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佛教藝術的發展》（7）
窟頂四坡各有主題，北坡為序品，描繪佛祖聚集諸乘弟子於靈鷲山，並講演《法華經》的盛況。西坡為《方便品》，列舉有多種成佛之道的方便法門，如四眾布施、施象隊、施駟馬寶東、施音樂舞蹈等。南坡《比喻品》，以“三車火宅”之喻，來比作三乘弟子成佛之道。畫面描繪了火起中的奢華大宅，狐狼毒蛇四處奔逃的情景，用以象徵人生如居於火宅，險夷無常。圖中長者以三車救助諸子逃離火宅，最後諸子歸集於白牛車，象徵小乘、中乘、大乘這三乘弟子的成佛之道，與逃離火宅的方法和目的是相通的，以顯眾生皆可成佛之道，最終都是歸於成佛的一乘之教。東坡為《觀音普門品》，描繪觀音菩薩化身度人的諸多場面，如觀音救度落難商隊，救度海中身處險境的乘船人等。
《維摩詰經變》有著名的《文殊師利問疾品》，表現文殊菩薩與居士維摩詰對坐辯論的情景，有第423、417、420窟等。《涅槃變》在莫高窟較早見於北周第428窟西壁北側，這是與釋迦誕生、降魔、說法相組合，以佛傳故事形式出現。隋代涅槃圖是以獨幅形式出現，見第427、280、295三窟。
涅槃像在印度約出自2世紀前後的犍陀羅地區，大藏經《增上部》在描述死者的卧法時講到，仰卧為死者卧法，左肋向下卧為愛欲者卧法，右肋向下卧為獅子卧法，佛祖釋迦涅槃為右卧，枕右手，雙目緊閉，有頭光而無身光。漢地涅槃佛的姿態呈右卧，但在雲岡如第11、35等窟也出現左卧涅槃像，與經典所述不符，哀悼佛祖的聖眾多為比丘。莫高窟第295窟的涅槃圖對此表現得極為生動，舉哀弟子環立於佛祖身後，表情刻畫鮮明，號啕欲絕，悲慟宛轉之情各異。
《彌勒上生經變》畫面表現在兜率天宮說法的彌勒菩薩，以須彌山上五間多層大殿象徵兜率天宮，彌勒菩薩交腳坐於獅子座上，左右侍立四菩薩，宮殿為三層樓閣式建築，內有天王、天女奏樂和舞蹈，兩側有菩薩說法授記。畫面為橫長條形，如第416、423等窟。《阿彌陀經變》見於第393、433窟，主體為表現列坐蓮座之上的西方三聖，中央為阿彌陀佛，兩側分別為觀音和大勢至菩薩，周圍有眾沙彌和菩薩簇擁，寶池中間有蓮花和化生童子，飛天於空中歌舞，西方凈土境界已躍然成型。
《藥師經變》是以《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為其創作母本，見第436、433等窟，主要表現藥師琉璃光佛和左右侍立的日光、月光菩薩，在三尊像的兩側跪有十二葯叉神將，主尊前方置藥師燈輪，以示遭厄運者可以得渡。藥師佛是佛國醫王，發願要解救眾生，凡是敬藥師，聞其名號者，均可不入畜生和地獄道，脫離眾生之病源和無明之頑疾。這對安撫當時人們的精神起到極大的作用。
3．唐代佛教藝術
唐王朝，由高祖武德元年（618）至哀帝天祐四年（907），此間佛教大致經歷了太宗、武則天、玄宗三代興佛的高度發展，也有高祖抑佛及武宗毀佛的打擊，雖幾度受挫，總體來看發展之盛要超過隋代。唐朝是中國佛教藝術自南北朝之後的又一高峰。法相宗、華嚴宗、凈土宗、律宗、禪宗、密宗等宗派均成於唐。唐代宗派林立，高僧輩出，經籍浩繁。唐代帝王不僅大興佛法，而且積極扶持儒家、道家，使儒、道、釋三教合一，交融並進。佛教在本土意識形態的浸潤和滋養中必然打上中國的烙印，佛教藝術終於在唐代完成了民族化和本土化的歷史劇變，呈現出中國的氣象和特質。
佛教一旦為統治者所推崇，經高速發展就會形成令當權者威懾強大的社會力量，對佛教的限制和打擊之舉也就隨之而來，北魏武帝、北周武帝滅佛都是如此。隋末彌勒信徒襲擊端門事件及陝西鳳翔、河北唐縣的武裝起義，是借彌勒出世之名而起。
唐初，統治者正是看到了佛教壯大之威脅，加之天下大定，道教的“無為”更適宜國家的休養生息，再則唐王朝統治者與道教主李耳同姓，攀附道教有利於新政權尊貴身份的顯現。唐高祖遂承襲隋煬帝限制佛教發展的政策。太史令傅奕於高祖武德年間，幾度上表斥佛，請求罷除佛教，促成高祖下令沙汰佛教，后因皇子爭位之故而未得實行。但佛、道、儒三教的輕重秩序，高祖在武德八年（625）就有詔敘：“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釋教后興，宜崇客禮。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釋宗。”崇道抑佛的政策就此形成，至太宗貞觀十一年（637）仍基本維持這一局面。但太宗貞觀三年（629）開始組織譯場，對佛教的發展在客觀上已起到了推動作用。
太宗貞觀十五年（641），初唐以來的佛道政策有了根本的改變。李世民重新解釋了對佛道二教的看法：“彼道士者，止是師習先宗，故列在前，今李家據國，李老在前，若釋家治化，則釋門居上。”這無疑已對佛教用於治國的地位，作了無上的提升，太宗還親臨弘福寺，為太穆皇后追福，並以菩薩戒弟子自居，皈依三寶，施財齋供。貞觀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首次將漢地佛像、佛經傳入藏地。貞觀十九年，於印度求法的高僧玄奘載譽回到長安，深為太宗賞識，為其組織了大規模的譯場，促成法相一宗的建立。太宗時期海內有寺3716所，所度僧尼18500餘人。
太宗之後幾任皇帝仍延續了對佛教扶持利用的政策，而將唐佛教發展推向又一高度的是武則天。她自繼位之時就明確了其崇佛抑道的方針：“釋教開革命之階，升於道教之上。”並改變了太宗以來譯場基本由玄奘一家把持的局面，于闐實叉難陀、提雲般若，印度地婆訶羅、菩提流志及漢地義凈等高僧相繼進入譯場，佛教各宗學說得以全面發展，唐代佛教也由此達到極盛。其中華嚴宗備受武則天的扶持，華嚴宗的創立者法藏，深得華嚴要領，在唐睿宗時就為皇帝門師，據說在為武后講解《華嚴經》“華藏世界品”時，大地震動，武則天下敕褒獎。由於《華嚴經》倡導“法界緣起”理論，認為一切現象均由本體而起，現象與現象之間，現象與本體之間均圓融無礙，這種“圓融無礙”可用於對人生、宇宙的觀察，也是認識的最高境界。這一學說對於擁有吸納四方萬物氣概的盛唐來說是具有現實意義的。
武則天以後，唐朝對佛教發展予以較大支持的還有玄宗皇帝。玄宗雖崇信道教，並對武則天時期舉佛抑道之策加以調整，一度對佛教給予限制，卻並未阻斷隋唐以來形成諸多宗派的繼續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密宗在開元年間興建，與玄宗的支持有關。佛教有顯宗、密宗之分，顯宗依據的是釋迦牟尼（應身佛）佛述各種經典，密宗則依據毗盧遮那佛（法身佛）所傳大法。所謂密宗，也稱密教，是印度大乘佛教發展後期的產物，是大乘佛教、印度教及印度民間信仰的混合體，以強調咒術、儀禮、俗信為其特徵，通過口誦真言咒語（語密）、手結契印（身密）、心觀佛尊（意密）三密相應而達到“即身成佛”。
