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4

老龔的男中音很渾厚，迷得死女孩子。幾個女生也跟着唱。

小迷糊笑笑，說：“春天到了。”

老龐沒有什麼浪漫情調，只顧和關美玲聊天。

唱着唱着，老龔臉色漸漸不對，就站起來說：“吃飽喝足。老龐，咱兩個摔跤怎麼樣？”

老龐力大如牛，全西窪子也是一霸，哪裏把老龔放在眼裏。他傲慢地說：“好，就當活動活動膀子！摔疼了的話，可別叫喚。”

兩人下了場。老龐慢慢脫去棉襖，露出一身腱子肉。場上氣氛立刻緊張。我們怕老龔吃虧，都起來助陣支招。李家軒還建議說：“不來摔跤，來拳擊！”

老龔根本不在乎，問老龐；“怎麼著？一盤就算？”

老龐同意：“就一盤。”

兩人搭上了架子，但路數完全不同。老龐用的是蠻力，就是倆人也奈何不得他。老龔用的是正規摔法，不停地挪步。兩人像虎狼相爭，呼呼直喘氣。

女生既擔心又興奮，男生光是高興，一個勁兒起鬨。小迷糊不停地喊：“決鬥！決鬥！”

只見老龔忽然賣個破綻，被老龐抱住了腰。老龐牛一聲吼，就要發力。卻不料老龔腳下向老龐身後一插，站穩，一個“大別子”，眨眼間把老龐摔個仰巴叉。

這結局來得太快，眾人一愣，繼而一陣歡呼。老龐出乎意料，躺在地上，半天沒回過神來。老龔走過去，拉他起來：“怎麼樣？這叫竅勁兒，你學吧。”

老龐爬起來，一臉羞愧，說：“不算，再來一把。”

我們就起鬨：“咋不算？算！”

關美玲見場面尷尬，趕緊拾起老龐的棉襖，遞過去，說：“你看看身上的土，快撲嚕撲嚕吧。”

老龐這才有了一點兒面子，嘟囔着：“哪天再試巴試巴。”

老龔志得意滿，吹聲口哨，雙手拇指插在褲兜里，做着美國大兵狀，輕輕晃着上身說：“行，改天再來，你把你那勉檔褲換換，興許能贏。”

老龐又要發作，關美玲一把拉住他，回頭對老龔說：“你少說兩句行不行？”

眾人也一陣勸解，大家重新坐下。老龔高興，又起了個頭，先唱蘇聯歌《小路》，接下去又一首首的唱，女生都能和上。後來，我們又起唱起地下流行歌曲《精神病患者》，女生居然也會。

小迷糊驚奇：“流氓歌他們也會？”

我說：“她們天天在那屋聽，哪能不會？”

幾首下來，老龐也聽入了迷，忘了剛才的計較。

正午陽光下，我時時拿眼偷看梁燕眉，只見她若有所思，時而一笑，滿臉都是燦爛。

再起身幹活兒時，梁燕眉遞給我一副新的帆布手套：“看你，手套破成那樣，還不換。”

我接過，竟然無語，一股暖流在心頭。我知道，這是“可以處一處”了。

13

我們的青春，就這麼在荒野里度過。記憶里，連陽光都是焦干焦乾的。滿頭是灰塵，穿着臃腫，吃糠咽菜，但它仍然美麗。

那一年，西窪子美麗的五月終於來了。

城裏到了“五一”，杏花已經開過。西窪子這裏，卻還是“草色遙看近卻無”，不細看，看不到什麼春天。唯一的變化是，農忙的季節一到，兩頓飯改成三頓，天一亮就下地，勞動強度猛然地增加了。

這“春驚”確實很讓人難忘。黑土被犁開，大地就有了噴兒香的生機。地邊上的落葉松林出芽了，鬱鬱蔥蔥，綠得透明。土裏土氣的西窪子，在春光里第一次流露出無比的明媚。我們這幫小年青，也都不安分了。老龔在集體戶屋子裏，故意大聲背誦歌德的名言：“妙齡少女，哪個不懷春？”人人都知道，他是朗誦給關美玲聽的。

種玉米的時候，仍是自由組合。老龔當仁不讓，把自己跟關美玲組合到了一起，一個在前面刨坑，一個在後面“點籽兒”，儼然是男耕女織。

老龔在那個時代，算是個佼佼者，要在今天，也就是一個二百五的“小資”。但在那個年代可不得了，文武兼備。關美玲對他的態度很曖昧，沒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絕。這一兩可，老龔就有了動力，窮追不捨，毫不掩飾。關呢，自然很滿意有個文武兼備的人這麼追她。

無論時代是多麼枯燥，愛總是要發生的。在今天咱們這個“奔小康”的年月，教授之子去追工人之女，要被人笑話神經有問題。而在那個年代，門第劃分與現在不同，因此沒人覺得不妥。關美玲也覺得自己有資格，拿得起褶來。

