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佛教藝術的發展》（8）

（7）炳靈寺唐窟造像

圖3-1-51一佛二弟子北石窟寺第222窟唐甘肅省慶陽市永靖炳靈寺石窟以第169窟紀年題記，確立了其在十六國時期石窟造像風格的標尺地位。北魏時期炳靈寺開鑿石窟8個，摩崖龕30個，造像風格特徵基本與麥積山同步，所不同的是窟內正壁主尊較多出現的釋迦多寶二佛並置，體現了《法華經》在該地的風行。西魏至隋，炳靈寺窟龕開鑿不盛，僅存北周第6窟（圖3-1-52）、134窟和隋第8、82窟，成為由北魏向唐代造像的過渡。

唐代是炳靈寺開窟造像的高峰，開鑿窟龕達134個，占窟龕總數三分之二以上，造像藝術卻未體現出同時代的最高水平。由初唐至唐末開鑿不斷，依照風格演變，大致可將其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窟龕約開造於高宗儀鳳至玄宗開元以前（676～713），這也是炳靈寺窟龕開造數量最多的時期。其中多為摩崖龕像，所開石窟不多，規模卻較大。窟龕內的造像組合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等。依據題記及圖像，主尊有彌勒佛、阿彌陀佛、觀音等。佛多着敷搭雙肩下垂式佛衣，左手撫膝，右手托缽。菩薩多下着長裙，上身袒露，飾項圈、臂釧，女性特徵刻畫明確，身軀曲線呈“S”形。這一時期代表窟龕有第4（圖3-1-53）、91、92、145、168窟及第49～58窟等。

第二階段窟龕約開造於玄宗開元、天寶年間（713～755）。造像組合、佛衣及菩薩着裝均與前一階段相近，不同的是造像在形神表現上不及前階段那麼生動，對菩薩軀體曲線的表現已趨減少，體態較為僵硬，神情淡漠缺乏活力。代表石窟如第138、139、154、155窟等。

圖3-1-52菩薩像炳靈寺第6窟北周甘肅省永靖縣圖3-1-53菩薩像炳靈寺第4窟唐甘肅省永靖縣天寶十四年（755）安祿山起亂，炳靈寺隨着隴右的失陷，而落入吐蕃管轄。由此至唐末是炳靈寺的第三階段。由於受到戰亂的影響，同期炳靈寺窟龕開鑿進一步減少，造像組合和服飾特徵上一如前期，只是形象表現的藝術性進一步衰退。代表石窟有第11、13、24等窟。

（8）佛教東漸的重地——陝西地區唐窟造像陝西自秦漢之際，確立了其在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位。隨着北方絲綢之路的開通，長安以其始發地的特殊地理位置，成為佛教東漸的重地。三國時期，漢地僧人朱士行於魏甘露五年（260）發跡雍州（今西安市西北），開漢僧西行求法之先。西晉竺法護、聶承遠、帛法祖等於長安建寺傳法。十六國時期道安於前秦建元十五年（379）入住長安五重寺，擁有僧眾數千。道安對中國僧團的建立、佛經的翻譯、經錄的編撰、僧尼規範的制定，有着諸多開創性的貢獻。後秦弘始三年（401）隨着鳩摩羅什的到來，長安進入其佛教發展的又一高峰，佛教組織由流於民間轉為由國家管理。後秦首創僧尼最高管理機構“僧正”，羅什所譯經典也成為中國佛教創宗立說的重要依據。

陝西地區南北朝以前的佛寺及造像均不見留存。北朝時期，北方石窟開造的中心先後在雲岡和龍門，長安舊有的能工巧匠，也大多應徵被調入京城。同期陝西地開鑿的石窟主要分佈在長安以北彬縣、宜君、黃陵、甘泉、安塞一線，窟龕規模較小，進深大多在1米左右，造像組合多為一佛二菩薩，其中也雜合有佛道並存及民間藝術等表現形式，體現出遠離政治中心的民間佛教信仰的地域特色。

隋唐之際，長安再度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陝西佛教也隨之趨盛。隋代石窟開造結束了北朝時期以小型造像為主的階段，一些頗具規模，具有皇家風範的窟龕得以出現，如造於大業四年（608）富縣石泓寺第1窟及佳縣玉泉寺石窟等。陝西唐窟主要有彬縣大佛寺石窟、麟游慈善寺石窟及耀縣藥王山摩崖造像等十餘處，大多位於渭河以北的陝西中部地區。

絲綢之路由長安出發，在陝西境內有南、北兩道，分別途經鳳翔和彬縣，彬縣為北道必經之地。大佛寺石窟即位於彬縣西部涇河岸邊，現有造像窟龕約20個，唐代開鑿的石窟主要有大佛洞、千佛洞及羅漢洞等。大佛洞位於大佛寺石窟群中心位置，石窟有甬道，長約17米，寬2米，開明窗和門，窟內平面呈馬蹄形，長約18米、寬35米、高31米。正壁造一坐佛，兩側壁各一身脅侍菩薩，主尊高約18米，結跏趺坐，左手撫膝，右手施無畏印，內衣為僧祇支，系博帶，外披敷搭雙肩下垂式佛衣，頂作螺發。身後浮雕項光和背光，背光中浮雕七佛及伎樂天和飛天。在背光左側留有“大唐貞觀二年（628）十一月十三日造”紀年題記（圖3-1-54）。

位於大佛洞東側的千佛洞，為一中心方柱窟，敞開式的窟門被兩身立柱分隔形成三個入口。窟深約12米、寬11米、高3.7米，像龕分佈在中心柱正壁兩側壁，及窟內左、右側壁上。由唐至明開龕共計80餘個。

千佛洞也是大佛寺石窟群中留有較多唐代紀年題記的石窟，較早的一側題記為中心柱西壁高宗咸亨二年（671），較遲的一側為代宗大曆二年（767），共計十四則。多數龕像主要集中在武周長壽至長安近十年時間內完成，施主身份有皇親宗室、地方官吏等。造像題材有彌勒、釋迦、地藏、觀音、勢至等，其中立姿菩薩體態呈S形扭曲幅度較大。

羅漢洞是由各自獨立的縱長方形洞與馬蹄形洞擊穿相連而成，約造於盛唐至中唐時期。石窟有東、西兩個入口。西側馬蹄形洞，深約6.5米、寬6米、高3.8米。正壁為一鋪九身像，主尊結跏趺坐，禪定印，着通肩衣，兩側分別侍立二菩薩、二弟子、二天王、二力士。西壁為兩身立姿觀音像，造型相似，束高髻，上身裸，下着長裙，以帔帛纏身，飾項圈、臂釧，左手下垂持凈瓶，右手上舉持楊枝。菩薩身軀微作扭曲，動態已不似千佛洞那樣誇張。西入口門道西壁置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七尊像。門道東壁置三立佛，前壁東側造文殊菩薩騎獅像一龕，一旁刊刻有一則紀年題記，大意為大曆十二年（777）五月王楚寶造文殊師利菩薩一軀。

圖3-1-54陝西彬縣大佛寺大佛唐貞觀二年（628）陝西省彬縣東側縱長方形洞，深約9米、寬1.7米、高3.8米，東壁開五龕，兩龕為一鋪三身像，一佛二菩薩組合，一龕為一鋪五身像，一佛二弟子二菩薩組合，另有單身觀音立像和單身立佛像龕各一。正壁造立佛一身，西壁開兩龕均為一鋪三身，一佛二菩薩組合，並造觀音立像一軀。

