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國家的誕生——埃及統一
尼羅河的贈禮
遠古時期，一望無垠的撒哈拉大沙漠曾是一片生長着茂密青草的曠野。那時，尼羅河不過是條無名的小河，漫流在非洲東部草原。大約在公元前二萬年前，這片草原上出現了原始人類的足跡，他們以狩獵為生，出沒在草莽之中。歲月流逝，氣候變遷，無情的熱風逐漸吞蝕了草原的綠色，把它變成滴水全無的大沙漠。植物枯乾，動物也開始向有水源的地方逃生。大約在一萬年前，黃沙熱浪驅趕着第一批草原居民來到尼羅河流域，來到埃及。
埃及是個古老的國家。它位於非洲東北部，紅海、地中海的蔚藍海水輕吻着它的東部和北部海岸，金色的撒哈拉大沙漠圍繞在它的西、南兩邊。埃及是沙漠中的綠洲，它得天獨厚，洶湧的尼羅河從南到北貫穿埃及全境。尼羅河，今天已聞名世界。它全長6000多公里，經過埃及境內有1000多公里。它發源於非洲中部的維多利亞湖，中途融匯了青尼羅河水，急匆匆地穿行於崇山峻岭之間，經過六道險灘，越過最後一道湍急的瀑布后，便緩緩進入一條狹窄的河谷，奔向地中海，在臨近出海口的地方，尼羅河分出條條支流形成扇狀，衝出一片綠草茵茵的三角洲。埃及，就是在這片谷地中誕生。
大約在公元前四、五千年前，古埃及人在尼羅河谷地定居下來。從考古工作者發掘出來的古代殘存壁畫中，我們可以看到古埃及人為自己雕塑出生動的形象：他們體格強壯，有寬闊的肩和窄狹的腰身，皮膚呈深褐色，頭髮黑而光滑。
據考察，這些人是非洲的哈姆語人部落和來自亞洲的塞姆語人部落長期混合而形成的。
埃及早期居民的生活異常艱苦。尼羅河兩岸儘是沼澤，長滿蘆葦和紙草，而遠離尼羅河則是乾燥無雨的地區。因此，人們只能在尼羅河畔選擇地勢較高的地方用泥磚和蘆草搭起小屋。這些小屋非常簡陋，沒有窗戶，只有一道用蘆草簾遮擋的小門。人們的日常活動都在室外進行。婦女在門前空地上壘起爐灶烹煮食物，製作陶器；男子在曠野中狩獵，去河邊捕魚，在尼羅河岸放牧豬、羊。不過，他們更多的時間是用原始的燧石工具，在尼羅河衝出的平原上清除荊棘草莽，在沼澤中開鑿溝渠，在翻鬆的土地上撒下大麥的種子，然後他們把豬群放到田中去踐踏，把種子踩進土裏。古埃及人就是用這樣原始的方法，開始了最初的農業。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勤勞的埃及人用自己的雙手與尼羅河爭奪土地，爭取生存，終於掌握子尼羅河的脾性，他們愛尼羅河，和着尼羅河的呼吸歡喜和憂愁。每到炎熱的夏季，酷熱的天空無一滴雨水，尼羅河也默默無聲。撒哈拉大沙漠刮來火一樣的熱風，漫天灰沙如雲，淹沒了一切，樹木花草蒙上塵土竟與荒沙一色，人們身上、臉上、甚至毛孔中都滲入塵沙，幾乎窒息。這難以忍耐的日子是在5月和6月，要五十多天才能結束，人們每天以祈禱度日，翹首盼望預示尼羅河水即將泛濫的紅鶴由遠方飛來。7月，雨季開始，北方吹來清涼的風，炎熱消退了，樹木花草從塵土中解脫出來。這時，尼羅河上游的山區里暴雨傾盆，山洪迸發，水量驟然增加，尼羅河水奔騰咆哮，傾瀉而下，急流中帶着大量的腐爛植物，使最初泛濫的幾天中，河水完全變成了混濁的綠色洪流，這種粘稠的幾乎抽出絲來的渾水，不能解渴，而且有害健康。
“綠尼羅河”過去了，河水繼續上漲，水色漸清，一二十天後，又變為紅色。尼羅河泛濫了，河水溢出河岸的第一個夜晚被埃及人稱作“第一滴水之夜”。這一夜河中擠滿了帶着火炬的小舟，慶祝哈辟神（古埃及人把尼羅河神稱作“哈辟”）的節日。9月，水勢最大，吞併全部谷地，形成一片澤國，住在高地的人們只有憑藉小舟來往。直到10月底，泛濫時期才結束，河水下落，流入河床。這時河水變成清澈的淺藍色，人們開始在覆蓋著肥沃淤泥的土地上進行耕耘。
11月到2月是埃及人播種和穀物成熟的季節。每年的3月到6月則是收穫時期。古埃及人隨着尼羅河每年定期泛濫，辛勤的耕耘、播種、收穫，使埃及成為古代著名的糧倉。
由於埃及的自然條件，決定它的農業生產與人工灌溉緊密相連。尼羅河泛濫時，人們要疏通渠道，排出積水；而乾旱無雨時節，人們又要從尼羅河引水灌溉。這樣巨大的工程，繁重的勞動，絕非一人一家所能完成，它需要眾人的力量。因此，埃及在較早時期就出現了聯合。若干氏族聯合為公社，若干公社又以地域關係聯合為州，古埃及語稱其為“諾姆”。埃及全境大約有40個州。每個州都有自己的名稱、首城、軍隊和政權，有自己的方言和宗教。原有的氏族圖騰，如鷹、蛇、母牛等，現在則變成了州的保護神，成為州的象徵。每一個州實際上都是一個獨立的小王國，各州彼此經常處於敵對狀態，為爭奪河水、土地、甚至為不同信仰而鬥爭。例如：一個信仰魚神的州同鄰近的州作戰，是因為這州的統治者曾在信仰神魚的領土上吃了這種神聖的魚。經過長期的戰爭和兼并，在公元前4000年中葉，埃及分成兩個大的獨立王國。它以尼羅河的天然劃分為界限：孟斐斯以南的尼羅河谷地為上埃及，尼羅河下游的三角洲沼澤區為下埃及。上埃及國王以蘇特樹（古埃及的一種草木）為標誌，他戴一個高而白的王冠；下埃及國王的標誌是蜜蜂，他戴一個紅色王冠。在很長的時間裏，上下埃及之間為了爭奪優勢地位而進行了殘酷鬥爭。大約在公元前四千年初，埃及開始由原始社會緩慢地進入了奴隸社會。關於這個時期的歷史，對我們來說還是神秘的，沒有文字遺物保存下來，只有一些傳說。因此，它好比黑暗中的舞台換景，當幕布再次升起時，我們看到的已是：公元前3200年，上埃及國王美尼斯親自率領大軍征服了下埃及，實現了統一。他自稱為上下埃及之王，有時戴白冠，有時戴紅冠，有時二者合戴，象徵上下埃及統一。為了便於統治全國，美尼斯把都城由自己的家鄉遷到南北兩部接壤之處的孟斐斯，把它稱作“白城”。到此，埃及已經走完了史前時期和前王朝時期，而進入了有記載的歷史時期了，美尼斯被認為是埃及第一王朝的第一個統治者。從這時開始，一直到公元前11世紀，埃及共經歷了前王國、古王國、中王國、新王國、後期埃及等幾個時代。
此後，埃及逐漸衰落，先後遭到利比亞、亞述等國侵略；公元前7世紀中重獲獨立；以後又為波斯帝國、希臘馬其頓所征服；公元前30年併入羅馬版圖。
埃及是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它的特殊的地理條件和閉塞的地理位置，使古代埃及的燦爛文化，至今仍放射異彩。那些史冊上有名或無名的古埃及人已經消逝在歷史長河之中，然而他們以激情和智慧創造出的偉大傑作仍然存在，默默地向世人揭示着永不泯滅的埃及精神。埃及，有過文明鼎盛時期，也有過遭受外來侵略與蹂躪的時期，但不論何時，埃及精神從未死去。有史以來，埃及人就相信，沒有尼羅河，他們將不能生存。尼羅河的泛濫會帶來一定損失，尼羅河也有退潮，但是尼羅河永遠存在！它創造了埃及，養育了埃及，埃及的全部歷史都和尼羅河相關聯。古埃及人用詩讚美它：
啊，尼羅河，我讚美你，
你從大地涌流而出，養活了埃及……一旦你的水流減少，
人們就停止了呼吸。
西方學者尊崇的“歷史之父”——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希羅多德，通過在埃及長期的旅行、觀察，也作出這樣的評價：“埃及是尼羅河的贈禮。”
埃及國家的發生
埃及是歷史悠久、文明古老的偉大國家。當蒙昧人、野蠻人遊盪於世界廣闊土地上的時候，非洲大陸東北角的尼羅河流域便已放射出人類文明的曙光，孕育了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國家。
尼羅河文明是怎樣形成的？埃及奴隸制國家發展的最初階段是怎樣一種形式？埃及早期國家發展的基本規律是什麼？這些問題不僅涉及人類社會的最初國家的起源問題，也關係於古代世界早期的奴隸制國家的產生、發展的規律性問題。
國家問題，當然也包括國家的起源和發展的問題，“是一個最複雜最困難的問題”。特別是由於埃及歷史早期的文獻極其貧乏與簡略，加之保存下來的又往往殘缺不全，愈益加深了研究古埃及國家起源、發展問題的困難。但是，上一世紀埃及古城古墓遺址的考古發掘的成果，尤其是近年來對於某些文化遺址、遺物的深入考察與研究，雖然還存在着不少的分歧，卻也給我們解決埃及國家的起源及其統一王國的形成問題，提供了某些必要的依據。
埃及國家是在什麼時候出現的？這個問題在一些著作中，通常可以找到幾種不同的答案。
蘇聯科學院主編的《世界通史》斷言：在我們今天的知識的條件下，還不能確切斷定尼羅河流域國家發生的日期。現在看來，這種論述未免過於武斷。事實上，就在這一卷的稍後部分，另一作者則表示：早在第一王朝時，如果不是更早的話，便已形成了國家。還有的蘇聯學者認為，埃及的國家形成的過程開始於第一王朝的中葉。按通行的說法，埃及史上的第一王朝的年代，大約在公元前3100—前2890年。因此，依上述的意見，埃及大約在公元前3100年，或者在公元前3100年以後，才開始出現國家。
與此相反，另一種意見認為，早在公元前3100年前，埃及已經出現了國家。英國的《劍橋古代史》寫道，緊接在第一王朝建立前的時期，埃及就出現了南北兩個王國。還有的著作明確地表明，大約在公元前4000年代的中葉，甚至在公元前4000年前就已經形成了國家。
對於古埃及國家產生的時間問題存在着分歧意見，關鍵是如何認識尼羅河文明與埃及國家形成的標誌。因此，我們必須把這兩者結合起來加以論述。
考古學提出的“史前埃及文化”或“前王朝文明”，包括三個連續的發展階段：巴達里文化（約公元前4500—前4000年），涅伽達文化Ⅰ（阿姆拉文化，約公元前4000—前3500年）、涅伽達文化Ⅱ（格爾塞文化，約公元前3500—前3100年）。“文明”與“文化”，雖然在概念上有聯繫，但決不能混同。嚴格說來，埃及的文明是從涅伽達文化Ⅰ的末期開始，到涅伽達文化Ⅱ時代最後形成。
涅伽達文化Ⅰ與巴達里文化一樣，仍處於銅石並用時代。但是銅器、石器與陶器的生產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手工業生產也愈益專門化，並且與亞細亞部族早已有了商業關係。
涅伽達文化Ⅰ的遺址已發現有居住地和墓地。居住地築有雉堞牆，並有防禦工事，所以，涅伽達Ⅰ的人民被稱為“城市居民”。涅伽達附近的一個被稱為“南城”的居住地是一個重要的遺址，其堡壘和近似長方形的房屋是用小磚築成。這是一個設防的城市。恩格斯曾經指出：“用石牆、城樓、雉堞圍繞着石造或磚造房屋的城市……這是建築藝術上的巨大進步，同時也是危險增加和防衛需要增加的標誌”；“在新的設防城市的周圍屹立着高峻的牆壁並非無故：它們的壕溝深陷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們的城樓已經聳入文明時代了”。
