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

吳志攀

一

何芳川老校長主編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將要再版了。這部大書，是他生命中最後一段時間的心血結晶，或者可以說，這部書是他的生命與思想、他的人格與才華的延續。只要書還有人讀，學人的精魂就不散。

這些年來，我常常把兩冊書放在案頭。疲憊的時候、焦慮的時候，捧起來翻一翻，思緒飄遠，腦筋一下子就放鬆了。讀讀歷史，尤其讀讀文化史，會讓人（尤其我們這些在大學裏教書、寫書的人）明白：人當然創造了歷史、創造了文化，但人又是特定歷史的產物，是“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文化所化之人”（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我們應該“有所為”，努力在歷史上留下印記，為人類文明向著光明的一面發展而奮鬥，但與此同時，也應清楚自己的局限，古往今來，能超越自己所處時代的人能有幾個？個體的命運與文化的命運比起來，實在太渺小了。

許多的苦苦掙扎，在後人看來（假如有幸被後人記起、看到的話），都不過是因為缺乏自知之明。所以，謙卑地面對歷史，保持平和清凈的心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或是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人生態度。

每次捧起這部書，我也總會想起何校長的音容笑貌。他從行政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之後，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很多想寫的文章，每次聽他聊起來，我都感到振奮。他的家學淵源和人生閱歷，不是我們能比的。年輕的學人，或許“有字書”能讀得更多，但論讀“無字書”，很難再有人超過他了。他的視野開闊，心態開放，才氣縱橫又為人謙和，最適合做學術事業的領袖。《中外文化交流史》正是他計劃中的一項重要任務，可書差不多編完，將要交付出版的時候，他卻倒下了。後來書出版了，我們舉行了隆重的首發儀式，每個人的發言都帶着感情，還有人流了淚。

何校長編《中外文化交流史》，還是向他的老師周一良先生的致敬之舉。周先生晚年也曾主編過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影響較大。馬克垚、郝斌、林被甸三位老師曾經聯名在《世界歷史》上發過一篇評介文章，其中就提到過這前後兩部交流史之間的關係。周先生的那一部，是“我國第一部按國別、地區反映中國與外部世界兩千年文化交流的大型綜合性著作，也是一項帶有里程碑意義的開創性學術成果”，而過了20年，何校長再把這個“接力棒”接過來，把這個領域最新的研究成果集合起來，體現了北大史學的薪火相傳。

想想周一良先生的人生，再想想何校長的一生，會發現很多驚人的相似：出身世家、少年成名、才華過人、半生坎坷……我沒有機會拜見周先生，但讀過《畢竟是書生》，也聽過北大老人們講的故事。我想，他們師生倆、兩代北大史學家，一生經歷的風風雨雨，真能反映百餘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他們的學問與精神，應該被繼承下來。

二

為了寫這篇再版序，我花了幾周時間，重讀了全書。書成於眾人之手，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前些年，北大還出了好幾套類似的大書、好書，比如袁行霈先生主編的《中華文明史》和馬克垚先生主編的《世界文明史》，還有規模更宏大的，比如湯一介先生主持的“《儒藏》工程”。這些書，厚重、紮實、大氣，體現了北大文科治學的風格。我還記得這些書最初立項時的一些情形。何校長主管文科的時候，提出要“開大船”，當時有的人不理解，後來我曾寫過文章談自己的看法，認為這是必要的。何校長退了之後，我當過一段時間主管文科的副校長，深知自己對學術的理解達不到何校長的高度，於是蕭規曹隨，老老實實按何校長的思路做事情，盡自己的努力支持學者們寫大書、出精品。但凡有學者提出了好的想法，或者寫出了一部好書，我都願意用最大的熱情去給予鼓勵。我覺得，這些基礎性的工作，早一點做，比晚一點做要好，能團結多位北大文科學者一起做事情非常不容易，我們要珍惜時機。

書雖然是十多位學者合著的，有的地方“形散”，但這次重讀，我覺得全書的“神”是聚在一點的——這本書的“神”，就是中華文化的自信。

中華文化遭遇過多次危機，最嚴重的當然是最近一百多年來的危機。近代以來，西方崛起，中外文化交流實際上處於不平等的狀態。中國人挨打、挨罵，覺得自己事事不如人，然後出來了很多極端的思想，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文化上不自信，認為非得把舊的文化連根剷除才有可能“脫胎換骨”。可失掉了自信力，卻只能加劇中國的危機，“全盤西化”救不了中國。只有自尊、自愛、自信，才能自主、自覺地開展對外交流，才能真正學到外國文化中的好東西。如果不以中國文化為本位，不愛惜自己的歷史與傳統，那麼所謂中外文化交流就很可能成了一方對另一方的文化殖民，中華文化就沒有“返本開新”“舊邦新命”的機會，這不僅對中國人來說是悲劇，對整個人類文明而言都是悲劇。