中國佛教在三國時期已有經咒傳譯，但並不系統。兩晉、南北朝，對密教典籍的譯介始終未斷，而促成密法形成宗派的，則是玄宗開元年間由印度來華的善無畏、金剛智和不空，這三人被後世稱為“開元三大士”。善無畏、金剛智在印度得密法真傳先後將胎藏部、金剛部密法傳入中國，密宗基礎得以確立，后不空又奉金剛智遺命由南印度廣求密籍，回中國專志翻譯，光大密宗。玄宗、肅宗、代宗皆禮其為帝師，受其灌頂。唐朝密宗還對朝鮮和日本佛教產生影響。
安史之亂后，均田制度遭到破壞，寺院乘機擴充莊園，大規模驅使奴婢，僧尼數量也迅速上升，寺院經濟惡性膨脹，與國家利益產生衝突，至武宗會昌二年至五年（842～845），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三次大規模的毀佛事件。武帝在廢佛教書中講道：“洎於九州山原，兩京關，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居。晉、宋、齊、梁，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
對於唐代的佛教藝術而言，經初唐的休養生息，民間誦經拜佛之需日趨強盛，寺院經濟得以發展。佛教造像東起山東、西至新疆、南及四川雲南、北達山西河北的廣大地區。龍門、天龍山、北石窟寺、炳靈寺、莫高窟、山東歷城、四川廣元等處窟龕驟增，密宗、顯宗造像並存。雕塑方面，體態豐滿雍容，神態莊重、慈祥，頸部塑出兩道或三跡旋紋的佛及菩薩造型得以確立。這也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所具有開闊胸懷的形象體現。壁畫方面，隨着變文的發達，佛教各宗派開始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表達佛理，經變畫也不拘泥於某一部分經文，而多以全幅畫表現整部經文的重要內容，有法華經變、維摩詰經變、觀無量壽經變、藥師凈土變、彌勒凈土變等。同時由於佛教各宗派學說指向的差異，同一題材的經變畫，表現方式也不同，較前期要複雜許多。
在將近三個世紀的唐代歷史中，唐代佛教藝術的發展軌跡基本順應唐朝國勢而發展，初唐是唐代佛教藝術走向成熟的時代，盛唐為唐代佛教藝術的高峰。安史之亂后，唐由盛而衰。故至中、晚唐階段，佛教藝術漸次變得因襲成規，走向柔媚纖弱而委靡無力。
（1）武則天君權神授下的龍門唐窟首先叩開唐朝佛教藝術之門的是龍門石窟。龍門石窟自唐高宗時代起，開窟造像進入自南北朝以來的又一高峰。新開窟龕數以百計，主要分佈在西山和東山。西山北部主要有賓陽南北兩洞、潛溪寺、敬善寺；中部有雙窟、萬佛洞、惠簡洞，多建於高宗年間；南部有奉先寺、極南洞。東山石窟主要位於擂鼓台和萬佛溝，多建於武則天至玄宗年間。
武則天在倡導佛教的同時，也利用佛教為其當權尋找依據。時有沙門偽撰《大雲經》，描述神皇受命之事，將武則天稱作彌勒下生，其稱帝符合彌勒授記。武則天也以“越古金輪聖神皇帝”自居，對佛教的支持也是不遺餘力，支持實叉難陀、義凈、菩提流志等的譯經事業，迎請法藏為其講授新《華嚴經》，執政期間“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歲”，耗資以萬億計，國庫為之耗竭。
西山北部、中部洞窟
賓陽南洞與潛溪寺的開鑿：北魏景明初及永平中開造的賓陽三洞，除中洞在北魏孝明初基本告竣外，賓陽南北兩洞工程暫告擱淺，其工程在隋唐得到延續。南北兩洞營造在北魏的停滯應與宣武帝死後發生於宮廷的一次政變有關，時主持賓陽北洞營建的宦官劉騰捲入了這一事件。北魏為防后黨亂政，仿照漢武帝殺鉤弋夫人穩定朝政的方式，凡王妃所生男孩，一旦被列為太子，其母將被賜死。宣武帝廢除了這一制度，對胡妃並未賜死。宣武帝死後，年幼的孝明繼位，其生母胡妃被尊為太后，臨朝攝政，劉騰因曾經保護胡氏有功而受到重用。后劉騰發起宮廷政變，廢胡太後於宣殿，將其軟禁數年。劉騰死後，胡太后返政，毀其墳墓以作報復。賓陽南北兩洞工程也因受劉騰事件牽連，而中途被廢。
東魏、西魏、北齊、北周時期，洛陽地處東西兩大勢力爭鬥的前沿。楊衒之在《洛陽伽藍記序》中描述了他於東魏武定五年（547）重返洛陽時的所見：“城部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盡，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寮廓，鐘聲罕聞。”南北兩洞在此局面下，仍繼續着其荒廢的狀態。
賓陽南北兩洞在北魏遭廢棄以前，已粗具規模，兩窟窟頂在當時就已完成，與中洞一樣，皆作蓮花藻井。此外南洞兩側壁下層有未完工的十神王像，應屬北魏遺物。南洞深約9米、寬8.3米、高9米，窟內有隋大業、唐貞觀、高宗時期的紀年小龕。正壁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五身大像，由造像風格結合中洞與南洞貞觀十五年（641）《伊闕佛龕之碑》內容，一般認為南洞正壁（西壁）群像應開鑿於唐貞觀十五年。南北兩側壁居中分別開有大龕，北壁大龕高3米、寬1米，主尊為立佛，着通肩衣；南壁大龕高3.5米、寬2.5米，內置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五尊像；主尊結跏趺坐於仰蓮佛座上，佛內着僧祇支，系博帶，外披袈裟於左肩有一角被束起，這種鉤鈕式袈裟較早見於山東歷城四門塔內南面東數年間造像，山西平定開河寺隋開皇元年（581）摩崖造像也着此袈裟。至初唐，此款佛衣在龍門石窟中已較為流行。
南洞四壁今存大小佛龕計一百餘個，除部分隋龕外，多為唐龕。洞口北側有力士造像，高約2.7米，紀年銘文顯示為唐高宗永徽元年（650）駙馬劉玄意所造。
賓陽北洞是為宣武帝所做的功德，劉騰事件后營造工程中斷，除上述窟頂蓮花藻井刻於北魏，另地面蓮花圖案，及兩端刻有龍頭的門檻也應是同期遺物。正壁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五身像，及洞口內兩側二身天王應完成於初唐。南北兩側壁有唐高宗年間所造的優填王像龕，並有一些未設造像的空龕，可以看出北洞營建至唐代也未能徹底完成。
賓陽南北兩洞的正壁造像中，主尊頭部碩大豐滿，頸部出現三道旋紋等均屬唐像特徵，而對主尊及脅侍肩部的處理，仍有北魏造像注重風骨的餘風。唐代造像風格的成熟，是在高宗顯慶以後。