涅伽達文化Ⅰ時代，墓穴已有大小、充裕簡陋之別。在阿巴底亞，最大和最富裕的墓是婦女的墓。這種現象反映了母系氏族的特點。在其他地方的一些大墓中，還發現了作為陪葬的巫術用品。西方埃及學者認為，這種跡象表明墓主是“巫師或女巫醫，是公社的重要成員，或許甚至是他們的領袖”。還有的學者講到，在前王朝時代早期，每個鄉村是自治的，並且有一個首領，他的權力依賴於他作為一種“呼風喚雨王”的名聲，他大概是能管理尼羅河洪水。這些推論，與恩格斯所說的個別成員“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下執行宗教職能”的論述相一致，而且“這些職位被賦予了某種全權，這是國家權力的萌芽”。
研究埃及文明與國家形成的標誌，更重要的是考古文物保留下來的有關王銜與王冠起源的記錄。其一是涅伽達1546號墓出土的一塊陶罐破片，罐標上是一間帶有圓屋頂的房子，屋頂上棲息着一隻小鳥。這種圓屋頂的建築物可以看成是後來的“王宮的門面”，也可以稱為“御座”。屋頂上的一隻鳥則是隼鷹神荷魯斯的粗略形象，荷魯斯是法老時代的埃及國王的保護神，並且是國王的第一個頭銜。第一王朝的國王後來都被稱為“荷魯斯的追隨者”。
其二是涅伽達1610號墓中發現的一塊帶有紅冠浮雕的黑頂陶片。紅冠是埃及國王的兩種基本冠式之一，也是最受尊敬的王徽之一。王徽王銜形象的出現，意味着王權的萌芽與產生，關係於國家的形成的問題。這兩塊重要的歷史文物，根據英國F·皮特里的“順序年代法”（S.D.）的劃分，王銜陶片定年在S.D.37，即涅伽達文化Ⅰ之末期；紅冠王徽的陶片定年在S.D.35—39，約當涅伽達文化Ⅰ之末期或涅伽達文化Ⅱ之初。
涅伽達文化Ⅱ時代，墓穴發現的很多，僅在涅伽達就發掘出2149座“史前墓”。涅伽達文化Ⅱ的居民更精心製作的墓呈長方形的，並且有了磚牆結構，但是窮人仍然葬於圓形墓穴中。涅伽達的T墓地是富裕的，在那裏分佈有幾十座大小形狀不同的墓，其中除了個別的圓形或半圓形與正方形外，絕大部分都是長方形的，並且有幾座規模較大的墓。
研究者認為，T墓地是統治階級或集團的墓地。在希拉康坡里發現了著名的第100號墓，因其牆壁裝飾以壁畫，故又稱為“畫墓”或“裝飾墓”。“畫墓”的尺寸大約4．5×2.0×l.5米，與T墓地20號墓的5×2米大小差不多，而且同樣是長方形的磚砌的，並帶有間壁牆的結構。畫墓與T15、T23墓也有某些類似之處。希拉康坡里畫墓雖曾被盜，遺物多有丟損，但保留下來的仍有32件之多，與僅有數件陪葬品的一般墓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近幾十年來的研究已證明：畫墓是“首領墓地的一部分”，屬於“王家墓地”；“埋葬在裝飾墓中的人物應看成為上埃及傳說中的王”。還有的論證，希拉康坡里的畫墓和涅伽達的T墓地兩者是“前王朝國王的埋葬地”。
除了國王的墓地外，希拉康坡里畫墓的壁畫給我們保留了土著與外來入侵者之間戰鬥的形象的描述。尤其重要的是畫面上出現了手舉權標頭的國王打殺跪在他的面前的俘虜的場面。類似的現象還出現在前王朝末期的一些調色板和權標頭上。
涅伽達文化Ⅱ時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文字的發明。
最早的文字見於圓筒印上，而最早的圓筒印，迄今所知，出自涅伽達1863號墓（S.D.46），大約相當於涅伽達文化Ⅱ的中葉。在這個時代的晚期，文字多見於權標頭、調色板等文物上。恩格斯高度評價了文字在歷史上的地位，指出：……由於文字的發明及其應用於文獻記錄而過渡到文明時代。
根據上述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居地遺址的設防，墓葬的分化，王冠、王銜的起源以及文字的發明與應用等現象，可以確認，早在涅伽達文化Ⅰ之末期，即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的氏族制度已經解體，國家萌芽，開始向階級社會過渡。到了涅伽達文化Ⅱ時代，國家最終確立，形成了歷史上最古老的尼羅河文明。
州的分立、聯盟與爭霸
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氏族制度解體，向階級社會過渡，出現了奴隸制國家。但是，埃及國家最初是什麼形式的？其隨後的發展及其演變的規律是怎樣的？這些問題由於考古資料的殘缺不全，特別是文獻資料的貧乏，常常引起不同的推測，以致引起意見的分歧。
埃及文明時代早期出現的州，是一個單純的“地域”
的公社，還是具有城市國家性質的初期國家？需要我們結合歷史的實際加以論述。
我們通常所用的“州”這一術語，正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樣，是根據古希臘人所說的“諾姆”一詞翻譯過來的。
希臘文的諾姆，相當於埃及象形文字的“斯帕特”。“斯帕特”一詞的意符表示以灌溉河渠區劃的土地，所以，“斯帕特”一詞意味着“區”或“地域”。上面提到的希臘文的州，埃及象形文字的斯帕特，具有“地域”的含義，是就其語言學上的意義而言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從考古學上對州的性質作進一步的考察。
前王朝時代的居住地遺址發現甚少。希拉康坡里遺址是涅伽達文化Ⅱ時期的少數重要遺址之一。根據發掘的情況來看，凱賽爾相信，希拉康坡里的前王朝居住地遺址可能是一個中心城市和許多附屬的鄉村，佔據了一百萬平方米的總面積。但是，巴塞爾懷疑居住地遺址有那樣大片的面積，認為那是一種誤解。在他看來，作為瓦礫堆常常是非常稀疏的。
按照他在1958年的勘察遺址的最後結果證明，表面陶器碎片分佈的範圍，很難超過50800平方米；人口或許4700人左右，至多不過10000人。在前王朝時代，整個埃及人口大約在100000至200000之間。根據希拉康坡里的人口及其在整個埃及人口中所佔的比例來看，它一定是一個較大的城市。
埃及的州，除了具有地域的性質外，也還有其更重要的政治意義。儘管人們常常認為，“史前時代”埃及政治史的考古證據提供的甚少，但是有些學者相信，在涅伽達文化時代，上埃及已發展了城市文明。希臘人命名的埃及的州就是“起源於自治城市的地方”。
每個州除了一定的領域外，通常還有其獨特的標誌或徽章。在涅伽達文化Ⅱ時期的一些彩陶和希拉康坡里畫墓壁畫上描繪的舟，通常有兩個稱為“船倉”的建築物，其中的一個船倉前插入固定的或可能移動的杆子，上面往往掛有一個徽章。徽章的形式不同，有的是各種不同的動物，也有的是三角形、圓圈形或Z形的幾何圖案。那些特殊的Z形符號，有人把它看成是神聖物或神的標誌。但是，如果僅僅把它看成是神的標誌而否認它是州徽，那麼，我們不能不提出州的保護神的問題。
每個州，事實上都有其固有的保護神，如隼鷹（荷魯斯）、母牛（哈托爾）、蛇（涅特）等，它們顯然都是由氏族圖騰演變來的。希拉康坡里崇拜隼鷹神荷魯斯，而涅伽達則崇拜暴風雨神塞特，它們在後來王權神話中都是非常突出的。鷹、蛇等神聖動物在法老時代還成為國王的保護神。
州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更重要的是表現在王權的出現。在涅伽達發現的王徽與王銜的符號，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在希拉康坡里出土了屬於前王朝末期的各種權標頭，是王權產生的一種標誌。此外，正像前面已提到的那樣，在涅伽達墓地和希拉康坡里墓地，都發現了最大和最重要的墓，而且它們那裏已被確認為“國王埋葬地”。這些現象足以說明，在前王朝時代後期，涅伽達和希拉康坡里等都應該是各自分立的城市國家，或者“州國”。
關於前王朝時代的州或州國的數目，至今沒有確切的資料可以說明。通常認為，古王國時代上下埃及共計42個或40個。也有的說38個或39個。不過，這時的州，已失掉了其獨立的城市國家的性質，而成為統一國家政權的地方行政機構。但是，前王朝時代州的數目，決不會多於上述數字，只能少於或大大少於它。因為前王朝時代埃及的疆域是有限的。僅僅在涅伽達文化Ⅱ末期才開始由上埃及向三角洲移民。
如果說，涅伽達文化Ⅱ時期，埃及出現了獨立的州，那麼，到涅伽達文化Ⅱ的末期，便形成了州國的聯盟與爭霸的局面。考古學家發現的前王朝末期的一些歷史文物給我們研究這些問題提供了十分可貴的證據。這些歷史文物，除了部分象形文字符號外，都是刻有各種場面的圖刻。儘管對其內容的理解還存在着某種程度的推測的性質，但是要知道，在前王朝時代末期，或者早王朝時代的初期，成文的歷史文獻幾乎是沒有的。
不列顛博物館收藏的“狩獵調色板”（“獵獅調色板”），共計刻畫了19名獵人打扮的人物。他們手執權標頭（梨頭棒）並裝飾以動物尾。前者是權力的標誌，後者是國王之裝飾物。這種現象又見於那爾邁調色板。獵人中有兩人分別舉着不同標誌的兩面旗幟，其象形文字符號意為“西方”和“東方”。圖刻中的長方形宮室圖樣，表示三角洲的神殿建築。板面上共有大小三隻獅子，其中兩隻已中矢。整個圖刻表現了三角洲東部和西部各州聯盟打敗了以獅為標誌的敵對的州。
“戰場調色板”（殘片）所描繪的內容，也許與上述事件有關。正面的圖刻是一些具有象徵意義的獅、鷹、朱鷺聯合噬食被打倒了的敵人和追趕正在逃跑的敵人。中間部分的大獅子是非常突出的。調色板的左面上端有鷹和朱鷺為標誌的兩面旗幟，旗杆上各長出一隻手緊緊抓住被綁的俘虜。右上端一個被綁者的面前有一束紙草的象形文字符號，可能表示被擊敗的三角洲居民。戰場調色板描述了鷹州與鷺州在獅州（也許就是上述事件中的失敗者）的領導下，聯合攻擊並俘虜了三角洲居民的事件。
研究州的聯盟與爭霸的最重要的資料是希拉康坡里出土的“蠍王權標頭”。關於蠍王權標頭的時間斷代及其與那爾邁的關係問題，近年來有些爭論。但是，通常把蠍王看成是前王朝時代的最後一個國王，是那爾邁的直接的先輩。蠍王權標頭描繪了希拉康坡里的蠍王在戰勝敵人後舉行了慶典活動。其重要價值就在於它揭示了前王朝時代的階級關係。權標頭上表現的不同標誌的旗幟下懸吊的“田鳧”，作為象形文字符號，讀為rhyt。埃及學家A.伽丁內爾認為，rhyt一詞意為“平民”，“人類”。它從開始就表示“下層階級”，且“總有叛亂傾向的”。他們是指“敵視希拉康坡里王國的任何埃及人”。後來有些文獻也涉及了rhyt被平定、鎮壓，和作為國王的臣民以及與貴族相對立的普通人。在蠍王權標頭圖刻上，除了田鳧外，有一個旗杆上吊了一隻弓。“弓”
的符號還出現在較后的紀念物上，數量總是九個。有的學者認為九弓象徵著“埃及的敵人”，或“埃及的外國敵人”，或者“一切被鎮壓的人民”。
蠍王對外軍事上的勝利，也涉及到他與其他各州統治者之間的關係。在權標頭圖刻上，蠍王雖然戴着白冠，而且處於極顯著的中心地位，但是，同樣也刻畫了他的同盟者的軍旗。這些場面表示希拉康坡里統治的王不是後來的有無限權力的君主，確切地說，諸州同盟的領導者作為盟國對共同的敵人進行戰鬥。
埃及統一王國的形成
古代埃及究竟在什麼時候和怎樣地形成了統一的國家？