麟游縣位於彬縣以北，處於陝西境內絲綢之路南、北道之間。隋、初唐皇室夏宮九成宮就坐落於此。這裏的唐代石窟寺有慈善寺、石鼓峽、麟溪橋等，其中以慈善寺石窟規模較大。

慈善寺石窟位於麟游漆水河邊，由北至南現存三窟，最南端石窟是未完成窟，無造像。第1窟即北窟，平面呈馬蹄形，穹隆頂，高約7米、寬7米、深5.5米。窟造三坐佛，分置於正壁及兩側壁。三佛均結跏趺坐，正壁主尊着敷搭雙肩下垂式佛衣，左手撫膝，右手上舉，施無畏印。兩側壁坐佛均着褒衣博帶演化式佛衣，結禪定印。

第2窟為南窟，平面呈橫長方形，高約5.5米、寬4.3米、深2米。窟內正壁造立佛一身，着敷搭雙肩下垂式佛衣，佛作無紋肉髻、兩耳垂肩，左手握寶珠置於腰際，右手作說法印（圖3-1-55）。大佛無脅侍。其左右側壁下方各開有一小龕，左龕雕一佛二菩薩，右龕雕一佛二弟子。左龕主尊內着僧祇支，胸系博帶，外披敷搭雙肩下垂式佛衣，衣襞覆壇，左手撫膝，右手上舉施無畏印。兩菩薩上身裸，由右肩或左肩斜披帔帛，下着貼體短裙，戴項圈、臂釧，頭部碩大，身體健壯，身體的女性曲線未作突出處理，形體還較僵硬。右龕主尊着褒衣博帶演化式佛衣，左手置左膝，右手施無畏印，坐於仰蓮座上，左側脅侍弟子左手握凈瓶，右手上舉，右脅侍弟子雙手握缽。左右兩小龕主尊與正壁主尊風格相同，應為同一時期所造。窟內以正壁一尊及側壁兩龕主尊構成三佛形式。

第1窟和第2龕均未留有唐代紀年題記，清《麟游縣誌》卷二中有關於慈善寺石窟開鑿於唐高宗永徽四年（653）的記載。兩窟造像呈現的也是初唐風格，縣誌記載應屬可信。

距慈善寺三窟南向不遠處的河道岩壁上，存有六個唐代開鑿的造像龕。其中較大的一龕，寬約2.5米、高2.2米、深1米，龕內置一鋪五身像，為一佛二菩薩二弟子組合。主尊倚坐，着敷搭雙肩下垂式佛衣，左手撫膝，右手施無畏印，佛作無紋肉髻，跣足各踏一朵蓮花。左側脅侍菩薩呈舒相坐，右腿下垂跣足踏一蓮花，左腿上抬平放，左手執寶珠。右側脅侍菩薩頭殘，呈倚坐姿，雙足各踏一蓮花。兩側壁各雕一身弟子立像，左側年長者為迦葉，右側年少者為阿難。正壁三尊像的圖像反映，主尊為彌勒佛；左側為地藏菩薩，7、8世紀地藏菩薩的形象以舒相坐，左手執寶珠，右手與願印較為多見。右側應是彌勒菩薩，龕像約造於武周時期。

（9）陝西寺院佛教藝術

陝西地區唐代佛教藝術除石窟造像外，至今還有許多當時寺院佛教藝術留存於世，較著名的有大雁塔、法門寺地宮、慶山寺地宮，及一批原置於寺院的背屏和單體造像。

大雁塔原名慈恩寺塔，為慈恩寺遺存，建於高宗永徽三年（652），后更名為雁塔，並於塔名前冠以“大”以區別於薦福寺小雁塔。慈恩寺約建於太宗貞觀二十一年（647），玄奘西行歸國后，在此從事了較長時間的譯經活動，並創立法相宗，因其與弟子常住慈恩寺，故此宗又稱慈恩宗。

大雁塔在武周時期及五代、明幾經修葺。今最底層四面石門門楣上仍保存唐代線刻畫，內容多以表現說法圖為主。主尊為左右多身脅侍菩薩或弟子、天王所簇擁，佛多着右袒或半披式袈裟，倚坐或結跏趺坐。線條疏密有致，細勁流暢，為唐代工筆線描的佳作。《歷代名畫記》卷三《記兩京外州寺觀畫壁》載慈恩塔門壁畫有尉遲乙僧、吳道子參與制作。

法門寺北魏以前稱“阿育王寺”，隋更名“成實道場”，唐季始有“法門寺”之稱。1987年對塔基唐代地宮的發掘中，發現了大批藏品，內容包括佛指舍利、金銀器、玻璃器及瓷器等，多為懿宗、僖宗崇佛供養之物。其中四枚佛指舍利，為世界上目前僅存的佛指舍利（圖3-1-56）。

四枚佛指舍利分藏於地宮的前室、中室、后室。其中前室、中室各一枚，后室兩枚。前室佛指舍利藏於四面彩繪有兩菩薩立像的舍利塔中，中室舍利由漢白玉雙檐靈帳屏護。

圖3-1-55陝西慈善寺南窟立佛初唐陝西省麟游縣圖3-1-56鎏金菩薩唐法門寺地宮出土陝西歷史博物館藏地宮后室北壁正中的一枚舍利，所處位置最為重要，由八重寶函逐層屏護。最外層為檀香木質，銀棱盝頂，刻有彌陀凈土世界，今已嚴重朽損。第二重為鎏金四天王盝頂銀寶函，函蓋鏨有二龍祥雲圖形，函身四壁各鏨有一身天王攜侍眾像，四天王分別是北方毗沙門天王、南方毗婁博叉天王、東方提頭賴吒天王、西方毗婁勒叉天王。第三重作素麵盝頂銀函。第四重鎏金如來說法銀寶函，蓋頂飾鳥鳳紋樣，四壁分別飾坐佛、騎象普賢、騎獅文殊，戴帷帽坐佛，皆有脅侍簇擁。第五重為純金六臂觀音盝頂寶函，蓋頂飾鳳鳥、蓮紋，函蓋開口之壁鏨六臂觀音坐像，餘三面主尊均為一坐佛，四壁主尊均有侍眾。第六、七重均為金筐寶鈿珍珠鑲嵌的寶函，前者為金，後者為石質。第八重為寶珠頂純金單檐四門塔，塔身為正方形，四壁各開一龕形窗，踏座中心銀柱之上放置佛指舍利。

慶山寺地宮位於陝西臨潼，1985年的搶救性發掘，出土有金、銀、銅器百餘件，同期還出土有刊刻記年銘文的“大唐開元慶山之寺碑”及地宮甬道壁畫，為研究唐代佛教藝術的珍貴實物資料。“大唐開元慶山之寺碑”出土於地宮，內容為“上方舍利塔記”，正文計513字，刊刻於唐開元二十九年（741），這一記年明確了地宮及出土實物的創建年代。碑座四周及碑體側面，刻捲雲、牡丹紋及雙獅、奔獸造型。除此碑外，地宮中出土的石材雕刻作品及壁畫、金棺銀槨（圖3-1-57），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和藝術價值。