我跟梁燕眉，就沒這麼幸運了，我倆誰也不敢公開。而且連對方是不是那麼個意思，都還拿不準。那才真是“懷春”啊，揣在懷裏，只有自個兒明白。

鄉村裏的愛，因為文化土壤貧瘠，所以反而比城裏來得猛烈。這方面我們有榜樣。大老張不用說了，為了愛，他離鄉背井，捨棄了城市生活不過，來老林里當“土匪”。他這還算是值的，好歹把當年那個如花似玉的妞兒泡到手了。

比他還悲壯的，另有人在。誰呢？打死我們也想不到，就是前王隊長。王隊長下了台，但還沒有完全喪權辱國，而是屈尊當了生產隊的會計。這個角兒，總得能寫會算的人來干。王會計樂天知命，天天勉着黑大襟棉襖，腰裏扎着麻繩，查倉庫，算工分賬，一副鄉村知識分子的模樣。我們集體戶的糧食和工分，有時要他來負責給我們打理，所以免不了要有來往。春節前後的嚴峻形勢已經過去了，老農們該咋生活咋生活，所以我們和王會計之間的陣線，也不大分明了。

一天，老龔從大老張那兒聽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王會計，這土鱉知識分子可萬萬不能小瞧，他是遼寧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沒畢業，就為情所困，流落到了西窪子當了農民。60年代初，大學生很金貴，不像現在臭了滿大街。那時候，農村回來個高中生，就像現在回來了個“海歸人士”，說西窪子一個生產隊，就藏着三個大學生，那真是天下奇聞。

我們男生，當晚一胡隆都跑到大老張家，聽他說端詳。

原來，這王會計，早在1960年就是遼大中文系的大三學生，因為愛上了本班一個女同學，有點兒神魂顛倒。那女生估計是比章子怡差不多，根本就沒把他看入眼。這邊廂老王的攻勢猛烈無比，全不顧影響不影響，全系都在看他倆的西洋景。那女生羞憤交加，索性學也不上了，躲到了西窪子她舅舅家中。老王當時正在興頭上，情報也非常靈敏，腳跟腳就攆到了西窪子。兩人終於見了面，談了一回，那女子仍是不從，第二天就不辭而別，不知跑到哪裏去了。老王知道他今生算是摘不到這朵花了，於是，號啕一場，萬念俱灰。竟然放棄了大好前程，在西窪子就地當了農民。

他先是笨手笨腳地干苦力，漸漸得取得老屯的信任，便干起了鄉村的腦力勞動，從記工員干起，晉陞會計，又晉陞了生產隊長。愛情明顯靠不住，他也不挑揀了，當時山東農民過來“闖關東”的多，就隨便找了個山東娘們兒結了婚。為愛一場，鬧了個天翻地覆，老王的婚姻因而被延誤，成了晚婚，孩子比同齡的老屯們的要小得多。

老王的這慘烈情史，讓我們唏噓不已。聽完大老張的講述，我們又找了個理由，一忽隆跑到老王家，重新認識這藏龍卧虎的農村知識分子。果然，老王家牆上的玻璃鏡框裏有證據。遼大中文系某年級某班合影，一個梳“瓦塊”式分頭，身穿白襯衫的帥哥，依稀能看出老王的輪廓。當年風華正茂，玉樹臨風，如今卻是混同於一般老百姓。這中間的滄桑，有多少呢？

我們一邊看照片，一邊找話題跟他聊。老王倒是不記仇，對我們語重心長。告訴我們說，要想在隊裏站住腳，一定要把農活兒學好。吃飯的本事，可忽略不得。他說：“當年我來落戶，第三天就下地，借了把鋤頭，到了地里，不知道該怎麼使。還問人家，這玩意兒是拿着往前推的嗎？後來，一點點的也就什麼都會了。農村，跟城裏沒啥區別，不一樣的是，吃穿住，啥事情都沒有現成的，都得自己動手。”

老王的這番“再教育”，是現身說法，老房、王亞奎、馮長駿都聽得入迷。老龔等我們四個非工人家庭出身的，則更多的是領悟了人世無常，青春不可依恃。

從老王家裏出來，看黑夜中的漫天星斗，大家不禁都聯想起了自己，來日方長，前途何在？人家大學生都被同化成這樣了，我們幾個初中生，又有何德何能？往後的幾十年中，又能靠什麼安身立命？

星星不知人的心，只是萬古如此閃爍。我們在村路上摸索着回戶，一路無人說話。忽然，路邊響起了一陣娃娃的哭聲，細長而又凄婉。抬頭看遠處，高坎上有幾顆忽閃忽閃的綠星星。

“媽呀，什麼東西？”王亞奎叫起來。

老龔說：“狼，是狼！”

