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引言(3)

第6章引言(3)

僅有一次戴維斯沒有說對他的台詞，當時這兩位軍官正在一列穿越美國南部開往華盛頓的火車上。麥克阿瑟猛敲戴維斯包間的房門，他又一次拿着手槍。“我們快要到我父親獲得榮譽勳章的地方了，”麥克阿瑟告訴戴維斯，“我在陸軍、我在生活中，該做的都做了，我的參謀長任期也到點了。等我們經過田納西河大橋的時候，我要從火車上跳下去。這是我生命終結的地方，戴維斯。”

“將軍，”戴維斯回答道，“那請你快一點完事，我好回去接着睡覺。”

麥克阿瑟摔上了包間的門。第二天早晨，他為“情緒過於激動”道了歉。此後不久，他的老媽萍姬·麥克阿瑟去世了，戴維斯再也沒有聽到過他要自殺的威脅了。

但是，戴維斯中校見過的那些奇特場景跟韓戰時期頗為相關，麥克阿瑟在這場衝突的關鍵轉折點上，也展現了他個性的一些怪異之處。讀了戰爭時期他發給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數十份電報——其中大部分以前均未公開過——人們就可以感到他是一個脫離現實的人：他希望把戰場上的每一個勝利都歸功於自己，失敗卻都沒有他的過錯；他發出的每份電報都帶有附加條件，“給我提供我所要的東西，否則後果（指美軍的傷亡）由你們承擔”。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檔案對麥克阿瑟的行為做出了一種更加擊中要害的解釋：1950年11月和12月，當中國人突然入朝幾乎把他的軍隊趕出朝鮮時，他喪失的不是理智，而是膽量，軍方的一代驕子在他一直害怕的公開的失敗邊緣嚇壞了。

麥克阿瑟的反應是拚命為自己開脫。他要求參謀長聯席會議允許把戰爭急劇升級，包括封鎖和轟炸中國大陸，他想沿鴨綠江南岸即北韓和中國“滿洲”的邊界設置一道“放射性廢物帶”。在私下談話中，他還說到更加實質性的東西：對中國進行核攻擊。如果這些襲擊導致了同俄國的戰爭，那就去打好了。麥克阿瑟不想打亞洲的地面戰爭；因為同中國人海大軍的一次交鋒已經給了他必要的教訓。但是，如果真的是蘇聯人挑起了韓戰（美國情報界和外交界都一致這麼看），那麼蘇聯人就應當付出代價。對麥克阿瑟來說很不幸的是（我們將會看到），他把這些見解透露給了駐東京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外交官，這些外交官一如既往地向本國政府做了彙報。美國國家安全局按常規對這類外交電報進行了截聽破譯，並立即送給了杜魯門。麥克阿瑟曾因在公開言論中批評政府的亞洲政策，已經同總統發生齟齬；再加上現在更為嚴重的叛逆行為的直接證據，麥克阿瑟在一周之內就被杜魯門罷了官（固然出於安全和外交禮貌，杜魯門不能提及國家安全局的截聽之事）。“麥克阿瑟被解職”是當代轟動一時的政治事件，對美國公眾來說是一個令人痛苦和困惑的插曲，這一插曲破壞了美國全國的團結，致使兩年之內都未能實現和平。

然而麥克阿瑟離職時毫無悔意，他堅信自己並未做過任何超越職業軍人界限的事情。他還向他的繼任者馬修·李奇微將軍透露說，可能是杜魯門總統精神上的疾病造成其解除了他的職務。麥克阿瑟是在被解職的第二天跟李奇微談話的，他宣稱從一位“傑出的醫學人士”那裏得知，杜魯門患有一種名為“惡性高血壓症”的疾病。麥克阿瑟接著說，這種痛苦病症的“特徵是頭腦的迷惑和混亂”。麥克阿瑟指責杜魯門脾氣火暴，比如杜魯門給《華盛頓郵報》的一位音樂評論家寫了一封卑鄙骯髒的信，因為此人批評了杜魯門的女兒瑪格麗特舉辦的一場音樂會。（李奇微聽了麥克阿瑟所言，明白了患有精神毛病的人並不是總統。）

戰爭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欺詐行為，韓戰自然也有許多隱秘。在創作本書歷時四年的研究過程中，許多機密已大白於天下。對於這場戰爭的記載是瑕瑜互見、媸妍並存的：

