐，中華文明難免受到毀害。
李贄：明朝第一思想犯，人過中年為自己而活
一個人到了什麼時候，才能夠為自己而活？
李贄的答案不是18歲，也不是36歲，而是54歲。
1
1580年，李贄54歲。此時，作為雲南姚安知府，他的三年任期屆滿。
上級領導對他在這個偏遠之地的工作和貢獻相當認可，要向朝廷舉薦他。
沒想到，李贄一聽到陞官的消息，拔腿就跑。他要求他的上級領導一定替他遞交辭職信。
與他在學術上針鋒相對的駱問禮，得悉李贄辭官的消息，在給友人的信中對李贄作出了極高的評價，把他當作士人的榜樣：
“士類中有此，真足為頑儒者一表率。近世儒者高談仁義，大都堂奧佛老而支離程朱，至於趨炎附熱，則無所不至，視此老有餘愧矣。”
但這個士人的榜樣，在辭官之前，內心卻是煎熬而痛苦的。
李贄是一個真實的人，真實得把科舉做官當成謀生的手段，當成社會職業的一種，而從不去夸夸其談治國平天下、為人民服務的大道理。
嘴上不說，他卻比空喊口號的官員清廉得多，口碑和實績也都好得多。不願同流合污，堅守內心孤傲，是他20多年官場生涯痛苦的根源。
1527年，李贄生於福建泉州一個“航海世家”。26歲時，在鄉試中考中舉人。
中舉這麼大的幸事，他則認為不過是兒戲。他說，中舉秘訣無外乎每天背誦幾篇範文，等到肚子裏有三五百篇範文了，在考場上審對題目，根據題目默寫一篇上去，保准高中。
簡單得讓蒲松齡聽了落淚，范進聽了要再發瘋。
有個舉人頭銜，足以餬口謀生。李贄對進士沒有什麼欲求，所以未再參加會試。
四年後，他遠離家鄉，開始宦海生涯：在河南共城任儒學教諭3年，在南京和北京國子監任教官各數月，在禮部任司務5年，調任南京刑部員外郎又近5年，最後被任命為雲南姚安府知府。
在就任知府以前，他的官俸極為微薄，甚至不足餬口。
這期間，他做官並不順利，處處與上級領導“觸”。這種抵觸未必是行動上的抵牾，但其內心有稜有角，與現實格格不入，卻是不爭的事實。
合群是合群者的通行證，孤獨是孤獨者的墓志銘。
為了承擔家庭與家族責任，20多年裏，他不得不收起觸角，摸黑前行，孤獨痛苦，難以言表。
一個中年人，肩上有太多的重擔，內心有巨大的壓力，他只有默默忍着，不敢出聲，尤其不敢順從自己的個性，好好任性一把。
再苦再累，再泯滅個性的光輝，也只有咬牙堅持。哪怕牙斷了，只能和血吞。
他始終清楚，一個中年人活着的意義—為妻子而活，為子女而活，為父母而活，為家族而活，唯獨不曾為自己而活。
這期間，中年李贄經歷的苦難一點點磨礪他的本性，也一步步釋放他的枷鎖。因為清貧，他有過極其深刻的挨餓體驗。他的至親，包括他的父親、祖父、兒子和兩個女兒，在幾年內陸續去世。
那段時間，他說與妻子黃宜人“秉燭相對，真如夢寐”。
生命中有太多無法承受之重。連李贄都只能把這一連串的重擊當做夢一般，以此麻痹自己的內心。
2
54歲那年，李贄辭官，逃離體制。
之所以做出這個任性的決定，是因為此時，他認為加諸其身的家庭責任已經完成。大半輩子為他人而活，現在是時候為自己活一次了。
所以，54歲，在絕大多數人一眼望到死亡的年紀，李贄重新出發了。
去尋找他渴望了大半輩子的獨立、自由與個人主義。
從選擇落腳的地方，他就表現得與眾不同。一般官員都是告老還鄉，還有說發達不還鄉如衣錦夜行，成功了也沒意思。
而李贄，去了湖北黃安，寄居在耿氏兄弟家裏。
他的理由貌似很純粹，因為這裏有朋友，生活不用發愁。“我老矣，得一二勝友，終日晤言以遣余日，即為至快，何必故鄉也？”
事實上，他不願回老家泉州，也與他的個性有關。他平生不愛被人管：
“人生出世，此身便屬人管了……入官，即為官管矣。棄官回家，即屬本府本縣公祖父母管矣。來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擺酒席；出軸金，賀壽旦。一毫不謹，失其歡心，則禍患立至，其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寧漂流四外，不歸家也。”
