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 政令之變(2)

第118章政令之變(2)

那麼，應當如何是好？杜勒斯提出一個概念，後來以“大規模報復”而著稱。他是這樣說的：“有一個解決辦法，而且僅此一個：自由世界要培養這樣的意志和組織各種手段，對赤色軍隊發動的公開侵略立即進行報復。這樣，不管它在任何地方發生，我們都能夠而且必將以我們選擇的手段在它所侵犯的地方予以回擊。”杜勒斯論證說，存在着一種“道德法則或自然法則”，人們和國家必須遵守這一法則，否則最終就要面臨毀滅。他還認為美國是上帝所選擇的復仇代表。“這一法則已遭到蘇聯統治者的踐踏，他們將會而且應當被迫為這種破壞行為付出代價。”自由世界擁有報復的“手段”（這是核武器的代名詞），現在它必須“培養意志”來“立即”運用這種威力。

幫助杜勒斯撰寫這篇文章的《生活》雜誌編輯埃米特·約翰·休斯一直要求杜勒斯對他的政策意願給予更具體的定義：“你建議美國的政策應如何行事？”杜勒斯寧願堅持含糊其詞：他已經制定了廣泛的目標。現在就讓蘇聯人去琢磨，如果艾克當上了總統，他將會怎樣來實現這些目標吧。

艾森豪威爾在私下對杜勒斯的“大規模報復”觀點頗感煩惱，他還對《紐約時報》的蘇茲貝格講過，他認為政綱中對杜魯門的攻擊“有點過頭”。但是他做了一個現實的決定。他對政綱的用語並未提出嚴重的反對意見，因為他需要黨內塔夫脫這一派，以便取得勝利。至於具體細節，艾克將會在今後幾個月裏從容不迫地搞出來。

民主黨人：“瘋狂支持艾德萊”

雖然艾德萊·史蒂文森是歷史上最猶豫不決參選的總統候選人之一，然而到了1952年7月，他終於開始忙碌起來，以贏得競選提名，結果證明這只是一場空歡喜。民主黨總是要在全國代表大會上折騰自己，以致在11月大選之前，該黨都不能團結一致。這種情況在20世紀屢見不鮮。這一次爭鬥是圍繞着對黨的忠誠、民權問題，以及對哈里·杜魯門豐功偉績的效忠程度。為了勝出，史蒂文森必須擊敗黨內那些頗受歡迎的人物，如：在南方深受愛戴的理查德·拉塞爾；出身豪門、備受東部自由派人士歡迎的前紐約州長艾夫里爾·哈里曼；田納西州的埃斯特斯·基福弗，他在過去兩年主持的關於黑社會的電視聽證會打動了公眾的心弦；還有密蘇里州的斯圖爾德·賽明頓。史蒂文森雖然是一個大州的兩任州長，但無論如何他不是一個全國性人物。他那粗壯矮小、頭頂光禿的個人形象固然能激起一部分婦女的母性，但是對其他人卻實在是毫無引人之處。史蒂文森的崇拜者們——他們可能是感情熾烈的——在這位州長身上追尋着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再世重生。可惜的是，他並非如此。史蒂文森能夠真誠地滔滔雄辯，他是筆者所遇到的為數不多的政治家之一，他們的講話能夠在塵封土埋30年之後依然“讀來很漂亮”。雖然他先前猶豫不定，史蒂文森還是答應全國代表大會要努力取勝，縱然他走的是一條道德高尚的道路。“我們寧可在這次選舉中失敗，”他在接受提名的講話中說，“也勝過帶領人民走入歧途。我們寧可在這次選舉中失敗，也勝過對人民管理不當。”

幾天之後，史蒂文森有意地撇清自己與杜魯門的關係。他說，他的競選總部將設在伊利諾伊州首府斯普林菲爾德。他撤換了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弗蘭克·麥金尼，代之以自己人、芝加哥的一名律師斯蒂文·米切爾。他還對一名記者說，他的主要目標之一是“收拾華盛頓的亂局”。這一說法本來應該在共和黨政綱中加以突出。杜魯門怒氣沖沖地說：“由於這個失策，史蒂文森就使得共和黨對手們更加肆無忌憚，讓艾森豪威爾的競選在兩大莫須有的問題上大做文章：貪污和韓戰。”

但是史蒂文森不能擺脫他的黨最近的歷史，而且他發現自己要對付的共和黨的攻擊各有不同。一個是參議員卡爾·蒙特概括的公式：K1C3（即朝鮮，犯罪、共產主義和貪污），另一個是艾森豪威爾。他所到之處都聽到“我們喜歡艾克”的齊聲呼喊。《聖路易快郵報》的馬奎斯·蔡爾茲寫道：“千千萬萬的人樂於選擇艾森豪威爾，只是憑信任，只是憑他的臉孔，只是憑他的微笑，只是憑他的美國男子氣概，只是憑他的家庭生活幸福美滿。”艾森豪威爾喜滋滋穩坐釣魚台，而約瑟夫·麥卡錫和理查德·尼克遜則在“高層的叛變行為”上大做文章（尼克遜說，史蒂文森的勝利將意味着“更多的阿爾傑·希斯、更多的原子彈間諜、更多的危機……”）