大伙兒毛骨聳然！雖說誰也沒見過狼，但看這陣勢，肯定是無疑。我們低頭摸了石頭瓦塊，連呼帶喊，一陣襲擊。那狼群也不退縮，堅持在路邊高坎上俯瞰，綠眼睛像鬼火。

老房說：“咱們走吧，反正它們不敢過來。”

他話音一落，小迷糊帶頭，眾人撒丫子就跑。直到看見了集體戶女生屋裏的燈光，才像見到了根據地，都嘻嘻地笑出聲來。再看女生的窗戶，已經貼上了白紙，再也偷窺不成了。

前有車，後有轍。西窪子大學生痴心不改、矢志不渝的壯烈行為，極大地激發了我們的想像。季節也正是愛情萌發的時候。那時，春風終於綠遍了天涯。山旮旯里，落葉松長出一大片脆生生的綠葉，玻璃一樣透明。

山地上，不能種麥子，只能種玉米，而且很費工時。生產隊的男男女女們就頂着大好春光，慢慢在小塊地上刀耕火種。每過兩個半小時，歇一氣。

春光里，人的面貌也變得明媚。土掉了渣的屯老二，在碧綠的背景下，顯得俊俏多了。林子裏，有布谷鳥在叫。“關關雎鳩”，叫得人心亂。集體戶的男知青和青年農民，在漫長的“春驚”中，暗暗展開了泡妞的爭奪戰。老龔才貌雙全，文武兼備，是我們的主力軍，決心“肥水不流外人田”。對方以龐德海為首，都是三十來歲的已婚老屯，決心不放過這“包二奶”的大好機會，就算是過過乾癮也行。

這件事，經過幾十年後再去想，雙方都做的是無用功。對男知青來說，真正的談婚論嫁，還得十年後。女人老得快，十年後，正是我們二十六、七酷斃了的年紀，女生們已成了殘花謝柳，怎麼可能讓我們瞧得起眼兒？對少壯男社員來說，即便當時女生們願意隨了他們這些土老冒兒，他們又怎敢休妻別子？不要說大隊幹部會出面干預，就是村裡人的吐沫星子，還不得把他們都淹死？

明明是沒用的事，雙方卻天天都在使暗勁兒。

關美玲有一條黑底帶紅白點的圍脖兒，天天都戴着出工。散散地往肩上一搭，美得沒法形容。種玉米的時候，有一天，老龔也戴了這麼一條圍脖兒。小迷糊指給我看，我嚇了一跳：難道關美人給老龔送定情物了？那年月，男女要是走到了這一步，那麼花前柳下，肯定是早就越過界線了。再回頭看看關美玲，那標誌性的圍脖仍在。原來是老龔痴迷，不知從哪裏搞來了一條，一模一樣。

男人動了情，也是很細膩的啊。我大為感慨。

小迷糊沖我擠擠眼，故意大聲對老龔說：“哥們兒，你那圍脖兒，誰的搞？”

集體戶男生都明白這典故，一起鬨笑。老龔縱是臉皮厚，也鬧了個大紅臉。男社員反應比較遲鈍，不大明白。老龐還直誇呢：“真挺帶勁啊！趕明兒上敦滑，咱也買一條。”

老龐活兒好，總是最先刨到地頭。返過身就幫老龔他們這一組刨坑。實際就是有意往關美玲身邊湊乎。老龔感覺沒面子，就說：“老龐啊，你有勁沒處使，去跟老牛練練摔跤，我們這兒不用你摻合。”老龐這句話倒聽懂了，他嘻皮笑臉地說：“革命同志嘛，互相幫忙，算個啥？”

李家軒聽不下去了，就說：“老龐，你昨晚沒搞‘運動’，今兒勁頭這麼大？幫誰不是幫呢，你咋不幫幫咱爺們兒？”

小迷糊就說：“幫你，你有圍脖嗎？”

家軒啐了一口：“狗屁，我有吼房！”

田間勞動中的爭風吃醋，具有娛樂性，無形中降低了勞動強度。女生們都明白自己是爭奪對象，洋洋得意，卻故意做嬌羞狀。聽到涉及黃色內容的戲謔，還要紅着臉罵一聲“缺德”。在心裏頭，卻巴不得男生和男社員為他們打破頭。

我們青年時代的“再教育”，絕大多數就是在這種氛圍里進行。所謂貧下中農語重心長地教育城裏娃，都是當時的文人在扯蛋。

我們的青春期啟蒙，我們的性啟蒙，都是在老屯們幹活時津津有味地談牲口交配時得來的。

老屯們沒有“性愛”的概念，也沒有“水乳交融”的遐想，關於男女之事，只有一個字可表述——“干”！

我們當然不承認事情只有那麼簡單。可苦的是我們那時誰也“干”不了，只能閉着眼瞎想。

春天裏，杏花、桃花次第開放，最後是漫山遍野雲霧一樣的梨花。我們各自鍾情着或懷念着某個女孩，在上工和放工路上，大唱《喀秋莎》：

“正當梨花開遍了天涯，

河上飄着柔曼的輕紗……”