在埃及學中也是眾說紛紜的。《劍橋古代史》的作者寫道：“傳統和事實上的一些證據強有力地表明，緊接在第一王朝建立前的時期，埃及劃分為兩個獨立的王國：北部的王國，它包括尼羅河三角洲並且向南延伸到現在愛特斐附近（下埃及）；而南部王國包括愛特斐和賽勒賽拉（上埃及）。國王的官邸被認為坐落於西北三角洲的拍，和位於河西岸、埃德弗附近的涅亨（希拉康坡里），兩者在歷史時代至少具有重要的、統治者保護神隼鷹荷魯斯的聖所。在拍附近設置德普，眼鏡蛇瓦吉特（埃膠）女神的所在地；兩個地方在新王國和以後被當作一個名字拍爾·瓦吉特（埃膠的荷魯斯），被希臘人表示為布陀。“完全征服和統一兩個王國的榮譽，很可能，屬於那爾邁，他被認為是蠍王的直接繼承者”。
上述引文涉及到兩個重大問題：一是前王朝時代是否存在上下埃及兩個王國的問題；一是那爾邁畢竟在多大程度上統一了埃及。
關於前王朝時代的上下埃及王國的問題，儘管常常出現在一些著作中，但是，當時並沒有留下什麼文字的記載，帕勒摩石碑上的王名表殘缺破損，不能給我們提供上下埃及王國的什麼證據。況且，它還是在所謂兩個王國統一后近乎七百年之久銘刻出來的。所以，上下埃及王國的出現，似乎沒有什麼直接的根據。正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這個事件是從後代的國王頭銜中的涅布提名（二夫人名或二女神名）和尼蘇特·畢特名（上下埃及王名）、官職雙重構造、上埃及之白冠和下埃及之紅冠的存在等推斷出來的”。既然上下埃及王國之名，不見於當時的文獻記錄上，而是根據王銜、王冠等推斷出來的，那麼，我們就不能不論述王冠、王銜的起源及其有關的問題。
在王朝時代或法老時代，埃及國王完整的頭銜是由五個所謂“偉大的名字”組成。其中作為對應的頭銜有涅布提名（nbty，“二夫人”）和尼蘇特·畢特名（n—sw—bit意為“他屬於菅和蜂”）。涅布提或二夫人銜名是由兀鷹女神和眼鏡蛇女神組成。兀鷹女神為上埃及的保護神；眼鏡蛇女神為下埃及的保護神。伽丁內爾認為，那是在埃及還是被分成兩個王國時，國王對緊靠第一王朝以前時期的兩個主要女神是處於一種特殊的關係中。大概，第一王朝的建立者美尼斯是第一個採取涅布提頭銜，因此象徵了他曾統一了兩個王國的事實。但是，E.J.鮑姆伽特新的研究證實，涅布提作為王銜，“不包含在登王以前的國王銜名中”。
尼蘇特·畢特頭銜是由一種稱為“蘇特”的植物（菅茅）和稱為“畢特”的動物（蜂）符號表示的，又稱為“樹蜂銜”。“蘇特”植物是上埃及的標記。“畢特”是蜜蜂，通常代表下埃及。樹與蜂的結合意味着“上下埃及之王”。但是新的研究證明，“畢特‘養蜂者’僅能與旻神聯在一起。他是野蜂的主宰，而蜜蜂是獻祭給他的”。旻神是涅伽達文化Ⅱ的民族神，他的形象是公牛，國王由旻接受“強壯的公牛”的名稱，他的俗界的形式是國王。因此，“畢特”銜應該是代表上埃及王銜。至於“尼蘇特”銜，由於它的地位，在銜名制度上必定是較老的頭銜。所以，兩種頭銜最初都是代表上埃及的。
傳統上，白冠代表上埃及，紅冠代表下埃及，但是新的研究證明那是晚后的事情，在前王朝時代紅冠並非與下埃及有關。紅冠最早見於涅伽達，白冠最早出現於希拉康坡里，兩者都是出於上埃及，而且兩地相距不遠，在年代上，紅冠先於白冠，說明紅冠是古老的，代表了土著民族。白冠是晚后出現的，是新來的涅伽達文化Ⅱ民族的王冠。E.J.鮑姆伽特的結論是：“……土著的埃及傳統是那樣的強有力，以致合法的王必須採用古代的頭銜和徽章，而且所有的頭銜和徽章都有它們的上埃及的起源，而這在早期，從下埃及來的東西是無法與之相比的”。對於王銜和王徽問題的新的考證，使我們對所謂的上下埃及王國的存在不能不表示懷疑。
關於統一王國的形成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討論。首先，要說明的是，古埃及的統一究竟在什麼時間？一種意見，“埃及在前王朝時代晚期或許政治上已統一，即使這種統一還沒有使其在紀念性藝術或建築上，或在任何文字的形式上表現出來”。另一種意見，把皮特里收藏品中的兩個黃色大石灰石權標頭殘片（UC14898和14898A）上的戴紅冠者看成是蠍王，並把它與通常所說的蠍王權標頭上的戴白冠的蠍王聯繫在一起，證明早在蠍王時，而不是他的假定繼承者那爾邁時代統一上下埃及的。更有甚者，估計埃及的統一可能先於那爾邁王一百至一百五十年發生。上述的幾種解釋並沒有得到人們的承認，大多數埃及學家通常假定埃及的統一在第一王朝的開始時。具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完全征服和統一兩個王國的榮譽，很可能屬於那爾邁，……這個勝利的象徽的記載保存在得自希拉康坡里的著名的調色板上”。除了考古的文物資料外，比較晚后的文獻資料提到了第一王朝的創立者美尼斯。人們常常把美尼斯與那爾邁視為同一，傳說美尼斯統一了埃及。
美尼斯究竟是歷史人物，還是神話或半神話人物？這個問題已引起了人們愈來愈多的議論。近年出版的一部著作寫道：“成文的美尼斯統一埃及的故事來自於所說的事件如不是幾千年就是幾百年後，由於那個時代美尼斯（假如他一直真正存在）已變成了精神文明的英雄，他的生活和才能被半神話的軼事所潤飾。根據這些故事之一，他被假定在長期統治后，在河中狩獵時被鱷魚奪去并吞沒而死”。關於美尼斯作為歷史人物的真實性問題，幾十年前已討論過。有人認為，美尼斯不一定是一個人的名字，或者可以看成幾個征服者，或者把其他王的事迹歸於美尼斯一人。
古典作家希羅多德講到了“米恩是埃及的第一位國王”，傳統上，把米恩說成是美尼斯。但是，米恩同樣也是值得懷疑的。有人認為，米恩或許是一個官吏或王子的名字。也有的學者根據希羅多德關於米恩的記載上的前後矛盾，考證米恩不是人王，而是神王，即米恩（旻）神。由於上述的意見分歧，特別是美尼斯一名沒有出現在任何其同時代的文獻中，而晚后的古典作家希羅多德和埃及僧侶馬涅托的著作僅僅講到了美尼斯（米恩）是埃及的第一位國王，所以目前還不能對美尼斯及其個人的歷史作出確切的論述。
關於那爾邁或與那爾邁有關的歷史文物已經發現了幾件，而最著名的是那爾邁調色板。那爾邁調色板的正面中心刻畫了頭戴白冠的那爾邁手執權標頭打擊以魚杈作為徽章的，可能屬於西北三角洲的敵人的形象。右上邊的隼鷹踏在六根紙草之上並牽引了一個綁在人頭鼻子上的繩子。這組符號意味着荷魯斯（給國王）帶來了下埃及的俘虜。在這一面的底部有兩個敗倒或逃跑的敵人。左邊的敵人身邊的符號表示設防的城市。右邊敵人身邊的符號則是一個半圓形的圈地，由那裏伸長出兩道長牆，有人認為，可能是西巴勒斯坦的城市。調色板的另一面的上一部分，描繪了頭戴紅冠的那爾邁王在侍從的陪同下，與舉着同盟軍旗的四個州的首領一起視察被殺死的北方人。
那爾邁權標頭刻畫了那爾邁王戴着紅冠坐在一個高立在九階梯上的殿堂中。在他的對面一乘轎子中，坐着一個女人。這個場面表明被俘獲的北方公主，或許將許配給勝利的王。這強有力的證據表明，征服者企圖以北方的公主作為他的配偶使他的地位合法化。在圖刻的中下部的一組象形文字符號表示俘獲的120000人，400000頭公牛和1422000頭山羊。在那爾邁人物對面的上一部分，刻畫了與那爾邁調色板上同樣的四個同盟的州旗。
還有一個上半部殘缺的所謂利比亞調色板，由於其上面沒有任何王名的記錄，其年代或者被斷定在前王朝晚期，或者定在第一王朝初。調色板上有一組象形文字讀為鐵赫努（Tjehenu），即利比亞，位於三角洲西北邊界。雖然，調色板上表現了蠍子，但是沒有證據表明，蠍王在某些時候曾經達到西北三角洲。反之，希拉康坡里出土的象牙印章卻證實了那爾邁對這個地區的遠征。所以，這個調色板被看成是與那爾邁有關的一次遠征的繼續。在調色板的另一面，表現了帶有鋸齒狀邊城牆的七座方形的城市，每一座城市內部都有一個動物或植物的形象，作為城市的標誌或名字。在每一座城牆上面，站立着一隻動物，並舉起一把鶴咀鋤向城內開闢道路。但是，攻城的動物形象僅僅殘留四個：隼鷹、獅子、蠍子和雙隼鷹。利比亞調色板可能象徵著希拉康坡里的隼鷹王，一個假定的那爾邁及其六個同盟的州攻擊另外七個州的同盟者。
上述的幾個與那爾邁有關的歷史文物，描繪了那爾邁的軍事活動。那爾邁頭戴紅冠與白冠，通常被看成是統一了南北上下埃及的證據。但是，正像前面已指出的那樣，紅冠與白冠最初都是起源於上埃及，只不過是表現了土著與外來者之分。如果按傳統的說法，那爾邁已是統一上下埃及的“兩地之王”，那麼，在其調色板和權標頭上出現的同盟諸州的現象就無法解釋。同為同盟的“各州在描述的主要事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那爾邁只不過是“諸州同盟的領導者”，並不是後來的全權的君主，但是，那爾邁對下埃及的成功的軍事活動，的確奠定了埃及統一的基礎。也許可以把他看成是埃及統一王國的開創者，但是，在他以後的整個早王朝時代，仍然是不斷的鬥爭、和解與完成統一的過程。
早王朝時期
一、尼羅河流域的早期居民
埃及位於非洲東北部的尼羅河流域和亞洲西南部的西奈半島。古代埃及的地理範圍略小於現代埃及，主要包括尼羅河第一瀑布以北至地中海沿岸的狹長河谷。埃及東臨紅海和阿拉伯沙漠，西為利比亞沙漠，南界努比亞（今之蘇丹），北濱地中海。發源於赤道非洲的尼羅河從南到北貫穿埃及，流入地中海。尼羅河全長6600多公里，它是由白尼羅河和蘭尼羅河在今之蘇丹首都喀土穆匯合而成。白尼羅河發源於維多里亞湖，蘭尼羅河發源於塔納湖，自喀土穆以下，為尼羅河主流，流經埃及境內長約1200多公里。古代埃及在地理上分成兩部分：孟斐斯以南的尼羅河谷地為上埃及，尼羅河下游至地中海的三角洲地區為下埃及。三角洲是古希臘人給下埃及尼羅河流域地區起的名稱，因為這一地區的尼羅河水系很像希臘字母“△”的形狀。
誠如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所說：“埃及是尼羅河饋贈的厚禮。”尼羅河發源於赤道附近的非洲內陸。上游之地在夏季所降的沛雨，造成尼羅河的定期泛濫。每年的6月中旬至10月，尼羅河水漲，把沿岸的盆地和三角洲都泛濫成水鄉澤國。河水把上游的泥土和植物殘骸帶下來，泛濫之後，在兩岸沉澱下一層肥沃的黑土，極適合於穀物的栽培。
所以，尼羅河畔的居民很早便開始有了農業。
埃及是沙漠中的一片綠洲。在邈遠的古代，當原始的人群在陸地上往來飄弋、尋找適當的居處時，就有人發現了這一片富饒的土地而定居了下來。
最古的埃及人究竟來自何方？學者們一般的論斷是這樣：最初移殖到尼羅河盆地的是一些非洲土著，其中主要是黑人。後來，有一支來自亞洲的哈姆人（亦稱含族）侵入到尼羅河盆地，征服了那些土著的非洲人。接着，來自西南亞的塞姆人（亦稱閃族）又分批侵進來。經過長期的混合，哈姆人與非洲人以及塞姆人就同化為一個新的部族，他們被稱為古埃及人。從人骨化石和流傳下來的圖畫來看，古代埃及人體格強壯，長顱，面部鬚毛不盛，膚色黝黑，其語言屬哈姆·塞姆語系。
在氏族公社時期，古埃及人是按照血緣關係聚族而居。