這個理由，與他辭官時所說“怕居官束縛”是同樣的道理，都表達了一種對獨立、自由與個人主義的渴望。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說，按照當時的習慣，李贄一旦回到泉州，他所需要照顧的決不能僅止於自己的家庭。他是族中有名望的人物，又做過知府，那就一定會陷入無數的邀勸糾纏之中而不可自拔。
然而當時的李贄，已歷經生活的折磨，同時又研究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重新考慮生命的意義，重建人生觀之餘不能再墨守成規。
也就是說，他不能把讀書、做官、買田這條生活道路視為當然，也亟待擺脫由於血緣關係而產生的集體觀念。
可以看出，李贄的思想已經遠遠超越了他所處的時代。他標榜個人價值，企圖掙脫一切宏大意義，既不能受縛於官僚體制，亦不能被傳統的家族觀念困住。
他選擇了一個遠離故鄉、遠離宗族的地方，作為終老之地。
然而，他的親族對他這種背離傳統的行為，並不能理解和原諒，也不能善罷甘休。他沒有了兒子，於是他的家族強行指定一個侄子作為他的繼承人，這引起他的不滿。
在事先寫好的遺書中，他提到這個侄子說：“李四官若來，叫他勿假哭作好看，汝等亦決不可遣人報我死。”
他早看透了基於血緣關係的親族之間的感情虛偽，在世人面前假哭以維繫所謂倫理或爭奪財產繼承權。總之，假戲做足，沒有一個真字。哪怕他死了，他也不願意讓他的族人知道，免得上演如此醜陋的戲碼。
他的妻子後來獨自從黃安返回泉州老家，並在老家去世。他很思念，也很痛苦，但還是沒有還鄉處理妻子的後事，只是留下了一些催人淚下的回憶妻子的文字。
他說，他沒有一夜不夢見她。
62歲那年夏天，他在寄居地湖北麻城維摩庵剃去頭髮，卻留下鬍鬚，成了個亦僧亦俗、不僧不俗的模樣。
朋友見了，都很驚訝。他淡定地解釋說，天氣太熱。
不過，他剃髮的真實想法，在另外一些場合，坦率地表達了出來。
他在一封信里說，之所以落髮，是為了對抗家族俗事，讓家族中人徹底死心，不要指望他還能回去。
在給知交焦竑的信里，他說得更決絕：“今世俗子與一切假道學，共以異端目我，我謂不如遂為異端，免彼等以虛名加我，何如？”
反正世人都說我是“異端”，我乾脆就剃個光頭成全他們，怎樣？哈哈。
3
在這個萬物冥冥之中皆有秩序的世界上，李贄就是一位生命可以蒼老，思想絕不蒼老的歌者。
他的狷狂性格，是對世俗人生的反叛，也是對傳統禮俗的抗爭。為此，他不憚與整個社會的絕大多數為敵。他說，幸好我天生膽大，不然自己都要被自己嚇死—
“天幸生我大膽，凡昔人之所以忻艷以為賢也，余多以為假，多以為迂腐不才而不切於用；其所鄙者、棄者、唾而罵者，余皆以為可托國托家而託身也。”
晚明，一個走向沒落衰頹的時代，竟是這名執着的老者，為帝國塗抹了一筆最有力的青春色彩。
他做的第一件石破天驚的事，是把孔子請下神壇。
他告訴世人，“聖人不曾高，眾人不曾低”。他否定孔子、孟子的聖人地位，認為孔孟非聖人，也和常人一樣，兩者沒有高低之分，所以人人皆可成聖，沒有必要以孔孟的是非觀作為自己的標準。
他說，道路不只有一條，心性也不只有一種，怎麼可以強求同一？
他的主張，本質上是在崇尚個性。
現在的年輕人對這一點估計沒什麼感同身受，覺得彰顯個性是與生俱來的，還用得着去爭取和追求嗎？但集體主義年代的過來人，應該都深深懂得，李贄的勇氣與不易。在只有一種聲音、一種是非的年代，你去崇尚個性試試？
他批判程朱理學，指出所謂正統人士都是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他極其痛恨那種“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偽道學家們。
他認為“人必有私”，人人都有私心，孔子也不例外。