然而，艾森豪威爾的競選似乎仍然缺少確保勝利至關重要的閃光點。史蒂文森昂揚激奮的雄辯令電視觀眾們印象至深，儘管艾森豪威爾擁有全國大多數新聞媒體社論的支持，但是美國的知識分子卻支持被專欄作家斯圖爾特·艾爾索普稱作“書獃子”的那個人。在頭幾周中，艾森豪威爾顯然是有意把朝鮮問題摒除在正式競選活動之外。作為一名職業軍人，他不屑於說任何話來傷害那些正在負責目前這場戰爭的老戰友。6月5日，他表示支持繼續進行有限戰爭，同時謀求“公正的”停戰。8月21日，當他被要求說明如果他作為總統，他的政策同杜魯門和艾奇遜推行的政策將有何不同時，他卻攻擊了塔夫脫—麥克阿瑟的方針，說他們甘冒使美國捲入同中國打仗的風險，而那場戰爭將“遠比我們目前正在進行的這場戰爭更難以停止”。

接着，艾森豪威爾邁過了界線，捲入了有關朝鮮問題的令人厭惡的（而且十分不準確的）黨派之爭當中。在關於韓戰起源的一次講話中，艾森豪威爾說：

這些年頭的可怕紀錄在1949年6月國會山上一系列令人難忘的場面中達到了戲劇性的頂峰。在此之前，關於美國部隊全部撤出朝鮮的決定——儘管從北韓出現了威脅的跡象——已經由國務院擬訂好了。

艾森豪威爾的說法可以立即而且是令人難堪地被駁倒。關於美國部隊從南韓撤出的最初建議是1947年5月由共和黨人、陸軍部長羅伯特·帕特森提出的。1947年9月26日，參謀長聯席會議說，美國在朝鮮保持部隊和軍事基地，並“沒有多少戰略利益”，美國的人力可以在其他地方得到更好的利用。在這份備忘錄上簽名的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當中，就有當時的陸軍參謀長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將軍。再者，如前文所引證的（見第一章），在1949年至1950年，是國務院而不是美國軍方爭辯要放慢美國撤軍的步子，但國防部壓制了這一意見。艾森豪威爾的這一說法以及同一篇講話中的其他提法使杜魯門大為光火，他認為艾森豪威爾濫用記錄“在政治上和道義上都是令人無法容忍的”。總統能夠理解，他的極端孤立主義的勁敵正在政治上利用朝鮮問題，“但我永遠不能理解，為什麼一位負責的軍事人員、一位非常了解我們進行停止敵對行動談判的極端微妙之處的人，居然會利用這一悲劇來撈取政治上的好處”。

與此相反，艾森豪威爾的競選班子擔心的是將軍是否把朝鮮問題利用到了極致。他是一個職業軍人，公眾期望於他的當然就不只是一些陳詞濫調。什麼時候艾森豪威爾才會具體說明他打算如何來結束這場戰爭，並使美國部隊離開亞洲的泥淖返回家園？

主意來自埃米特·約翰·休斯，他是《生活》雜誌編輯，最近簽約受雇為艾森豪威爾的撰稿人，他在格林尼治村的公寓裏同艾克的競選總管赫伯特·布勞內爾吃晚飯時，提出這麼一個主意。布勞內爾回憶說：“休斯有一個主意……艾森豪威爾將軍得做出一個許諾……前往朝鮮，親自視察那兒的局勢，以期結束這場戰爭。”據休斯回憶，這個講話的動因“是因為有必要對於當前最尖銳突出的問題說些肯定的話——這樣既不會陷於一些浮皮潦草的保證，又不會使未來的政府被迫履行那些因國內政治的扭曲氣氛而在競選中產生的政策和行動”。朝鮮問題就是當前“最令人心煩也最富戲劇性”的問題，而且是一個軍事問題。“這位候選人恰好是在全國聲望卓著的軍人，他立誓要親自去視察那個地區。”休斯認為這一提法是“自然而然和恰如其分的，幾乎有點平淡無奇了”。

布勞內爾和休斯在商談之中，定了這麼個短語：“我將前往朝鮮。”發言稿在經過幾次起草之後，這個主意提交到了艾森豪威爾那裏，但是他對此把握不大。一天晚上，在搖搖晃晃地穿過紐約州北部的競選列車上，艾森豪威爾把這份草稿念給幾個人聽，人們反應不一。艾克最後讓布勞內爾來決定。布勞內爾勸告說，去做這個演講吧。

10月24日，艾森豪威爾在底特律共濟會會所發表了這個演說。艾森豪威爾在結束髮言時，說起在1952年會給全國電視觀眾帶來什麼，他說他的政府將最優先來結束韓戰：“這一任務要求親自去朝鮮一行。我將做此行。只有這樣，我才能最好地學會如何在和平事業中為美國人民服務。我將前往朝鮮。”