其居氏族公社演化為農村公社，形成四十多個部落，叫做“斯帕特”，希臘人稱之為“諾姆”（意為實行同一種“法”
的地區），我們中國人則近似地把它譯做“州”。在古埃及的圖形文字中，“斯帕特”是個象形字，它表示一片溝渠縱橫、壟畝相望的田野。“斯帕特”（“諾姆”）中有邑聚，但它卻很難說是什麼“城市國家”。當時埃及人還是以部落為單位的，每個部落都奉一種動物為“圖騰”，以示區別。
部落裏面有“土酋”，掌管行政上和宗教上的事務。
大約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埃及人就已經從石器時代進入到銅器時代。可能是在西奈半島，埃及人首先發現了銅。這一項發現在當時是偶然的，但是，它卻給人類社會帶來了極大的改變。埃及人用這種質地堅韌的金屬來製造刀劍和耕犁，逐漸擯棄了石器。金屬器一出現，社會生產力便空前地提高了。
尼羅河造福於埃及，但有時也泛濫成災。埃及人的生活是與尼羅河息息相關的，所以，興修水利就成了埃及人一件首要的和經常的工作。從遠古的時候起，埃及人就在其所居住的村落周圍建造了防洪的堤壩，並且興修溝渠，蓄水以灌溉農田。
二、統一國家的形成
大約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古代埃及居民逐漸由高地向尼羅河谷地轉移，向定居的農業過渡。考古學家在距今開羅不遠的梅利姆地方發掘出他們用土磚和蘆葦建築的住宅遺址；用木石材料製作的工具和陶器；有保存下來的穀粒和豬、羊、牛等動物骨骼，這都說明了河谷居民生活上的巨大變化。至公元前4000年代中期，他們的社會進步更明顯了。
在新發掘的格爾塞（地名）文化遺址里，有用純銅製造的刀、鑽、錛、匕首等金屬工具和武器，還有反映他們從事犁耕、興修水利及戰爭場面的繪畫，標誌着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從他們的墓葬情況看，有的死者被埋在一個很小的土穴里，只有幾件粗糙的器具作為殉葬品；而個別的大墓室里，死者的殉葬品多達幾十件，而且都比較精緻。從這些死者的生活差別可反射出當時的貧富階級分化的一般情況。氏族貴族已開始使用奴隸，奴隸首先來自戰俘。戰俘奴隸在古代埃及語中被稱為“活着被打死的人”。
隨着私有制、階級的產生，埃及人的氏族部落已被破壞，代之而興起的是按地域劃分農村公社。這些公社由於發展水利灌溉工程協作的需要，或因爭奪水源、土地的戰爭，合併成為“斯帕特”（埃及語，亦譯“塞普”）。在公元前4000年代中期，上、下埃及有30幾個“斯帕特”。每個“斯帕特”有自己的名稱、保護神、設防中心、軍隊、管理機構和首長，其名稱有鷹、兔、蛇、黑牛等。首長稱“阿得希——米爾”（埃及語，意為渠道官），希臘人稱之為“諾姆爾赫”。首長的主要職責是管理灌溉工程，同時掌握軍事、司法和祭祀。“斯帕特”開始是氏族、部落向國家轉變時過渡的組織形式，後來轉化為城市國家。埃及形成統一國家后，“斯帕特”成為地方組織，希臘人稱之為“諾姆”
（意為省、區），漢譯為州（州數及其範圍常有變動。埃及古王國第四、五王朝時為37個，上埃及22個，下埃及15個。以後增加到42個）。
“斯帕特”出現后，相互之間為爭奪土地、奴隸、財富和水源，經常發生戰爭，結果在公元前4000年代的後半期，上下埃及分別建立了兩個奴隸制王國。上埃及王國以涅赫布特州為統治中心，下埃及王國以布托州為統治中心，開始向統一的國家過渡。大約在公元前3100左右，相傳由上埃及國王美尼斯征服了下埃及，自稱“天下四方之王”，開創了埃及早期王國的第一王朝，完成了埃及的統一。美尼斯起初以他的故鄉阿拜多斯附近的提尼斯為首都，后在下埃及的孟斐斯另建新都，又名“白城”。
在第一王朝統治時，國王的權力不斷擴大，他不僅派員赴尼羅河第一瀑布去觀測和記錄水位，同時下令向人民徵收賦稅。為了保證國家的財政收入，他們規定每年要對全國的人口、土地、牲畜和其他財產進行一次清查，按清查的數字來確定稅額。古代埃及的統一，大大地促進了奴隸制經濟的發展。
埃及統一后的歷史已開始有文字記載。埃及是人類較早進入文明的地區之一，早在舊石器時代這裏便有人居住。大約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原始社會解體，產生了早期國家，至公元642年屬奴隸制社會的歷史。根據公元前3世紀，埃及歷史家馬涅托的記載，埃及共有31個王朝。但它沒有包括整個奴隸制發展階段，近代歷史學者把上古時期的埃及分為以下幾個時期：
1.早王國時期（1—2王朝，約公元前3100—前2686年）。
2.古王國時期（3—6王朝，約公元前2686—前2181年）。
3.第一中間期（7—10王朝，約公元前2181—前2040年）。
4.中王國時期（11—12王朝，約公元前2040—前1786年）。
5.第二中間期（13—17王朝，約公元前1786—前1567年）。
6.新王國時期（18—20王朝，約公元前1570—前1085年）。
7.后王國時期（21—31王朝，約公元前1085—前332年）。
8.希臘人和羅馬統治時期（公元前232—公元642年）。
古王國時期
古王國時期的經濟狀況
古王國時期包括第三到第六王朝，時間約當公元前2686年至公元前2181年。這一時期埃及歷史已跨進統一的專制王國的時期。
埃及國家的統一，有助於灌溉事業的經營和管理，在古王國的銘文中常有法老（本意為“宮殿”，到後世，大約從公元前二千年代中葉起成了對國王的尊稱。）興修水利的記載。古王國時期農業的耕作仍相當原始，通常只使用牛拉的簡單木犁粗耕，用鑲着燧石刃口的木鐮刀或銅鐮刀收割。農民在每年一度的尼羅河汛期過後開始整土，乘土地鬆軟着手播種。有時趕來成群的豬羊，將種子踩入土中。主要作物有小麥、大麥、黍、粟、亞麻等，還有其他園藝作物。但是，禾苗生長不久就會幹旱起來，所以管理工作最重要的是經常施以人工灌溉。灌溉一公頃土地每天約需水3000桶之多，在沒有發明揚水設備以前，這是一項佔用勞動力很多的工作。農業收成的豐歉，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灌溉是否充分和及時。畜牧業在古王國時也有相應的發展。
古王國的手工業，如石材、木材、金屬（主要是銅）、皮革、紙草等的加工，都達到了相當水平。特別是紡織，早在新石器時代埃及人就學會織麻布，這時候還用羊毛作為紡織原料。造船業也頗為可觀，第四王朝法老從黎巴嫩運來上等的杉木，建造許多船隻，有的船身超過50米。第五王朝和第六王朝都留下了關於造船方面的記錄。古王國時期已越來越多地使用金屬工具，但石器工具仍是不可缺少的。
隨着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商業也日益發展起來。國內的主要交易場所是集市，從壁畫中可以看到物物交換的情景。一個人用瓦罐換魚，另一個人用一束蔥換一把扇子。但是貴重物品的買賣則利用有一定重量的金環或銅環，這是埃及最早的金屬交換媒介。用銀較少，銀的價格比金子還貴。
對外貿易往往由大臣率領船隊到鄰近國家進行。從許多大臣碑傳中，可以看到關於這類商業活動的記載。第六王朝大臣烏尼曾受命率領七隻大船到努比亞採辦巨石。同時期另一個由法老指派的大臣帶着三百頭驢子，馱運穀物、香料等到努比亞各部落進行交換，不但運回許多珍貴物品，還帶回一個能舞蹈的侏儒。埃及和敘利亞沿海的腓尼基也有密切的商業來往和文化交流。第五王朝時期曾派出很多船隻到腓尼基去採買商品和奴隸。
埃及土地的最高所有權在名義上屬於專制君主法老，即所謂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實際上有以下幾種佔有形式：首先，有很大一部分土地構成法老控制下的“王莊”，由王室派官經營，收取貢賦。其次，法老還把相當數量的土地賞給大臣和貴族，也經常賜給神廟一些廟產（最多一次達1700斯塔特），它們構成權貴的農莊和神廟的農莊，這些地產大概是世代相承的。此外，國內的大片土地仍歸公社佔有，由公社農民使用。農民通過公社乃至州的管理機構，向法老繳納租稅並為國家服役。關於各類土地的佔有數量尚無充分材料說明。在各類農莊中究竟是什麼人在從事勞動呢？這方面古王國墳墓中的壁畫留下了某些有關的材料。比如在權貴的農莊裏，有耕田者、種園藝者、牧人、獵人、海人等，他們在監工的監督之下從事各種勞動。據認為，這些勞動者多半是失去了生產資料的人，有些人無疑就是奴隸；但也有一些人並不完全是奴隸身份，他們更像是某種受壓榨的依附勞動者，或被稱為“麥爾特”。在這類農莊中還設有制陶、鍛冶、木作、織布、珠寶等作坊，亦各有不向工匠。壁畫上還看到類似繳租或借貸的場面，通常用的都是實物。古王國時期可能已開始有了私有土地，比如第三王朝末至第四王朝初的大官梅騰除了接受法老賞賜的土地外，還購買了一部分土地（200斯塔特）。不過，這時私有的土地還不會很多。
古王國時期的階級關係
古王國時期，戰俘奴隸的數目比以前大量增加。第四王朝的法老斯尼弗魯在對南方鄰近部落的戰爭中，捕獲男女俘虜7000；在另一次對外侵略中俘獲利比亞人1000。第五和第六王朝也屢次對努比亞、利比亞和亞洲各族用兵，捕獲很多戰俘。在這一時期的墓畫中，也常看到有成批俘虜被縛着雙手送往埃及的圖像。戰俘奴隸而外，還有債務奴隸。奴隸勞動的使用範圍已不限於家內服役。王室農莊和大臣與寺廟的農莊一般都使用奴隸。奴隸從事疏浚水渠、種植穀物、修建房屋和造船等勞動。一部分中等階層也使用奴隸勞動。
奴隸主統治階級奴役最多的是名為自由人、實與奴隸無別的廣大村社農民。農民的被奴役是和當時的財產形態密切聯繫着的。馬克思指出，“在這種的財產形態下，單獨個人從來不能成為財產所有者，而只不過是一個佔有者。所以事實上他本人即是財產，即是公社統一體人格化那個人的奴隸。”這裏所說的“公社統一體人格化那個人”就古代埃及而言，即代表奴隸主統治階級的法老。被法老奴役的廣大農民，都組織在村社之中。農民對自己的份地沒有所有權，國家通過租稅和徭役支配他的勞動成果和勞動力。村社的管理機構向農民攤派租稅，抽調力役。它在實質上是執行專制政府命令的工具，起着奴隸制國家基層組織的作用。許多的巨大工程如開鑿運河、疏浚渠道、築路運石和建造金字塔等，都需要徵調大量的人民。他們在監工的鞭笞之下勞動，處境和奴隸沒有差異。人民擔負的租稅非常沉重。第六王朝南部的一個總督自己誇耀說，他在埃及地區把租稅和勞役都增加了一倍，因此得到法老的嘉獎。法老不但向人民征課租稅，還徵收皮革、蔬菜和酒等等，又向漁民索魚，向樵夫要柴。
處於奴隸主專制統治之下的人民，沒有一個能逃避奴役性的剝削。這就構成了馬克思所說的“盡人皆是的奴隸制”。
法老的專制統治與建造金字塔
法老是中央集權國家的君主，具有絕對權力，他的意志就是法律。法老之下設宰相，宰相輔佐法老統攝財政、司法、軍事、祭祀和水利事業等中央部門，這一職位常由太子或皇親貴戚充任。地方上仍由州長統治，但這時的州長已由法老任命並對法老負責，他擔負收稅、征役和管理當地水利工程等項責任。一切高官厚爵多由王室成員和貴族們把持，只有中下級官吏才任用平民。