潛溪寺是龍門西山北部初唐開鑿的大洞窟，約開造於貞觀末至顯慶年間，石窟作穹隆頂，並刻有蓮花藻井，窟底平面呈方形，高9.7米、寬9.5米、深6.7米，正壁塑一鋪七身像，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主尊阿彌陀佛結跏趺坐於亞形壇基上，衣襞覆壇，內着僧祇支，胸腹部系帶結，外披敷搭雙肩下垂式佛衣，佛作水波紋肉髻，左手殘，右手施無畏印。脅侍中的菩薩觀音和大勢至造型十分完美，觀音左手握凈瓶，右手持蓮，冠中有立化佛；勢至左手握寶珠，右手持桃狀物。兩菩薩體態雍容豐滿，神態親切沉靜，上身着僧祇支，戴項飾，帔帛由兩肩自然下垂，下着長裙，X形穗狀瓔珞於腹前交叉穿璧。衣紋作階梯式，起伏含蓄，代表了唐代菩薩造像的最高水平。
以上圍繞主尊的脅侍群體中，較唐以前造像組合不同的是出現了天王。南北朝及隋對天王的安置多在脅侍群體之外，如麥積山北周七佛閣的天王被置於窟外前廊，莫高窟第257窟北魏窟中心柱正面，天王被置於龕外左側，莫高窟第427隋窟中天王置於前室，龍門石窟中潛溪寺較早將天王躋身於脅侍行列。
天王為佛教八部護法之一。所謂八部護法分別是天、龍、夜叉（惡鬼）、乾闥婆（樂神）、阿修羅（戰神）、迦樓羅（金翅鳥）、緊那羅（歌神）、摩睺羅迦（蟒神）。由於天眾和龍眾最顯神靈而居上首，通常合稱為天龍八部。圖像上天王通常身披鎧甲，腳穿靴。潛溪寺二身天王身穿鎧甲，服飾與賓陽北洞相似，足下踏夜叉。值得注意的是，潛溪寺石窟內壁簡潔無飾，也未鑿刻像龕，這也是龍門唐代石窟的特徵。
敬善寺石窟位於賓陽南洞下方，約造於唐高宗前期。洞口外北側刻有《敬善寺石像銘並序》，為唐宣德朗、紀室參軍事李孝倫撰，銘文顯示石窟由太宗妃紀國太妃韋氏出資興建。石窟約開鑿於唐高宗前期。
石窟為穹隆頂，中心刻蓮花，環以七身飛天。寬3.7米、深3.25米、高3.5米。洞口外上方有一方形小龕，原像已被盜，兩側各有一身飛天，窟門外兩側各一力士，再向外南北各刻一身菩薩。窟內正壁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像，並在主尊和兩側弟子之間，各刻一身體態較小的供養菩薩，弟子與菩薩之間刻有體態較小的比丘。主尊阿彌陀佛結跏趺坐於八角束腰蓮座上，作敷搭雙肩下垂式佛衣，衣襞覆壇，這種在一鋪主要造像之間，插入供養菩薩和比丘的方式，及佛坐為八角束腰蓮座，均是新出現的造像因素。此外，窟內四壁環刻有數十身菩薩，或坐或立於連梗蓮花上。由於本尊頭部、弟子迦葉及菩薩、力士均被水泥覆蓋過，造像原貌已失。敬善寺的一鋪七身造像組合形式在附近中小石窟中還有多例，有紀年的如龍朔元年（661）洛州人楊妻韓敬造阿彌陀像一龕並千佛。突出特點為除天王進入脅侍行列外，供養人也以小型塑像的方式，加入脅侍隊伍。
地處龍門西山中部的萬佛洞，北鄰雙窟，南有惠簡洞。萬佛洞是留有紀年題記的唐窟，紀年銘文刊刻在窟頂蓮花藻井之間：“大唐永隆元年（680）十一月卅日成，大監姚神表、內道場運禪師，一萬五千尊像一龕。”洞口北甬道北側，“沙門智運奉為天皇、天後、太子、諸王，敬造一萬五千尊像一龕。”洞口南甬道刻：“大唐永隆元年歲次庚辰九月三十日胡處貞敬造彌勒像五百。”
龍門瘞窟惠燈洞中的銘記顯示，惠燈姐妹十幾歲時即“事內供奉禪師尼智運”。萬佛洞內兩側題記中講到的“運禪師”及“沙門智運”，應指比丘尼智運禪師。文中“大監”為掌管宮內事物的女官官職，據《魏書·后妃傳》載“大監視二品”。萬佛洞的營造工程是在兩位女性主持下進行的，另胡處貞也與同期有五百身彌勒像的功德。
萬佛洞為平頂窟，寬約6米、深7米、高5.8米。窟門外兩側各刻一身力士，再外側南北分另刻有護法獅子一身，均被盜鑿。南側獅子上方，刻一觀音像龕，附有造像題記：“許州儀鳳寺比丘尼真智敬造觀世音菩薩一區，永隆二年（681）五月八日成。”觀音為立像，左手持凈瓶，右手持蓮，跣足立於覆蓮座上。
窟門內兩側各雕一身天王，足踏夜叉。正壁為一鋪五身像，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主尊阿彌陀佛結跏趺坐於八角束腰蓮座上，這類佛座在龍門較早見於敬善寺主尊，佛着敷搭雙肩下垂式佛衣，胸腹部系博帶，與敬善寺不同的是佛衣未覆壇基。佛頭作水波紋肉髻，眉間有白毫相，左手撫膝，右手施無畏印。二脅侍弟子着褒衣博帶式袈裟，佛左側大迦葉手握寶珠，右側阿難雙手合十，均跣足立於蓮花座上。二脅侍菩薩頭部被毀，佛左側觀音手持的凈瓶及右側勢至手中寶珠均被盜鑿。其中觀音造型與窟門外觀音像龕立像服飾及雕刻手法基本相同。不同的是窟外觀音的身姿已出現“S”形扭曲，這也是天龍山唐窟菩薩的常見形式。此外，正壁出現在弟子與菩薩之間分別刻有一身體態較小的供養菩薩。並於群像上方浮雕有五十二身坐於蓮花上的供養菩薩，這些造像因素已見於較早的敬善寺石窟。
窟頂為蓮花藻井，其外圈刊刻紀年銘文，再往外環繞八身飛天。南北壁幾乎滿刻千佛，像龕橫豎排列，規整有序，並於南北壁中間偏上的位置各刻一優填王方形像龕。兩壁千佛最下方浮雕有樂伎、舞伎形象。
雙窟為統籌規劃的南北並列二窟，約建於高宗麟德、乾封年間（664～667），二窟門外左右兩側均刻有力士一身，今南洞北側力士已不存。北洞內三壁三鋪像，正壁為一坐佛並二弟子，兩側壁均是一立佛並二菩薩，為三佛題材。窟門內左右兩側，各有一身天王。南洞正壁為一坐佛並二弟子二菩薩，主尊為倚坐彌勒佛，兩側壁滿刻千佛小龕，兩窟造像頭部多已被盜。
惠簡洞為中型洞窟，寬3.5米、深2.8米、高4.25米，為紀年窟。洞口內南側有造像題記：“大唐咸亨四年（673）十一月七日，西京法海寺僧惠暕（簡），奉為皇帝、皇后、太子、周王敬造彌勒像一龕，二菩薩、神王等，並德成就，伏願皇帝聖花無窮，殿下諸王，福延萬代。”主持惠簡洞開鑿的是長安法海寺主惠暕法師，他也參與了奉先寺的開鑿。
窟內正壁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二力士。本尊為倚坐彌勒佛，水波紋肉髻，着敷搭雙肩下垂式佛衣，雙手扶膝，坐於方形壇基。本尊及弟子阿難容貌神態與奉先寺如出一轍。佛像臉部刻畫趨於女性化。
