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佛教圖像的展開》（1）

概述

佛教藝術，狹義上可理解為與佛教相關的造型藝術，又可理解為佛教經典的形象體現。佛教產生於公元前五六世紀的印度，由於釋迦牟尼主張以實踐達到覺悟，並不倡導偶像崇拜，所以釋迦生前應當沒有佛教造像。佛祖涅槃后，相傳其舍利被分作八處，建造窣堵波（佛塔）以供養，這應是最早的佛教藝術。佛教藝術在印度第一次得到大力推行，是在孔雀王朝阿育王時期（前268～前232）。起初釋迦分藏各地的舍利被取出，再分為84000份，於各地建立同樣數目的佛塔供人紀念。阿育王另一推行佛法的措施是敇令在孔雀帝國境內建立30根獨立的紀念性石柱，以示佛法無處不在，後人又稱這些飾有喻意性動物的柱頭的巨型石柱為“阿育王石柱”。兩項舉措無疑向世人昭示了佛教的神聖，並為神化佛祖奠定了基礎。

在巽伽王朝時期（前187～前75）修建的巴爾胡特窣堵波中，我們可以看到浮雕佛傳故事是以菩提樹、法輪、寶座、足跡、傘蓋等象徵物來喻示佛陀的存在，佛陀呼之欲出。在公元1世紀前後，印度出現了佛像，“如來是身不可造作”的禁忌終被打破，以此對佛的表現成為佛教藝術最為重要的形式。

阿育王時期至公元前1世紀的二百餘年裏，佛教傳至西亞、中亞、東南亞和南亞的諸多地區，佛教成為世界性宗教。兩漢之際，印度佛教開始影響中國，相隨而來的還有佛教造像。

漢魏西晉的中國早期佛教藝術表現的主要形象就是佛陀。同期或可視為中國佛教藝術的肇始階段，造像遺迹主要分佈在長江沿線區域。已有資料顯示，這一時期的佛像多出自墓葬，並且多依附於明器，內容涉及崖墓門楣、搖錢樹、銅鏡、魂瓶等。當然，為世人崇拜、供奉意義的獨立佛像在當時與其說是佛像，毋寧說是外來的神仙像。導致這一現狀的原因當與佛教對本體認識的圓融闡述有關，佛教的“五蘊”、“十二因緣”及“因果報應”等思想是對中國哲學未涉及的人之本原問題的補充。因此佛陀在被引入中土的很長一段時間也被視為“來世”的救世主。約在3世紀中期，以佛像夔鳳鏡為代表的南方佛教藝術，以民間交往的方式開始輸往日本，開啟了中國佛教藝術跨海東傳的序幕。

東晉南北朝是中國佛教藝術走向成熟的時期。這一時期，佛教不只是圓說了人的本原問題，更重要的是為人生制定了最高理想——涅槃，倡導自我修行或菩薩行（普度眾生）。而後的西晉，隨着人們對佛教義理認識的提高，佛像也由隨葬器轉而成為受人頂禮膜拜的神。與此同時，對外來佛教造像的民族化變革也隨即展開，之前的外來佛像樣式也被賦予了漢民族文化色彩，這突出反映在戴逵、戴顒父子對佛像的變革改造，創立的“二戴像制”成為後世造像的楷模。

東晉、十六國時期，漢地佛教及佛教造像開始通過官方渠道向朝鮮半島輸出。時高句麗小獸林王（371～384年在位）於372年接受前秦苻堅遣送來的佛像經文，這一事件被視為海東傳入佛教之始。稍後384年百濟枕流王（第15位百濟國王，384～385年在位）接受東晉高僧摩羅難陀正式傳來的佛法。

經過東晉佛教藝術的發展，南北朝時期是漢地佛教藝術走向成熟的時期，現存漢地著名的石窟寺造像大多是在南北朝時期得到大規模的開鑿。無論是經變畫或立體塑像均呈現空前的繁榮。同期地緣政治的複雜性，對佛教造像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客觀導致這一階段佛像風格樣式多樣化的呈現，其中一些造像樣式直接影響到後世歷代的造像表現，並波及朝鮮半島和日本。

日本正式接受佛教是在欽明七年（538），當時攝政的聖德太子（573～621）接受了百濟聖明王進獻的佛像、佛經，並重用梁朝歸化人（中韓移民）後裔，雕刻家鞍首止利主持法隆寺主像的雕造。同期日本佛教藝術間接或直接地受到來自中國南北朝的影響，中國風格的瓦屋頂寺院建築及南北朝時期的造像樣式均被悉數移植，因此佛教也被視為日本由草莽文明進入國家政體發展精緻文明的重要動力。

隋唐是中國佛教在南北朝佛學流派的基礎上，創立自己宗派走向鼎盛的時期，直至佛教藝術表現也達到了歷史的最高峰。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削弱了前期造像的地域差異，國人在外來樣式如何民族化的問題上實踐出較為成熟的表達方式，並將這一經驗繼續輸往朝鮮和日本。7世紀中土佛教已取代印度，成為世界佛教發展最為昌盛的地區。

唐以後，之前創立的八大宗派中最富生命力並得以延續的似唯有禪宗。禪宗主張“自性自修”，捨棄了佛、法、僧三寶，打破了對偶像的崇拜。由此傳統佛教藝術表現經、律、論的宗旨也被瓦解。宋代雖有四川大足造像的經典表現，但也只是前期部分宗派延續的產物。總體來看，唐以後中國佛教藝術已呈現衰頹之勢。元代統治者推行藏密是為佛教振興注入的強心劑，但同唐代印度密教一樣均因其與中國傳統思想差距太大而迅速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