——新生的中央情報局有幸適逢戰爭時期進行實地活動，策劃出各種鬼點子來折磨中國人。其中一項行動是在公海劫持一條開往中國的醫院船，當時正是一場傳染病放倒了數以千計的中國士兵之時。這條船掛的是挪威國旗，挪威長期同美國保持友好關係。但挪威人有所不知的是，那些在台灣北邊捕獲了這條船的“中國海盜”，正是由中央情報局一名特工雇傭和指揮的。

——在美國考慮放棄這場戰爭的沮喪關頭，參謀長聯席會議批准了一項應急計劃，把韓國政府和軍隊（包括家屬60萬人）重新安置到在美國薩摩亞群島上建立的所謂“新朝鮮”。參謀長聯席會議說，那裏氣候適宜耕作，島上大多數地方無人居住，韓國人“可能”會適應這個新環境的。然而，該計劃從未同任何韓國官員商量過，“因為怕引起公眾的不滿情緒”。

——儘管杜魯門總統經常公開保證不在朝鮮使用原子武器，但是在1950年12月，未裝配好的原子彈被悄悄地運到了一艘停泊在朝鮮半島附近的美國航空母艦上。美國飛機還對北韓首都平壤進行了模擬核襲擊，作為打原子戰爭的應急計劃的一部分。

——從杜魯門的日記中可以看出，私下的他更加好鬥，他日記中那些憤怒的潦草字跡，讀來就像報社收到的那些瘋子郵件。1952年1月，杜魯門對北韓人和中國人在停戰談判中的不妥協態度大為惱火，他寫道：

跟共產黨政府打交道，就好像一位正人君子試圖跟一個賭博大王或者一個幫派頭目做交易。我認為，現在的正確辦法應是一項限期10天的最後通牒，告訴莫斯科，我們準備封鎖從朝鮮邊界到印度支那的中國海岸，我們準備用各種手段摧毀“滿洲”的每一個軍事基地，包括潛艇基地。如果還有進一步的干涉，我們將在必要時摧毀任何港口或城市，以實現我們的和平目標。

杜魯門意識到了可能產生的後果：

這就意味着全面戰爭。這就意味着莫斯科、聖彼得堡（1952年叫列寧格勒）、瀋陽、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北京、上海、旅順、大連、敖德薩、斯大林格勒以及中國和蘇聯的每個製造廠都將被毀滅。這是蘇聯政府決定其是否願意生存的最後機會。

五個月之後，杜魯門又一次盛怒了，他舊話重提。這一次，他向蘇聯領導人提出了一系列對方無須回答的問題：“現在，你們是願意結束在朝鮮的行動，還是準備讓中國和西伯利亞被摧毀？兩者隨你們選擇，非此即彼……要麼接受我們公正合理的建議，要麼就被徹底摧毀。”儘管杜魯門從未採取任何行動來實施這些個人想法，但這些想法卻顯露了他關於部署核武器的內心世界。

但是在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使用核武器已接近於現實。1953年5月20日，國家安全委員會討論了如果共產黨不接受合情合理的和平條件時必須採取的行動。委員會決定了“針對中國和‘滿洲’”採取空中和海上行動，其中包括“戰略上和戰術上廣泛使用原子彈”。這項重大升級行動將以海上封鎖中國港口為開端，然後逐漸擴大到核轟炸，其目的是為了“取得最大的突然性和最大的心理影響”。受到美國此種意圖的轉彎抹角的警告，中國人很快就決定結束戰爭，一項停戰協定在一個月之內就簽訂了。

這場“苦澀的小戰爭”——再次借用艾夫里爾·哈里曼的話來說——幾乎變成了美國的核戰爭。1953年7月，根據停戰協定，戰鬥結束了，朝鮮仍然是一個分裂的國家。目前，在將近30年後，兩個朝鮮的代表們（美國軍官陪伴着韓國人），每一個月左右會在一個中立地區舉行一次形式上的會晤。表面上的理由是為和平尋求共同的基礎，實際上雙方什麼也不說，除了偶爾會有一些相互指責外。金日成仍然是北韓的獨裁者，他時常會發表一些強硬的聲明，表示他企圖以武力收復南韓，就像他在1950年試圖所為的那樣。南韓則走馬燈似的一個接一個地更換獨裁者、總統和政治強人，他們監禁不同政見者，對於任何提及與北韓和解的說法都嗤之以鼻。大約4萬名美國士兵仍在那裏服役，作為針對北韓任何進犯的一種警戒防務。美國新一代士兵時時發問：“我在世界上這個偏僻的小地方幹什麼？”這也正是從1950年6月戰爭開始以來，許多美國人所問的問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