他其實是一位真正尊崇孔子的儒生，所以要讓孔子回歸到人本身，拒絕程朱理學對孔子的神化，更反對統治者利用孔子來鉗制人性，禁錮思想。
他說得很直白：“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以此，將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慾”那一套束縛性的禮教擊得粉碎。
不僅如此，他還公開挑戰男女大防，給男權社會難堪。
他為女性說話，說頭髮有長短，但男女的見識無長短。他公然招收女弟子，無拘無束地跟女弟子唱和交往。
晚明性靈派作家袁中道說，李贄晚年多病寡慾，但為了反對道學的虛偽面目，不惜在言語中故意表現出很放縱情慾的樣子。
每次講學，有人拿着道學家的書來求問，李贄就很氣憤，說與其把時間浪費在這上面，還不如攜歌姬舞女，淺斟低唱。然後，看到有學生攜妓來聽課，則破顏微笑說，這也比跟道學先生做伴強。
李贄幾乎把人們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徹底翻了個個兒。
他干過的事兒，300多年後，五四時代那些反傳統的知識精英照着又幹了一遍，然後一個個成了啟蒙大師。
而這些啟蒙大師們，都離不開一個重要的啟蒙老師，那就是李贄。
4
啟蒙者，被稱為盜火的人，時常要冒着“身敗名裂”乃至付出生命的危險。
從李贄決定為自己而活的那一刻起，他已經清醒地意識到危險的迫近。
他的文字都是那樣純凈，讓人一眼見底，卻有一股穿越時代的力量。他信步走着，同時代人打馬都追不上。
他不過是那個永葆童心的孩子，說出了大實話，但所有人都警告他，閉嘴，那是皇帝的新衣，多漂亮。
他晚年的困境始於與耿定向的論戰。
由於與耿定向的二弟耿定理是知交，李贄辭官后選擇寄居黃安耿家。他的理念雖與耿氏兄弟截然不同，但耿定理的包容心態與柔和個性，一定程度上掩蓋了思想對立背後的緊張。
耿定理去世后，彼此失去緩衝的耿定向與李贄反目，雙方開始長達十年的激烈論戰，且由學術爭辯發展到現實敵對。
耿定向認為李贄的思想是在“殺人子弟”，李贄則認為，以“存天理，滅人慾”相標榜的耿定向跟常人沒什麼兩樣：
“人盡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識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買地而求種，架屋而求安，讀書而求科第，屬官而求尊顯，博求風水以求福蔭子孫。種種日用，皆為自己身家計慮，無一厘為人謀者。及乎開口講學，便說爾為自己，我為他人；爾為自私，我欲利他；我憐東家之飢矣，又思西家之寒難可忍也……”
跟常人一樣有私心，講學卻又這公那公，儘是口是心非，或心是口非。這正是李贄平生最鄙視的偽道學。
李贄還寫過一篇文章，說僧徒二人探討怎樣罵人合適。他們說，世人喜歡罵人為禽獸，為強盜，這些都不合適。因為禽獸是有情有義的；強盜是被逼的，只要給他效力的機會，也能殺身圖報。兩人繼續討論，世人罵人，說枉披了一張“人皮”，徒弟建議，可以罵“枉披了一張狗皮”。但和尚覺得還不妥，狗尤重義性，守護家主，忠心耿耿，比人強多了，以狗罵人，反而變成以人罵狗了。結果，兩人商量到半夜都沒有一個結果。
這篇文章對假道學家的諷刺，簡直絕妙到無以復加。
然而，衛道士們也開始行動了—
1590年，耿定向看到公開刊行的《焚書》后極為惱火，認為《焚書》是李贄對自己的攻擊和誹謗，於是寫了公開信《求儆書》，指斥李贄的異端思想。而後，又聯合官府，驅逐李贄。
1591年，李贄在袁宏道的陪同下游武昌黃鵠磯，被一些人誣為“左道惑眾”，又遭驅逐。同年秋，耿定向及其門生蔡毅中再次攻擊李贄。
1594年，耿定向卧病著書，對“異學”和李贄再作攻擊。同時，麻城一些人揚言要拆毀李贄居住的芝佛院。
1595年，耿定向的學生史旌賢調任湖廣僉事，揚言要“以法”懲治李贄，麻城又掀起一場迫害李贄的風波。