彌勒崇拜的高峰——奉先寺、摩崖三佛龕諸窟龍門彌勒佛造像在高宗以前尚不流行，太宗時期僅在小龕中有所表現，如破窟西壁貞觀十一年（637）道國王母劉太妃造彌勒像。高宗后，隨着武則天政治勢力的擴大，龍門彌勒佛造像迅速湧現。永徽六年（655）武則天被冊封為皇后，並於顯慶五年（660）參與朝政，時“政無大小，皆與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武則天實際已取代高宗行天子之權。上元元年（674）武則天被稱為天後，離稱帝僅一步之遙。佛教也為其當權所利用，彌勒因其有上生為菩薩、下生為佛的經歷而備受武則天的重視。按彌勒經典的說法，彌勒曾承佛授記，於釋迦生前即命終，上兜率天，作候補佛位的大菩薩，等待下生成佛，來到人間接替釋迦廣度眾生。
一系列假借佛教為武則天登基造勢的舉動隨之而來。先有垂拱四年（688）她授意他人偽造多枚瑞石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還唱武媚娘”，“化佛從空來，摩頂為授記”。載初元年（689）白馬寺僧薛懷義等偽撰《大雲經》，言武則天是彌勒下生，即將以女身作天子。武則天於690年登基，長壽二年（693）薛懷義監譯新版《寶雨經》，經文中更增加了一段文字：“爾時東方有一天子，名曰‘日光’，乘五身雲來詣佛所。……佛造天曰：‘我涅槃后，最後時分，第四五百年中法欲滅時，汝於此贍部州東北摩訶支那國位居阿鞞跋致，實是菩薩，故現女身，為自在主。經於多歲，正法治化，養育眾生猶如赤子。’”如此，武則天已被塑造為彌勒下生佛。
龍門唐代彌勒造像，除已提及的雙窟南洞、咸亨四年（673）惠簡洞、永隆元年（680）胡處貞造彌勒五百軀外，在梁文雄洞、龍華寺洞、破窟、極南洞、摩崖三佛窟及東山擂鼓台中洞正壁皆有彌勒佛造像。彌勒崇拜的興盛，當與武則天的倡導有關。
奉先寺盧舍那大佛
奉先寺盧舍那大佛像龕，應是武則天的功德。此龕位於龍門西山南部山間，在龍門石窟群中規模最大，也是唐代石窟藝術的傑出代表。有關大像龕的建造，盧舍那大佛佛座北側，唐開元十年（722）：補刊的《河洛上都、龍門山之陽盧舍那像龕記》碑，對此略有介紹：“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也。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二菩薩七十尺，迦葉、阿難、金剛、神王，各高五十尺。奧以咸亨三年（672）壬申之歲四月一日，皇后武氏助脂粉錢二萬貫。奉敕檢校僧西京實際寺善道禪師、法海寺主惠暕法師、大使司農寺卿韋機、副使東面監上柱國樊玄則、支料匠李君瓚、成仁威、姚師積等，至上元二年（675）乙亥十二月卅畢功。調露元年（679）己卯八月十五日奉敕大像南置大奉先寺。”
奉先寺由高宗皇帝發起興建，並受到武則天的資助。在寬36米、進深40米的崖面上，雕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薩，南北兩側壁各造一天王、一力士，共為九身大像。主像為盧舍那佛，是三身佛中的報身佛，意為光明遍照。其佛通高17.14米，頭高4米，耳高1.9米，倚山端坐，身形偉岸，氣度高貴，神態雍容，面容豐潤，眉如新月，雙目修長。主尊盧舍那坐佛肉髻低緩作水波紋，頸部三道旋紋，着通肩衣，佛之胸部以下多已殘損。值得關注的是大佛面龐被雕刻的極具女性特徵，如肉髻處理蓬鬆，宛如女性束髮，額、鼻、嘴三庭部位較臉的寬度來看顯得較短，嘴角稚氣性的上翹，下頜尖而內收等。這種將佛女性化的處理方式，在建於673年的惠簡洞主尊身上已出現，這應是營建者惠暕法師刻意所為，意在向世人預示，武則天是為當今如來（圖3-1-47）。
在主尊佛像的兩邊，分別侍立着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和二力士。主尊右側立阿難，左側為迦葉，跣足立於束腰八角蓮座之上。兩弟子外側，分別侍立文殊和普賢菩薩，兩菩薩頭戴高寶冠，身披帔帛和瓔珞。天王、力士立像以佛左側一壁保存較好，天王身着甲胄，手托寶塔，雙足踏於夜叉；力士上身裸露飾帔帛和瓔珞，下身披裙，頸筋暴突，形神威猛。力士為金剛力士之略稱，亦為護法，級別低於天王，通常以上身袒裸，身披瓔珞帔帛，下身着短裙，全身肌腱暴起。力士作為主尊脅侍的發生時間較天王要早，南方有四川萬佛寺梁普通四年（523）康勝造像，這件背屏式造像正面，群像皆站立，為一佛、四菩薩、四弟子、二力士組合。北方龍門石窟古陽洞南北側壁底層龕像中出現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組合，時間約在正始二年（505）。
這些形象或恭敬虔誠，或端莊親切，或剛厲肅穆，或威風凜凜。整組群雕主次分明，佈局嚴謹，和諧統一，用天上之神際關係來影射人間之等級。半環狀的造像群以磅礴的氣勢向禮佛者敞開懷抱，當人們在龕像之前仰視時，頓覺被諸佛的目光所凝視着，頂禮膜拜之情油然而生。佛教傳“心”之美的妙境也正在此。
盧舍那大佛前額飽滿，慈眉善目，深邃的眼神中充滿智慧的光芒，透出對人世的關懷和愛護，嘴角微微上揚，頗有意味式的微笑使人感覺格外神秘，似乎洞悉了民間疾苦，知曉了人世命運，既顯露出超凡脫俗的寧靜和智慧，又帶有世俗的虔誠與自信。寫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宗教性與世俗性的完美結合，使此尊佛像溫和親切而又神聖高貴，既顯出男性的威嚴睿智，又充滿女性的溫婉典雅，與其說是佛國的神聖至尊，不如說是人間的完美偶像。北魏的佛教造像過於嚴肅而使人產生被拒之千里的疏離感和陌生感，五代、宋元佛像又過多地呈現世俗氣息而削弱了宗教的神聖感，唐代造像則把握住了佛陀出世和入世之間的完美瞬間，將現實與彼岸交匯的剎那凝固在永恆的佛像中。
武則天資助盧舍那大佛的興建與其扶植華嚴宗有關，此宗遵奉的根本經典為《華嚴經》。華嚴宗創始人法藏云：“按此經是毗盧遮那（盧舍那）佛法界身雲，在蓮花藏莊嚴世界海，於海印三昧內與普賢等海會聖眾，為大菩薩之所說也。凡一言一義，一品一會，皆遍十分虛空法界及一一微塵毛端剎士，盡因陀羅網微細世界，窮前後際一切劫海，及一一念具無邊劫。常說普說無有休息，惟是無盡陀羅尼力所持，非是翰墨之所能記，此乃圓滿法輪稱法界之談耳。”《華嚴經》推崇盧舍那佛，以其取代釋迦牟尼的地位，作為“法身”佛的形象出現，並將“法身”、“報身”、“化身”三位一體歸於盧舍那佛，認為這才是真正的世尊，諸佛皆成為他的化身。對盧舍那佛的圖像表現，通常會在其佛衣上刻有千佛，如雲岡第18窟主尊，奉先寺盧舍那的身份由碑記得以確認，身體卻未刻千佛。
圖3-1-47龍門石窟奉先寺盧舍那大佛唐河南省洛陽市在大像龕的北、西、南三壁，十一身大像的間隙處，高浮雕48尊立佛，為大唐內侍省高力士、楊思勖等百餘人為唐玄宗所造無量壽佛。造像記為立於北壁的《大唐內侍省功德之碑》。