法老專制政權的物質支柱是軍隊，法老憑藉著軍隊對內統治和鎮壓廣大人民，對外經常發動侵略戰爭，掠奪土地、奴隸和財富。這一政權的精神支柱則是所謂的“君權神授說”。古王國時期太陽神（拉神）已被奉為埃及的國神，建造宏偉的太陽神廟，法老被認為是“拉神之子”。祭司們給法老政權罩上的這層靈光，也是套在人民群眾頭上的精神枷鎖，其目的在於欺騙廣大勞動人民甘願接受奴隸主階級的統治和剝削。法老專制政權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伴隨階級社會的形成而加強對勞動人民的統治；此外，組織和管理全國水利灌溉事業的需要，對中央集權制的形成也有其促進作用。
法老權力之大，對人民之暴虐，從建造金字塔這件事可以看到一個生動的縮影。
在尼羅河下游西岸的基薩及向南綿延到薩卡拉一帶（距開羅不遠），至今仍矗立着七十多座大大小小的金字塔——法老的陵墓。金字塔古埃及人稱之為“庇里穆斯”
（“高”的意思）。在希臘文中意為“角錐體”；它的基座系正方形，四面呈四個相等的三角形，闊底而尖頂，遠望如同漢字的“金”字，所以漢語譯作“金字塔”。
埃及人自古就有靈魂不滅的觀念。他們把人的死亡，看成是到另一世界“生活”的繼續，因而制乾屍、修墳墓之風盛行。他們用鹽水、香料、膏油、麻布等物將屍體泡製成“木乃伊”，這種乾屍倘置於不透風的墓中可歷久而不壞。
他們相信，保存屍體方可保證死者的“永生”。在階級社會中，製作木乃伊的方式，建造墳墓的規模以及墓內放置的供品，都明顯地反映出貧富的差別。大約從第二王朝開始，窮人死後仍埋入地下的簡陋墓穴，而官僚貴族則建成高出地面的長方梯形的平頂陵墓，阿拉伯語稱之為“馬斯塔巴”（意為“板凳”）。到第三王朝法老約塞爾時規模擴大，他生前為自己準備的陵墓已建成57米高的六級梯形金字塔了。這個梯形金字塔據說是由建築師伊姆荷太普設計的，他後來頗受埃及人崇敬，還被說成是懂得多種知識的人。
到第四王朝時，法老更加驕縱無度，不計代價地興起造墓之風，於是便出現了齊阿普斯（胡夫）、哈佛拉和孟考拉為三大金字塔。據記載，齊阿普斯的金字塔是建築師赫米翁努所設計，塔高達146米，塔基每邊寬230餘米，需平均2.5噸重的大石塊230萬塊，經常有10萬人工作，全部工程費時30年才告完成。金字塔不僅外觀巍峨雄偉，而且內部結構複雜，並飾以雕刻、繪畫等藝術品，宛如一座巨大的“永久宮殿”。其設計之嚴密，工程之堅固，為近代建築家所驚嘆。比如說，全部石塊沒有使用任何灰漿粘連，完全是靠了石塊本身的重量堆砌在一起的，全靠其本身的重量互相銜合，不用任何粘合劑而縫隙不露，雖利刃亦不能楔入，故能屹立千年而不墜。金字塔不愧為古代建築史上的一個奇迹。齊阿普斯的繼承人哈佛拉的金字塔，比齊阿普斯的金字塔略低（約138米）。在哈佛拉金字塔附近，有一座用整塊天然巨石鑿成的獅身人面像，高22米，長57米，據說其面部是按照哈佛拉的面形雕塑的，以象徵法老的“威嚴”。孟考拉的金字塔較之上述兩座要小了許多。
在三大金字塔的四周，分佈着多座矮小的屬於同時代權貴們的墳墓，它們猶如眾星拱月般地圍繞在碩大的法老金字塔的腳下。埃及金字塔以胡夫金字塔最為高大。方錐形的金字塔底基邊長230多米，底面積為5.29萬平方米，高約146.6米，建造金字塔的石材共用230多萬塊，平均每塊重約2.5噸，而基石每塊則重約30噸。石材間雖未用任何粘合物，卻十分緊密而堅固。據說建造胡夫金字塔共用了三十年時間，動用勞力達1200萬個工日，每班10萬人，三個月一輪，可見，金字塔的工程之浩大。金字塔的內部結構也很有特點，有入口、地下墓室和兩個地上墓室、通風道等。基澤金字塔群的四個錐面分別正對着東西南北四個方位。
古王國的衰落
法老的專制統治和大量財力、物力的消耗，引起社會矛盾的激化。據希羅多德所記，當齊阿普斯和齊夫林在位時期，“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一想起這兩個法老就痛恨，甚至不屑提到他們的名字。”到第四王朝末期，古王國的中央集權政府開始削弱。各州的州長和大寺廟的僧侶利用人民群眾的不滿，乘機擴大自己的勢力，脫離中央政府的控制。法老權力的衰微，具體表現為無力再從事大規模金字塔的營建。
第五王朝所遺留下來的最大的一座金字塔，高度還不及齊阿普斯的一半。這不但說明國家的財力日趨匱乏，而且也說明法老已經沒有足夠的力量徵調全國的人力和物力。
關於人民對徭役的抗拒，雖然文獻無征，但可能也是迫使法老不能大興土木的一個重要因素。伴隨着中央勢力的衰落，是地方勢力的增長。從第五王朝起，州長逐漸世襲化，地方權力開始落入一家一姓的手中。
到了第六王朝（約公元前2350—前2200年）末期，埃及的統一局面已經破壞。州長各自為政，儼然是獨立的國君。他們不再接受法老的政令，也不再向中央解交租稅。這個時期各州都出現州長營建的巨墓，從這點也可看出地方勢力的強大。
人民的激烈的反對，法老財力的日益拮据，地方勢力的逐漸強大，促使古王國的統一局面，逐漸陷於分裂瓦解。
到第四王朝時，法老更加驕縱無度，不計代價地興起造墓之風，於是便出現了齊阿普斯（胡福）、哈佛拉和孟考拉的三大金字塔。
第一中間期
社會經濟狀況
古王國崩潰后，埃及長期處於分裂割據狀態。歷史上把古王國和中王國之間一般認為包括第七王朝到第十王朝，通稱“第一中間期”（約公元前2181—前2040年），延續約一個半世紀。
在古王國時期，埃及中央王權曾經很強大，各地方貴族不得不屈從於國王。不過地方貴族的勢力一直存在，到第六王朝晚期，王權已經衰落，地方貴族勢力再起。第七至第十王朝期間，埃及總的形勢是，統一王國瓦解，地方貴族割據稱雄，州與州之間常有戰爭。據說，“第七王朝包括孟斐斯的七十個王，他們在位凡七十日。”於此可見當時王權衰落和局勢動蕩的一斑。在這種形勢下，水利破壞，飢荒頻作，廣大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第十一王朝初期一個名叫伊提的官員在碑銘中說，他在饑饉之年曾賑濟了多少人，“我沒有霸佔人家的女兒，我沒有霸佔人家的田地。”這類銘文，實際只能說明，饑饉之年廣大勞動人民的挨餓，他們的女兒、田地被霸佔，這正是當時的普遍現象。
在這一時期，在埃及發生了激烈的階級鬥爭。《聶非爾列胡（或讀作“聶非爾提”）預言》、《祭司安虎對自己心靈的談話》、《對美里卡拉王的教諭》等作品都反映了這一時期的階級鬥爭。
奴隸、貧民大起義
在此期間，一般認為約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爆發了一次大規模的奴隸、貧民起義。反映這次起義的就是上述的幾個文獻。
《聶非爾列胡預言》中說：“土地小了，但它的行政人員卻很多，土地荒涼不毛，但它的賦稅卻很重，穀物無幾，但量斗卻很大。”這反映了在起義前奴隸主的統治所造成的惡果，給勞動人民帶來的災難。因此引起了起義。起義的規模顯然是很大的，使得埃及社會一時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預言》寫道：“沒有武器的人，現在變成武器的佔有者，以前向人行禮的人現在受人們敬禮了。”“窮人發了財……，窮人吃到了供祭的麵包，僕人在歡樂……”。《預言》的作者，顯然是站在奴隸主的立場上，因此，他對起義所引起的一切都極為反感，也極為恐懼。
在《祭司安虎對自己心靈的談話》中，安虎說道：“我沉思着大地上所發生的事情。變化發生了。與往年不同了。
一年比一年困難了。國內叛亂了。國家蒙受創痛。到處都在憂傷。許多州和城市陷於悲哀之中。”面對着激烈的鬥爭，特別是人民起義的打擊，這個顯然是奴隸主貴族的安虎感到十分痛苦，他把起義看做一場真正的災難。
在另一篇古代文獻《對美里卡拉王的教諭》中，第十王朝的一個國王阿赫托伊，以極其鮮明的奴隸主的立場，對自己的兒子美里卡拉說：“如果你發現一個人，……他的從者為數甚多，……他在其黨羽的心目中是仁慈的，……他是激動的，這是一個搖唇鼓舌的人，那就要除掉他，殺掉他，抹去他的名字，摧毀他的黨徒，消除對於他及其親信的紀念。好爭議的人是一種使人民騷動的因素，他在青年人中造成兩派。如果你發現人民附和他，……那就要在法庭上揭露他，除掉他。他也就是叛逆。……”“富人在自己家裏是不會偏激的。因為有產者無匱乏之虞。但貧民則不講他該講的話”。國王還把對付起義人民的辦法教給自己的兒子：“要使你的官員成為大人物，使你的士兵得到晉陞，使隨從你的青年一代人的隊伍擴大，要供之以財產，授之以田地，報之以牲畜。”
貴族奴隸主有的被殺、有的逃亡，被捉的貴婦人在推磨。伊浦味把這些天翻地覆的變化比擬成“大地像陶輪一樣地翻轉過來”，進一步說明了這次起義的意義和作用。據推算，這場奴隸、貧民大起義延續了幾十年，起初是一些零星的、分散的暴動，後來便匯合成全國性的大起義。這次起義是人類進入文明以來最早一次有文字記載的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中王國時期
底比斯的統一
古王國末期，埃及處於分裂狀態，河渠失修，飢荒屢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在混亂中逐步形成兩個統一中心：北方的黑拉克列歐城和南方的底比斯。黑拉克列歐城地處發雍湖水系之中，鄰近尼羅河三角洲，土地肥沃，農產較豐。南方底比斯是重要的商道中心。通往西奈半島和彭特的水路以及通往努比亞的陸路都經過底比斯，這些地區是供給埃及豐富的銅礦和黃金的產地。
起初優勢屬於北方，第九王朝（約公元前22世紀中葉）和第十王朝（約公元前22世紀末葉）都是在黑拉克列歐城建立的。但是兩個王朝都未能達到真正的統一，法老仍不得不經常和各州州長鬥爭，對南方的底比斯更是鞭長莫及。底比斯從第十王朝起就日益強盛，曾向南發展到埃烈芳提那，後來便建立了第十一王朝（約公元前21世紀），逐步征服南部和北部，完成國家的統一。到第十二王朝時期（約公元前2000—前1780年），遷都於孟斐斯以南的列什特，中王國臻於極盛。
中王國的統一，依靠一個新的社會力量的支持，這就是新出現的中小奴隸主階層。中小奴隸主一般稱之為“涅捷斯”即“小人”的意思。擁有土地、牲畜和奴隸。涅捷斯也包括官吏、商人和富裕的手工業者；其上層稱為“豪強涅捷斯”，這種人則往往是巨富。中王國的歷代法老曾倚靠涅捷斯和各州州長的割據力量鬥爭，因之許多涅捷斯成為國家的高級官吏。十一王朝時還出現了高居州長職位的涅捷斯。
灌溉網的擴大和生產工具的進步