與此同時，李贄與澹然等女弟子間的通信談道，被誣為“男女混雜”，甚至有人揚言“欲殺”李贄。
總之，同時代的士大夫，絕大多數被李贄甩開幾條大街。他們的思想跟李贄不在一個層次上，所以完全不接受他的主張。他們只能通過否定的形式來與李贄劃清界限，說他“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說他“專以黑為白，以蒼為素”。
面對這些挑釁與威脅，李贄明言自己本心貴無事，但也不怕事，表現出了孤膽英雄般的氣魄：
“平生所貴者無事，而所不避者多事。貴無事，故辭官辭家，避世避地，孤孤獨獨，窮卧山谷也。不避多事，故寧義而餓，不肯苟飽，寧屈而死，不肯幸生……無事固其本心，多事亦好度日。”
5
1601年春天，李贄居住的芝佛院被一場人為的火災燒得乾乾淨淨。
儘管案情的真相未能水落石出，但沒人懷疑，一張迫害李贄的天羅地網已經張開。
初春寒意侵人，75歲的李贄，衰老貧病，亡命黃柏山中。
此時，萬曆十七年（1589年）的一位進士—馬經綸，仰慕李贄的盛名，冒着風雪，跋涉三千里，去救援李贄。
馬經綸最終把李贄帶到了順天通州的家中，以避楚難。
不幸的是，僅僅一年後，李贄又大禍臨頭。
1602年，又是春天，禮科都給事中張問達上疏參劾李贄邪說惑眾，罪大惡極。其中最聳人聽聞的話莫過於此：
“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游於庵，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庵觀者，一境如狂。”
實際上，不同於那些表面守禮而暗中縱慾的假道學，“異端之尤”的李贄在個人生活上是個自覺的禁慾者。他同女弟子的交往，乃基於正常的人性人情，但偏偏就招來了風言風語。
衛道士們的虛偽正在這裏：縱情聲色也罷，男盜女娼也罷，只要不公開化，就是許可的。相反，李贄公開向這種虛偽性挑戰，卻變得十惡不赦。
張問達在奏疏最後不忘強調現實的危險性，說李贄現在已經移居通州，通州離帝都僅四十里，“倘一入都門，招致盡惑，又為麻城之續”。
結果，萬曆皇帝朱翊鈞下令，李贄應由錦衣衛捉拿治罪，他的著作應一律銷毀。
當逮捕李贄的錦衣衛到來時，正在病中的李贄急問馬經綸：“他們是什麼人？”
馬經綸答道：“是錦衣衛的衛士到了。”
李贄立刻明白是怎麼回事，他不想連累好友，強撐着爬起來，走了幾步，大聲說：“是為我也。為我取門片來！”於是躺在門片上，說：“快走！我是罪人，不宜留。”
被投入詔獄的李贄，沒有受到肉體的折磨。根據審訊結果，他應該可以出獄，由地方看管就是了。
然而，這名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的鬥士，晚年才過起了無拘無束的自由生活，怎能忍受即將到來的管束？
1602年，農曆三月十六日，一名侍者在監獄中為李贄剃頭。趁侍者離開的間隙，他拿起剃刀，朝自己的脖子上割下去，頓時鮮血淋漓。
侍者大急，問老犯人：“和尚痛否？”
李贄已不能出聲，用手指在侍者掌心中寫字作答：“不痛。”
侍者又問：“和尚為何自割？”
李贄寫道：“七十老翁何所求！”
根據袁中道的記載，李贄在自刎兩天後才死去，永遠告別這個“世不我知，時不我容”的世界。
他曾說過，人生在世為客，以死為歸。何況活了七八十歲后“歸家”，是值得喜而相慶的事。
為了自由，他從棄官、棄家、棄發，到最後一刻的棄命，一切選擇都是那麼的自然，那麼的無悔。
誠如他自己所說：“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盡磨難，一生坎坷，將大地為墨，難盡寫也。”
也許，在歷史上做一個默默無聞的人，自身可以省卻許多煩惱與苦痛。然而，李贄註定是個失敗的孤膽英雄，賣命的自由捍衛者，痛苦的先知先覺者。
尼采說，他沉淪，他跌倒。你們一再嘲笑，須知，他跌倒在高於你們的上方。他樂極生悲，可他的強光緊接你們的黑暗。