石質釋迦如來舍利寶帳在帳體和蓮座部位均刻有圖像，帳正面為釋迦說法圖。主尊結跏趺坐於蓮花座上，左手心向上置膝，右手作說法印，左右為二弟子攜侍眾。帳左側面為涅槃圖，釋迦仰身躺於長榻上，一旁為眾弟子。帳背面為荼毗圖，荼毗即僧人死後火葬之意。圖中描繪兩人手持火把點燃柴薪，引起熊熊大火的場面。帳右側為表現舍利供奉的場面，畫面中心亭內放置舍利棺槨，左右兩側有弟子攜眾信徒供奉參拜。寶帳頂部作重檐四挑角，刻有飛天、捲雲、銜珠鳳凰，正面額枋刊刻“釋迦如來舍利寶帳”，文字兩邊造天像，腳踩夜叉，背枋及左右側面刊刻雲紋和飛天。

地宮石門上的形象表現也較豐富，門楣上方左右各刻一身人首鳳身迦陵頻伽鳥，中間為一童子，下方中央刻雙鳳海石榴，兩側各有一鳥。門框為龍、獅、鳳及牡丹紋樣，門扉刻有二天王，手持兵器，在頭部上方有傘蓋和飛天。

慶山寺地宮在主室和甬道共發現壁畫五幅，分別位於主室正壁、兩側壁及甬道兩側壁。主室正壁壁畫，中央部位繪群山，山體兩側各繪一主二侍從立像。山左側主像內着僧祇支，胸腹部系博帶，外披褒衣雙袖垂地，右手執麈尾，頭部飾物不甚清楚，或為束髮高髻，垂寶繒，又或是頭戴巾襆頭，垂翅帶，左右脅侍形象似僧人。此組人物中的主像裝束較為怪異，若以佛教神祇視之，束髮高髻及寶繒垂肩為菩薩特徵，褒衣博帶服飾應是佛的衣着，而麈尾又是清談名士的手持物。山體右側主像與左側裝束相似，只是右手未握麈尾。左右主像或可視為頭戴襆頭，着褒衣博帶士夫裝的皇室供養人。

主室東、西兩側壁壁畫構圖相似，均由坐部樂伎和賞樂僧眾組成，所奏樂器有笛、管、簫、羯鼓、琵琶等。甬道兩側壁壁畫均為力士一尊，今造像上半身已殘，力士着長裙，身披帔帛，其中一尊攜金剛杵。

（10）佛教藝術的輝煌——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敦煌莫高窟敦煌在唐高祖武德二年（619）為唐佔有，至太宗貞觀十四年（640），其間二十餘年中央政權對敦煌的實際控制尚不穩定。待640年高昌被平定后，唐朝文化得以向敦煌滲透，直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沙州淪陷，敦煌為吐蕃佔領為止，亦有學者將這一時期劃為初唐、盛唐。莫高窟在這一百四十餘年裏是造窟最多的時期，石窟藝術發展到了歷史的最高峰。

莫高窟唐代約開造150餘洞窟。至唐代，莫高窟崖壁開龕大體形成上、中、下三層。此外，在上層以上及上層以下也開有少許洞窟。中間一層大多為隋以前開造，唐代前期洞窟多集中在上、下兩層，其中有紀年窟11個，分別是貞觀十六年（642）第220窟、上元二年（675）第386窟、垂拱二年（686）第335窟、延載二年（695）第96窟、萬歲三年（698）第123窟、聖曆元年（698）第322窟（圖3-1-58）、開元九年（721）第130窟、開元十四年（726）第41窟、天寶七年（748）第180窟、天寶八年（749）第185窟、大曆十一年（776）第148窟。

圖3-1-57金棺銀槨盛唐陝西臨潼慶山寺地宮出土第220窟內有三方紀年題記，窟內前壁門上方發願文末載“貞觀十又六年敬造奉”，北壁有“貞觀十六年發次王寅奉為天雲寺律師道弘法師”，甬道南壁有後唐同光三年（925）翟奉達題寫的《檢家譜》。此外，在正壁龕下，墨書“翟家窟”三個大字，此窟為敦煌望族翟通所造，五代時的題記由翟通第19代孫、天文學家翟奉達博士重修所題。

第386窟的紀年位於南壁唐代較晚的壁畫層下，墨書“上元二年七月十一日繪記”。第335窟垂拱二年發願文題記位於窟內前壁上方。另正壁龕外左側還有一則長安二年（702）發願題記。第332窟即《李君莫高窟佛龕碑》所在窟，碑文所記該窟為李達、李克讓父子功德，竣工於武周聖曆元年，石窟始建時間應更早。

第96窟（北大像），據《莫高窟記》，該窟於延載二年由靈隱禪師與居士陰祖創建。第130窟（南大像），《莫高窟記》載，“開元中僧處諺與鄉人馬思忠等造南大像，高一百廿尺”，《瓜沙史事系年》載，“開元九年僧處諺與鄉人馬思忠等發心造南大像彌勒高一百廿尺”，明確了大像開造時間及主尊身份。

除上述有明確紀年的石窟外，尚有一些依據供養人題記和發願文作以推斷年代的洞窟，如第431窟貞觀二十二年（648），第323窟永昌初（689）前後，第217窟神龍年間（705～706），第41窟開元十四年（726），第180窟天寶七年（748），第185窟天寶八年（749）。石窟形制大致分為方形覆斗頂窟、中心柱窟和大像窟三種。方形覆斗頂窟為唐前期莫高窟的常見形式，石窟一般分前、后室，前室為橫長方形，后室作方形。窟內開龕延續隋正壁開一龕的形式，並由淺敞口龕演變為深敞口龕，如第51、71、45窟。這類大龕龕內地面，初唐多沿襲隋代形式，即與后室地面等高，之後出現在龕內及龕外兩側設方台，塑像置於台上。中心柱窟的形制多遵循前代，部分洞窟的中心方柱背面開龕造涅槃像，如第332窟，為新造像因素。此外，唐代莫高窟還出現了大像窟，即第96窟窟頂開敞，上有木構建築為頂，正壁造摩崖大像，造像前部有木構窟檐。

塑像方面，唐代塑像多為圓雕，少有浮雕影塑。造像空間感大大增加，造像組合常見一鋪五身，一鋪七身，有一佛一弟子二菩薩，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一佛二弟子四菩薩。主尊佛多作螺發，佛衣穿着有敷搭雙肩下垂式，右袒，半披式，褒衣博帶演化式，而以敷搭雙肩下垂式最為多見。主尊中倚坐彌勒的出現有漸趨增多，體現彌勒信仰的流行，造像的形體比例接近於寫實，一改隋代頭大身小的造像特徵。以第45窟為例，二脅侍弟子分別為左側，年長者迦葉，右側年少者阿難，成為唐窟脅侍弟子的固定模式。對菩薩的表現也達到了莫高窟的最高峰，該窟中的彩塑菩薩塑像堪稱莫高窟同類造像中的精品，菩薩束高髻，上身裸，帔帛由左肩斜披向右下方，戴項圈、臂釧，下着長裙跣足立於仰蓮座上，身體呈“S”形，女性特徵的刻畫較為含蓄，儀態端莊典雅，神情靜穆，加之莫高窟塑像上完好的色彩表現，使得肌體及服飾均極富質感。天王進入脅侍行列，在莫高窟也發生在唐代造像中，較早的見第334窟。第45窟二天王立於二脅侍菩薩外側。髮髻高聳，身披甲胄，一手叉腰，一手握兵器，腳踏夜叉。其神情的張揚與其他諸像的靜謐形成強烈的對比。