在十二王朝時期，社會生產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其明顯的表現之一便是灌溉面積的擴大。在十二王朝之前，已對尼羅河水泛濫不到的高地進行開發，開始利用“沙杜夫”（即桔槔）汲水灌溉，擴大耕地面積。到阿美涅姆黑特三世時，更對發雍地區進行了巨大的水利建設。發雍位於孟斐斯西南五十公里，低於海平面四十米，本來是一片沼澤區，中央則為美利多湖。興修的水利工程主要是排干湖四周的沼澤，環湖建立堤壩，並且開闢渠道，使泛濫期的尼羅河水得流入湖內，而湖水過多時亦得泄入尼羅河。由於這一系列的措施，新加了二千五百餘公頃的耕地，使這一地區的農業生產得到不少提高。
生產工具的進步也十分顯著。西奈半島的銅礦，這時經常開採。銅的使用比以前更廣泛了，雖然還未完全排斥石器，但它越來越普遍。青銅器在這時已開始出現，這是冶金術有重大發展的結果。青銅質地堅硬，可以製造較以前更其銳利的工具。工具不但樣式增多，製作技術也有改進。斧頭不僅加大加重，而且和斧柄的結合也更為牢固。十一王朝時，裝有把手的犁已經推廣。這種犁耕地時可以把犁頭壓入土中，以利深耕。到第十二王朝，大概已出現了梯形犁。玻璃製造業在這時開始出現，紡織和造船等技術也有發展。
城市的出現與州的自主地位
經濟的發展促進城市的出現。根據卡呼恩地區古代城市遺址的發掘，可以推知十二王朝時期城市的概況。
卡呼恩城市有筆直的街道，垂直交叉，全城有磚牆圍繞。城市遺址顯示社會階級分化的圖景。東部是許多貴族的邸宅，每座佔地300多平方米，有六七十個房間，包括餐廳、卧室、庫房、廚房等等。西部是貧民區，在200米長、105米寬的一小塊土地上，擠滿了平民的矮小房屋，每所房屋面積不及貴族的五十分之一。可見在這片貧民區里，當年到處是貧困和擁擠的現象。這個城市中還發現另外一些住宅的遺址。這些住宅遠不及貴族邸宅的寬大，但較貧民的簡陋居室則顯然優越。它們往往有一個狹小的院子，房屋在院內沿兩邊或三邊排列，有一層的，也有兩層的。這是屬於商人、手工業者、小吏等的住宅。這些宅主構成當時社會的中等階層。
古王國時期首都顯貴的巨大農莊，到中王國時期消失不見了。全國土地除了五院神廟的以外，很大部分落到各州州長手裏。中王國統一以後，各州的獨立性雖然有所削弱，但是州長的勢力仍然強大。他們實際上控制着各州的土地和人民，其職位都父子相承，法老不過在名義上有任命之權而已。各州保持自己的財政和司法系統，有各種各樣的官吏和書吏。州長並為各州的最高祭司，同時又是州軍隊的統帥。
因之一州的軍、政、財、神四權都集於州長一身，他很少受法老的控制。法老在各州雖然派有官吏，但卻看不見這些官吏的活動，可能只有空名而已。這種情況在第十二王朝以前尤其顯著。
法老政權和各州的勢力進行了不斷的鬥爭。約公元前2000年，阿美涅姆黑特一世（約公元前2000—前1980年）即位，開始了第十二王朝的統治。阿美涅姆黑特曾重新樹立各州的界石，以限制各州的擴張。以後法老政權不斷加強，州長的勢力也有所收斂。到第十二王朝最盛的阿美涅姆黑特三世（約公元前1849—前1801年）時期，各州州長興建大石墓的現象突告中斷。這一時期的法老已在鬥爭中取得優勢。
對外政策
十二王朝諸法老曾對外進行多次侵略，目的是想征服南方的努比亞和東北方的敘利亞。努比亞因為盛產黃金，素為埃及統治者所垂涎，從古王國時期起，它就常常受到法老的侵略。阿美涅姆黑特一世曾南征努比亞，並對敘利亞組織過大規模的戰爭。謝努塞爾特三世（約公元前1887—前1849年）也曾四次進攻努比亞，直到第二瀑布一帶。他在這裏建立了許多要塞，以鞏固對南方的控制。這些要塞的遺址至今猶在。埃及統治者在進佔這些地區時，往往隨帶人手，開採礦產。努比亞的金礦和西奈半島的銅礦，都曾由埃及人進行採掘。法老進攻這些地區的經濟目的是極為顯明的。
軍事遠征伴隨着商業上的掠奪，努比亞的黃金、象牙源源運往埃及。埃及的船隻和商隊遠航地中海上，同腓尼基、克里特島都有往來，尤其和腓尼基關係密切，從那裏得到絕好的上等木材，同克里特島的貿易主要是換取金屬製品和精細陶器。此外，對西奈半島銅礦的掠奪也在加緊，派出遠征隊經營舊礦山，開採新礦山。為了商業和軍事掠奪，埃及修建了許多條商道，其中有一條商道通過蘇伊士地峽到敘利亞和西奈半島。水路交通則充分利用尼羅河的方便條件，開闢了穿越紅海的航線。為了保證尼羅河上商品和軍隊的運輸，謝努塞爾特三世下令在努比亞進行大規模疏浚運河的工程，可以說，第十二王朝的軍事征戰和商業掠奪是密切配合的對外活動。
奴隸制的發展和農民的處境
城市的出現和中小奴隸主在經濟上的比較活躍，說明埃及的奴隸制經濟在進一步發展。隨着對外戰爭的加強，戰俘奴隸的數目也在增加。中王國時期是埃及奴隸制極盛時期的開始，奴隸制的發展主要表現為：第一，從平民中產生了中小奴隸主階層，被稱為“涅捷斯”，意為“小人”。涅捷斯最初是與氏族貴族相對立的平民階層，包括自由農民、商人、手工業者和小祭司等，後來逐漸分化。在第十一王朝統一埃及的鬥爭中，一部分涅捷斯加入軍隊，立戰功當上軍官，其社會地位和作用發生了變化，爬上了奴隸主階層的地位。其中有的發財致富，擁有土地、奴隸和牲畜；有的經商；有的出任官吏。第十一王朝的一個財政大臣伊提，在他的銘文中就自稱是“善良的涅捷斯”。涅捷斯中的上層往往被稱為“強有力的涅捷斯”，在王權的卵翼下，他們在政治上得到很大發展，有的甚至擔任國家高級官吏和州長。例如，西烏特的一個州長在碑銘中寫道：“我不反對涅捷斯，因為他們並不敵視我。”謝努塞爾特三世手下出身低微的衛士胡舍別克在多次戰爭中立功受賞，被國王提拔為衛隊長，享有高官的頭銜。多數涅捷斯是中小官吏、中小商人和富有的手工業作坊主。
第二，奴隸數量的增加和奴隸地位的進一步惡化。由於對外戰爭的擴大，戰俘成為埃及奴隸的主要來源，奴隸中有的被稱為“努比亞奴”，“利比亞奴”和“敘利亞奴，”就是分別從這些地區抓來的俘虜。中小奴隸主一般擁有幾名或幾十名奴隸，大奴隸主則有數以百計的奴隸。謝努塞爾特三世的衛士胡舍別克作戰有功，國王曾賞給他60名奴隸，提升為衛隊長后又得到100名奴隸的賞賜。屬於第十二王朝末，第十三王朝初的《希魯克林紙草》，記載一個南部城市長官贈給他妻子95名奴隸。95個奴隸中知名的有83個，其中33名埃及人（男15，女12，男孩4，女孩2），49名亞細亞人（男5，女34，男孩4，女孩6），籍貫不明的1人。按其職業劃分有農夫、織工、廚師、釀酒工、麵包師、家僕、梳妝侍女等。紙草說明，中王國時期奴隸勞動廣泛用於生產部門（手工業、農業）和非生產部門（家內服務）。
除了戰俘奴隸外，還有債務奴隸。紙草上的33名埃及籍奴隸，可能因負債無法償還而賣身為奴。奴隸可以繼承、饋贈和轉讓，完全像牲畜一樣用頭來計算。
隨着奴隸制的發展，社會分化日益加劇，農民的處境變得極為惡劣。農民是社會的主要生產者，卻處於被奴役的地位。由於中王國時期州長長期自立的局面，農民處在國王和州長雙重壓迫之下。他們每月中有一半時間必須到國王或貴族莊園、神廟服役。繁重的賦稅，使他們中的大批人陷於貧困和破產。在《杜阿烏夫之子赫琪給其子佩比的教諭》中寫道：“農民，他永遠被盤算，他喊苦聲比‘阿布’鳥還高。他比徒步三角洲的旅行家還累，可是他們是一個難得的人，他的安全就像在群獅中間那樣安全。”
《杜阿烏夫之子赫琪給其子佩比的教諭》還描寫了園丁，手工業者和商販的苦境。中王國時期嚴重的社會分化，使涅捷斯階層中也出現了窮困的平民，他們是涅捷斯中的大多數，這些貧窮的涅捷斯只有很少的財產，有的甚至靠施捨度日，過着極其貧苦的生活。
中王國的衰落
埃及社會彷彿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塔頂是高高在上被奉為神的法老，法老之下是由官吏、祭司等組成的奴隸主集團。中間為中等自由居民，即商人、富裕手工業者、中小官吏以至富裕的農村上層分子。他們之間有着分化，有些上升為中小奴隸主，有些向低處淪落。塔底則為被壓迫和剝削的奴隸和被奴役的農民。貧苦農民擔負國家沉重的賦稅和徭役，還受到各州強橫州長的剝削，景況日益惡化。
這樣一個社會的內部充滿矛盾和鬥爭。從這個時期遺留下來的少數文獻里，可以看到社會動蕩的跡象。有一份紙草書提到一個城市爆發起義而“俯倒在地上”。《黑拉克列歐城王訓諭》的作者，叫嚷着應當無情地鎮壓叛亂：“把大群［的人］捆綁起來，並且消滅從他們發出的火焰。不要支持懷有敵意［的人］，因為他貧窮……他是敵人！”同時十二王朝的大臣也往往自稱為“法老鎮壓亂賊時身受重信之人”，“法老審訊和懲治梟桀之民時的喉舌”，“叛逆的鎮壓者”等等。各州形勢同樣是不穩的。十二王朝的一個州長說，他的州內有成千上萬的暴動者，還有“罪犯”和“強盜”。
階級矛盾的激化，最終導致了轟轟烈烈的貧民與奴隸大起義。一度繁榮的中王國也在起義者的吼聲中步向了衰落。
第二中間期
奴隸、貧民大起義
第十二王朝末期，埃及中央政權再度削弱，又出現了分裂局面。從第十三王朝（約公元前1786—前1633年）開始，埃及進入第二中間期（第十三王朝至十七王朝，約公元前1786—前1567年）。據曼涅托斷片和埃及第十九王朝（約公元前1320—前1200年）時期寫成的《都靈紙草》（記載埃及第十九王朝拉美西斯一世以前諸王的詳細年代，現存意大利都靈博物館）記載，在底比斯建立的第十三王朝共60個國王，每個國王統治一般只有幾年的時間，有的甚至只有幾個月或幾天，反映了中央政權機構的癱瘓狀態和埃及的分裂局面，由於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第十三王朝時又爆發了遍及埃及全境的奴隸、貧民大起義。記載這次起義的材料是《伊浦味陳辭》，或譯為《一個埃及賢人的訓誡》。《伊浦味陳辭》（以下簡稱《陳辭》）是以詩和散文的形式寫成，留存下來的共有7章，多已殘缺不全。《陳辭》發現於孟斐斯附近的薩卡拉基地，現存荷蘭萊登博物館，也稱《萊登紙草》。它所反映的年代，在學術界有爭議。根據現有的科學研究成果分析，《陳辭》的內容，一般認為屬於第二中間期。作者伊浦味是一個奴隸主貴族，他惡毒地攻擊、咒罵和污衊起義群眾，但《陳辭》卻暴露了中王國衰落時期空前規模的奴隸、貧民起義的情景。
起義參加者有奴隸、貧苦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貧窮的自由民，具有全國規模。《陳辭》中以充滿恐懼的心情描寫了蔓延埃及大地的起義怒火：
真的……祖先預言的事情已經達到［結果（？）……］國家充滿着黨羽，而人帶着他的盾牌出去耕田。……弓箭手已準備好，到處是非法行為而沒有昨天的人。……真的，尼羅河泛濫，但沒有人因此而耕田。每個人都說：“我不知道整個國家將發生什麼事情”。“真的，到處流血，死亡不乏其人……真的，貴族是不幸的，然而貧民則十分快樂。”每個城市都說：“讓我們鎮壓我們中間的有勢力者吧。”“真的，國家像陶輪一樣翻轉過來……。
看來，起義的烈火迅猛異常，那些在王權卵翼下得勢的涅捷斯也成為起義者鎮壓的對象。
起義的矛頭直接對準專制王權的統治機構。《陳辭》中說：