那年頭，報紙、書刊上的詞彙味同嚼蠟，這歌里，僅僅是“梨花”、“天涯”、“柔曼”、“輕紗”幾個詞，就激起了我們無限聯想。

我們將來的“喀秋莎”，當然是純潔，美貌，溫柔。可是，她是誰？她在哪裏？她何時才能屬於我？

就在這種甜蜜而又苦澀的期待中，浪漫的“春驚”終於結束了。最後一天，是在半山上一塊很偏僻的地塊上種玉米。下午五點多鐘，徹底完活兒。老龐長出一口氣，把鎬頭一扛，吼了一聲：“收工！回家！吃大碴子飯（碎玉米飯）嘍！”

小迷糊接了一句：“吃完飯，什麼地搞？”

嘻嘻哈哈中，人群三三兩兩往回走。斜陽照在蔥綠的山凹里，落葉松林優美如幻境。有金花鼠在樹榦上竄來竄去。這東西大概是松鼠的一種，脊背上有五條黑色條紋。

春風拂面，人生的這一刻很愜意。

在當時的農村，除了春節能放五天假，其餘時間，只要人睜着眼睛、腦袋頂上有日頭，那就要幹活兒，一分鐘也停不了。本來，老農的生活完全不必這樣緊張，一年的閑日子應該有三分之一。可是自從“公社化”以後，集體勞動，按出勤率算收入，多勞多得。那時候，農民不大聰明，以為工分越多，錢就越多，結果都拚命延長工時，沒活兒也得找出活兒來干。工分總額一多，就不值錢，大夥就又拚命延長工時，多掙工分。惡性循環，把自己搞得跟老牛似的。

春耕最後一天，早收工一個小時，人人都覺得佔了大便宜，樂從心頭起。

老龔說：“聽說山後有咱們校一個集體戶，咱們今天去看看？”

“好勒——”大伙兒一陣歡呼，返過身，就去翻山。

從小路翻過山頂，一群城裏打扮的青澀少年扛着鎬頭、挎着種子簍，魚貫而下，穿過碧綠的落葉松林，直奔山凹里的小村而去。

這樣的少年，只有在那個年代有；這樣的景象，也只有那個時候有。我們前途莫測，卻傻掂掂地樂，在春日的黃昏里，勞累了一天，還有心思翻山去串門。

小村裏的集體戶，果然是我們校初二的一幫同學。

這村子，是真正的山村，連個平道都沒有，跟西窪子那樣的大屯不能比。集體戶也很寒酸，模樣就是一簡陋人家。大部分人都勞動去了，不在家。在家的兩三個人，神情很寞落，無精打采混日子的樣子。我們跟他們聊了聊工分值多少錢，勞動累不累，最近回長春了沒有，雙方一時都覺得挺親。坐在他們凋敝的小院子裏，聞聞空氣里瀰漫的柴煙味兒，還真是有陶淵明的感覺。

呆了一會兒，我們就要走。主人盛情挽留，老龔就說：“算了，我們還是回去，家裏都做了飯。再說這十幾口子，餓狼似的，哪能讓你們招待？”

一聲唿哨，我們便告別了山溝里的校友，往回返。此時，夕陽已經銜山，金光萬道。翻上山頂時，我們不由得停下腳，只見下面西窪子的原野鬱鬱蔥蔥，公路如細線，村莊如棋盤，千樹梨花，正漫揚輕紗。江山是如此多嬌，生活是這麼地好，叫人怎能不想起“喀秋莎”？

老龔帶頭，我們又唱起了蘇聯歌：“歌聲輕輕地蕩漾在黃昏的水面上……”，那種深情與惆悵，正與眼前景色相合。有關、梁兩大美人在，我們的歌，就越發婉轉，多出了不少的內容。暮色中，兩美人明眸皓齒，極目遠方，恰是兩尊穿軍裝的“維納斯”

多年以後，我每每回憶起這一幕，都忍不住要想：幸福跟錢有關嗎？幸福跟成功有關嗎？或者，幸福跟發達有關嗎？不，都不是。幸福，只與青春有關。

這是一個人有了閱歷，才能領會的。

14

我們萬沒有想到，春耕結束，劉隊長和集體戶的“蜜月期”也就結束了。他的位置，早就鞏固，用不着一幫小毛孩兒來幫助搖旗吶喊了。那麼，我們的價值，就在於在其他方面還有沒有用了。