摩崖大像及涅槃大像也是莫高窟唐代造像的新形式，第96、130窟內均塑倚坐彌勒像一尊，“北大像”高33米，“南大像”高26米。北大像幾經後世重塑，除頭部外，原貌多已不存。南大像除右手為重修，舊貌得以保存。涅槃塑像在莫高窟較早見第332窟中心柱後壁，第148窟則為涅槃窟，該窟為李大賓建於大曆十一年，涅槃像長達16米，右脅而卧，圍繞釋迦有七十二脅侍，有弟子菩薩及天龍八部。這也是莫高窟唐代規模最大的群像。佛傳故事中，將佛生平的經歷大致歸為“樹下誕生”、“降服眾魔”、“樹下成道”、“釋迦涅槃”幾個階段，圍繞佛“涅槃”之後的故事還有“遺體纏布”、“遺體搬運”、“入棺”、“荼毗”、“舍利入城”、“守護舍利”、“舍利之爭”、“分舍利”、“搬運舍利”、“起塔”等。

圖3-1-58佛敦煌莫高窟第322窟西龕內初唐甘肅省敦煌市犍陀羅地區上述圍繞佛從降生至涅槃直至被人們築塔供養的系列圖像表現中，對涅槃圖尤為重視，這也是信徒對釋迦達到禪定最高位滅盡定的推崇所致。佛經中對佛的卧姿有明確表述，床座應朝北，佛陀右脅着床，累足而卧，釋迦北首橫卧，其頭朝向世界的中心須彌山方向。佛涅槃右脅而卧取“獅子卧”法，以示佛祖守正念、正心。

壁畫方面，由於莫高窟唐代塑像多為圓雕，脫出對牆壁的依附，這為正壁及一龕三壁的壁畫表現增加了空間。同時唐代經變畫也在隋代基礎上發展成熟，產生出諸多一部經一壁畫的經變畫巨制。唐代壁畫的一個鮮明特徵是以大幅畫面突出主題，主尊多被置於畫面中心位置。再就是密教造像於初唐進入莫高窟，也尤為值得關注。

由壁畫在窟內的分佈狀況看，正壁主龕內頂多作說法圖及經變畫，龕內三壁題材有菩薩、弟子立像及各種經變畫。經變內容有維摩詰經變、勞度叉斗聖變等。龕外兩側壁題材有菩薩、弟子、千佛、文殊變、普賢變等。窟頂表現內容最為常見的是千佛，個別洞窟繪說法圖、經變畫。四壁中，東壁常見的是不同主題的說法圖，亦有少數通壁繪千佛、經變畫，再有將菩薩、天王、七佛、千佛等題材作不同組合的構圖形式，其中東壁經變畫中又以維摩詰經變較為多見。

南北兩側壁，說法圖由隋代位於兩壁上層變為位居中央的一壁畫，取南北對稱式構圖，四周繪千佛。同類構圖還見於對千佛及大型經變畫的表現，涉及經變內容有：阿彌陀經變、法華經變、觀無量經變、彌勒經變、維摩詰經變、東方藥師經變、涅槃變等。其中《阿彌陀經變》表現數量最多，約28壁，反映出彌陀凈土信仰的興盛。這類經變畫圖像通常的程式為圖中心位置為阿彌陀佛，結跏趺坐於池中蓮台中，左右脅侍觀音和勢至，四周簇擁諸多菩薩，池中有蓮花盛開，並有化生童子由蓮中躍出，池前有雕欄平台，上有樂隊和舞伎，兩側設殿堂、樓閣。在上述形象之外穿插孔雀、仙鶴、共命鳥及彩雲、樂器等，創造出一個美好、祥和的凈土世界。

《法華經變》在唐窟中的數量僅次《阿彌陀經變》，約20壁。此類經變畫以《妙法蓮華經》二十八品為依據，在隋代以第420窟為代表已發展成為頗具規模的表現形式。唐代《法華經變》多將佛及《序品》設定在畫面中心位置，其他各品故事環繞四周。

《觀無量壽經》變相為唐代新出現的經變畫內容，約出現17壁，其較為固定的圖式為：畫幅中部繪西方凈土，兩側以立軸畫的形式分別繪《未生怨》和《十六觀》。

《彌勒經變》在前代多表現《彌勒上生經》，彌勒呈菩薩狀，戴寶冠，交腳坐於兜率天宮。唐代出現倚坐彌勒菩薩和倚坐彌勒佛，後者是依據《彌勒下生成佛經》，並有許多《彌勒經變》將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和彌勒下生成佛，以上、下兩部分的構圖形式組成一壁畫。

《東方藥師經變》約出現有6壁，依據《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及《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而作。前者經變畫中心位置着重強調的七身藥師佛立於寶池中的平台上，兩側繪有十二夜叉、阿修羅，上方飾以彩幡，下方有燈樓、立燈樹及樂舞場面。以後一部經為依據的經變畫，其中心位置的凈土變相與其他經變畫相似，只是在主體畫面兩側分別繪有藥師經中《十二大願》及《九橫死》。

除經變畫外，莫高窟在武周時期出現一些表現佛教史跡和戒律的壁畫作品，以第323窟為例，表現的所謂佛教史跡有：釋迦晒衣、阿育王拜塔、張騫西行求佛、康僧會江東傳法、吳淞口石佛浮江、楊都高悝得金人等。圖像所繪事件中，不乏虛構成分。同窟東壁門兩側壁對佛教戒律予以圖示。

吐蕃時期的敦煌莫高窟

棲身於青藏高原的吐蕃民族，於8世紀後期迅速崛起，對李唐王朝構成威脅，雙方圍繞領土爭戰幾十年。代宗廣德元年（763）吐蕃軍隊一度攻佔長安，由東向兩征伐，隴右沿線各州郡陷落，並於代宗大曆二年（767）發起對敦煌的進攻，雙方戰爭持續十餘年，至781年敦煌失陷。敦煌被吐蕃佔領時期，敦煌所在沙州受瓜州節制，原敦煌縣下屬13個鄉改編為13個部落，實行軍政合一的建制，所有僧尼組成僧尼部落。至宣宗大中二年（848），經歷67年之後，敦煌復歸唐中央政權。吐蕃佔據莫高窟約當中唐時期。

莫高窟營建因戰爭一度中止近二十年，至787年以後漸趨復蘇。起初大多是對戰前未完工洞窟進行補修和重修，這類“開鑿有人，圖素未就”的唐前期遺留窟，經吐蕃時期完工約40多座。除此之外吐蕃時期莫高窟新建石窟約50多個，其中紀年窟兩個，分別是第365和231窟。

第365窟又稱七佛堂，832年至834年間由敦煌地區最高僧官都教授洪辯所建。洪辯於大中五年（851）被唐王朝封為“河西都僧統”。《大蕃沙州釋門教授和尚洪辯修功德記》載洪辯：“開七佛藥師之堂，建法華無垢之塔。”今第365窟上下分別緊鄰第366窟和第16窟，三窟應為一體工程，俗稱“三層樓”。依照造窟的一般規律，開造時間上，上層第366窟最早，第365窟次之，第16窟最晚。第231窟原碑《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陰處士公修功德記》，今已不存，敦煌遺書中錄有此文，建窟時間在839年。

吐蕃時期石窟主要分佈於南區中部下層及南、北大像之間三層造像之中。石窟形制約為三種，一種為方形覆斗頂窟，此類形制石窟數量最多，有前後室，主室正壁開敞口龕，多延續前期造制，少數主龕出現盝頂。另一種為涅槃窟，平面作橫長方形，盝頂，正壁下設佛床，上置卧佛。第三種為隧道窟，正壁前設佛壇，佛壇后正壁開隧道，供信徒旋繞禮佛。