極南洞位於西山最南端，洞外南壁刊刻造像題記，由殘文可知，極南洞是宰相姚崇（651～721）為悼亡母而造，完成於神龍元年（705）前後。石窟寬4米、深4米、高4.1米，窟門外南北兩壁各刻一身力士。窟內三壁環壇，壇基上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組合。主尊為倚坐彌勒佛，螺發，着通肩衣，坐於束腰覆蓮座上，二弟子跣足立於仰蓮座上。菩薩頭部損毀嚴重，上身裸，飾帔帛、瓔珞，下身着裙，身軀呈S形扭曲。這種身姿的菩薩造型，在龍門西山萬佛洞外壁永隆二年（681）真智造觀音像已出現，只是萬佛洞菩薩的性別特徵仍主要反映在臉部，身軀都未作強調。極南洞的兩身菩薩像的胸、腹、胯部位對女性特徵作了突出的刻畫。與天龍山唐菩薩造像極為相似，二天王足踏夜叉，與奉先寺天王相比，夜叉身軀增大，天王顯得較為弱小。
窟頂中心刻蓮花藻井，並繞六身飛天，環繞三壁的壇基高約60厘米，浮雕有伎樂人像。壇基正壁處為舞伎彈箜篌、琵琶樂伎，北壁壇基有彈箏、吹簫樂伎，南壁壇基為擊鼓、吹簫樂伎。
武則天於705年被迫退位，武周時代終結，唐中宗於神龍元年（705）即位，復國號唐。極南洞的開造時期，應是武則天在位的末期，龍門彌勒造像在武則天以後即告終結，極南洞已是龍門彌勒造像的尾聲，卻在造像因素上不失新意。
極南洞北臨八作司洞，兩窟開鑿時間相近。八作司洞在石窟形制、造像風格表現上均與極南洞相似，只是正壁主尊為結跏趺坐。北壁壇基立面刊刻有北宋“東京八作司石匠一十人”題記，石窟命名由此而來。《宋史·職官·將作監》記載：“東西八作司，掌京城內外繕修之事。竹木務，掌修諸路水運材植，及抽算諸河商販竹木，以給內外營造之用。”八作司洞環壇立面上所刻十身伎樂，應屬北宋八作司石匠補刻。
摩崖三佛龕是一處以彌勒為主要表現題材的大型摩崖像龕，龕像工程因故中途停止，現遺留的龕像除三尊坐佛局部完成外，多為石胚大形。
三佛龕依山體而建，龕高7.3米、寬16.9米、深8米。龕內正壁雕三坐佛，中尊為倚坐彌勒，高約6米，水波紋肉髻，着敷搭雙肩下垂式佛衣，坐於方形壇基上，衣襞覆壇，足踏蓮花。左手撫膝，右手施無畏印。兩側坐佛略矮於中尊，皆着通肩衣，結跏趺坐於方形壇基上。在三佛之間雕有一身脅侍立像，均未完工。以彌勒居中的三佛並坐像在龍門石窟中僅此一例，龕內無造像題記。以彌勒作為主尊，而以兩身坐佛為其脅侍，明顯有提升彌勒地位的意圖，這也是武則天時期最有可能實施的。有觀點認為三佛龕的開鑿緣於武則天對彌勒的推崇，而龕像的中途廢棄，是因武周政權的解體所致。
大萬五佛洞和看經寺窟的羅漢群像大萬五佛洞即東山擂鼓台中洞，因其窟楣刊刻“大萬伍佛像龕”故名。窟門外兩側各一身力士，石窟平面為橢圓形，寬約6米、深5.6米、高5.7米。穹隆頂中心刻有蓮花藻井，周圍刻童子、祥雲、金翅鳥、伎樂天等，形象地表現了佛國世界奇麗景象。正壁為一鋪三身像，主尊為善跏趺坐彌勒，着通肩衣，坐於亞形壇基上，兩側侍立菩薩。兩側壁下方刻羅漢群像25身。此外，在石窟內壁上滿刻千佛，並於相應方位刻有題榜，分別有“上方壹切諸佛”、“南方壹切諸佛”、“北方壹切諸佛”、“東方壹切諸佛”、“東南方壹切諸佛”、“西南方壹切諸佛”、“西北方壹切諸佛”。內容涉及大乘十方諸佛的信仰，只是東方、西方和下方未列其中。窟門內壁下方刻有鳩摩羅什譯《佛說阿彌陀經》及菩提流支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石窟內在正壁及兩側壁下方，環以高約1米的裝飾帶，浮雕有25身羅漢像立像，由每身羅漢身旁所刻題記可知，由壁南壁西起，羅漢依次為：“佛付摩訶迦葉第一”、“次付阿難比丘第二”、“次付末田地比丘第三”、“次付商那和修比丘第四”、“次付優波掬多比丘第五”、“次付提多迦比丘第六”、“次付彌遮迦比丘第七”、“次付佛陀難提比丘第八”、“次付佛陀密多比丘第九”、“次付脅比丘第十”、“次付富那奢比丘第十一”、“次付馬鳴菩薩第十二”、“次付毗羅比丘第十三”、“次付龍樹菩薩第十四”、“次付迦那提婆菩薩第十五”、“次付羅睺羅比丘第十六”、“次付僧伽難提比丘第十七”、“次付僧迦耶舍比丘第十八”、“次付鳩摩羅馱比丘第十九”、“次付闍夜多比丘第廿”、“次付婆修槃陀第廿一”、“次付摩奴羅比丘第廿二”、“次付夜奢比丘第廿三”、“次付鶴勒那夜奢比丘第廿四”、“次付師子比丘第廿五”。題材取自北魏曇曜譯《付法藏因緣傳》。
羅漢（阿羅漢）通常有兩種理解，一種是指聽聞佛陀言教的弟子，又稱比丘、聲聞。在石窟造像中，以佛脅侍弟子的形象出現。另一種，小乘佛教中，羅漢又是小乘佛教修正的最高果位，專指只能以無餘涅槃的方式達成自身解脫的修行者。
羅漢的觀念雖源自印度，在印度佛經中也有阿育王禮拜賓頭盧的記載，但未見雕刻或繪製羅漢的事，而羅漢信仰傳入我國，即成為佛教藝術的重要題材。中國人雕刻或繪製羅漢始自六朝，東晉戴逵、謝稚分別繪有《五天羅漢圖》和《十弟子圖》，劉宋陸探微也繪有《十弟子圖》。
中國石窟中較早的羅漢表現見於雲岡一期第18窟，脅侍菩薩上方即刻有十大弟子，《維摩詰經卷上》“弟子品”及《翻譯名義集》“十大弟子篇”第八，記十大弟子為：迦葉、舍利弗、目犍連、須菩提、富樓那、迦旃陀、阿那律、優婆離、羅睺羅、阿難。將羅漢作為佛貼身左右二脅侍，北方較早見龍門賓陽中洞正壁造像，南方有成都萬佛寺普通四年（523）康勝造像。二弟子的身份說法不一，《長阿含經》卷一、《法苑珠林》為舍利弗和目犍連，《佛說觀無量壽經》為目犍連和阿難。釋迦逝世后，相傳由弟子迦葉召集了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結集，並由阿難誦出經文，在釋迦十大弟子中兩人被尊稱為“二賢者”，迦葉和阿難通常也被作為石窟造像中釋迦的左右脅侍。
羅漢除上述組合外，南北朝時期佛教藝術已出現了十六羅漢造像形式，《宣和畫譜》記梁張僧繇繪有《十六羅漢像》，北涼道泰等譯《入大乘論》中有十六羅漢“取籌護法，住壽世界”的說法。唐代，玄奘所譯《法住經》奠定了我國羅漢信仰的基礎。大萬五佛洞中實際千佛數量不及西山萬佛洞。由於洞中刊刻文字出現武則天時期新造字，故定其為武周窟，同期羅漢信仰已漸趨普及。
看經寺窟，位於東山萬佛溝北側，也是東山規模最大的石窟，有着與大萬五千佛龕相似的羅漢群像，建窟時間約略與大萬五佛洞同時或稍後。窟門外兩側，各雕一身力士像，窟內平面呈方形，五頂，寬約11米、深11米、高9米。窟頂陰刻蓮花藻井環以四身飛天，四壁多為凈面，南、北兩壁浮雕有面積不大的小千佛及蓮花供養菩薩，或為後補。在南、東、北三壁底層有高約2米的裝飾帶，上連續浮雕有29身羅漢像，這也是我國唐代石窟造像中最為精美的羅漢群像。