這一點，我們應該很慚愧。我們確實沒用。農村裡用不着多少書本知識，要的是力氣和幹活兒技巧，外加一點兒狡詐。這幾樣，我們都沒有，不是就等於廢物了？

我們下鄉已有五個月，看來是沒有很快回城的跡象。這意味着，我們要常年從當地的老屯嘴裏分一碗飯了。西窪子的老屯們看清了這一點，不再為我們洋里洋氣的“大拉鎖兒”所迷惑，為了利益，變臉了。

突然襲擊是在某個晚上的生產隊大會上發動的。開會，是為了評定工分等級。大夥逐一評價每個勞動力的表現，七嘴八舌說了一陣兒。當時農村的男勞力，每干一天掙10分，婦女比較受歧視，一天掙6分。未成年的“半拉子”，與婦女相同，也是6分，意思是還不算男人。有極少數力氣大，農活兒好的人，每天可記12分。而生產隊長，是最特殊的，一天什麼都不幹，照拿12分。在那個“年代”，既有不勞而獲的隊長，也有同工不能同酬的婦女，這是後來的少壯學者們不能想像的。

不能想像的還有，每個人工分的評定，都是民主通過的，隊長不能願意給誰高分就給誰高分。民主的程序，很奇特，就是大家喊“行”或者“不行”，以分貝高的意見為準，大致還比較公平。

輪到評定集體戶時，突然冷了場。

過了好一會兒，劉隊長說：“提嘛，反正集體戶不是外人。”這句話，簡直陰險之極。只聽老龐接上就說：“我看集體戶女生幹活兒還行，給6分可以；但是男生太不着吊，幹活兒水襠尿褲，給10分太高了點兒。”

他話音剛落，就有群眾一哄聲地喊：“對，給8分。”“8分也高，給6分。”“6分！就6分！”

老屯們自己的帳算不開，但跟我們算帳可是清楚。給了我們6分，我們就少賺了，他們就能多得。這還不算，關鍵是，這太侮辱人，等於宣判我們不過跟女人一樣。

我們想跳起來反駁，但民意實在太強大。人家也說得頭頭是道，哪一天，哪個人，坑刨淺了；哪一天，哪個人，活兒太慢，都一一道來。我們目瞪口呆，敢情這“貧下中能”都是干間諜的出身。

最後劉隊長出來收場，他肯定了大家的意見，原則上就定6分了。其中老房、王亞奎、馮長駿活兒稍好，可給7分。眾老屯又是一陣叫好。

我們這時候才知道什麼叫“孤家寡人”，什麼叫“大勢已去”。

原來，我們被劉隊長給耍了！

社員大會開完，我們心裏像堵了塊大石頭。想想三個月前，我們是何等威風，那還是劉隊長一日不可缺少的御林軍；如今價值一失，淪落到大人小孩都來踩，連個男人都不算了。

在我們眼裏，西窪子一下就暗無天日了。回到集體戶，老龔拿起我放在炕頭的《譯文》雜誌，悶悶地亂翻。忽然看到幾首烏克蘭詩人舍甫琴科的詩，就忽地站起來，用渾厚的男中音放聲朗讀：

“我們感受到了不自由的巨大哀痛……”

他一朗讀，女生屋子的喧嘩就停止了。詩寫得很好，全戶的人都在靜靜聽他讀。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這個詞的份量，有了一種要掙脫的願望。可是，外面的夜色和原野比什麼都寬廣，我們能逃到哪裏去呢？

第二天垂頭喪氣地幹了一天活兒，晚飯後，老龔、小迷糊、家軒和我出村去散步。小迷糊帶了一把京胡，就像現下“女子十二樂坊”一樣，支在腰間“吱吱咯咯”地拉。我們就這樣在京胡尖銳的伴奏下，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空曠無人的公路上走。西天上是一片晚霞的血紅，我們的心，也在流血。莫斯科的郊外，離我們有十萬八千里。我們的希望，又在哪裏？

這是我們走上社會以後的頭一個重大挫折。當年，我們把它看得太重，覺得全世界都在跟我們做對。其實老農們還算實事求是的，我們的活計，確實幹得不怎麼樣。你想啊，一幫城裏的少爺秧子，能出什麼好活兒？只是老農們缺乏教育手段，有啥說啥，不會哄着來，一下就冷了我們的心。

這次社員大會，把我們集體戶的人分成了三個等級，我們也就從此走上了很不同的道路。

當時，老房、王亞奎、馮長駿也很頹唐，畢竟他們只比婦女高一分，仍然是個半殘廢。所以那幾天，男生們都還能同仇敵愾。

女生們最輝煌的時候到了。“貧下中能”的肯定，比什麼都重要。小姑娘們說話走路都傲了十分，與少壯男社員打情罵俏，就更有水平啦。相比之下，男生們簡直還沒脫哺乳期。我們不明白，那些男女間的曖昧語言，女生們是什麼時候學會的呢？鬱悶啊！