塑像方面，吐蕃時期的彩塑在組合形式方面多繼承前期遺制，有一鋪五身、七身、九身組合，主尊多為倚坐彌勒或藥師佛。唐前期出現的大型涅槃造像及密教題材造像，在吐蕃時期再度出現，如第158窟，規模與第148窟相近，只是卧佛侍眾均改由壁畫方式表現。佛多作螺發，褒衣博帶、敷搭雙肩下垂仍是常見的佛衣。

菩薩造型由前期形體呈“S”形轉變為直立而少有曲線變化。此為吐蕃時期風格，在面相、肌膚及飾物等表現上變化不大。

窟內壁畫分佈，正壁大龕內，龕頂多繪說法圖、飛天或華蓋。約在唐文宗開成（836～840）以後，龕頂壁畫出現瑞像圖，數量近40鋪。佛教起初不用偶像，只以佛之舍利、佛發等象徵物供養。最早的佛像相傳為優填王所造，因其像圓滿，故稱瑞像，這些由佛教傳說故事而來的佛像統稱為瑞像。莫高窟這一時期出現的瑞像許多留有榜題，如“中天竺波羅奈國鹿野苑中瑞像”、“中天竺摩伽陀放光瑞像”、“天竺國白銀彌勒像”等，造像被有序地排列於龕頂。龕壁同前期，多繪脅侍弟子、菩薩，新出現天王像，同期龕壁開始流行故事屏風畫，內容與塑像互為關聯。龕外兩側對稱繪地藏、觀音、藥師佛、盧舍那各一身。再就是左右對稱各繪文殊、普賢菩薩各一身，窟頂仍以千佛為主，同期千佛中增加了持葯缽的東方藥師佛形象。

兩側壁多有上、下兩層，上層繪二或三鋪內容不同的經變畫，兩壁對稱構圖，故事畫一般仍繪於經變畫兩側。下層作屏風畫或供養人像，屏風畫內容多附屬於上層經變故事。亦有少數表現本生故事或佛傳故事。

在新出現的經變畫中《楞伽經變》數量最多，為十一鋪。達摩時代起就以大乘有宗的《楞伽經》作為禪宗印心，達摩因此有“楞伽師”之稱。莫高窟出現的這類經變畫是依據北魏菩提留支譯《入楞伽經》十卷，或唐實叉難陀譯《大乘入楞伽經》七卷變相。

《天請問經變》約出現九鋪，這是依據玄奘譯《天請問經》而作的變相。壁畫多附有榜題，以問答的方式表述對社會道德倫理的認知，如“世尊告曰：少欲最安樂，知足大富貴，持戒恆端嚴，破戒常醜陋”，“天復請曰：誰能覆世間，世間誰所得；誰令舍親愛，誰覆障生天；誰非火所燒，風亦不能碎；誰非水所爛，誰能持世間”。

《金剛經變》約七鋪，主要依據後秦鳩摩羅什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譯本，畫面反映佛在給孤獨園法會和須菩提問道變相，藉以闡述如何以“般若”斷去煩惱。

《報恩經變》約出現六鋪，依據《大方便佛報恩經》變相，重在宣揚與儒家一致的忠孝思想。在同期經變畫中最富藝術表現力，畫面居中為《序品》，表現佛說法場面，佛在王舍城耆闍山中與比丘、菩薩、欲界諸天、八部護法等法會場面。其下方有沙門阿難與身背老母乞食的婆羅門子對話，時阿難入王舍城乞食，於城中見一婆羅門子背負老母行乞，若得好食，奉於母，若得惡食，自食之，阿難心生歡喜，偈贊此人。一外道出家人對阿難說，釋迦實是惡人，當年逾城出走，令其父王深陷悲痛，為不孝之舉。阿難疑惑問及釋迦，佛法之中，有否孝養父母之說，佛祖熙怡微笑，仍為大眾講述《大方便佛報恩經》。此為《序品》主要內容，也是全部經變畫的點題之作。

畫面四角由《惡友品》《孝養品》《論議品》《親近品》四個故事組成，每品都通過數幅配有榜題的連環畫予以表述。

《惡友品》講述波羅奈國太子為使眾生解除衣食之苦，歷經艱辛求得摩尼如意寶珠，惡友出於嫉妒，將太子雙目刺傷丟於荒野中，寶珠亦被藏匿，后太子受到幫助，雙目復明，勸導惡友，復得寶珠，成其一生大願。

《孝養品》講述波羅奈國王被叛臣所殺，其第三子偕夫人、兒子出逃，途中斷食，兒子自願割肉以救父母之命，此舉感動帝釋天，而助其一家扭轉逆境，擊潰叛軍。

《論議品》取自該品波羅奈國鹿女的故事，母鹿產一女為仙人撫養，波羅奈國王鍾情該女娶其為妻，鹿女孕生蓮花，國王以為不祥，后蓮花化生五百童子，勇力無窮，安邦興國。

《親近品》取自該品堅誓獅子的故事，獅子堅誓皈依佛法，其金色皮毛為獵獅垂涎，遂將其誘殺獻皮毛於國王。國王思忖接受此物行同助人為惡，遂處死獵獅，火梵獅子堅誓，取捨利，築塔供養。這些經變故事情節雖流於荒誕，卻對人倫、操守有着明確的指向，棄惡向善是其一以貫之的主題。

《華嚴經變》約出現五鋪，主要表現該經七處九會。七處中，人中三處：道場、普、獨園；天上四處：忉、夜、兜、他化。九會：初會菩提道場，二會普光法堂，三會忉利天，四會夜摩夫，五會兜率天，六會他化天，七、八會普光法堂，九會給孤獨園。九會都是說法場面，以橫三縱三的形式組成。變相的下方繪華嚴莊嚴世界海，海中有須彌山、田地、蓮花，海邊繪工具、樂器、鞋帽等，為《華藏世界品》變相。

《金光明經變》約四鋪，主要依據北涼曇無讖譯本。畫面中央繪佛在耆闍崛山說法場面，兩側立軸形式各繪一幅變相故事。《思益梵天所問經變》僅出現一鋪為第159窟，該經有西晉竺法護及後秦鳩摩羅什兩個譯本，均四卷十八品，品名相同。該經與《楞伽經》同為禪宗所依經典。畫面主要表現思益梵天與網明菩薩以問答形式簡述佛教無出生死、無入涅槃等基本論題。在這些新出現的經變畫中，諸如《楞伽經變》《思益梵天所問經變》《天請問經變》及《華嚴經變》等，更多強調的是佛教哲學層面的概念，藝術表現形式較為單一。

張議潮時期的敦煌莫高窟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敦煌人張議潮率沙州民眾推翻吐蕃的統治，河西地區也漸趨收復。大中五年（851）張議潮遣使向唐朝獻河西圖經、戶籍，舉州歸順。同年唐王朝在河西設立歸義軍，授張議潮為節度使。實際控制地為瓜、沙二州，其家族中先後任此職的有侄張淮深、子張淮鼎、婿索勛、孫張承奉。910年前後，張承奉在敦煌建立割據王朝“西漢金山國”，在不久后與回鶻的戰爭中慘敗。張氏金山國於914年滅亡，政權轉入曹氏家族，此時距唐朝滅亡僅七年。

