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章 政令之變(4)

第120章政令之變(4)

由於地面攻勢受到限制，聯合國軍不斷以空襲猛烈打擊共產黨人，尤其注意襲擊鴨綠江邊大量的水力發電廠。在1952年6月的3天中，海軍和空軍的飛機出動1400架次以上，襲擊並嚴重摧毀了最大的水豐發電廠，還使另外10座無法使用，導致北韓停電達兩星期之久。英國工黨強烈抗議戰爭“升級”，從法國人那裏也傳來了不同意見的竊竊私語。克拉克將軍不為所動。這些發電廠幫助了敵軍，因此它們遭受攻擊是理所當然的。

克拉克還發現了從心理上騷擾敵人的辦法。自麥克阿瑟在仁川成功以來，共產黨對新的兩棲攻擊表現出極大的恐懼，他們在東海岸的元山這樣一些可能入侵的地點集中了海岸大炮和部隊。1952年10月，克拉克決定把第1騎兵師從日本調往朝鮮，他把這次行動看成是恐嚇共產黨軍隊的一個機會。“他越是害怕，就越會把大批部隊和精力轉向戰線後方加強防禦。”克拉克推論說。

於是，騎兵師進行了強化的兩棲作戰訓練，其高潮是一次全面的登陸演習。然後他們登上攻擊運輸艦，荷槍實彈地隨時準備戰鬥。低級軍官們都以為部隊是在前往登陸作戰的途中。與此同時，空軍和海軍在一系列襲擊中攻擊了元山周圍的灘頭“目標”，這些襲擊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軍隊在兩棲登陸之前的做法完全一樣。當這支艦隊臨近元山時，一些部隊離開運輸艦，爬進突擊艇中，並以通常發起衝擊前的隊形兜着圈子。

“我們的情報部門報告，敵人在元山附近海灘上亂成一團。”克拉克回憶說。共產黨的增援部隊匆忙趕到這一地區。幾小時之後，美國部隊又重新登上運輸艦，朝南邊真正的目的地釜山開去。

但是，當克拉克將一個早有定論的老問題，即在朝鮮使用中國國民黨部隊的問題重新提出討論時，卻沒有取得進展。1952年5月27日，也就是克拉克到任后差不多兩個星期時，他對參謀長聯席會議說，他擔心沒有足夠的兵力來執行他既要保衛日本又在朝鮮打仗的雙重任務。他認為，引進兩個師的國民黨部隊在心理上和軍事上都有價值。中央情報局局長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將軍支持克拉克，說在台灣的國民黨軍隊不用則是“浪費的資產”。他說，把兩師部隊運到朝鮮去並不會過多地削弱這個島嶼的防務。但是，杜魯門最多只願意授權他們“進一步研究”。國務院明確反對使用任何國民黨部隊，他們列舉了世界上有關的不利反應。

整個1952年秋天，參謀長聯席會議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最後在11月21日做出決定：克拉克將得到他所要求的兩個師。然而，此時艾森豪威爾已經是當選總統，作為“跛腳鴨子”的杜魯門政府不想在政策上做出如此急劇的修改，這一問題就留待艾森豪威爾去決定。艾森豪威爾則從未認真考慮過這個問題。對於朝鮮的和平他自有計劃，其中並不包括中國國民黨人。

杜魯門的最後機會

1952年整個夏天，聯合國軍和共產黨就戰俘處置問題來來回回地提出各種變化微妙的建議，都未獲得進展。蘇聯人和中國人提出的主意，乍一看似乎挺有希望，然後就煙消雲散了。其他一些主意都來自各色各樣的名流顯要，諸如極左翼的進步黨總統候選人文森特·哈里南（主張先宣佈停火，戰俘問題以後再討論）、墨西哥總統米格爾·阿萊曼（主張不願接受遣返的戰俘，由聯合國給予移民身份）。

參謀長聯席會議，還有聯合國軍談判團隊，列舉出了這些建議中顯而易見的毛病。共產黨求之不得地希望停火，這樣他們今後就可以免遭聯合國軍的空襲。結束交火而不解決戰俘問題，將使聯合國軍在爭取所希望的條件時軟弱無力。經過一系列的重新統計和重新分類，現在共產黨要求歸還大約8.3萬人，而聯合國軍發現大約只有7萬人願意接受遣返。（這些數字隨着死亡、逃跑和新戰俘產生，每個月都在變化。）

在9月，要求杜魯門總統打破板門店談判僵局的壓力增大了。儘管立場天天在變，但是國務卿艾奇遜領導下的國務院，似乎願意接受墨西哥總統阿萊曼計劃的一種形式了——立即實現停火，給那些不願遣返者在聯合國其他成員國中的避難權。這一方案給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艾德萊·史蒂文森帶來了明顯的政治上的好處，因為“停止戰鬥”就可以在艾森豪威爾窮追不捨的主要問題上來個釜底抽薪。但是羅伯特·洛維特領導下的國防部反對任何權宜之計的解決辦法，這樣做的話會暴露出致命弱點，並削弱對敵人施加的軍事壓力。洛維特說，讓步“是不可能打動共產黨的，他們只受武力的影響”。聯席參謀長們對此都表示同意，他們（用空軍參謀長霍伊特·范登堡將軍的話來說）宣稱，停戰會造成匆忙倉促的壓力，要求“把小夥子們送回家去”，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發生過的那樣。