學習完畢后，看看外面，正是月白風清。男生們回到自己屋裏就議論：“媽的，還幹什麼活兒？是女的就能拿滿分，什麼世道？”

老龔就說：“這天氣這麼好，明天還幹個鳥活兒，咱們玩吧，今晚就出發，上水庫抓魚！”

老龔說的這個水庫，離我們這裏有十多里地，是我們早就神往的地方。他一說，大伙兒興頭兒就來了，說走就走。三更半夜走夜路，防身的傢伙不可少，眾人分頭找了燒火棍、小鐵鍬和菜刀，裝備起來。

老龔說：“冷兵器，還不行。看我的。”

他打開自己的牛皮提箱，拿出一件紅布包的東西。打開一看，哇噻，是一把手槍！

這是當年自製的小口徑手槍，雖然粗糙，但功能都全。老龔藏下來沒有上繳，現在派上了用場。

一支奇怪的隊伍，就這樣出了集體戶。初夏夜，蛙鳴四起，田野的風帶着青草的芳香。

老龔在隊伍前面把手槍一舉：“走！同志們，向莫斯科進軍！”

出發的時候，已經是晚上10點了。那時候我們誰也沒有表，老房心細，特地帶了集體戶的小鬧鐘。栓了個繩兒，掛在褲腰帶上，這樣，隨時都可看時間。

因為有月亮，這一路，就走得順。月光下的曠野，比白天好看，很神奇。初夏的晚上不冷不熱，正好趕路。一夥兒穿綠色仿軍夾克衫的異裝少年，不停地唱着蘇聯歌兒，在大路上大步行進。這一路，沒見到狼群的綠眼睛，也沒見到蘇聯特務的信號彈。

他們怎麼敢來？就算是妖魔鬼怪，也要被我們狂熱的氣勢所嚇倒。我們要掙脫！我們要自由！我們不想再勞動了！

走到興頭上，老龔說：“操，咱們就這麼走到蘇聯去得了！”

我說：“對，去蘇聯！”

小迷糊和家軒也直喊：“走啊，去他娘的西窪子！”

蘇聯，在現實中，當時是我國的大敵，百萬大軍就在邊境上虎視眈眈。但是，在我們虛擬的世界裏，它就是人間天堂，是共產主義。蘇聯文學，多少滋養了我們一點點。白樺樹、小別墅、伏特加，我們多少知道一點點。國界那邊，沒有“貧下中能”，沒有狗日的“工人民兵”，可以男女手拉手跳舞，可以喝牛奶吃麵包，那不是共產主義是什麼？

不知道別人如何，我那時真是動了心，就他娘的跑吧，跑到國界那邊，就有自由和幸福。

就這樣連唱帶喊，走了一個多小時，喊不動了，就默默地走。山野里的蛙聲蟲鳴，開了鍋一樣的歡暢。

又走了一個多小時，終於到了。

月下的水庫，白霧瀰漫，勝似天鵝湖。這樣寬廣的一片水域，靜靜躺在山凹里，簡直就是睡美人。我們都被這美景鎮住了，屏住呼吸看。

地方到了，睏乏也突然襲上來。草上全是露水，坐都沒法坐。走夜路，褲腳早就被露水濕透了，風一吹，人直打哆嗦。我們四下里看，想找個露宿的地方，總不能就這麼站到天亮呀。

尋尋覓覓，總算找到了一個小窩棚，是附近村子的人來打魚，搭起來臨時過夜的，這時候正好沒人。窩棚裏邊堆着不少穀草，一捆捆堆到天棚。我們拽出來兩捆，點着了，好好烤了一通火。

火光照亮黑夜的一角，我們又想起了抗日聯軍。抗聯苦，但是人家幸福，有日本鬼子可打。我們白白穿了一身仿軍夾克，想當英雄都當不成，天天被“貧下中能”欺負，真是喪氣喪氣！

烤着火，老龔就給我們侃蘇聯。他看過的蘇聯小說不少，說起來一串一串的，瓦西里、喀秋莎、斯大林、冬妮亞、列寧在1918……虛幻的世界就像這眼前篝火，明亮、溫暖，驅散了黑暗。

烤完火進屋，拿電筒照照，牆上還掛着魚網。行了，明早上抓魚，連傢伙什兒都有了。看看鬧種，我的天，已經兩點了！大家趕忙把穀草在地上鋪好，倒頭就睡。

這一夜，可真是“黑甜鄉”，我們啥夢也沒做，一覺到天亮。

早上，我被人狠命地搡醒，睜眼一看，天已經大亮。原來是老龔先醒了，發現老房不在，魚網也拿走了。顯然老房是先去了湖邊。看看小鬧鐘，已經七點半，這在夏天的北方農村，就好比是現在城裏的上午十點鐘，一上午都快過半了。老龔一急，就把大家全叫醒了。眾人揉揉眼睛，出門就往湖邊跑。跑到一半，看見老房背着魚網正往回走，褲子濕了大半截。我們跟他打招呼，他卻沉着臉沒答腔，只顧垂頭喪氣地繼續走。

