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商業周期

初步評論

下面要說的是危機理論，更準確地說是周期性的商業波動理論，它還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與其主題相關的陳述，這不像已經說明了的企業家職能理論、信貸理論、資本、貨幣市場、利潤和利息等問題那樣。一個令人滿意的理論，在今天更需要對大量增加的資料進行綜合處理，對建立在不同的商業條件以及它們之間相互關係基礎上的數量巨大的個別理論進行闡述和制定。我的工作在這個方向上只是未完成的作品；我所允諾的詳細研究還沒有完成，而且根據我的工作計劃，這種情況還要持續一段時間。儘管如此，我還是要再次提及本章，不僅是因為這一章在對危機的調查中具有自己的地位，還因為我認定它是正確的；不僅是因為我相信這一章包含對本書關於這個話題的貢獻，還因為這種貢獻說明了事物的本質。因此，在這一章，我願意接受相關的批評。

通過對我所注意到的各種反對意見的研究，我確信了自己的信念。這裏我只提兩種意見。第一，有批評意見認為我的理論只不過是一種“危機的心理”。這種反對意見是由一位最有才能的權威人士，也是我最尊重的人提出來的。為了讓讀者清楚看到這種反對意見的真實含義，我必須更加鮮明地闡述它的真實內容。“危機的心理”意味着某種十分確定的含義，它不同於“價值的心理”，比如它意味着我們要堅信那些商業世界中令人害怕的悲喜劇之間的相互交替，這種情景是我們注意到的，也是在過去的每一個經濟危機時期中已經被注意到的。作為危機的理論，它意味着建立在幾種情況基礎上的科學解釋，這幾種情況分別為：同時發生的以及相應發生的現象（恐慌、悲觀主義等）、之前對股票走勢的看漲的趨勢以及促銷熱潮等。這種理論是很空洞的，解釋不了任何問題，但是，這不是我的觀點所在。我不只討論外在行為，在我對經濟事件的論述中也可以找到心理因素。我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現象——不管現在是否發生——僅僅是運用一串自動運行的客觀因果關係來解釋的，即通過論述新企業的出現對已經存在的企業所處的條件及環境的影響來解釋的，這一連串的因果關係所產生的事實已經在第二章進行了解釋。

第二個反對意見由羅伊提出，他認為我的理論沒有解釋危機的周期性。對此，我認為周期性可能意味着兩種含義。首先，存在這樣簡單的事實，即每一次繁榮之後伴隨着蕭條，每一次蕭條之後又伴隨着繁榮。但是，我的理論對這種現象進行了解釋。其次，周期的實際長度。但是，沒有任何一個理論能夠從數字上說明周期的實際長度這個問題，因為這顯然依賴於每種具體情況的具體數據。不過，我的理論對此給出了一般性的回答：在新企業的產品到達市場之前的一段時間內，必然是以繁榮結束，以蕭條開始。當吸收創新的過程結束時，一種新的繁榮會戰勝蕭條。

但是羅伊的質疑還具有其他的一些含義，這些含義被埃米爾·萊德爾明確地表示了出來。他認為我的論證是“不令人滿意的，因為我的論證沒有試圖解釋為什麼企業家是周期性出現的、企業家在什麼條件下可以出現以及如果條件對企業家有利，那麼企業家是否會不斷地出現，其原因又是什麼”。有人可能堅持認為，我對企業家成群出現以及由此引起的結果與現象（即這種結果和現象是形成繁榮時期的唯一原因）的解釋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是，如果說我沒有努力對這些現象進行解釋——我的所有論證的目的都是為了對此進行解釋——在我看來就是站不住腳的。企業家能夠出現的條件——忽略競爭經濟中的一般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在第二章已經進行了說明，企業家出現的條件也可以用可能性的出現來進行簡略的、不完全的表達，這種表達從私人經濟的角度來說，是非常有利的——這種企業家出現的條件必須得以實現；由於個人條件的限制以及外部環境的影響，這種有限的可能性是必需的。再加上一種經濟情況，它能夠相當可靠地被計算出來。如果人們堅持我們關於企業家概念的假設，那麼企業家在這些條件下為什麼會出現就不是很難的問題了，這好比人們看到機會出現在面前時，就會立刻伸手抓住是一樣的。