29身羅漢的身份應是對禪宗29祖的寫照。29祖是佛教禪宗編寫的，釋迦之後，自迦葉至達摩的傳承序脈。《歷代法寶記》載釋迦之後29祖傳承為：迦葉、阿難、末田地、商那和修、優波掬多、提多迦、彌遮迦、佛陀難提、佛陀密多、脅比丘、富那耶奢、馬鳴、毗羅長老、龍樹、迦那提婆、羅睺羅、僧伽那提、僧伽耶舍、鳩摩羅馱、闍夜多、婆修槃陀、摩拏羅、鶴勒那、師子比丘、舍那婆斯、優婆掘、須婆密、僧迦羅叉、菩提達摩。
禪宗是中國特有的佛教宗派，視南北朝時期南印度來華的達摩為東土初祖，對“佛、法、僧”三寶不予重視，主張不立文字，見性成佛，這也是看經寺不設主尊的原因。禪宗至五祖弘忍（602～675）為朝廷承認，由弘忍在湖北黃梅東山建立的道場，稱為“東山法門”，時門徒已廣布全國，其中就有後來的六祖，即南宗領袖慧能，以及北宗領袖神秀。武周時期東山法門得到武則天的支持，神秀也應邀入京，並待以師禮。慧能則活動於嶺南一帶。安史之亂，慧能南宗一脈乘機北上，並將北宗擠垮。看經寺窟應是武周時期神秀一系建造的禪窟。
高平郡王洞與北市彩帛行凈土堂的阿彌陀佛造像高平郡王洞位於東山萬佛溝北崖，東鄰千手觀音窟，為萬佛溝規模最大的石窟。窟室呈橫長方形的三壁環壇窟，寬約9.6米、深7米、高6米，窟門外兩側各雕一身力士。窟內正壁高浮雕一鋪五尊像，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分別置於由同一連梗貫穿的五朵蓮花之上。主尊阿彌陀佛結跏趺坐，作降魔印。五尊像下方壇基上，置十佛並坐像，均結跏趺坐於仰蓮座上，作禪定印。兩側壁置上、下三排坐佛，計43尊，造型與正壁十坐佛相同，其中東側壁坐佛未完工。
窟內地面環繞壇基今存若干供放置可移動圓雕像的卯眼，計正壁9孔、兩側壁11孔、前壁4孔，石像已不存。在殘留的可移動佛座上，有兩則造像題記，其一，“大周之代高平郡王圖像尊儀，軀有數十，闕功未就，掩歸四大，自茲零露，雨灑塵沾，遂使佛日沉輝，人天福減，惟我香山寺上座慧澄法師，傷之嘆之，漸之愧之，爰征巧匠，盡取其□，飾雕翠石，煥然紫金……”其二，“大唐開元十六年（728）三月廿十日，香山寺上座比丘慧澄檢校此龕莊嚴功德記，同檢校比丘張和尚，法號義琬，刻字人常惠。”題記顯示，此窟初為武周高平郡王功德，其死後至開元十六年，由僧人慧澄續建。武周高平郡王據李嶠《授武重規司屬卿制》，可知為武氏家族的武重規。將一鋪造像置於並蒂蓮花之上的形式，在龍門唐窟中有紀年的較早見於西山清明寺窟內高宗上元二年（675）王仁恪造一佛四菩薩像龕。
北市彩帛行凈土堂，唐代在都城長安和東都洛陽分別擁有全國最大的兩個多行業彙集的市場，這就是西京市和東京市。西京市又由東市和西市組成，時東市內貨財已達二百二十行。洛陽亦有南、北市，據載，南市已有“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四壁有四百餘店，貨賄山積”。
唐代市場內已有明確的行業區別，同類經營者之間的組織為行會，並有行頭。行頭眾多，諸如米行、肉行、油行、炭行、生鐵行、大衣行、織錦行、金銀行等。龍門唐代窟龕中依據造像題記，可知其中就有行社成員的功德，如位於西山古陽洞北側始建於永昌元年（689）的“南市香行社”龕，古陽洞上方的造於天授二年（691）的“北市絲行像龕”，再就是位於古陽洞南側建於武周時期的“北市彩帛行凈土堂”。
“北市彩帛行凈土堂”刊刻於窟楣，石窟為橫長方形，深約1.7米、寬3.1米、高2.2米，平頂，正壁及兩側壁環壇，今窟內已無造像。壇基上遺留的十一個八角形凹槽，其中正壁五個，兩側壁分別為三個，應是當初擺放可移動造像的位置。正壁北側有武周延載元年（694）《王寶泰、趙玄績等造西方凈土佛龕記》題記，題記明確了窟內十一尊造像為“阿彌陀佛三鋪並侍衛”。正壁南側刊刻鳩摩羅什譯《佛說菩薩呵色慾法經》，並附發願人名單。窟門外南北側壁刻有小龕及三品九生往生圖，今存“下品上生”、“下品中生”及“下品下生”。
在中國石窟造像中，三壁三佛是經常表現的形式，組合多為三世佛或三身佛。具體辨認每尊佛的身份，若題記或圖像顯示不明確，則十分困難，這其中還有石窟造像的開鑿者，不一定完全依據佛經行事，也增加了辨識的複雜性。對凈土堂原有分置三壁的三鋪造像主尊身份的確認，就是這種情況。僅以題記字面理解，三壁主尊皆可為阿彌陀佛，即三身佛，佛經認為一切如來有三種身，即真身、應身、化身。隋代慧遠《觀無量壽經義疏》卷下講到上、中、下三品之人往生西方凈土世界時，阿彌陀佛現身的不同：“依如大經，上品之人見佛應身而來迎接，中品見化，下品夢睹，不辨化應。真身常寂，無迎接相。”
有關三佛題材的表現，南北朝時期的三世佛，由過去佛迦葉、現在佛釋迦及未來佛彌勒組成。北朝末年以後，阿彌陀佛取代過去佛，形成釋迦、彌勒、阿彌陀佛新三世佛的組合形式。據此，凈土堂中三佛如設想為以正壁主尊置阿彌陀佛，左右兩壁主尊分別為彌勒和釋迦的新三世佛組合亦可。
（2）天龍山唐窟
天龍山石窟在唐代的開造達到鼎盛，現有唐窟15個，同期石窟造像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如造像組合的增加，大量菩薩坐像的出現，菩薩立像姿態呈S形，密宗題材的表現等，其中造像的藝術性表現尤為突出，處於同期佛教造像的領先地位（圖3-1-48）。
天龍山石窟形制有三種，分別是方形覆斗頂有前後室、圓形圓頂有前後室及圓形單室。主室周圍設低壇基，多為三壁三龕或環形列像。造像組合為一鋪五身或一鋪七身，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薩及一佛二弟子四菩薩，四菩薩多以二立菩薩、二坐菩薩表現。佛像面相豐滿，作水波紋肉髻或螺發，佛衣主要有右袒式、敷搭雙肩下垂式。菩薩下着貼體長裙，束高髮髻，頸飾項圈，身披帔帛，立姿身體曲線呈S形，突出了女性形體艷麗丰姿的特徵。
在印度，菩薩為男性形象，而葯叉女立像姿態多為S形，這在桑奇大塔及阿旃陀石窟中多有表現。在中國，菩薩女性化表現屬自創，6世紀中期以前菩薩的女性特徵主要反映在臉部，身體曲線不作刻意表現。6世紀中期以後，伴隨張僧繇“面短而艷”造像風格的興起，中土佛教造像脫出“秀骨清像”模式轉而向笈多式造像回歸，佛及菩薩均卸去厚重外衣的包裹，變為衣薄貼體，注重對形體結構的刻畫。同期菩薩體態只是更趨豐滿，而未作動態曲線的誇張。天龍山唐窟菩薩女性特徵的彰顯，是對前期審美程式的突破，這也是武周盛唐時期新出現的造像因素，其造型似與印度的葯叉女有淵源關係。
（3）河南浚縣千佛洞石窟