大伙兒納悶，就拽着他問：“嗨嗨！怎麼啦？”

老房瞟我們一眼，蹦出來兩句話：“起來晚了！魚早沒啦！”

原來，在這水庫里打魚，要趁黎明時分。天大亮后，魚就吃飽喝足，跑到水底下玩去了。東北緯度高，到五月底，3點半天就亮了，我們睡到7點半，日上三竿，還能撈什麼魚，連魚糞蛋兒都撈不着了！

老房比我們早起來一個小時，忙了半天，白忙了一場，沮喪得無以復加。他鞋裏灌滿了水，走路咕嘰咕嘰的，到了小窩棚，把魚網一扔，嘆口氣說：“唉，白來，白來啦。”

大伙兒一到白天，就清醒多了，昨晚的浪漫情緒一掃而光。

小迷糊說：“咋辦？”

老龔說：“玩玩兒，看看風景再走。”

王亞奎不同意：“咱們趕緊回去吧，到家下午還能趕上幹活兒。這一天，不能就這麼白耽誤啊！”

如果抓到了魚，我們還覺得值得一來。現在是白跑了一趟，大伙兒都有浪費了好時光的感覺。王亞奎的提議獲得多數同意，說走就走，沒等我們看清白天的湖面是啥樣，就匆匆沿着來路返回了。

正所謂“乘興而來，敗興而歸”，返回的路上，沒有歌聲，也沒有浪漫，只有現實主義。

將近中午，回到了西窪子。這一場風花雪月的夢，就此無影無蹤。下午，我們又去了生產隊，聽驢嘶馬叫，干雜活兒。

那時候我們是小孩兒，可是小孩兒也有現實得可怕的一面。我們趕了十多里夜路，在窩棚里趴了一宿，要是擱在現在的成人，還不得在水庫玩瘋了再回來？可是，我們就這麼匆匆忙忙回來了。那個下午，幹了些什麼活兒，乾的那活兒對我們一生有什麼重大意義，我現在狗屁也記不起來了。可是，我一輩子都記住了那個無比浪漫的晚上和深深遺憾的撤離。

李白說：“人生得意須盡歡。”我早就認為他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明白人。人撐死能活多久？現實主義又好在哪？能帶到棺材裏去嗎？能盡歡的時候，不盡歡，那不是大傻瓜嗎？我很嘆服那時候的王亞奎，那麼小，就知道積累工分，如果他後來一直是這個價值觀，那麼這30多年，還不知道積累了多少工分呢！不知他現在下崗了沒有？不知他今天用不用為孩子的學費發愁？一個人，再現實，還能抗得過潮流的瞬息萬變嗎？那時候，多掙10個工分，就能保證一輩子不再受窮了嗎？

我今天，已經明白了絕大部分人生道理。但有些事，即使明白也已經晚了，晚了！

15

遠征水庫后沒有幾天，苦難夏鋤開始了。在農村裡，春耕並不可怕，冬天也就是混工分，最可怕的活計只有兩項，夏鋤（老屯叫“鏟地”）和秋收（老屯叫“嘎地”，就是“割地”之意）。夏鋤時正是農曆“夏至”前後，白天日照最長，在東北有16個小時，只要能看見苗，就得干。所有的地塊，在一個半月內要鋤三遍，才不至於雜草叢生，才能保證莊稼的營養。這“鏟地”，是個高難度的技術活，老農們掄鋤如飛，眨眼之間要把苗留下，草鋤掉，所有的土還要松一遍，簡直是武俠的工夫。沒開鏟之前，老屯們對鏟地難度的描述，就嚇得我們不輕。一開鏟，果不其然，能把人累死。我們不僅掄不好鋤頭，也挺不了那麼長時間。東北的地，都是大塊兒的，一條壟，恨不能有三公里長，一眼望不到頭，讓你絕望到想死。

夏日炎炎，曬不了兩天，我們就成了有色人種。老屯們都戴着尖斗笠，個個都成了大清兵。那尖斗笠，可是有講究，是用麥秸編的，有空隙，能透風。他們嘲笑城裏人勞動時戴的“蘑菇”草帽，說：“那叫啥玩意兒，王八蓋子，悶死人！”是啊，到了農村，才知道，在老屯眼裏，城裏人基本都很蠢，就一點比鄉下人強，那就是能夠月月領公家的錢，而且還領得挺多。