現在，為了更加清晰地展現這些觀點，我準備把我的理論與迄今為止在這個領域做了最充分努力的斯皮托夫的理論進行對比，這是不帶有任何的批評意圖的——我的理論很難在徹底性和完整性方面與他的理論進行對比。根據朱格拉的觀點，商業周期的波浪式波動才是需要解釋的基本問題，而不是危機，這個觀點對我的理論與斯皮托夫的理論都是適用的。我們同意這樣的觀點——這個觀點是我建立的，不僅出現在這一章中，還出現在第二章中——這種變動的情況是資本主義時期經濟發展所採取的形式。因此，我們也同意這樣的觀點，即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在歷史上只能追溯到這種不斷變動的情況首次發生的時期（根據斯皮托夫的觀點，英國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可以追溯到1821年，而德國是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的）。進一步，我們贊同這樣的說法，即鋼鐵的消費量是反映經濟狀況的最好指標；也就是說，斯皮托夫發現並計算出來的這個指標——我在這個方面沒有做任何的努力——從我的理論的觀點出發，我也認為這個指標是正確的。我同意這個因果關係首先開始於用資本來購買所需的生產資料，而繁榮則首先在工業企業（工廠、礦山、船舶、鐵路等）的生產中實現。最後，我們同意這樣的觀點，即繁榮的產生是因為“更多的資本被投資”，更多的資本被用於新的企業，接着這個資本的衝擊會延伸到原材料、勞動力和設備等市場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同樣也可以理解資本，只有一個例外的情況，那就是在我的論述中購買力的創造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而這是沒有出現在斯皮托夫的論述中的。至此，我應該只需要補充一點，即資本的投入不是隨着時間均勻分佈的，而是會間隔性地大批出現。這是一個極為基本的事實，為此我提出了斯皮托夫不曾提出的一種解釋。我接受斯皮托夫關於標準周期的概念。

我們之間的不同在於對那種結束繁榮，帶來蕭條的環境的解釋。對斯皮托夫來說，這種環境，一方面，對現存的資本來說，是一種資本產品的過度生產，另一方面，對有效需求來說，也是一種資本產品的過度生產。作為對實際發生的事實的描述，我也可以接受這樣的觀點。但是，斯皮托夫的觀點只是停留在這一點上，而我的理論則試圖讓人們理解是什麼環境引導那些工廠設備、建築材料的生產者周期性地生產出比當時的市場所能吸收的數量更多的產品，在解釋這些事情時，我的理論所採用的方式可以在本章找到，也可以概括如下。關於第二章中已經確認的情況，即新企業通常不是在舊企業基礎上產生的，而是另外產生的，新企業產生會競爭性地消滅掉老企業，因此，新企業的出現對舊企業和已經建立起來的經濟情況的影響，就是要改變條件，這個條件是適應這個特殊的過程所必需的。通過更詳細的討論，我們之間的區別將會進一步縮小。

把我的舊的闡述精縮，並使其變得無懈可擊，這是不可能的。儘管如此，為了讓這些基本的觀點展現得更加清晰，我還是對它做了一定的壓縮。基於同樣的原因，我將對論述的步驟進行編號。

1.我們的問題是：我們所描述的整個發展過程會不間斷地持續下去嗎？這個過程與一棵樹逐漸成長的過程是相似的嗎？根據經驗可以得出否定的回答。經濟系統不是連續地、平穩地向前運動的，這是一個基本事實。逆向運動、挫折等多種不同的運動方式的出現阻礙了發展的道路；在經濟價值系統中，也存在干擾發展的因素。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在這裏，我們遇到了新的問題。

如果從發展的平穩直線中出現的經濟系統的偏離很小，那麼，它們幾乎就不能構成理論學家所特別關注的問題。在一個沒有發展的經濟中，個人可能會遇到對他來說非常嚴重的不幸或者損失，但是這也不足以構成任何理由使理論對這種現象進行深入研究。同樣，那些可能破壞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事情如果是很稀少的，並且被當作是偶然事件的話，那麼是不需要對這些事情做全面的調查的。但是，我們這裏所說的反向運動和反饋是經常發生的，這種經常性使得我們一考慮到這些問題，類似於必需的一些周期性就表現出來了。實際上，如果不是從邏輯上對這種現象進行抽象，是不可能看出什麼問題的。

進一步說，如果克服一種挫折之後，早期的發展又從它被中斷的地方再次開始，若出現了這種情況，那麼這種挫折的意義從原則上來說就不是很重要。即使我們沒有解釋這些干擾事件本身，或者從這些干擾事件中抽離出來，那麼我們也可能會說我們考慮了發展的所有基本事實。然而，情況並非如此。逆向運動不僅阻礙了發展，還結束了發展；很多的價格被消滅掉；經濟系統中處於領導地位的人的基本條件和前提被改變了。經濟系統在重新開始發展之前，必須振奮精神，恢復精力；其價值系統也需要重構。然後，再次開始的發展是一個新的過程，而不僅僅是舊過程的繼續。經驗告訴我們，這種過程或多或少都會朝着與前期過程相同的方向運動，但是這個“計劃”的連續性被打斷了。新的發展過程產生於不同的條件下，部分來源於不同人們的行為；很多舊的希望和價值被埋葬了，產生了新的事物。經驗上來說，這些存在於挫折之間的所有局部發展的主線，與總體發展的輪廓是吻合的，但是理論上來說，我們不能僅僅考慮整個發展的輪廓。企業家不能跨越挫折這個階段，然後把他們的計劃帶入到下一個發展階段實施，因為這種做法脫離了現實，找不到任何科學依據。