聯想起最近所讀的孫機先生的《中國古代物質文化》，以及幾年前北大出版社所出版的那套介紹中國風雅文化的“幽雅閱讀叢書”（我曾有幸寫過序），從這些書中，我深受啟發。中國的歷史是偉大的，我們的文化開放、包容，有極其強大的學習能力和調適能力，中國過去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今後還會做出更大的貢獻。中國文化是活着的文化，不是博物館裏的展品，不是擺出來給人看稀奇的。我們今天使用的漢字，是幾千年流傳下來的方塊字，我們的孩子牙牙學語時，家長便教他們背唐詩和宋詞，我們與古人之間的心靈是相通的。無論居殿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我們皆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信條，無論貧富，我們都崇尚仁義。中國的文化既是歷史，又是中國人當下每天的生活。任何財富與權力、任何科技與宗教都難以將她撼動。我們做人要謙虛，但對自己的文化必須有自信，“吾心信其成，則無堅不摧；吾心信其不成，則反掌折枝之易亦不能”，假如我們中國人自輕自賤，那中華民族怎麼可能“走向復興”？更進一步說，蔣廷黻就曾認識到，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中，文化意識是極濃厚的，而種族觀念比較淡泊，假如我們不認同、不熱愛、不傳承中華文化，那我們民族可能連基本的生存和延續都會成為問題！

三

讀《中外文化交流史》還須明白，世界上各個不同的文明，並沒有高下之分，彼此平等，都有自己不可替代的價值，而且在漫長的交流過程中，總體上看融合發展是主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不應該看不起誰。習近平主席去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演講，提出了“新文明觀”，尊重文明的多樣性，倡導文明的交流互鑒，並認為這是文明發展進步的根本動力，這也為我們理解和解釋人類文明史提供了最基本的原則。

過去有學者說文化之間沒有“中西”之別，只有“古今”之分，這我也不是太能夠同意。中華文化或者任何一種有生命力的文化，都會有自己的現代化道路，我們的未來不是與西方同化，我們要學習，但也要超越。

談文化自信，當然必須警惕虛驕自大，我們在這個方面的教訓是慘痛的，近代中國的落後挨打與“天朝上國”的盲目、封閉有直接關係。在當今全球化深入發展、不同文明間相互交流和融合愈加緊密的時代背景下，中華民族更需要在與西方文明以及世界其他各個文明的接觸、對比、交流中堅定自己的信心，必須學習借鑒世界上其他一切文明的有益成果，取長補短、洋為中用。

今天，中國政府提出了“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我想，假如何校長還在，在再版的時候，他肯定還會再增加一些相關的篇幅。實際上，在本書中，對於海陸兩條絲綢之路的研究是比較深入的，論述也是很充分的，絲綢之路是“物質”的，而絲綢之路的精神則是貫穿了全書的重要線索。在兩千多年前，各國人民就通過絲綢之路開展商貿往來，從張騫出使西域到鄭和下西洋，海陸兩條絲綢之路把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等輸往沿途各國，帶去了文明和友好，也帶回來“西域”與“西洋”的物產和文化，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文化，影響了中國的歷史。我們要深刻理解“一帶一路”戰略，就不能不認真學習兩千多年來的中外文化交流史，而通過學習、研究歷史，也就能更好地為“一帶一路”戰略貢獻力量。

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延續，能夠把歷史的智慧用起來，讓文化的力量來支撐經濟的發展，值得讚賞。假如今天的中國人能繼承當初玄奘西遊的精神、鑒真東渡的精神，能把絲綢之路上那種不同文明和諧相處、共同繁榮的精神發揚光大，那中國的未來必定是輝煌燦爛的。

“一帶一路”的大戰略，更不同於近代以來那些西方大國、強國提出的表面上看起來有點相似的方案。其中，區別的關鍵就在於，“一帶一路”是在平等的、多元的文化理解、文明對話框架下談合作，體現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贏的精神，體現的是中國的“新文明觀”，沒有恃強凌弱，沒有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義。有這樣的文化內核，“一帶一路”的推進，必將會帶給我們一個更加和諧的、跨越國界與文化的“命運共同體”。

我也還想強調一點，中國在歷史上曾經是東亞大陸的中心，也與所謂的“內亞”密切相連，在整個歐亞大陸的東部有着巨大的影響力。與此同時，中華文化還有着海洋的元素，絲綢之路既有大陸的，也有海洋的，“一帶一路”是開放的、包容的，是東方的，也是溝通東方與西方的。如今，中國正在更加深入地融入到浩瀚大洋，未來的中國將不僅是大陸上的經濟與文化中心，還將是海洋交流的中心。這種“中心”與霸權無關，與形形色色的殖民主義以及殖民主義心態無關，而是如盛唐時代的長安一般，為全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所嚮往，為世界上各種文化提供交流的平台。因為我們崇尚的價值，可以用費孝通先生的名句來表述：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世界大同。”

（作者系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亞太研究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