張氏家族控制敦煌的時期約在晚唐，由於張氏家族篤信佛教，身體力行，促使莫高窟的營建活動空前高漲。漢僧、吐蕃僧、平民，以至奴婢，只要禮敬佛法者，均可受到優待，並允許在莫高窟留下功德。時莫高窟南區崖面石窟已趨飽和，張氏家族統治時期的石窟營建，主要位於南區南北兩端，及穿插於各層之間隙中。開窟80多個，重修窟宇20多個，其中紀年窟約10個。

紀年窟中第85窟建於咸通年間（860～874），由洪辯的繼任者河兩都僧統翟法榮建造。這也是莫高窟現存經變畫最多的大窟之一，俗稱“翟家窟”。第156窟由張淮深建於咸通六年（865），窟內有經變畫二十多幅及兩幅著名的歷史人物出行圖，墨書《莫高窟記》也出自該窟。

第192窟由敦煌某社社官朱再靖攜三十餘名社人於咸通八年（867）建成，為一小窟。第12窟約建於咸通十年，由倡人索義□開建，為一大型窟，第107窟為一小窟，興建者為張氏歸義軍小吏藏子之父，及奴婢身份的喜和母女，約建於咸通十二年（871）。

第94窟，為張淮深於廣明元年（880）前後營造。該窟依張淮深職銜又稱“司徒窟”。第9窟約建於景福元年（892），窟主不詳，甬道兩壁繪有節度使索勛、司徒張承奉、瓜州刺史李弘定、沙州軍使李弘諫等供養像。第196窟由僧人何法師約建於景福二年（893），該窟又稱“何法師窟”。第138窟由張承奉母陰氏建於光化至天祐年間（898～907），第468窟約建於天祐三年（906）。

張氏家族時期，莫高窟石窟形制有三種。吐蕃時期方形敞口龕式窟仍較為流行，且為數最多；中心佛壇窟，一般開有較長的甬道，主室平面呈方形，正壁前設佛壇，正壁為背屏式直通窟頂，正壁后開隧道。再者出現少數中心龕柱式窟，主室平面呈長方形，中心方柱位於正壁，於方柱正面開龕塑像，龕內三壁畫屏風畫。

造像方面，一鋪造像組合多為七身或九身，風格大體延續吐蕃時期。造像規模除中心佛壇窟，壇上群像在尺寸上超過前期，其他龕像均趨於小型化。壁畫內容仍以經變畫為主，同期密宗圖像的大量湧現及供養人出巡圖的出現均值得關注。唐前期及吐蕃時期出現的經變畫內容仍作主要表現。此外新出現《勞度叉斗聖變》三鋪，《降魔變》二鋪，《楞嚴經變》一輔，《密嚴經變》一鋪。

《勞度叉斗聖變》依據《賢愚經·須達起精舍品》而作，描述佛教與六師外道鬥法的場面。畫幅左側為舍利弗，右側為勞度叉，中部為觀看鬥法的波斯匿王及眾臣。經文中弗舍利與勞度叉鬥法有諸多場面描寫，如勞度叉化作大樹，舍利弗則化作旋風，將樹連根拔起；勞度叉化作七寶池，舍利弗化為六牙白象，將池水吸乾等。壁畫中只對其中某一場面進行設計構划。

表現釋迦成佛道之前降服眾魔的題材，在莫高窟北魏時期，就以佛傳故事的形式表現過。張氏家族時期的《降魔變》，構圖與早期相近，人物着裝上已有很大變化，大多取自同期中原冠服。

唐代供養人像起初多被列於石窟四壁下方，繞窟一周，約至盛唐時期，供養人的地位在壁畫中逐漸重要起來，常被畫在甬道兩側，人物面朝主室正壁，以獨立寫實的畫風存在，畫幅尺寸逐漸加大，打破了前期千人一面的模式。張議潮控制敦煌后，供養人像的表現備受重視，供養人的地位及豪華生活得到誇耀，全景寫真性的出巡圖應運而生。今存第156窟南北兩壁下方的張議潮夫婦出行圖，為唐代供養人畫的傑作。

南壁出巡圖榜題寫道：“河西節度使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張議潮統軍除吐蕃收復河西一道出行圖。”北壁榜題“宋國河內郡夫人宋氏出行圖”，兩幅壁畫場面宏大，每幅作品隨行儀仗人物多達百餘。

（11）新疆南、北兩道的佛教造像7世紀以後，新疆絲路南北兩道地區的佛教藝術由現存實物遺存看，北道，以龜茲、焉耆、高昌三地較為突出；南道，鄯善佛教約消失於5世紀末，于闐佛教藝術則得以延續。

龜茲，在鳩摩羅什離開之後，該地大乘勢力漸失，唐貞觀四年（630）玄奘時期，龜茲為小乘佔據。佛教寺院與造像概況在《大唐西域記》中有所記述：“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取則印度，其習讀者，即本文矣。尚拘漸教，食雜三凈。潔清耽習元，人以功競。”建寺造像在龜茲頗具規模，其中照怙釐寺“佛像庄飾，殆越人工”。“大城西門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餘尺。於此像前，建五年一大會處，每歲秋分數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廢俗務，奉持齋戒，受經聽法，渴日忘疲。諸僧伽藍莊嚴佛像，瑩以珍寶，飾之錦綺，載諸輦輿，謂之行像，動以千數，雲集會所。常以月十五、晦日，國王、大臣謀議國事，訪及高僧，然後宣佈。”“會場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貳伽藍，庭宇顯敞，佛像工飾。僧徒肅靜，精勤匪怠，並是耆艾宿德，博學高才，遠方俊彥，慕義至止。國王、大臣、士、庶、豪右，四事供養，久而彌敬。”

唐中央政府於貞觀二十二年（648）統一龜茲，將安西都護府由高昌遷於此地，統轄龜茲、毗沙、疏勒、碎葉四鎮。並設立“四鎮都統”，為管理西域四鎮宗教事務的最高機構，任命漢僧為都僧統，龜茲大乘佛教因此再度興盛。

至開元十五年（727）慧超途經龜茲時，在其《往五天竺國傳》中記述了該地寺院的變化：“漢僧主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大雲寺主秀行，善能講說，先是京中七寶台寺僧。大雲寺上座，名明惲，大有行業，也是京中僧。此等僧，大好住持，甚有道心，樂崇□德。龍興寺主，名法海，雖是漢兒，生安西，學識人風，不殊華夏。”

約9世紀中期，漠北回鶻遭黠戛斯進攻，其中龐特勒一支退至安西，於會昌四年（844）在安西自稱可汗，建立政權。唐大中十年（856），唐宣帝下詔冊命龐特勒為可汗。唐中央政府對安西的直接控制遂告終結。回鶻人信奉佛教，未見文獻記載，卻在龜茲石窟壁畫中有所體現，龜茲佛教約在11世紀以後，因土耳其族侵入趨於終結。

受中原漢式風格影響的庫木吐拉石窟該石窟群位於庫車縣西約25公里處的確爾達格山口東崖，渭干河水流經此地。石窟群分置於谷口區和大溝區，前者散佈石窟32個，後者有洞窟80個，已編號洞窟共計112個。與克孜爾石窟相同，塑像皆毀，只有30個窟保存有較完整的壁畫。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二：“渭干河東流，折而南，凡四十餘里，經丁谷山西。山勢斗絕，上有石室五所，高丈余，深二丈許，就壁鑿佛像數十鋪，瓔珞香花，丹青斑駁。洞門西南向，中有三石楹，方徑尺，隸書焚字，鏤刻迴環，積久剝蝕，惟辨建中二年（781）字。”這也是有關庫木吐拉石窟較早的文獻記載。