現在，我們必須調查這樣一類現象，這種現象與其他的發展現象相比，顯然處於對立的位置，而且特別突出。首先，存在下面的可能性。第一，危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種完全相同的現象。我們從經驗得知的、被描述為危機的發展中的特殊的崩潰現象，對人們來說具有相同的形式，是一種相同的現象。然而，這種危機的同一性不會持續很久。相反，這種同一性只是存在於危機對經濟系統和個人影響的相似性上，而且存在於這樣的事實基礎上，即一些事情在很多的危機中總是習慣性出現。但是，這些影響和事件，是與經濟生活中的內部與外部的多種形式的干擾同時出現的，並不足以證明危機總是具有相同的現象。實際上，不同種類和原因的危機是可以進行區分的。沒有任何事情能夠證明我們可以事先假設危機之間的共同點比我們開始時所說的要素之間的共同點要多，也就是說，危機是所有的事件，這些事件使之前的經濟發展過程停止。

第二，不管經濟現象是同質的還是異質的，危機不一定有能力對純粹的經濟情況進行解釋。當然，危機本身屬於經濟範疇，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這絕不是說危機是屬於經濟系統的本質，或者從危機必然產生於經濟要素本身這個意義上來說，也絕不能說危機屬於這樣的一種經濟系統。相反，危機的真正來源很有可能存在於經濟範疇之外，即危機是外界事物作用於經濟領域產生干擾的結果。危機發生的頻率，甚至人們通常所說的危機的規律性，都不是定論，因為這些干擾因素在實際生活中會經常發生，這是很容易想像的事實。危機僅僅是這樣的一個過程，即經濟生活對新條件的適應。

對於第一點，我們可以談到這樣的一種情況。如果我們把危機認為是我們在任何地方所碰到的大的干擾，那麼除了干擾這個事實之外，就不會存在任何具有一般屬性的事實了。目前來說，也可以從這種廣泛的意義上來構想危機。經濟過程可以被分為三種不同的類型：循環流動的過程、發展的過程、阻礙沒有干擾的發展的過程。這種分類絕沒有脫離現實。只有進行更詳細的分析才能表明其中的一種經濟過程類型是否從屬於另外兩個經濟過程類型的某一類。

危機的歷史已經證明了干擾的普遍特徵並不存在。這種干擾可以在每個經濟實體所有可以想像到的地方爆發，甚至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爆發。它們有時出現在需求方，有時出現在供給方：出現在供給方時，有時出現在技術性生產過程中，有時出現在市場中或信貸關係中；出現在需求方時，有時是通過需求方向的變化體現的（例如時尚風格的變化），有時是通過消費者購買力的變化體現的。各種種類的工業企業所受的干擾不是相同的，但是第一個工業企業受到的干擾是最多的，第二個次之。有時，危機是以信用系統的崩潰為特徵的，尤其是對資本家的影響，有時工人或土地所有者遭受的危機最多。企業家也是通過不同的方式受到危機影響的。

由此看來，試圖在危機所表現的形式中找到共同要素看起來是很有前景的研究。實際上，正是這種共同要素導致了一種流行的、科學的信念，認為危機總是一個，並且是同一個現象。然而，這只是通過外部的膚淺性所獲得的外在特徵，除了作為發展中的一種干擾要素之外，對所有的危機來說，這種外在特徵既不是共同的，也不是本質上的。比如，恐慌這種要素，就是很明顯的。它是早期危機的一種顯著特徵。但是也存在有恐慌但是沒有危機這種情況。更進一步說，也存在沒有真正恐慌的危機。恐慌的強度在任何情況下，與危機的重要性都不具有必然的聯繫。最後，恐慌更多的是危機爆發后的結果，而不是危機爆發的原因。這對“投資熱潮”“生產過剩”等情況也是適用的。一旦危機爆發並改變了整個經濟情況，那麼大量的投機交易看起來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而且每一種生產出來的產品的數量通常都是過剩的，儘管危機爆發之前，這兩種情況和當時的經濟情況是完全相適應的。類似地，個別因素的崩潰、生產的各個部門之間適當性關係的缺失、生產與消費的不一致以及其他要素，都是危機造成的結果而不是引起危機的原因。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沒有任何令人滿意的關於危機的標準，這一點可以由下面的事實表明，即儘管在對危機這個主題的描述性文獻中出現了一定數量的重複發生的危機，但是，除此之外，危機的個別細節之間不是互相符合的。