看啊，火已高高地升起……過去很長時間不曾發生的事情已經做出來了；國王已被暴徒廢黜……國家已被少數不知法律的人奪去王權。看啊，人們已經起來反叛蛇標，拉神的……”，“看啊，國家的長官被驅逐，遍及各地；……從王宮中被趕走。”“真的，［書吏］被殺而他們的文件被奪去。
……真的，地籍（？）書吏的文件被毀損，而埃及的穀物是公共的財產。真的，議事室的法律被拋出；真的，在公共場所人們在它們上面踐踏，而貧民則把它們撕碎在地上。
起義者採用暴力，佔領首都，逮捕國王，殺死官吏，還把以前被王室、貴族和富人所吞併的土地和牲畜還給窮人：看啊，沒有財產的人現在是財富的所有者，……看啊，國家的貧者已經變成了富者，而［從前］財產的［所有者］則是一無所有的人。……看啊，沒有一塊麵包的人現在是穀倉的所有者，而且他的倉庫充滿着他人的貨物。”“看啊，沒有一對牛的人現在是畜群的所有者，而自己沒有耕牛的人是牲畜的所有者，看啊，沒有穀粒的人現在是穀倉的所有者，而必須為自己貸谷的人現在是發放貸谷者。”
《伊浦味陳辭》記載的奴隸、貧民起義規模比古王國末期大得多。這次大起義的詳情和結果，因為沒有其他同時代資料的記載，不得而知。但就《陳辭》記載的情況來看，奴隸和貧民聯合起來推翻了以國王為首的奴隸主統治階級，打擊了地方貴族勢力，取得了很大勝利。在當時奴隸制發展的歷史條件下，起義最後被鎮壓下去了，但它對奴隸主階級的統治予以致命的打擊，為晚后新王國時期強化中央集權統治和奴隸制的進一步發展掃清了道路。在起義中，奴隸和貧民並肩作戰，反抗殘暴的統治階級，充分顯示了勞動人民的巨大威力。
異族的入侵
公元前18世紀末葉，內部衰朽的中王國開始遭受外族喜克索斯人的入侵。
喜克索斯人來自亞洲，成分複雜。曼涅托在其《埃及史》一書中講到了“喜克索斯”，並把它解釋為“牧人王”
（保留下來的另一抄本為“牧人俘虜”）。但是，現代的一些學者認為，“喜克索斯”一詞很可能起源於埃及人對亞細亞部落首領的稱呼——“海卡烏、哈蘇特”，其意為“外國山地的君主”。關於喜克索斯人種的來源問題，眾說紛紜，但是，大體上可以說，他們是阿拉伯或西亞一帶的游牧部落。保留在古典作家著作中的曼涅托《埃及史斷片》，把喜克索斯人的入侵敘述成埃及人的一場災難；“……種族不明的侵略者自東方地區以必勝的信心突然推進到我們的國土。
他們沒有襲擊而用主力輕易地侵佔了它；打敗了國土的統治者之後，他們殘暴地燒毀了我們的城市，徹底毀滅了神廟，用殘酷的手段對待所有本地人，殺死一些人並把其他人的妻子和孩子變成奴隸。”但是考古發掘並沒有喜克索斯人突然入侵埃及的證據。最近幾十年，隨着對埃及古代史的深入研究，多數學者認為喜克索斯人進入埃及有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排除了突然入侵埃及的說法。作為亞細亞人一支的喜克索斯人在第一中間期就開始大量流入埃及，他們進入埃及后，常常充當奴僕、啤酒釀造工、廚師等，並且採用埃及人的名字。當中王國衰落時，他們已大量定居在三角洲的東北部，乘混亂之際，脫離了埃及人的統治，並以阿瓦里斯為都城，建立了自己的王朝，佔領了三角洲大部分地區。
喜克索斯人的統治
喜克索斯人在埃及統治了一百多年，但他們的統治並沒有擴大到整個埃及，埃及原有的第十三、十四王朝仍然存在，不過勢力微弱，不敢與強大的喜克索斯王朝抗衡。南部王朝曾一度臣服於喜克索斯國王，並向他交納貢賦。到第十五王朝的希安國王在位時，喜克索斯政權達到了全盛。希安自稱為“掌握國家的，被自己同貌人所愛戴的太陽神之子，蘇塞爾·恩·拉·荷魯斯。”“掌握國家的”一詞表明希安王企圖統治全埃及的野心。據文獻記載，喜克索斯人曾派使者前往南方的底比斯，命令他們停止崇拜埃及的阿蒙神，而讓他們崇拜喜克索斯人所信奉的塞特神。而且還讓他們阻止底比斯地方池塘里的河馬的鳴叫，據說這些河馬使得喜克索斯王在700裡外的阿瓦里斯王宮中不得安寢。喜克索斯人提出的這類無理要求，顯然是對埃及宗教信仰的極大詆毀和對底比斯埃及人政權的極大蔑視，必然引起埃及人的抵制和反抗。公元前16世紀上半葉，從南方底比斯掀起了驅逐喜克索斯人的鬥爭。
喜克索斯人在埃及統治了一百多年，除希安國王外，他們的勢力基本上只是控制三角洲大部分或敘利亞、巴勒斯坦一帶。喜克索斯人在埃及統治期間，學習埃及人的文字，他們的國王承襲埃及王銜，建築神廟，樹立雕像，向埃及人徵收很重的貢賦。同時，他們從亞洲為埃及人帶來了一些新的事物，主要有馬拉戰車、鱗片鎧甲、複合式的弓和新型的匕首、劍、彎刀等。在此之前，埃及的軍隊只有輕裝步兵、弓箭手之類，軍事裝備很差。喜克索斯人引入埃及的新軍事技術和新式武器，全都為底比斯王朝在反喜克索斯人的戰爭中所採用。而且，在以後的新王國時期，埃及人還利用這些武器向西亞侵略、擴張。
新王國時期
阿赫摩斯的新帝國
喜克索斯人統治期間，埃及人民對他們展開了長期的鬥爭，底比斯成為埃及反喜克索斯人鬥爭的中心。第十七王朝國王卡美斯當政時，曾召集大臣會議，討論對喜克索斯人開戰問題。大臣們提出南北共處，對喜克索斯人採取消極防禦的政策，遭到卡美斯的駁斥。他依靠埃及廣大軍民的支持，開展了驅逐喜克索斯人的鬥爭，取得了節節勝利。公元前1580年。卡美斯兄弟和繼承人阿赫摩斯一世（公元前1570—前1546年）率領埃及軍隊攻克阿瓦里斯，將喜克索斯人全部驅逐出埃及。埃及軍隊又乘勝追擊到巴勒斯坦南部，經過3年圍攻后，佔領了喜克索斯人的要塞沙魯深。阿赫摩斯一世建立了第十八王朝（約公元前1567—前1320年）定都底比斯。
第十八王朝是在喜克索斯人的長期軍事鬥爭中建立的。
從這時起，埃及歷史進入了新王國時期。新王國包括十八（公元前1570—前1321年）、十九（約公元前1320—前1200年）、二十（約公元前1200—前1085年）三個王朝。
這是古代埃及在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最強盛的時期，歷史上稱“埃及帝國”時代。
新王國的對外征服
重新統一的法老政權，是在長期的軍事鬥爭中產生的。
法老手中掌握着裝備精良的軍隊（重裝、輕裝步兵之外又有戰車兵），並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批新的軍事貴族。法老依靠這套軍事力量，不僅打敗外族侵略者，使國土重歸統一，而且還利用它來發動頻繁的對外侵略戰爭。
新王國統一和安定的環境進一步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進而要求獲得更多的原料和奴隸並不斷擴大對外貿易，以滿足統治階級的需要，這是十八王朝法老更大規模地發動對外戰爭的重要原因。新王國的對外戰爭，早在阿赫摩斯一世驅逐希克索斯人的時候就開始了。阿赫摩斯在巴勒斯坦境內圍攻喜克索斯人的一個據點達三年之久，終於攻佔了它。
但十八王朝的最大征服者是圖特摩斯三世（約公元前1504—前1450年），他不但侵略努比亞和利比亞，更主要的是對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用兵。他在“年代記”里曾詳細記錄他攻打巴勒斯坦北部一個設防城市米吉多的經過。在位達半個多世紀的圖特摩斯三世先後出兵亞洲有17次之多，最遠達到幼發拉底河西岸，敘利亞北部的埃勃拉城亦遭其兵鋒。他掠奪的財物、奴隸、大小牲畜不計其數。像潮水般湧入埃及的戰利品首先充實法老國庫，供給王室無度的揮霍。
法老為了感謝阿蒙神的恩典，對阿蒙神廟慷慨捐贈，僅一次就送給該神廟戰俘奴隸1500多名。另外還分出相當的數額賞賜給權貴、軍官和士兵。圖特摩斯三世的軍事擴張政策，使埃及的版圖達到空前規模：南部達尼羅河第四瀑布，北部鄰小亞細亞。由於埃及勢力強大，兩河流域和小亞細亞的統治者都不得不向法老納貢。圖特摩斯三世所創立的這一強國大體上持續了兩個世紀，這個時期也被稱作古埃及的“帝國時期”。
社會經濟狀況
新王國時期埃及奴隸制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這時，青銅器已經普遍使用了。鐵器開始出現，不過這時還未廣泛使用，也不是自己冶鍊的，而是從赫梯進口的。喜克索斯人曾將馬和戰車帶入了埃及。在農業生產中開始使用梯形犁，並用沙杜夫（即桔槔）汲水灌溉園地。在冶金業中已採用了腳踏風箱吹火以提高爐溫。
奴隸人數由於掠奪戰爭的頻繁而大大增加了。好戰的國王們，從每次勝利的戰爭中，都帶回大批奴隸。如圖特摩斯三世在其即位第二十八年遠征敘利亞，曾擄回男女2503人（其中1796人原來就是奴隸）。阿蒙霍特普二世（約公元前1450—前1452年）在其即位第七年遠征敘利亞，曾擄回2255人，在其即位第九年遠征敘利亞，曾虜回89600人（據英譯本統計，應為101128人，據俄譯本統計，應為101218人）。
伴隨着奴隸制經濟的發展和不斷的對外掠奪戰爭，在奴隸主手中集中了越來越多的財富和勞動力。
一次，圖特摩斯三世贈給阿蒙神廟1578名敘利亞籍奴隸，以便製造各種亞麻布，並耕種神廟土地，以便充實它的倉廩。另據“加冕禮銘文”記載，他還曾一次就贈給阿蒙神廟2800斯塔特土地；而據第二十王朝的“哈里期大紙草”的資料，拉美西斯三世也給了底比斯阿蒙神廟大量勞動力、牲畜、土地、以及其他財產。據《維勒布爾紙草》的資料可以看出，神廟佔有的土地是相當多的，因為紙草中記載的土地，除了少數註明為王室的以外，其餘的大多數都是神廟的，而且都是能灌溉的好地。因此，在新王國時期，神廟，特別是底比斯的阿蒙神廟，是貴族奴隸主中經濟實力最雄厚的一個集團。
新王國時期的奴隸主包括貴族奴隸主和中小奴隸主（涅木虎）兩個階層。在貴族奴隸主中，又主要是神廟祭司奴隸主（特別是底比斯的阿蒙神廟祭司），地方貴族奴隸主已經不能像在中王國時期那樣獨樹一幟，那樣肆虐。不過，應當指出，到新王國時期，貴族奴隸主已經與國家形成時期的貴族不可同日而語了，因為在埃及，奴隸制已經發展了兩千年，這些貴族奴隸主也在不斷改造，已經是完全站在奴隸制的基地之上的了。
租種神廟、王室及其他奴隸主土地的農民，要交納很重的租稅，其處境是十分悲慘的。第二十王朝時期的一個紙草材料（所謂《蘭辛克紙草》）說：“書吏靠近堤岸，登記收穫，後面跟着手持棍棒的看門人和手拿樹枝的黑人。（書吏）對（農民）說：‘給穀子’，（而）他沒有。他被打倒，被捆了起來，被扔進了河渠，他頭朝下沉沒下去。他的妻子被捆着躺在他面前，他的孩子也遭連累，他的鄰居都跑了，（因為他們）沒有穀子。”
從農民耕種的土地上徵收的稅是很重的。許多佃耕者本來佃耕的土地就不多，又要交很重的租，往往難以支持，因此，往往喪失了佃耕權，破了產，將土地轉了出去。從《維勒布爾紙草》可以看出，有些人佃耕不多土地，可是已經不再能耕種它，不得不將它轉到其他人的名下，即由其他人耕種。這說明隨着奴隸制經濟的發展，階級分化在激烈地進行。
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宗教改革