定奪的重擔當然落在杜魯門總統身上，國務院和國防部意見不一致。總統經常向來訪的客人指點他辦公桌上的一塊牌子：“責無旁貸。”今天的責任在杜魯門辦公桌上了結得乾脆利落，而他的決定加劇了史蒂文森競選註定失敗的前景。杜魯門同意洛維特部長的意見，他看不見“實現停戰的真正前景”，除非繼續施加軍事壓力。他希望做出“進一步的軍事努力”，迫使敵人接受聯合國軍已提出的“合情合理的建議”。杜魯門下令無限期推遲談判，不要給共產黨這樣的印象：他們可以指望在將來某個日子重開談判從而取得讓步。

在兩天之後，即9月24日的另一次會議上，艾奇遜警告說，採取無限期休會可能會在聯合國引起外交上的問題。艾奇遜流露出了個人緊張的情緒。他那能辯善誘的本事已經把美國帶入了這場戰爭；當大事不妙時，又是這種能辯善誘的本事導致美國去打一場有限戰爭。現在，艾奇遜似乎決心在他離任前結束這場戰爭。他看到，如果美國不取得一項停火將會出現無數政治問題，聯合國大會可以成立一個委員會來掌控戰局，這將“使我們不可能在那裏有效地打仗”。艾奇遜注意到了他後面那些強硬的共和黨對手，他說，無限期中止和談將會造成這樣的證據：政府對在朝鮮應該怎麼辦已經不知所措了。那種一直主張聯合國軍在朝鮮“趕緊了事”的“急躁因素”可能又會死灰復燃。艾奇遜顯然是想從戰爭中脫身。

杜魯門堅決不贊成。美國面臨著這個問題：“我們是否要在世界上有所作為以從朝鮮脫身？”在這一點上，他表現得比艾奇遜更強硬。杜魯門不願意“只是為停戰”而謀求停戰，尤其是如果讓中國還處於能夠重新開戰的地位的話，他已經辛苦了“七年，以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接受國務院（他客氣地未點艾奇遜的名）提出的那種停戰，將會使這個國家恢復到1945年9月的那種狀況去，當時“我們拆除了一架龐大的戰爭機器”，而它本來應當是保持完好的。接受一個虛假的停戰，就意味着美國自1950年6月以來在朝鮮的成果都付諸東流。接着杜魯門請大家來評論。

五角大樓的代言人們都贊成杜魯門的強硬做法。代表國防部說話的威廉·福斯特提議增強軍事壓力，包括使用中國國民黨部隊（杜魯門表示反對）、加強轟炸和擴大韓國軍隊。中央情報局局長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將軍認為，只要中國“還有進一步搗亂的潛力”，朝鮮就不會有真正的停戰，各種能向中國施加壓力的手段都應予以利用。史密斯說，中國國民黨人是對準中共“頭上的一把手槍”。

杜魯門傾聽着這場辯論，然後堅決站在軍方這一邊。基於已經編製好的戰俘甄別名單，聯合國談判代表將提出一項反對強行遣返的建議。首席談判代表小威廉·哈里森少將將把這一建議擺到桌面上，然後給敵人方面10天時間做出答覆。如果共產黨拒絕這一建議，美國就宣佈無限期休會，並“準備做其他可能有必要做的事情”。杜魯門直截了當地拒絕把戰俘問題拖延到今後的政治討論中。在9月26日致克拉克將軍的私人電報中，杜魯門重複了這些指示，並補充說，這些指示“必須得到極其堅決的表達，沒有再加辯論的餘地”。在10天的等待期間，軍事壓力“不應當減弱”。

10月8日，共產黨首席談判代表南日將軍拒絕了聯合國軍的建議，認為這是“不能接受的”。於是哈里森將軍宣佈休會，直至“你方準備接受我們的一項建議，或者你們提出你們自己的、能夠導致一項體面的停戰的建設性書面建議”。迪安·艾奇遜在華盛頓宣佈了休會，他堅持自願遣返的原則。“我們不會拿人的生命做交易，”他說，“我們不會強行把人命交到共產黨手裏。”

休會使共產黨大為震驚，因為現在他們丟掉了板門店這個宣傳講壇。但是，北韓首相金日成和中國“志願軍”首腦彭德懷10月16日的一項照會，更證實了繼續談下去是徒勞無益的。照會要求立即恢復和談，並在“全部遣返所有戰俘”的基礎上實現停戰。這樣，會談就結束了，外交活動也走進了死胡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