其次，我們轉入另一個問題，是否所有的危機都是純粹的經濟現象，即是否所有的危機以及它們的形成原因和結果，都能夠從對經濟系統的學習所得到的解釋要素中去了解。很清楚，情況並不總是如此，也不一定必然如此。例如，戰爭的爆發可能構成足夠大的干擾，因而形成我們所說的危機，這種情況我們應該立即承認。當然，這絕不是規律。比如，19世紀的戰爭，並沒有立即導致危機。不過，這樣的情況是可以想像到的。我們假設存在這樣的一個島國，它與其他的國家具有很積極的貿易往來，而且它的經濟系統是處於我們所說的充分發展的狀態，假設這個國家被軍隊切斷了與外界的聯繫，這樣它的進口和出口就會被阻礙，價格和價值系統就會被粉碎，債務不能保持，信用的鏈條被切斷——所有這些都是可以被想像到的，所有這些實際上都已經發生，並標誌着一種危機。而且，由於引發這場危機的因素是戰爭，而戰爭是經濟系統之外的要素，因此這種危機不能單純從經濟學的角度來進行解釋。這種經濟實體之外的因素在經濟範疇內所起的作用導致了危機，同時也解釋了危機。因此，這些外界要素經常被用來解釋危機。一個重要的例子就是不好的收成，這顯然很容易引發危機，而且它已經成為危機的一般理論的基礎，這是眾所周知的。

從純粹理論的角度，環境因素必須被看作外界干擾原因，因而在原則上這種環境因素就是偶然的，雖然環境沒有像戰爭或氣象條件一樣那麼明顯地作用於經濟系統。舉個例子，保護關稅政策突然廢除可能會引發危機。這種商業措施當然是一種經濟事件。但是我們不能精確判斷它的形式；我們只能調查它的作用。從經濟生活規律的角度來看，它只是一種外界的影響。因此，從我們所理解的意義上來說，它就不是一種純粹的經濟現象。由於它們不是這種純粹的經濟想像，因此從純粹經濟視角出發，一般來說我們通常說不出任何有關它們起因的事情。對我們來說，它們一定被認為是不幸的偶然事件。

現在產生的問題是：在我們所理解的意義上，是否存在純粹的經濟危機？是否存在沒有我們剛才所舉的這些例子中的外部衝擊所產生的危機？事實上，這些觀點是可以被想像到的，而且實際上已經接受了危機總是外界環境作用的結果這樣的觀點。毫無疑問，這種觀點貌似有理。如果這種觀點是正確的，那麼就不會存在真實的危機經濟理論，我們將做不了任何的事情，除了僅僅證明這些事實，或者至多試着對危機的外在原因進行分類。

在回答我們的問題之前，我們必須擺脫一種特殊類型的危機。如果一個國家的工業是靠另一個國家進行資金支持的，如果繁榮圍繞着後面的這個國家，那麼提供資金給後者所獲得的利潤比迄今為止把資金提供給前者所獲得的利潤要多，那麼就會存在把資金從前者的投資中抽離出來的趨勢。如果這種情況的發生非常迅速而且輕率，那麼就會在第一個國家引起危機，這是很清楚的。這個例子表明了一個地區的經濟因素可能導致另一個地區的危機。這種現象是很常見的，而且一般來說能夠被認識到。顯然，這種情況不僅會發生在不同的國家之間，而且還會在一個國家的不同地區之間發生，一定的環境下，這種情況還會在同一經濟範圍內不同的工業部門之間發生。一旦一個地區發生了危機，通常會牽連到其他的地方。現在，問題是，這種危機是屬於我們正在尋找的那種純粹經濟因素的嗎？答案是否定的。對給定的經濟系統來說，其他地區的經濟條件只是數據，並且在解釋這種危機現象時，只能起到非經濟要素的作用。對於正在考察的經濟系統，這些其他地區的經濟條件只是一種偶然事件，如果嘗試在其他地區發生的這種危機中找到一般性的規律，那麼將是沒有收穫的。

最後，在摒棄掉危機的所有外界原因之後，我們發現還存在其他的具有純粹經濟特徵的原因，也就是說，這些原因是產生於經濟系統內部的，但是，這並不代表提出一種新的理論問題。用我們之前經常用的表述，每種新的組合都被暴露在明顯導致失敗的危險之中。儘管工業的所有分支犯致命性錯誤的情況非常少，但這種錯誤還是會發生，如果存在問題的工業非常重要，那麼危機的很多特徵可能是產生於它們的。但是，這種類型的事件僅僅是一種比較小的災害或意外，其所出現的每種情況都可以被單獨解釋，而且，從經濟過程所必需的要素或因素的結果這個意義上來說，這種類型的事件不是經濟過程所固有的。