今天，我們重溫李贄的一生，就像在攀登一座思想與人格的高峰。
致敬，李贄！
辜鴻銘：近代最有趣的人，嬉笑怒罵為自己壯膽
辜鴻銘，說起這個名字，估計德國人會比我們先笑。
辜鴻銘是晚清民國年間人，生前就極有名。西方人說，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緊，但不可不看辜鴻銘啊。
這麼多國家中，辜鴻銘在德國的名氣最響。不苟言笑的德國人竟然成了辜鴻銘的迷弟迷妹，你說很不可思議吧？
但辜鴻銘在我們的印象中評價一般，甚至接近負面。經常貼在他身上的標籤不外乎：拖長辮，小腳癖，老怪物，好罵人，頑固守舊，尖酸刻薄，與封建殘餘沆瀣一氣……
事實上，這些標籤都把辜鴻銘片面化了。
辜鴻銘比我們想像的有趣得多。他把玩世不恭、嬉笑怒罵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甚至針砭時弊、表達政見也是這種態度，藏得太深，以至於我們只知道他的怪誕和保守，不懂得他的幽默和激進。
1
在民國，有三條辮子最出名，一條是張勳的，一條是王國維的，還有一條是辜鴻銘的。
如果說，張勳留的是政治野心的辮子，王國維留的是文化象徵的辮子，那麼，辜鴻銘留的就是刻意搞笑的辮子。
周作人寫文章說，辜鴻銘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了一條小辮子，連他的車夫也是一個背拖大辮子的漢子，和主人正好一對。
當時辜鴻銘在北大教書，被稱為該校最古怪的人。
羅家倫上過辜鴻銘的英詩課，看不慣他的辮子，曾對同學開玩笑說：“有沒有想要立刻出名，只要在辜先生上樓梯時，把他的辮子剪掉，明天中外報紙一定競相刊載。”當然，這個名並沒有人敢出。
這條辮子這麼礙眼，辜鴻銘卻引以為豪。他留着辮子，但從不說一堆死忠的話，而時常以幽默化解人們對他辮子的好奇。
學生們嘲笑他的辮子，他平靜地懟了回去：“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
在一次飯局上，辜鴻銘主動跟胡適聊到，去年（1920年）張勳過生日，辜送了他一副對子，上聯是“荷盡已無擎雨蓋”，他讓胡適猜下聯是什麼？胡適一時想不出好句，只好問他：“想不出好對，你對的什麼？”他說：“下聯是‘菊殘猶有傲霜枝’。”
他又問：“你懂得這副對子的意思嗎？”胡適說：“‘菊殘猶有傲霜枝’當然是張大帥和你老先生的辮子了。‘擎雨蓋’是什麼呢？”他說：“是清朝的大帽。”
辜的日本友人薩摩雄次說，若有人問及辮子的事，辜就會搖頭晃腦地說：“這是我的護照。”
辜老先生，你這麼愛調侃你的辮子，有考慮過辮子的感受嗎？
2
辜鴻銘是一個狂傲的人。老實說，這種人不大好相處，但他的幽默個性恰好彌補了性格乖張的不足。所以他的同時代人，無論踩他也好捧他也好，都承認他是一個擅長搞笑的怪咖。
一天晚上，胡適的老同學王彥祖請法國漢學家戴彌微吃飯，陪客中有辜鴻銘。
入座之後，戴彌微的左邊是辜鴻銘，右邊是徐墀（北大教授，綽號“徐顛子”）。大家正喝酒吃菜，忽然辜鴻銘用手在戴彌微的背上一拍，說：“先生，你可要小心！”
戴先生嚇了一跳，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你坐在辜瘋子和徐顛子的中間！”大家聽了，哄堂大笑。
那晚的飯局，辜鴻銘講了很多段子。有些段子，他還在不同場合反覆講，每次總添上新花樣，搞得胡適暗發牢騷：哥，這段子我都能背誦了。
辜鴻銘在飯局上大講他最得意的安福國會選舉時他賣票的故事。
安福俱樂部當權時，規定一部分參議員須由中央通儒院票選，凡國立大學教授，凡在國外大學得學位的，都有選舉權。於是許多留學生有學士、碩士、博士文憑的，都有人來兜買。
辜鴻銘說，有個留學生小政客來運動他投一票。他稱文憑早就丟了，小政客不依不饒，說：“誰不認得你老人家？只要你親自來投票，用不着文憑。”