浚縣千佛洞石窟位於河南浚縣浮丘山，與擁有北齊大佛的大伾山相距約0.5公里。山頂西、南兩側壁，分別存有唐代開鑿的兩座千佛窟，以第1、2窟加以區分。其中西壁石窟（第1窟）略大，無開創題記，四壁小龕中留有自高宗永隆元年（680）至永淳二年（683）的幾則紀年題記，所造龕像有觀音、阿彌陀佛、彌勒，多由民間僧俗為高宗和武則天祈福所為，石窟開建年代應早於永隆元年。
窟門呈圓拱形，窟內底作方形，寬約3.5米、深3米、高2.5米，穹隆頂。三鋪造像分置於正壁及左右側壁，均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組合。正壁及左側壁主尊着敷搭雙肩下垂式佛衣，佛胸腹部系博帶；右側壁主尊着通肩衣。三壁主尊結跏趺坐於仰蓮壇基上，三鋪造像頭部除左壁佛左側菩薩得以保留，余皆損毀。除三鋪造像外，窟內四壁滿刻千佛，正壁及左側壁主尊項光均環刻七佛結跏趺坐於仰蓮之上，蓮花由蓮梗相連。右側壁主尊背光中浮雕52身菩薩結跏趺坐於連梗仰蓮上。
在龍門唐窟中，以連梗仰蓮串聯菩薩的方式，較早見於高宗前期建造的敬善寺，時菩薩分置於四壁。完工於唐永隆元年的萬佛洞，這種連梗蓮花菩薩被置於正壁群像背光之外的上方，數量也為52身。浚縣千佛洞第1窟，則將52身菩薩納入佛之背光中加以表現。
第1窟三佛身份未見題記明示，一般認為正壁主尊為阿彌陀佛。其三壁三佛的形式與龍門“北市彩帛行凈土堂”類似，只是脅侍組合有所不同，前者在石窟及造像規模上更大。第1窟中脅侍菩薩的塑造也較為精美，只是多已殘損，唯左前壁一身菩薩立像保存相對完好，菩薩身體修長，胸部刻乳線，體態優雅呈S形。與極南洞菩薩表現類似，而發生時間較之要早。
第2窟為平面呈方形，寬約2米、深1.5米、高1.8米，穹隆頂。正壁設低壇基，上置一鋪七尊像，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窟內四壁鑿有小龕計44個，紀年題記最早為武周長壽二年（693），晚至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37）。龕像題材為觀世音、阿彌陀佛，不見彌勒造像，石窟開造應早於長壽二年。第2窟的建造年代應晚於第2窟。
窟內主尊結跏趺坐，衣襞覆壇，上身已損毀。菩薩身軀線條變化與第1窟相似，衣飾表現趨於簡化。四壁龕像雕塑較為粗率，藝術質量與正壁主像存在較大差距。此外在第2窟右壁出現二菩薩駕乘坐騎的形象，這應是與密宗造像相關的騎獅文殊與乘象普賢。
（4）山東理明窩唐代摩崖造像
理明窩摩崖造像位於山東東平縣斑鳩店鎮六工山西峰南麓。在一塊寬約12米、高2.2米的橫長方形岩壁上，鑿刻像8處，造像47身。由於雕刻精美、部分像龕刊刻唐代紀年題記，遂成為研究山東地區唐代佛教藝術珍貴的實物資料（圖3-1-49）。
圖3-1-48天龍山西峰第9窟彌勒大佛全景唐山西省太原市圖3-1-49東平縣理明窩第1龕第5像唐長安三年703山東省東平縣今造像所在地為唐代彌陀院舊址，岩壁下方遺存有古寺院建築遺址，其中有明正德八年（1513）重修建福寺碑記，介紹了“理明窩”的由來及寺院的沿革。“山名六工，俗呼為理明窩……昔有高僧佣錫於幽谷間，演法以覺眾生，因命名為理哉然也。”“於唐武后長安甲辰（704），有比丘尼命工就岩壁刻如來像，凡十二尊，逮懿宗咸通癸巳（873）歷百餘年，有釋僧增廣殿堂莊嚴佛像。加於舊越五季、宋遼，以及金源氏熙宗皇統（1141～1148）初又高，凡四百餘年得近山善知識郝鎮紫五人延釋明壽為住持，而寺之規制益加宏壯。由聖國入我皇明下下七百年間琳宮梵宇，罹兵燹蒙撤毀為瓦礫者何惟此寺。”石碑由省庵居士蘇宗魯撰文，石匠傅升等刊刻。在地藏殿殘壁上，留有傅升等所刻題記：“六工山古彌陀院，建福寺修蓋地藏殿……”
由上兩則題刻可知，理明窩摩崖造像建於武周四年（704），為彌陀院主要造像，寺院歷五代、北宋、金、元，建築規模不斷擴大，明季稱建福寺，並新增地藏殿。
今存岩壁造像，居中三尊像雕刻時間較早，均置於有聯珠垂帷紋龕楣的石龕中。三像大小相同背後均飾有項光，項光紋飾相同，分為內、中、外三圈，分別飾蓮瓣紋、七佛及火焰紋。三佛中主尊結跏趺坐，着敷搭雙肩下垂式佛衣，左手撫膝，右手上舉，坐於亞形壇基上。右側為倚坐佛，着敷搭雙肩下垂式佛衣，左手撫膝，右手上舉，造像正下方有六男三女九身供養人像。主尊左側佛為結跏趺坐姿，着敷搭雙肩下垂式佛衣，手殘，下方也有九身供養人像。在主尊與右側坐佛間刊刻上下兩則題記，上為“彌陀院”三字，下方為王八元長安三年（703）紀年題記，右側坐佛下方供養人處中有“大象主王八元”的題記。主尊與左側坐佛之間有紀年題記一則：“大唐長安三年清信女比丘尼王八元妹江妃敬造彌陀像一軀普為法界倉生俱時利。”左側坐佛左側及下方供養人像處均留有大程村王方的題記。
三像主尊應為阿彌陀佛，右側倚坐為彌勒佛，左側坐佛供養人似為大程村的王方，題記未明確大像身份。依照北朝末流行彌勒、阿彌陀佛、釋迦三佛組合形式，主尊左側坐佛應為釋迦。
三佛右側雕有並列坐佛四尊，造像略小於中心三佛，坐姿依次為倚坐、半跏趺坐、倚坐和結跏趺坐，其中有兩身依照坐姿可明確為彌勒佛。四尊佛像佛衣均為敷搭雙肩下垂式，手印多為左手撫膝，右手上舉，這類手印也是初唐以後佛像手印的常見形式，取代了南北朝、隋流行的無畏與願印。值得注意的是，四尊佛中，右側第一尊在佛衣的穿着及手印均與另三尊相反，且右側第二尊佛作半跏趺坐的形式也較為少見，半跏趺坐在北朝佛教造像中，多用於彌勒菩薩的造制，又稱“思惟菩薩”。
右側第一、二尊坐佛之間刻有上、下兩則題記，上方為：“大像主欒思□肯妻羅□□男冀□主合家大小，願天長地久，此像恆存，普為郡生咸登解脫利苦，開元八年（720）七月十一日記。”下方題記諸多字跡已漫漶。大像主為□元嗣妻，刊刻時間也是開元八年七月十一日。這兩則題記顯示兩尊坐佛雕造約略同時，均為開元八年，供養人各不相同。今右側一至三尊像均坐於同一方形壇基上，形成三佛並坐的局面，解讀其為彌勒三身佛似較為合理。
最右側結跏趺坐佛的右側刊刻紀年題記，時間為咸通十四年（873）二月十六日，時間已是會昌滅佛之後的晚唐。
中心三佛的左側，依次雕有四身佛像，分置四龕，規模略小於中心三佛。左側一、二龕為兩身立佛，三、四龕為兩身結跏趺坐佛。其中左一立佛已毀；左二立佛着右袒佛衣；左三佛內衣為僧祇支，系博帶，外着半披式袈裟，右手撫膝，左手殘；左四佛內衣為僧祇支，系博帶，外着敷搭雙肩下垂式佛衣，左手撫膝，右手上舉。左四坐佛左側刻有紀年題記，時間是開元八年七月十一日，供養人為□□元妻何李，刊刻時間與前敘中心三佛右側的兩則題記紀年完全相同。