如果我們考慮導致這種干擾的一系列可能的原因，那麼下面的這些情況就是值得懷疑的：如果我們把所有的這些項目進行抽離，那麼是否還會留下任何的東西？如果由於外部或內部的偶然事件以及任何重要事情的差錯導致了危機的發生，那麼我們是否就會更好地談論導致危機發生的原因而非討論危機本身？歷史與這種理論並不是矛盾的。因為幾乎所有的歷史事件都存在很多的“偶然事件”，因此對造成危機的更普遍和更基本的原因進行搜集的必要性就沒有我們想像得那麼明顯，另外，這些偶然事件可能會為實際發生的危機負責，而這是沒有任何明顯的荒唐之處的。儘管我們可以對這些問題進行決定，但是歷史上很多重大危機的個別背景，還有在每一個具體的例子中通過具體觀察所得出的解釋要比一般理論重要得多——假定這種一般理論是可能存在的——因此只能期望這些一般理論在實際例子中的診斷和補救措施能夠具有更重要的貢獻。如果商人們幾乎總是試圖用手中掌握的一些特殊的環境來解釋任何的危機，那麼他們也不是完全錯誤的。“經驗主義者”對試圖在沒有任何基礎的條件下構建一般理論持對抗的態度，也不是完全錯誤的——儘管它不是這種情況中所謂的對抗，但它是這兩種完全不同的任務之間的一個明顯的區別。

這種決定性的發現，解決了我們的問題，同時把我們的問題轉移到略有不同的環境下，確立了這一事實，即在所有的情況下，存在着一種危機，這種危機自資本主義產生以來就滲透進了經濟生活；不論怎麼說，即使這種危機不是必要的事實，那麼它也是有規律的，這種危機是繁榮與衰退交替時期的波浪式運動的要素。這種危機的現象產生於可能用於解釋各種衰退或崩潰的、大量形形色色的、不同質的事實基礎。經濟生活的這些巨大突變正是我們首先要解釋的。一旦我們掌握了這個問題，為了進行理論分析，我們不僅要替這種理論進行辯護，還不得不假定：經濟生活所揭示的所有其他的干擾——外部的和內部的——都是不存在的，這樣做是為了從理論觀點的角度把這個最有意義的問題獨立出來。但是，我們必須不能忘記：我們這樣做並不是由於我們所拋棄的那些情況不是不重要的；如果我們的理論局限在我們所討論問題的狹小限度內，那麼這種理論分析必定變得與其他建立在廣闊視角範圍內的理論分析的努力不對稱，這種理論分析的努力是為了給全面理解事情實際發生的過程提供一種工具。

現在，問題可以表述如下：為什麼我們所說的經濟發展不能像樹木的生長一樣均勻地進行，而是跳躍式前進？為什麼它表現出這樣上升和下降的特徵？

2.回答太簡短，也不具有足夠的準確性：這完全是因為新的組合不是像人們根據一般性概率原則所期望的那樣，在時間上是均勻分佈的——如果新組合在時間上是均勻分佈的，那麼人們就可以選擇等間隔的時間，在每一個間隔的時間內實施新組合——但是，新組合是以不連續的方式成群或者成組出現的。

這個答案現在要被（a）解釋，這種成群出現的方式也要被（b）解釋,根據這些答案，還要分析這些事實的結果以及它們所產生的因果關係的過程（本章的3.）。第三點包含一種新的問題，理論如果找不到解決這種新問題的辦法就是不完整的。儘管我們接受朱格拉的表述：“衰退的唯一原因是繁榮”——這意味着衰退只不過是經濟系統對繁榮的一種反應，或者一種對繁榮帶到系統中的條件的適應，因此，對衰退的解釋也根源於對繁榮的解釋——然而，繁榮走向衰退本身就是一種獨立的方式，在這一點上讀者很容易能夠看出我的觀點和斯皮托夫的觀點之間的區別。人們也會立即看出我們的論證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沒有任何的困難，也沒有藉助於任何新的事實或者理論工具。

（a）如果我們所說的新企業是相互獨立出現的，那麼就不會有任何的繁榮和衰退，也就沒有那些特殊的、可區分的、明顯的、按規律發生的現象。因為一般情況下，它們的出現是連續的；它們將按照時間均勻地分佈，而且在循環流動的系統中，受它們的影響而發生的變化相對來說是非常小的，因此這種干擾只具有局部的重要性，而且對整個的經濟系統來說很容易被克服。這樣就不會有我們所考慮的循環流動中的干擾，因此也不會有增長的干擾。值得注意的是，這對所有的危機理論而言都是適用的，這些危機理論都把這種要素看作是危機產生的原因；如果不能解釋為什麼整個原因不能以這樣的方式發揮作用，從而使結果是連續的而且容易被吸納，那麼不論這個現象是什麼情況，它都是不容易被理解的。