庫木吐拉石窟在唐中央政府設立安西都護府之前已有一定規模，時間約在5至6世紀。谷口區以第20、21、22窟為代表，大溝區有第23、33、46等窟，同期石窟損壞嚴重，石窟形制多為中心柱窟，與克孜爾石窟相近，窟頂作穹隆形，塑像多已損毀。

早期壁畫窟頂內容大致分兩類，即蓮花伎樂天立佛組合和天象圖。第20、21、23窟頂中央繪大蓮花，第21窟作蓮花伎樂天組合，以蓮花為中心向外輻射出12條帶狀放射紋，每條紋中繪一伎樂天。第20、23窟的放射條紋間隔處繪佛和菩薩各一身。第46窟頂中心繪天象圖，有乘車日天和月天、金翅鳥、緊那羅及火天等形象。

窟內四壁壁畫多已剝蝕，兩側壁多繪佛傳圖，以連續方格畫面的形式，陳述釋迦生平事迹。第20窟左壁上下6排，每排10格，出現60幅畫面。窟內甬道右側龕內，存有龜茲石窟中唯一的塑繪組合作品，內容為降魔變。主尊為泥塑彩繪，結跏趺坐，禪定印；佛右側壁繪“魔女妶媚”，描述佛傳故事中魔王使眾魔女媚惑釋迦不成，反被佛祖以神力變為老嫗；左側壁繪“魔軍怖佛”，描述魔王帶領兵眾，施布恐怖場景威脅釋迦的故事。第46窟正壁開龕，龕上方繪聞法天人，窟門內上方繪彌勒說法圖，甬道兩側壁繪供養人像。這些早期壁畫中的人物造型、風格與克孜爾石窟類似。

龜茲為唐中央政權管轄時期，庫木吐拉石窟藝術進入第二階段。這一時期龜茲原有風格與中原漢式風格交相輝映，前者突出體現在第34、43、50、58、63等窟，後者有第11、14、15、16等窟為代表。石窟主要分佈在大溝區。

傳統的龜茲風格在唐代得以延續，中心柱窟仍是最常見的石窟形制。前期窟頂中心天象圖為本生故事取代。第63窟為保存相對完好的唐窟，原正壁主尊大立佛已無存，兩側脅侍菩薩各一身，窟頂以菱格形式繪有兩行本生故事，內容有兔王本生、睒子本生、捨身飼虎本生等。窟頂左右兩側繪千佛，兩側壁由上而下分三排，每排繪五幅佛傳圖。

第58窟正壁龕內塑像與龕外壁畫構成了一鋪完美的說法圖，正壁開大龕，龕內塑說法主尊，龕外左側繪帝釋天並妃以四十二事問佛，龕右側繪飛天，龕外上方繪八身聞法天人，場景安排宏大，繪製細膩。

中原漢式壁畫風格也融入同期石窟中，這類洞窟形制有中心柱窟和方形窟，作縱券頂。壁畫以大型經變畫為主，第11、14窟的正壁殘存有《阿彌陀經變》，畫面中央主尊為阿彌陀佛，兩側脅侍觀音、勢至，佛及菩薩上方飾華蓋，畫面下半部均已殘損。由人物組合構圖看，與敦煌前期同類題材壁畫形式相近。窟頂縱券頂中脊繪蓮花紋樣，其中第14窟於中脊兩側分別繪千佛。

第16窟為中心柱窟，左右側壁均繪有大型經變畫，左壁繪《觀無量壽佛經》變相，畫幅左右兩側以立軸畫形式分別繪《十六觀》和《未生怨》，形式亦同莫高窟。右壁繪《佛說灌頂拔除過罪生死得渡經》變相。門內上方繪涅槃經變，被德國人勒柯克盜去。這也是庫木吐拉今存唯一漢地風格的涅槃圖，畫面構圖與莫高窟吐蕃時期第158窟相似，券頂中脊作蓮花紋，兩側繪千佛。

9世紀中期，龜茲為回鶻人統治，回鶻人對佛教的崇信，由同期庫木吐拉石窟得到反映，其中也融入回鶻民族的審美特性，密宗題材也成為較多涉及的內容。回鶻在龜茲統治長達近3個世紀，現存壁畫中以回鶻時期最多，較有代表性的洞窟有第79、10、12、42、45、38等窟。

第79窟是保存較好的回鶻時期洞窟，為方形窟，穹隆頂，中央砌築佛壇，上置坐佛一身，今造像上身已毀，壇基前壁繪七身供養人像，着回鶻裝，並附龜茲文、漢文及回鶻文榜題。可辨識的漢文題記如：“童子搜阿迦”、“頡里阿斯布施城中，識智俱羅和上”、“法行律師”、“聖寺府坐律師旁信一心供養”等。窟內四壁繪千佛，右側壁下部繪“地獄變”。畫面由里而外，依次繪坐姿地藏菩薩，六身跪人，兩鬼卒捆綁兩罪人，兩鬼卒施刑鋸一罪人，這也是國內現存石窟壁畫中較早的地獄變相。

第45窟為中心柱窟，與此類似的還有第10、12等窟。窟頂多作縱券頂，紋飾承襲前一階段漢式風格，多為蓮花、祥雲及千佛。正壁開龕，亦有在側壁塑一佛二菩薩組合。窟內四壁以尊像圖為主，描繪佛及菩薩立像，並附漢文榜題，如“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大勢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釋迦牟尼”、“南無文殊師利菩薩”等。這類尊像圖少了經變畫中對場景的描述，單純地以大幅面描繪尊像。畫面的宗教震撼力得到加強。中心柱后的行道前壁繪涅槃圖，釋迦右脅而卧，四周有弟子、力士、天人環繞舉哀。

回鶻時期壁畫中人物造型沒有早期龜茲的S形扭曲，體態壯碩，自然直立，人物面相豐圓，鼻樑高直，黑眸、小嘴，應是回鶻人的體貌特徵。這一時期漢地影響仍在持續，線條表現仍是唐統治時期的技法。石窟中諸多漢文題記反映，許多石窟由漢人開鑿並由漢僧住持。

龜茲地區森木賽姆、瑪扎伯哈及克孜爾尕哈石窟龜茲地區較著名的石窟群還有森木賽姆、瑪扎伯哈及克孜爾尕哈石窟。森木賽姆石窟，位於庫車城東北約40公里的庫魯達格山口，溝谷東西兩崖壁之上，有編號石窟52座。

現存石窟中尚存留部分4、5世紀建造的石窟，如第24、26、30窟等，均為典型的龜茲風格。石窟形制常見中心柱式。方形中心柱將室內分為主室和后室，及左右行道。主室多作方形，前壁所開龕像今均已不存。

現殘存壁畫多繪於主室及行道的頂部及兩側壁，菱格紋以四方連續的形式鋪開，內填一個佛本生故事或因緣故事。可以辨識的有鸚鵡本生、兔王本生、降服魔王波旬緣、小兒以土施佛緣等，故事多取自《佛說興起行經》《六度集經》《賢愚經》等。