這一講話使杜魯門勃然大怒，他斷言艾森豪威爾“應該知道他是在削弱我們的談判實力”，而且使美國人民誤認為他當選之後，和平很快會接踵而來。史蒂文森則一如既往，企圖對他對手的這一成功之舉一笑置之。“假如我當選，”史蒂文森第二天說，“我將前往白宮。”

民主黨聽眾都拍手叫好，然而美聯社的政治作家傑克·貝爾寫道：“實際上，這場競賽那天晚上就結束了。”

它果然結束了。自從1932年以來，美國第一次選出了一位共和黨總統，艾森豪威爾獲得了一邊倒的勝利，得票比例是33936234票對27314992票。現在，艾森豪威爾有機會來謀求朝鮮和平了。

口沫橫飛的和談

美國大選時，一位沉默不語而又興趣盎然的旁觀者就是李承晚總統。不論美國人的選舉結果如何，他都不打算在任何可能被聯合國認為是可以實現的條件下討論和平。當美國——還有聯合國——進入韓戰時，李承晚已經取得了他們的諾言，現在他要抓住他們兌現。1951年6月和談開始的那個星期，李承晚在致美國國務院的一封信中提出了他的要求：

——中國部隊從朝鮮完全撤出；

——北韓進行裁軍；

——聯合國承諾防止任何第三方支持北韓；

——南韓參與聯合國關於“朝鮮問題的任何方面”的任何安排；

——保障朝鮮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總而言之，李承晚希望聯合國堅守其決議，呼籲實現一個自由和統一的朝鮮，不要讓任何外國軍隊存在。這位年邁的總統已經看到，在追求這些目標時他的國家的一大部分已被摧毀。他不打算再做任何進一步的妥協了，不管美國是多麼急於擺脫這場戰爭。他很顯然害怕美國將在三八線上解決戰爭（華盛頓確實正準備這樣做，在戰線上做一些相互遷就的調整）。

1951年末至1952年初，李承晚一直持續進行的發難並沒有引起約翰·穆喬大使和其他在朝鮮的美國官員的特別擔心。但是穆喬的確注意到，李承晚“對於每一個最終可能要出現停戰的跡象已越發感到氣惱”。當美國最著名的天主教領袖、紐約州的弗朗西斯·斯佩爾曼紅衣大主教訪問漢城時，李承晚很欣賞他在穆喬和范佛里特面前“要求美國每一個天主教徒都祈禱停火無法達成”。使穆喬煩惱的是，這種反停戰情緒竟蔓延到了李承晚政府里一些穩健派成員之中，一位部長就指責聯合國軍“向背信棄義的共產黨的驕橫氣焰和輕侮行為卑躬屈膝”。

閱讀着這些材料，以及1952年頭幾個月由漢城發至國務院的相類似的數十份電報，筆者得出了一個嚴峻的結論，這個結論是美國政府任何一級機構所撰寫或評論的任何文件都不能駁倒的，這就是：杜魯門政府期望，出於某種原因，李承晚能夠接受聯合國軍可能達成的任何談判解決。在這裏，穆喬和其他外交官陷入了幾乎是致命的幻想之中。杜魯門總統的確曾希望在他任期結束之前能有一項解決辦法，因為韓戰是他政府任期中的重大事件，他不想把它移交給艾森豪威爾。但是穆喬不但沒有去尋找遷就李承晚的辦法，反而按照艾奇遜的命令，實際上告訴這個南韓人必須合作。於是李承晚“變得怒火中燒”（穆喬的話），堅持說他的政府絕不接受停火，杜魯門應當曉得同共產黨談判是“錯誤的”。李奇微一直注意着穆喬的報告，穆喬警告說，李承晚的態度將會“嚴重危及”解決辦法。他覺察到李承晚威脅要把韓國部隊從聯合國軍中撤出，而且李奇微也不能保證停戰簽字后他是否能控制韓國軍隊。

但是在華盛頓，沒有人（即總統、國務院或參謀長聯席會議）想同李承晚討價還價，甚至都不願意向他做出進一步解釋。1952年2月27日致李奇微的一份電報建議他提出任何形式的停戰作為“既成事實”，然後採取“最強硬的措施以確保韓國人服從”。在這份電報之後，杜魯門緊接着向李承晚提出了一項個人警告，相當於一個訛詐要求：李承晚必須遵照美國人的指導，否則就要失去戰後的任何支持。這一照會雖然是用委婉曲折的外交語言表達的，但它是一份給一個盟國不折不扣的表示威脅的最後通牒：

貴國政府和朝鮮人民將繼續獲得援助以抗擊侵略、謀求公正的政治解決，並修復這一侵略造成的破壞。但是此種援助之程度將不可避免地取決於貴國政府所展示之責任感、其維繫朝鮮人民團結之能力，以及它對民主理想之忠誠程度。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