即使這樣，也存在好的時期與壞的時期。黃金或其他的通貨膨脹仍然會加速經濟的增長，通脹緊縮會阻礙經濟的增長；政治和社會事件以及經濟立法仍將會發揮它們的作用。例如，像世界大戰這樣的事件，由於戰爭的需要對經濟系統的調整、戰後必要的清理、對所有經濟關係的干擾、它的破壞性以及社會的動亂、它對重要市場的破壞、對所有數據的修改，所有這些事件都已經告訴人們什麼是危機和衰退，即使人們對它們還不了解。但是，這些不是我們所要考慮和討論的繁榮和衰退類型。這樣的事件是不具有規律性的，而且它們也不是必然產生於經濟系統本身的，而是必須通過特殊的外在原因來解釋，我們對這些已經進行了充分的強調。一種有利的環境尤其應該被記住，這種環境促進並部分地解釋了繁榮，也就是每一個衰退時期所創造的狀態。眾所周知，一般來說總存在大量的失業者、庫存累積的原材料、機器、建築物等，這些物品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待售，通常作為一種規則，還存在不正常的低利率。的確，這些事實在對這些現象的每一次調查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正如斯皮托夫和米切爾的例子所說的那樣。但是，如果我們希望避免從繁榮中衍生出衰退，從衰退中衍生出繁榮，那麼我們就不能用這些現象的結果來解釋這種現象。因此，在這裏，我們只是討論一個事情的原理的問題——而不是詳盡地闡述在繁榮或危機時期具體起作用的那些情況（不好的收成、戰爭謠言等）——我們將完全忽略這些情況。

三種情況增強了新企業成群出現的影響，而它們卻不是這些影響出現的真正原因。第一，第二章我們的論述中，允許出現這樣的期望——經驗也證實了這種期望——大量的新組合不是從原來的老廠商中產生的，也不會立即替代這些老廠商，而是與老廠商並排出現的，並與這些老廠商進行競爭。從我們的理論角度出發，這既不是一種新的要素，也不是一種獨立的要素；這對繁榮和衰退的出現也不是關鍵性的，儘管這些現象在解釋波浪式運動的生產方面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企業家需求的大批出現，意味着整個商業領域購買力的巨大增加。這開始了第二次的繁榮，它將延伸到整個經濟系統，是普遍繁榮這種現象的工具——只有用這種方式才能充分地了解它，用其他的方式對它進行解釋都不能令人滿意。因為新的購買力大量地從企業家的手中轉移到生產資料所有者的手中，轉移到產品的生產者手中用來進行“再生產性消費”，轉移到工人的手裏，然後滲入每一個經濟環節，所以最後，所有現存的消費品都以不斷增長的價格出售。零售商增加了訂單，生產者擴大了生產，為了這些目的，很多之前不受歡迎的而且已經被拋棄的生產資料又被重新投入到生產中。因此，僅僅由於這些原因，任何地方的生產和貿易暫時性地產生了利潤，這和在通貨膨脹時期產生利潤是一樣的，比如，用紙幣來支持戰爭的開支和這種情況就是一樣的，可以獲得暫時的利潤。很多事物浮動在這些所謂的“次級波浪”上，這些波浪沒有任何來自於真實驅動力的新的或直接的衝擊，但是投機性預期卻具有一種因果意義上的重要性。最後，這種繁榮跡象的徵兆以人們所熟悉的方式成為繁榮的一個要素。對於整個商業指數理論和對商業情況的理解，這當然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就我們的研究目的而言，只有主要的波浪和次要的波浪之間的區別是關鍵的，而且，次要的波浪可以追溯到前面的主要的波浪，這是應該足夠引起我們的注意的。根據建立在我們的原則基礎上的經過詳細推導得出的一種理論，在周期性運動所觀察到的所有事物都將找到它自己確定的位置。但是在前面的論述中，不可能公平地對待這些事情，從而會產生遠離現實的一種印象，而這在實際上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第三，從我們的論證中可以得出，錯誤在繁榮的開始以及在衰退的過程中，必定起着相當重要的作用。事實上，很多危機理論都在以一種方式或另外的方式利用這個要素。但是，錯誤不會在超過所需要的程度上正常地發生；生產只是建立在少數明智的人對事實進行或多或少的調查基礎上的。儘管失誤或者錯誤的計算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對個別的商業經營造成很大的危害，在特殊的例子中，可能對整個的工業造成比較大的危害，但是這不足以構成對整個經濟系統的危害。這種一般性的錯誤是如何形成的？這種一般性的錯誤又是如何影響整個經濟系統的？如何解釋這個一般性的錯誤只是引起衰退的一個獨立原因而不僅僅是衰退的結果？一旦有其他的原因，那麼這些其他的原因產生的衰退自然會打亂之前很多非常合理的計劃，並且使原先很容易改正的錯誤變得非常危險。最初的錯誤需要一種特殊的解釋，如果沒有這種特殊的解釋，那麼什麼東西都將變得不能被解釋，我們的分析提供了這種解釋。如果一個周期的繁榮的特徵不只是增加企業活動，而是執行新的和從未嘗試的組合，那麼就像第二章所提到的，過失此時起到了一種特殊的角色作用，這種作用與在循環流動的系統中過失所起到的作用在本質上是不同的，這是非常清楚的。然而，這裏找不到任何的“錯誤理論”。相反，為了避免產生這種印象，我們應該把這個要素分離開來進行研究。它的確能夠支持和加強“錯誤理論”，但卻不是造成這一理論的必要原因。即使沒有人做過從他自己的角度來說他自己認為是“錯誤”的事情，即使這裏不存在技術的或商業的“錯誤”或“投機熱潮”，即使每個人都具有遠大的眼光這樣的天賦，但是仍然會存在周期性的運動——儘管是以一種溫和的方式進行運動。如同我們將要看到的一樣，繁榮必然創造的客觀條件唯一地解釋了事情的