雙方討價還價，敲定了辜鴻銘現場投他一票可得四百元。
選舉前一天，錢和選舉入場證都送來了。辜鴻銘立馬跑去天津，把四百元花在了妓女身上，逍遙了兩天才回北京。
一回到家，小政客追上門大罵他無信義。辜鴻銘拿起棍子，指着小政客，說：“你瞎了眼睛，敢拿錢來買我！你也配講信義！你給我滾出去！從今以後不要再上我門來！”
說完這個故事，辜鴻銘對胡適說：“你知道有句俗話：‘監生拜孔子，孔子嚇一跳。’我上回聽說的孔教會要去祭孔子，我編了一首白話詩：
監生拜孔子，孔子嚇一跳。
孔會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胡先生，我的白話詩好不好？”
辜老先生，你這麼愛聊天，還不漏機鋒地把白話詩譏諷了一下，有考慮過胡先生的感受嗎？
3
像辜鴻銘這樣的耿直之人，確實能控制住場面，反客為主，但也經常把天聊死。
1902年，辜鴻銘在湖廣總督張之洞幕府做秘書。是年慈禧生日，湖北各機構懸燈結綵，鋪張揚厲，費資鉅萬。張之洞邀請各國領事大開筵宴，並招致軍界、學界參加，奏西樂，唱新編愛國歌。
辜鴻銘在座陪宴，忍不住對兩湖書院院長梁鼎芬說：“滿街都是唱愛國歌，未聞有人唱愛民歌者。”
梁鼎芬心想，這個聊天的開頭有檔次，就說：“要不你編一個試試？”
辜鴻銘想了一下，說：“余已得佳句四句，君願聞之否？”梁鼎芬說：“聽啊。”辜鴻銘說：“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
當眾搞怪諷刺大領導，這個天別人沒法接啊，於是就聊死了。
在北京的一次宴會上，座中都是一些社會名流和政界大咖。有一位外國記者問辜鴻銘：“中國國內政局如此紛亂，有什麼法子可以補救？”
你猜，他怎麼回答？他說：“有，法子很簡單，把在座的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槍決掉，中國政局就會安定些。”
這……好吧，今天天氣哈哈哈。
辜鴻銘後來雖然被視為保皇黨，但他從不諂媚權貴，即便是總理、省長，只要看不順眼，照噴不誤。
人家說，中國將亡於外交失敗，或亡於無實業。辜鴻銘說，中國之亡，不亡於實業，也不亡於外交，而實亡於中國督撫之好吹牛也。“今日欲救中國之亡，必從督撫不吹牛做起。”
有人對辜鴻銘說：“你所發的議論，皆是王道。為什麼在世上行不通呢？”辜鴻銘回應：“天下之道只有二端，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孟子所謂‘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藉機諷刺社會實行的是“王八蛋之道”，在清末不正一針見血嗎？
林語堂說，辜鴻銘是一塊硬肉，不是軟弱的胃所能吸收。
辜老先生，你這麼犀利，難怪在官場混不好。
4
都知道魯迅罵人厲害，文風似匕首。其實，辜鴻銘罵人的藝術一點也不比魯迅弱，而且更加形象、幽默。
辜鴻銘罵袁世凱，那是一如既往地罵，哪怕袁世凱權勢正炙。
1907年，袁世凱與張之洞以封疆大臣同入軍機。一次，袁對德國公使說：“張中堂是講學問的，我不是講學問的，只是辦事的。”
辜鴻銘後來聽說了，對袁的幕僚說：“這話說得很對，但要看所辦的是什麼事，如是老媽子倒馬桶，自然用不着學問。除倒馬桶之外，我不知道天下有什麼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的。”
這境界，罵人真不帶髒字。我每讀這段軼事，總是忍不住笑場。
辜鴻銘在洋人面前也罵袁世凱。一個洋人跟他討論西方人分貴種、賤種，辜鴻銘借題發揮說，對，人說袁世凱是豪傑，在辜某人看來，袁就是一個賤種。
這是近乎不留口德地罵了。辜老先生，你跟袁世凱什麼仇什麼怨啊！