依照紀年銘文，理明窩唐代摩崖造像，主要大像的完成大致經歷三個階段，即武周長安三年、玄宗開元八年及懿宗咸通十四年。其中開元以後的造像中彌勒仍成為重要表現對象，這一現象與龍門有所不同。龍門唐窟中武周時期彌勒造像極盛，而中宗繼位后，彌勒的興造即告式微，中宗以後對彌勒的大規模興建，主要出在洛陽以外的地區，如隴右炳靈寺開元十九年（731）第171龕，巴蜀地區，如海通造樂山凌雲寺的摩崖倚坐彌勒佛。理明窩彌勒院唐玄宗開元年間的彌勒三尊像，或可視為彌勒信仰在東洛之外得以延續的又一例證。
（5）山東濟南神通寺千佛崖
神通寺千佛崖位於濟南歷城柳埠鎮的東北方，窟龕開鑿在白虎山東麓南北長約65米的岩壁之上。現有編號窟龕50餘處，造像計二百餘身，造像題記43則。其中紀年題記10則，依據紀年，千佛崖開鑿於高祖武德年間（618～626），至睿宗文明元年（684）前後歷時60餘年，參與者有皇室顯貴、地方官、僧尼、平民，大致反映了該地唐代初期佛教藝術概貌。
神通寺的前身為“朗公寺”，十六國時期前秦苻堅皇始元年（351）高僧竺僧朗與僧湛、僧意東入泰山金輿谷建寺傳經。僧朗早年師從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名望甚高。前秦苻堅、後秦姚興、東晉孝武帝、後燕王慕容垂、北魏道武帝等均致書對其表示尊崇。其所居金輿谷後人又稱“朗公谷”，所建寺院稱“朗公寺”。隋文帝開皇三年（583），將朗公寺更名為神通寺。遺址分佈在南北狹長的谷地上，峽谷西側為白虎山，千佛崖就位於山腰間。
千佛崖造像主要集中於岩壁南半部，今存最早紀年龕像位於南部下方，由沙棟於高祖武德年間（618～626）開造。龕像分上中下三層，造像多已損毀，中層存留坐佛相對完好。佛結跏趺坐於仰蓮座上，手及面部殘損，內衣着僧祇支，系博帶，外披袈裟於左肩，有一角被束起，這類鉤鈕式袈裟在山東歷城四門塔內東魏造像及山西平定開河寺隋代造像中已陸續可見，至龍門初唐石窟中已趨流行。此款佛衣在神通寺千佛崖為佛裝的主要形式。
在沙棟造像龕南側的紀年龕是太宗貞觀十八年（644）僧明德造像龕，為雙佛並坐龕，均結跏趺坐，着鉤鈕式袈裟。南北朝時期常以二佛並坐來表現釋迦多寶佛，唐代這類題材較為少見，題記中只言“石像二軀”並未明確兩佛身份。
高宗顯慶二年（657）紀年龕有兩個，分別是位於山崖最南端南平長公主造像龕和位於沙棟造像龕北側的劉玄意造像龕。南平長公主系太宗三女，高宗皇帝的姐姐，劉玄意為其丈夫，時任齊州刺史。長公主造像龕雕單尊坐佛，結跏趺坐，雙手殘，佛作螺發，內着僧祇支，系博帶，外着敷搭雙肩下垂式佛衣，衣襞覆壇。劉玄意龕內雕倚坐彌勒佛一尊，佛內着僧祇支，系博帶，外披鉤鈕式袈裟，左手撫膝，右手上舉。龕外左側雕力士一身，右側雕護法獅一身，上舉左足立於方形壇基上。
高宗顯慶三年（658）紀年龕有兩個，分別是位於山崖南端與南平長公主造像龕毗鄰的僧明德造像龕和位於北端的趙王福像龕，這也是千佛崖規模較大的兩處紀年龕像。其中顯慶三年僧明德像龕，龕內雕佛像一尊，結跏趺坐，作禪定印，內着僧祇支，系博帶，外披鉤鈕式袈裟，衣襞覆壇。趙王福造像題記：“大唐顯慶三年，行青州刺史清信佛弟子趙王福，為太宗文皇帝敬造阿彌陀像一軀，願四夷順命，家國安寧，法界眾生，普登佛道。”趙王李福為唐太宗第十三子，貞觀十三年（639）封王，此龕是其任青州刺史時期內的功德。題記明確主尊為阿彌陀佛，此龕與其北側一龕緊連形成雙龕。兩龕造像相似，佛作螺發，內着僧祇支，系博帶，外披鉤鈕式袈裟，結禪定印，結跏趺坐姿，衣襞覆壇，靠北的一龕坐佛於袈裟外加披偏衫（圖3-1-50）。
高宗永淳二年（683）史同、王方等造像龕，位於趙王福雙龕之間的立柱上，為上下排列的兩個小龕，龕內均雕結跏趺坐佛身。睿宗文明元年（684）紀年龕三個，分別是位於顯慶三年僧明德像龕北側的阿奴造像龕、陶得意像龕，及位於劉玄意造像龕北側的趙旿妻羅造像龕。三龕規模較小，似多為平民所為。龕內均置單身坐佛，三佛結跏趺坐，作禪定印，着鉤鈕式袈裟。神通寺千佛崖龕像，有一龕一佛、二佛、三佛及四佛，為其造像常見組合形式，而少有同期龍門造像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的組合，造像題材有阿彌陀佛、彌勒佛等，而以表現彌陀凈土信仰為主。
（6）慶陽北石窟寺唐窟造像
甘肅慶陽北石窟寺，由北魏涇州刺史奚康生創建於北魏永平二年（509）。其中北石窟寺現存窟龕295個，唐代窟龕最多，約180個，佔總數三分之二，是為隴東唐代石窟的代表。
北石窟寺今存唐代紀年題記四則，分別是第171龕，高宗顯慶元年（656）阿彌陀佛造像；第210龕，高宗顯慶四年（659）楊大娘造阿彌陀佛像；第32窟，武周如意元年（692）涇州臨涇縣令楊元裕造阿彌陀佛像二鋪；第257窟，武周證聖元年（695）寧州豐義縣令安守筠造一佛二菩薩、迦葉、舍利弗、七佛。
圖3-1-50趙王福造像濟南神通寺千佛崖唐顯慶三年（658）唐太宗第十三子山東省濟南市由已有題記顯示，北石窟寺自唐顯慶元年至武周證聖元年近四十年間，造像題材主要為阿彌陀佛。第257窟迦葉、舍利弗應是指正壁主尊兩側脅侍弟子。此窟中還出現七佛，在我國佛教造像中，七佛較早見於北涼石塔，而將這一題材最早用於石窟表現的，就是北石窟寺北魏奚康生造第165窟。至唐代，這一題材仍在北石窟寺得到延續。除第257窟外，還有第267窟、第1窟等均是七佛窟。此外，彌勒也是北石窟寺唐窟的表現題材。
第222窟是北石窟寺今存規模最大的唐窟，高約6米、寬6.5米、深6.7米，底作方形，穹隆頂。正壁主尊為倚坐彌勒佛，兩側各有一身弟子、菩薩脅侍。左右側壁及前壁分四層開龕。小龕中造像組合有一佛二菩薩，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佛二菩薩，二佛三菩薩等，佛衣多為敷搭雙肩下垂式，衣襞覆壇，佛結跏趺坐，左手撫膝，右手上舉，或結禪定印。上層小龕脅侍弟子及菩薩身材大多較為粗短，菩薩立姿較為僵硬，為初唐風格。下層脅侍身軀修長，菩薩多呈“S”形扭曲。四層像龕，由上而下，風格演進明顯，該窟應創建於初唐，完成於盛唐。北石窟寺菩薩對衣飾刻畫自有特點，少有瓔珞等飾物，服飾概括、簡約（圖3-1-51）。
第32窟為武周年間所造，該窟為不規則形中心柱窟，由若干洞窟鑿通相連而成。縣令楊元裕所造兩鋪阿彌陀佛分別位於正壁右側和中心柱正壁，正壁為一鋪七身像，由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組成，今存左側一身力士，雖頭殘，仍不失為唐代同類題材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