本質。

（b）為什麼企業家不是連續出現的，也就是說，為什麼企業家是在每一個適當的間隔內成群地出現？這是因為一個或多個企業家的出現促進了其他企業家的出現，而這些企業家的出現又促進了更多的企業家的出現，這樣企業家的數量就是以遞增的形式出現的。

第一，這意味着，根據第二章所解釋的理由，新組合的執行是非常困難的，而且只有具有一定品質的人才有能力執行這種新組合，通過設想一個較早時期的例子，或者設想一種經濟狀態，它類似於沒有發展的經濟階段的情況，才能夠較清楚地看待這個問題。只有很少的人具有這些領導者的品質，也只有很少的處於這種情況的人能夠沿着這個方向獲得成功，這種情況指的是經濟還沒進入繁榮的狀況。然而，如果有一個或一些企業家取得了成功，那麼很多的困難就會消失。其他的人可能跟隨這些成功的先驅者，就像他們在成功的激勵下是一樣的。通過不斷地克服第二章的分析中所說的那些障礙，這些其他人的成功再一次使得困難變小，因此有更多的人跟隨他們進行生產，直到最後，這種創新成為人人都熟悉的，並且成為人們自由選擇去接受的事情。

第二，由於我們所看到的企業家品質和其他的品質是一樣的，是按照過失法則在同種類的群體內分佈的，所以在這方面，滿足遞減標準的個體數目是不斷增加的。在這裏，是不考慮特殊情況的——例如，黑人人口中出現少部分的歐洲人——隨着任務難度的不斷減輕，越來越多的人能夠並且即將成為企業家，因此企業家成功之後出現的是更大數量的企業家，但這些企業家的品質是逐漸降低的。這就是實際中的情況，我們只是對這些情況出現的證據加以解釋。在工業中，仍然會存在競爭以及大量獨立的個人，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創新的單獨出現——其在企業中被勢不可擋地創造出來——然後，我們看到的是現存的企業如何快速地把握這種創新，開始是少量的企業，然後會不斷出現新的企業。我們對這種與消除企業家利潤的過程相聯繫的現象已經進行了清楚的說明。在這裏，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再次對這種情況進行論述。

第三，這解釋了企業家的成群出現，並且達到了消除企業家利潤的地步，這些首先發生在出現先驅者或者說創業者的工業部門中。現實情況也揭露了每一個正常的繁榮都開始於一個或者幾個工業部門（鐵路建設、電力、化學工業等），而且繁榮產生的工業部門的創新形成了繁榮的特徵。但是，這些先驅者不僅在他們首次出現的工業部門為其他人消除了障礙，而且，由於這些障礙的自然屬性，這些先驅者也為其他的部門掃除了障礙。很多的事情可以被後來的追隨者複製；這些例子對這些追隨者也是適用的；很多成就也是直接為其他部門服務的，例如，國外市場的開放，暫且不論緊接着會出現的第二重要的情況，即價格的上升等。因此，第一批領導者在他們直接行動的範圍之外也具有影響力，從而企業家團體將進一步增加，經濟系統將更迅速、更徹底地注重技術的和商業的重組過程，這比其他的情況都更加迅速和徹底，而這些技術的和商業的重組過程構成了繁榮時期的意義。

第四，發展的過程越被人們所熟悉，並且變成對一切有關方面的計算問題，那麼隨着時間的推進，障礙就會變得越微弱，喚起創新所需要的“領導者才能”就越少。因此，企業家的成群出現就變得越來越不顯著，周期運動也變得越來越溫和。我們所解釋的這個結果很顯然也被事實所確認了，這一點是很清楚的。經濟生活的日益托拉斯化在相同的方向起着作用，這種作用使得創新所帶來的具有普遍性的有利條件延遲到了衰退時期，尤其是建築行業。即使在今天，這些托拉斯與銷售和金融需求的大規模聯合仍然依賴於市場狀況，而這個市場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競爭。美國鐵路的政策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然而，只要這個要素起作用，它就能證實我們的解釋。

第五，新組合的成群出現，很容易並且必然解釋了繁榮時期的基本特徵。它解釋了為什麼不斷增加的資本投資是即將到來的繁榮的首要徵兆，為什麼生產生產資料的工業首先展示了超乎尋常的激勵作用，尤其是，為什麼鐵的消費會增加。它能夠解釋大量購買力的出現，從而解釋繁榮時期價格上升的特徵，這些現象僅僅靠增加的需求或成本來單獨進行解釋是不可能的。進一步，它解釋了失業率的下降、工資的上升、利率的上升、貨運的增加、對銀行收支和儲備的日益縮減等，並且，它還解釋了次級波動的釋放——使得繁榮在整個經濟系統傳播。