後來，當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凱，還真的在罵聲中死去了，辜鴻銘尤為高興。北洋政府要求舉國上下哀悼三日，停止一切娛樂活動，辜鴻銘專門請來戲班子在家中唱戲三天，邀請中外友人一起開心。
辜老先生，我就欣賞你這股到老依舊叛逆、不與紅人妥協的精神。
5
辜鴻銘的幽默不用來罵人，用來干點別的，效果也是很好的。
比如，用來向洋人宣傳中國傳統。
辜鴻銘在英國讀書時，每屆冬至，必在他住的房間內備陳酒饌，遙祭祖先，表示不忘本。
他的英國房東太太等他叩拜祖先完畢后，必定笑嘻嘻地問他：“你的祖先什麼時候來吃喝你為他們備的這些酒饌？”
你猜，辜鴻銘怎樣回答？他說：“就在你們的祖先來聞你們所獻鮮花的時候。”
一次，辜鴻銘到一洋人朋友家中參加飯局，就他一個華人，眾洋人就推他居首座。席間，洋主人問辜：“孔子之教有何好處？”
辜鴻銘逮到發揮的機會了，說：“頃間諸君推讓，不肯居首座，此即是行孔子之教。若行今日所謂爭競之教，以優勝劣敗為主，勢必俟優勝劣敗決定后，然後舉箸，恐今日此餐，大家都不能到口。”
你看，幽默、會說話的人就是不一樣，這廣告無縫植入，堪稱完美。放在今天，辜鴻銘絕對是海外孔子學院首席形象代言人吶。
其實，這種幽默手法正是辜鴻銘的長項。無論日常生活還是教書著述，他憑藉淵博學識，都能就近取譬，博人一笑，又有所得。
他在北大教英詩就是這樣。據羅家倫回憶，辜講英國詩總是說，這是“外國大雅”，這是“外國小雅”，這是“外國國風”，這是“洋離騷”。
傳播新的知識思想需要就近取譬，實現語言的本地化讓人產生天然的熟悉感。辜鴻銘做到了。
今時今日，假如讓辜老先生來解釋“共享經濟”，他會怎麼說？
以他老不正經的性格，肯定會說：共享經濟古已有之，青樓妓院是也。
6
我為什麼要寫辜鴻銘？
林語堂說過，辜鴻銘是一個怪物，但不令人生厭，因為他是具備一流才智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有見識和深度，不是這時代中的人能有的。
辜鴻銘學識足夠淵博，做人足夠幽默，閱歷足夠豐富，這些都是他的資本。但這些東西，終其一生，他都沒有拿來變現，比如變成一個滑頭的投機派，保皇興就頂保皇黨，共和旺就走向共和。他沒有這麼做，而是固執地做那個最保守的人，簡直笨得可以。
但這一“守”，守住了真性情。
保守，就是不隨大流。這在任何時候都是一個艱難的選擇。堅持終生不隨大流，則是難上加難。想想看，你一個人在路上走，往前走，往後走，都沒有壓力，但是，當你看到黑壓壓的人群往你相反方向跑，這時候你心裏不發毛？不想掉頭拔腿跟着他們跑？
近代以來，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即便鴉片戰爭打了敗仗，舉國上下仍然堅定地認為洋人不過是炮艦做得好，要論文化和制度還是咱中國牛。大背景如此，做一個守舊的人是很容易的，趨新就很難了。
這時候，有勇氣離隊自己走的人就值得敬佩。比如徐繼畲，一個地方政府官員，在《共產黨宣言》問世的同一年出版了《瀛寰志略》，告訴國人要正視西方制度優點。
到了清末民初，辜鴻銘主要活動的那個年代，整個社會風氣倒了過來，連最頑固的慈禧都開始搞新政了。
這時候，趨新是很時髦的，守舊就很難了。辜鴻銘的難得之處就在這裏，整個社會都往一個方向跑了，他自己給自己壯膽，偏偏選擇了反方向。
如果我們不開啟上帝之眼來評價歷史人物，僅就當時的社會情境來衡量一個活生生的個體，那麼，辜鴻銘無疑就是另一個維度的徐繼畲。他們的選擇都把他們推向了最難的處境，但他們都不在乎。
內心這麼強大的人，多少要有點偏執症才頂得順吧。
做一個幽默、有趣、嬉笑怒罵無所忌諱的人，或許也是辜鴻銘為自己壯膽的一種方式。
寫到這裏，我彷彿看到一個清瘦的老人拄着杖子走過，戴着標誌性的瓜皮帽，留着小辮子，但他的背影那麼長，那麼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