埃及法老長期以來就向底比斯的阿蒙神廟奉獻土地、奴隸和金銀等大宗財物。新王國時期阿蒙神是埃及的最高神，其地位超過下埃及的拉神。阿蒙祭司的地位也顯著提高，他們可以假借神諭干預王位繼承和國家政務，阿蒙祭司長有時就擔任宰相或其他高級官職。法老和阿蒙祭司在統治和剝削人民方面是相互為用的。新王國始創以來，隨着歷代征服者對阿蒙神廟的賞賜不斷增加，阿蒙集團的財勢越來越大，他們有時和地方世襲貴族聯成一氣，對抗以法老為首的中央政權。阿蒙霍特普四世（約公元前1379—前1362年）即位不久，就準備和阿蒙祭司進行一場鬥爭。法老所依靠的是以中等階層為核心的新的軍事貴族，這批人沒有可以誇耀的門第或出身，但他們卻為蒙受法老的恩寵而自豪。法老同阿蒙祭司的鬥爭，採用了一種獨特的宗教改革的形式。
阿蒙霍特普四世起初採取的是較溫和的辦法。他想用太陽城的拉神來對抗底比斯的阿蒙神。他在底比斯為拉神建廟，並宣佈自己是拉神的最高祭司。阿蒙祭司集團立即表示反對，於是阿蒙霍特普四世便繼之以更果斷的措施，創立了一個崇拜阿頓的一神教。法老宣佈，只容許信奉宇宙間惟一的太陽神阿頓，對阿蒙神和其他地方神的信仰一概取消。阿蒙神廟被封閉，廟產被沒收。凡公共場所或神廟牆壁上的“阿蒙”字樣全部加以消除。法老下令在底比斯和其他許多地方建立阿頓神廟，並將他的名字中的“阿蒙”換作“阿頓”，起了一個新名字叫“埃赫那頓”，意為“對阿頓有益的人”。法老在底比斯以北約300公里的黑爾摩波里斯附近（現今的泰爾·埃爾·阿卡納）另建新都，取名“阿赫塔頓”，意為“阿頓光輝照耀之地”。這個新都包括王宮、阿頓神廟、大臣貴族邸宅和行政機構等，規模相當宏大而壯麗。如此之大舉遷都，充分表明法老實行宗教改革並與舊勢力決裂的態度是堅決的。阿頓神已成為埃及最高的、獨一無二的精神主宰，賦予它的形象便是光輝普照的一輪紅日（圓盤）——萬有之源，萬邦之主；這一時期創作的讚頌阿頓神的《阿頓頌詩》，在阿瑪納曾完好地被發掘出來。
埃赫那頓在改革過程中依靠的主要力量是新興的軍事貴族。這批從涅木虎階層中提拔的中小軍官和新的阿頓神廟祭司當時被稱為“新人”，他們支持改革，得到法老的恩寵，不少“新人”被提拔為國家大臣。大臣麻伊就是這樣一個“新人”。麻伊在他的墓銘中寫道：“我，按照父母雙方來說，都是個涅木虎。法老作成了我，使我成為（顯貴），而我（本來）是個沒有財產的人。”“他加到我身上的恩惠，象砂子那樣數不清。我是在人民之上的百官之長，我的統治者提拔我，因為我遵循他的教誨，我又經常聽他所講的話，我的眼睛每天都洞察你的美麗。”“我那像阿頓一樣聖明、以真理為滿足的法老啊！遵從你的處世的教導的人，會過着多麼幸福的生活。”
埃赫那頓在實行宗教改革的同時，也注重於文學藝術方面的改革。他提倡描寫現實，反對傳統的模式，並鼓勵文學藝術家大力創作頌揚阿頓神和讚美他本人的作品。當時流行的一首著名的《阿頓頌歌》，把阿頓神歌頌為整個宇宙的創造者。頌歌中寫道：
黎明時，您從天邊升起，您，阿頓神，在白天照耀着，你趕跑了黑暗，放出光芒，上下埃及每天都在歡樂，人們蘇醒了，站起來，……惟一的神呀，沒有任何東西能和您相比！您確是按照您的意願創造了世界。……您在地下造了一條尼羅河，您按照自己的意願把它給了人民，來養育人民，就像您創造他們一樣。您是一切人的主人，您為他們勞累，您是大地之主，為它而升，白天的阿頓神，偉大的主呀！
這首頌歌在改革過程中起了積極宣傳的作用。這一時期的文學藝術的創作往往被稱為“阿卡納文學”、“阿卡納藝術”，對後來埃及文學藝術的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
埃赫那頓的宗教改革，本質上是埃及統治階級內部世俗貴族和祭司貴族之間的鬥爭，但同時，它也反映了以法老為首的中央集權同以阿蒙祭司為首（可能還聯合各地世襲貴族）的地方分權的鬥爭。阿蒙神廟是埃及社會中一股巨大的保守勢力，並且在經濟、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領域裏享有傳統的特權，因此，對阿蒙神廟的打擊，其影響不能不超出宗教的範圍。
埃赫那頓統治埃及十七年，他的改革獲得了暫時的成功。在涅木虎階層的有力支持下，他動員全國人力物力大搞阿頓神崇拜，興建新都，並在全國各地建造阿頓神廟，盛況空前，在埃及歷史上出現了一個少有的文藝創作的生氣勃勃時期。埃赫那頓統治的末期，國內政局日趨不穩，而且王室內部也出現了分歧，疾疫流行，底比斯阿蒙神廟祭司陰謀暗殺法老，未遂，又散佈謠言，說新教觸動神怒，災難將降於埃及，因此國內發生了騷亂。同時，西亞興起的軍事強國赫梯已嚴重威脅埃及在敘利亞、巴勒斯坦的統治。埃赫那頓日益專註於宗教改革，疏於政務，對敘利亞、巴勒斯坦地區的告急置若罔聞，引起了高級將領對他的不滿，逐漸失去了軍政貴族勢力的支持。
埃赫那頓死後，他的繼承人圖坦哈頓與阿蒙祭司集團妥協，並把自己的名字改為“圖坦哈蒙”，以表示恢復對阿蒙神的崇拜。圖坦哈蒙九歲即位，死時才十八歲，這位本來無所作為的法老，因為他的保存完整的陵墓1922年被英國考古學家卡特發現，使他成為今日世界上人所共知的古代埃及法老之一。圖坦哈蒙死後，擔任埃及軍隊首領的霍連姆赫布自立為王，結束了十八王朝。他完全廢除了埃赫那頓的改革，歸還了被沒收的阿蒙神廟的土地財產，埃赫那頓被咒罵為“埃赫塔頓的罪人”，埃赫塔頓被完全廢棄，並被宣佈為不潔之地。
埃赫那頓改革是以宗教改革的形式進行的，他用新的一神教代替傳統的多神教，在當時的宗教發展方面，是一次很重要的進步，影響是深遠的。在改革過程中，他剝奪阿蒙神廟祭司的土地財產，提拔“涅木虎”階層的“新人”，提倡現實主義的文學藝術創作，這些措施遠遠超出了宗教範圍。
這次改革，沉重地打擊了阿蒙祭司集團，加強了王權，提高了中小隸奴主階層的地位，在文化領域發展了樸素優美的現實主義文藝創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埃赫那頓的改革，實質上是在宗教外衣掩蓋下，以法老為代表的中央王權與以阿蒙神廟祭司集團為代表的地方世襲貴族的政治鬥爭。
與赫梯的爭霸鬥爭
新王國從第十九王朝開始，國內經常處在動蕩不安之中，對外政策也由進攻逐漸轉為防守。不過，塞提一世統治期間（約公元前1318—前1304年）仍幾度侵入西亞，他攻佔推羅，進軍敘利亞，擄獲大批戰利品，竭力保持十八王朝的疆界。但這時強悍善戰的赫梯人正佔據着小亞細亞的廣大地區，他們虎視眈眈地望着南鄰敘利亞，並不斷向前推進。
埃及和赫梯的軍隊劍拔弩張地對峙着，它們為了爭奪敘利亞地區的統治權並進而樹立在西亞的霸權，正準備着一場大戰。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約公元前1304—前1237年）即位不久，赫梯的勢力已嚴重地威脅着埃及的既得利益。拉美西斯二世調集約3萬軍隊，除埃及人還有外國的雇傭兵，開赴奧倫特河畔的要塞卡疊什。赫梯國王牟瓦塔爾率軍迎戰。赫梯人引誘埃及軍隊進入設伏地區，然後以大量戰車兵猛攻埃及軍隊，後者潰敗，法老險些被俘，幸虧援軍及時趕來，搭救了法老，也擋住了赫梯人的追擊。法老損失許多兵力和輜重返回埃及，準備再戰。在阿蒙神廟廢墟的牆壁上至今還保留着卡疊什戰役的記載，在這裏描述法老如何勝利殺敵。同樣在赫梯人的編年史中，也自稱是這次戰役的勝利者。若干年後拉美西斯二世又出兵敘利亞，終於取得對赫梯的勝利。
約公元前1283年，法老與赫梯國王（哈吐西里三世）締結和約。和約的全文在埃及神廟的牆壁上和赫梯的檔案庫里均被發現，這是歷史上保留下來的最早的條約文書。雙方規定確立和平，互不侵犯，並結成軍事同盟以對付共同的敵人。
還規定，任何一方都不許接納對方的逃亡者，彼此保證互有引渡逃亡者的義務。但條約並未劃定各自的勢力範圍和疆界，事實上訂約之後敘利亞北部仍在赫梯王國的控制之下。
新王國的衰落
拉美西斯二世在埃及統治長達六十多年，他曾大興土木，在三角洲東北塔尼斯建立培爾·拉美西斯宮殿和城市，加強了與亞洲各地的聯繫。這一地區成為埃及與赫梯作戰的軍事和經濟樞紐，培爾·拉美西斯實為第十九王朝的陪都，埃及的軍事、行政中心逐漸轉移到北。
拉美西斯二世死後，埃及更趨衰弱，科比亞人從三角洲西部入侵，“海上民族”（包括呂底亞人、昔列尼人、西西里人、撒丁尼亞人以及部分希臘人）從地中海攻入埃及沿海和三角洲，國內奴隸和下層勞動人民的反抗鬥爭此起彼伏。
奴隸當時多採用逃亡的方式與奴隸主進行鬥爭。在拉美尼斯二世與赫梯締結的條約中規定：“假如不知道為誰的一個人或兩個人，潛逃到赫梯國土，為的是變成他人的納貢者——他們不得留在赫梯國土上，而他們應被送還偉大的埃及統治者，拉美西斯二世。”這種規定反映了當時常有奴隸逃亡的事實。條約中提到的“埃及亡命者”是包括奴隸在內的。
奴隸反抗鬥爭的最高形式是武裝起義。《哈里斯大紙草》記述了第十九王朝末期奴隸起義情況：“埃及的國土，以及所有人，又得聽天由命了。他們許多年沒有首長，直到另一些時刻的到來。埃及土地落在諸大臣和各城市統治者之手。一個殺戮一個，不論在貴族之間，或是在平民之間。此後另一個時刻到來了。這是窮困的年代，那時一個敘利亞人名叫伊爾蘇（意即“僭主”）的人成為首長。他迫使全埃及只對他一個人納貢。他把自己的同謀者集合起來，進行劫奪。他們對待神也像對待人一樣。神祭祀也都中斷了。”這段記載說明伊爾蘇領導的奴隸起義一度曾取得政權，沒收奴隸主的財產，打擊了神廟祭司勢力。
伊爾蘇起義最後被貴族出身的塞特那赫特（公元前1200—前1198）所鎮壓，他建立了第二十王朝。第二十王朝拉美西斯三世（約公元前1198—前1166）統治時期，發生了底比斯造墓工匠的罷工鬥爭。墓地工匠本來待遇微薄，而擔任管理工作的祭司和官吏還一再剋扣和拖欠他們的糧餉，使他們陷於飢餓。造墓工匠紛紛扔下工具，衝進神廟，要求發給糧食。罷工者憤怒說道：“我們來神廟的牆下不僅僅是由於飢餓。我們應該說句大話，真的，罪惡就產生在這些地方！”這是公開對法老政權和神廟勢力的斥責。最後統治者被迫發給造墓工匠50袋穀物，罷工方告平息。
奴隸的逃亡、起義和下層勞動人民的反抗鬥爭反映了新王國後期社會尖銳的階級矛盾。第二十王朝法老為了維持其搖搖欲墜的統治，依靠祭司集團的支持和外族雇傭兵的力量。拉美尼斯三世為了抵禦利比亞人和海上民族的不斷騷抗，重金招用許多外國人充當雇傭兵。同時，法老政權對各神廟進行了大量捐贈，這樣就使神廟祭司集團勢力急劇膨脹起來。底比斯的阿蒙神廟、希力奧波里的拉神廟、孟斐斯的普塔神廟和其他大小神廟共有土地100多萬阿魯爾，城市100多座，奴隸100000餘人，大小牲畜250000頭，神廟祭司還獲得免向國家納稅服役的特權。在各神廟中阿蒙神廟的勢力最大，其祭司長成了底比斯地區的實際統治者。二十王朝中期，阿蒙神廟已佔有將近90000埃及居民和80000奴隸，並擁有自己的軍隊。阿蒙神廟最高祭司職務已變為世襲，獨立於法老政權。到公元前11世紀初，在國內外矛盾的交迫下，新王國完全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