這回蠢人的孩子們到鄉下接受“再教育”來了，老屯們很解氣，總要教訓教訓知青，城裏人有多麼蠢。夏鋤一開始，蠢不蠢，立刻就很分明。老屯們走筆龍蛇，霎時就干出去半根壟。如果以北京的地理打比方，他們相當於已經干到“北二環”了，我們還在“南二環”窮追。

龐德海一夥道德墮落分子，這時候早就撕下了文明的畫皮，一到地頭，返過身來就“接”美眉。“接”就是幫着鏟，三下五除二，兩下里大會師。美眉們一個媚眼一陣笑，估計老龐他們那勉檔褲都要兜不住了。那邊會師了，把我們幾個雄性的，就那麼撂在地半截，沒人管。大幫人馬一到地頭就歇氣兒，約有20分鐘。等我們忙活到地頭，人家早就另起一壟開幹了。

這“鏟地”，着實讓我們中有幾個人“熊”了。

熱，渴，累，漫無盡頭。再怎麼說是“煉青春”，我們這也是童工啊。即便童工也不要緊，好處是可以不長成“豆芽菜”，身體棒，但是，別給我們氣受啊。

幹了幾天，我和老龔、家軒、小迷糊四個少爺秧子頂不住了。私下裏就商量：“還干他娘個蛋！沒拿我們當人，干也是白乾。”

老龔有謀略，摸着上唇的一點點小黑胡說：“咱們得想辦法，西窪子，不是咱們久留之處。你看老房他們仨，都玩了命了，他們是想進步。這麼一整，咱們太孤立，得挪地方。”

小迷糊說：“我這就回家，看看能不能往長春附近轉戶。再怎麼，也得離家近一點。”

我問：“你有啥辦法？”

小迷糊說：“問問家裏，鄉下有沒有親戚。把咱們四個一塊兒轉過去，從頭來，不在這兒受他媽的氣。”

家軒說：“對，我也回家問問。”

老龔對我說：“咱們兩家，在農村沒親戚，明天就去串戶吧。找找同學，看哪兒能有機會安排咱們。”

第二天，我們就扔了鋤頭，再沒撿起來。

那年月，知青在農村確實沒出路。現在的少壯學者提起那時候，都牙恨得痒痒的，說是“集體無意識”。但是，他們死都不肯說一個真相，那就是，那時候是青年人最自由的時期。回城雖然沒門兒，但是自由無比。“貧下中能”雖然說了算，但人民公社不強迫知青非得勞動，你願意干不幹。不幹，就沒工分。年終分糧的時候，要是工分值不夠口糧錢，你拿錢買就是了。每人400多斤糧，是活命的，隊長也不敢扣下。第一年，我們是國家包給糧食，吃喝不用愁，那兩個賣命的工分，掙不掙，我們根本就不在乎。

不是說“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么，那時候的插隊知青，就生存在這最自由的“社會組織”中。貧下中農拿我們小少爺沒辦法，除了道德鄙視，他們沒有強制權。這道德鄙視，就好比現在的人鄙視“包二奶”，當什麼用？照包不誤！

老房、亞奎和長駿三個人，終於放棄了自由，決心當牛做馬了。他們是工人出身，從小沒少幹活，比我們能受罪。劉隊長開的那個社員評工分大會，起到了“一石三鳥”的作用，徹底分化了我們戶。

女生們，是集萬千寵愛在一身，不用說了。看樣子，都時刻準備着，要做老龐他們的二奶了。白天幹活兒，美眉們嬌聲嬌語，為的就是讓老龐他們多幫點兒忙，到晚上，就到人家家裏去搞統戰。那些少壯老屯的黃臉婆，也不知是真傻還是假傻，都放下大老婆架子，對這些“准二奶”關愛備至。

老房他們仨，用苦幹表忠心，老屯看在眼裏，都說他們幹得不錯。其實他們技術也沒啥提高，老屯看得順眼，那就是好。那時我們不明白這是中國特色，只氣不過，我們不比他們差，但怎麼干都不討好。那時候想，這“貧下中能”真是渾不講理。我們沒想到，30多年後，拿着高等文憑的人，也一樣渾。能不能讓人家看順眼，是我們中國人做人的頭等大事，一百年都不可能變。

我們四個罷了工，在家裏做出發準備。開飯就吃飯，吃完就躺在炕上議論出走計劃。

正是梁燕眉輪值做飯，我們誰也沒心思幫她挑水抱柴禾了。她抽了個空，在外屋地小聲問我：“你們怎麼不去幹活兒？”

我躊躇半天，說：“不想幹了，想玩玩。”

梁燕眉深深看了我一眼，眼睛裏充滿怨情。這一眼，直刺我心。

在女生當中，她是唯一比較正派的。雖然少壯老屯免不了也要跟她調笑，但她總還有個分寸。不像其他那幾個，浪得要把人家勉檔褲子撐開。梁燕眉這充滿怨恨的一眼，我知道，就意味着“可以處一處”宣告終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