后室出現《涅槃經變》，是克孜爾石窟的常見形式。克孜爾《涅槃經變》首由后室或後行道後壁開始，漸趨向左右行道擴充。由於森木賽姆石窟后室右壁開有明窗，《涅槃經變》多被繪於中心柱後壁。第30窟是同類題材中保存較好的一幅，佛右脅而卧，右手托頤。佛上方繪眾多舉哀者，右側繪天人，左側為力士，弟子迦葉則跪於釋迦足旁。

約7世紀，是森木賽姆石窟開造較為興盛的時期，代表石窟有第11、41、42、43等窟。

石窟形制主要有中心柱窟和大像窟，並出現了以第42窟為代表的方形穹隆頂窟。同期中心柱窟大體如前，主室由前期的方形變為長方形，捨去了行道開設明窗的製造。佛像仍開造在中心柱正壁上，今塑像不存。壁畫與塑像融合一體的表現方式，在第48窟得到較好的體現了。圍繞已佚失的塑像，繪有頭光、身光。龕頂飾華蓋，有山嶺流泉，花木相擁。龕外兩側繪飾伎樂天。

主室及左右甬道券頂脊部多繪諸天部，如日天、月天等。由脊部向兩側，繪以菱格佛本生故事和因緣故事，第48窟則在窟頂菱格中繪坐佛，形成千佛圖。主室兩側壁以上下兩層或三層的形式繪佛傳故事。

大像窟的建造，在這一時期有突出表現，以第11、43兩窟為代表。第11窟主室正壁原有佛像，以殘存印跡看，高度應在10米以上。窟內由券頂至地面高約19米，佈局結構極具氣勢。

券頂脊部繪天人，兩側繪菱格本生故事，主室左右側壁被橫樑分隔為四層，每層橫樑上均置有佛塑像，今已不存。左右行道頂繪日天、月天等諸天部，兩側為菱格本生故事，其中獼猴王本生故事是龜茲石窟中的常見內容。故事講述菩薩轉生為獼猴王，率眾獼猴於林中嬉戲，梵授王率部下包圍並欲射殺眾猴，猴王遂引藤抓樹，利用身體為猴群創造逃亡之路，自己卻因受傷而生命垂危。猴王的義舉感動了梵授王，點化了他作為國王的職責。此外，后室仍作為表現佛涅槃的場所，後壁鑿有涅槃台。

第43窟與第11窟形制相近，在窟門內兩側繪有禮佛圖，人群由王公貴族組成，皆着龜茲服裝，由比丘引領禮佛。后室前壁下部開有一龕，內淺浮雕涅槃像，上方繪火焰，兩側繪舉哀弟子，應是荼毗場景。后室後壁還鑿有涅槃台，並於後室頂部繪飾伎樂天及十餘身坐佛。

7世紀中期以後，龜茲曾兩度為吐蕃佔領，至9世紀回鶻擊敗吐蕃，佔據龜茲建立政權。兩任政權均篤信佛教，並在森木賽姆石窟中不同程度地留下了崇佛的印跡。第4、7、40、44、45等窟可視為這一時期的產物。總體來看，政權的更替，對森木賽姆石窟風格發展並未產生重大影響。龜茲舊有的石窟文化，仍以主流的方式得到延續。

石窟形制出現許多方形套斗頂窟，券頂中心柱窟仍是最為常見的窟形。菱格因緣故事、本生故事仍是壁畫的主要表現內容，在供養人行列中新增吐蕃、回鶻民族人物形象。

第40窟較好地反映了回鶻時期壁畫的面貌。該窟作穹隆頂，由窟頂中央蓮花向外作八條帶狀放射紋，每條紋內繪一佛一菩薩立像，兩側繪有供養比丘或摩尼寶珠，窟頂的這種繪飾方式在庫木吐拉早期石窟中已有表現。只是佛的形象融入了回鶻人的形象特徵：小嘴、高鼻、黑眸、體態壯碩。窟頂下端繪菱格因緣故事。主室兩側壁上方，以連環畫的方式繪佛本生故事，下方繪大型佛本行經變畫，其中主尊等畫面主體部分多已不存，只殘留部分衣紋或手的局部。此類風格與柏孜克里克回鶻壁畫類同。窟門內側壁供養人像顯示着裝為回鶻女裝。可以看出，回鶻時期森木賽姆石窟，大體延續了龜茲舊有的表現方式，並將本民族審美方式注入其中。

瑪扎伯哈石窟位居森木賽姆石窟南約8公里克爾希村西南的山坡處，這也是龜茲地區現存狀況最為破敗的一處石窟。可辨識形制的洞窟約32個，其生成發展約略與森木賽姆石窟同時。存留部分壁畫的僅有第1、9兩窟，風格近於7世紀前後的森木賽姆石窟，其中第9窟保存相對完好，為中心柱窟，券頂脊部繪日天、火天、緊那羅等形象，兩側繪因緣故事，內容有梵志施佛納衣得授記緣、須摩持縷施佛緣、佛說法度二國王出家緣等。

該窟於左右行道及后室尚留存部分壁畫，左行道頂部繪法輪，兩側壁繪立佛及供養菩薩。右行道頂部亦繪法輪和本生故事，有鹿王本生、鸚鵡本生等。后室後壁繪立佛、前壁繪金剛護法。

克孜爾尕哈石窟位於庫車縣城西約12公里的山溝中，地處雀爾達格山南麓，現有編號洞窟52個。石窟大多興建於7至8世紀，部分洞窟開鑿更早，可上溯至6世紀。石窟形制有中心柱窟、大像窟和毗訶羅窟，其中為僧人居住用的毗訶羅窟佔總數近一半。

石窟中年代較早的有第16和第23兩窟，均為縱券頂大像窟，窟高10餘米，今佛像已不存。主室正壁尚留有造像所用的楔眼及像背、頭光、背光印跡，顯示第16窟應為立佛，第23窟為坐佛。

第16窟窟頂脊部兩側殘存斑駁的菱格因緣故事和本生故事。中心柱兩側行道頂端繪天部，可辨識的有火天、金翅鳥，往下兩側以菱格形式繪本生故事和山林草木，后室後壁下方設涅槃台，前壁中央開龕，后室頂部繪飛天。第23窟窟頂中央鑿有長方形橫格，內繪伎樂天，由頂部中脊向兩側繪因緣故事，內容有堅誓師子緣，五百雁聞佛法生天緣等。左行道頂與第16窟相似，繪金翅鳥等天部，后室頂部亦繪飛天，兩側繪本生故事。

這一時期壁畫大致呈如下規律分佈，主室券頂脊部繪諸天，脊部兩側多以菱格因緣故事表現，兩側壁多繪佛本行經變畫。兩行道頂部多繪天部，往下多見本生故事。

克孜爾尕哈7世紀前後的石窟以第11、13、14、30窟為代表，中心柱窟為主要石窟形制，中心方柱正面開龕造像，今塑像已不存。主室縱券頂中脊繪天部，兩側部繪菱格因緣故事，左右側壁繪佛本行經變畫。此外，行道壁畫分佈格局，與前期及龜茲其他石窟基本一致。

第13、14窟於左右行道外側壁出現大型方格佛本生故事畫，是為新出現的形式。內容有薩埵那太子本生、屍毗王本生等。第14窟窟門內側上方殘留彌勒說法圖。

約8世紀所開石窟以第31、32、46窟為代表，與森木賽姆石窟同期第3窟相似，縱券頂中心柱窟仍是基本形制，也出現了像第32窟一樣的方形五重套斗頂及第31窟穹隆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