3.企業家成群的出現是繁榮的唯一原因，它對經濟系統的影響，與在一定的時間之內企業家均勻連續的出現對經濟系統的影響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只要這種成群出現不像後者一樣連續且難以察覺，而是一種跳躍式地對經濟的干擾，一種對經濟有着不同重要性的干擾就可以了。企業家連續出現所引起的干擾可以被連續吸收，而企業家的成群出現則必需一種特殊的、可識別的吸收過程，這個過程可以吸收新的事物，使得經濟系統適應這種新出現的事物，這是一種清理的過程，或者說，是一種達到新的靜止狀態的途徑。這個過程是周期性衰退的本質，從我們的觀點來定義，這個過程也是經濟系統圍繞新的均衡位置所進行的鬥爭，即經濟系統適應因繁榮的干擾而改變的環境的過程。

這個事情的本質不在於這樣的事實，即僅僅關心自己企業的計劃的單個企業家，完全不考慮其他企業家成群地跟隨他們，從而會導致失敗。從個別企業的角度看，這個行為是正確的，但其產生的結果卻可能因與這個行為相似的很多其他行為的普遍影響而被消除。當我們解釋了生產者是如何在他們尋求最大利潤的過程中建立一種機制的時候，即在經濟系統中趨向於消除整個系統剩餘價值的運動機制，我們就能夠認識到上面所說的這個例子的最重要的意義了。類似地，上面所說的很多相似的其他行為的普遍影響也可能引起錯誤，這種錯誤對個人來說可能是正確的，這個要素在很多的危機中實際上都起着作用，儘管個別企業家之後會有成群的追隨者出現是可以預知的，但是對其規模和發展速度的估計常常是錯誤的。然而，由繁榮引起的干擾的本質，並不在於這樣的事實，即它常常擾亂企業家的計算，而是在下面的三種情況。

第一，新的企業家對生產資料的需求，是建立在新的購買力基礎上的——繁榮時期，著名的“生產資料之爭”——提高了生產資料的價格。實際上，這個趨勢被這樣的事實所削弱，即至少某些企業與舊企業並不是并行存在的，而是產生於舊企業，另外，舊企業也不僅僅是進行生產而不獲得任何的利潤的，它們仍然可以獲得一部分的准地租收入。然而，如果我們假設：所有的創新都體現在新建立的企業中，所需的資金都要通過新創造的購買力來支持的，並且創新都嚴格地屬於循環流動的經濟系統且經營沒有利潤的企業的旁邊，這些企業由於成本的增加而開始虧本生產，那麼在這樣的假設基礎上，我們就能夠對這種經營的本質做最好的說明。現實與我們的這個假設相矛盾的情況，比人們所想像的可能要少。實際上，盤旋在繁榮時期的氛圍隱藏了這樣的事實，即在繁榮開始后不久，只要這種繁榮還表現為需求的增加，儘管當產品的價格上升時這種需求在上升之後又會減少，但是對很多生產者來說，這種繁榮意味着不幸。這種不幸是以下過程的一種形式，即生產資料從舊企業中撤離出來，並用於新的目的，就像第二章所說的那樣。

第二，新產品在不久之後或者幾年之後就會進入市場，並與老產品進行競爭；對之前創造的購買力的商品補充——理論上來說，這種商品能夠抵銷這種新創造的購買力並有結餘——進入了循環流轉的系統中。然後，這一過程的結果被我們前面所提到的原因緩和了，進一步，由於很多投資距離產品的完成還有很遠的距離這樣的事實，這種商品的補充過程是逐漸出現的。但是，這並沒有涉及過程的本質。繁榮開始時，舊企業的生產成本開始上升，隨後，它們的收入會減少，這種現象首先出現在與創新進行競爭的舊企業中，然後擴散到所有的舊企業，只要消費的需求變化有利於創新，這種過程就會繼續進行。暫且不說創新所帶來的盈利可能性，這些舊企業進行虧本生產受到了准地租這種作用的緩衝，這種准地租只是短期有效的。正因為這些舊的企業大多數基礎雄厚，尤其是值得受到信貸的支持，所以，即使進行虧本生產，這些舊企業也不會立即崩潰。它們的部分破產會影響新企業的成功。企業的破產被這樣的事實所緩和，即繁榮剛開始從來都不是具有普及性的，而是集中於一個工業的某一個或幾個部門，不會幹擾其他的領域，而隨後只是會以不同的次要的方式影響其他的領域，這個事實是很符合我們的解釋框架的。由於企業家是大批出現的，所以他們的產品也會大批出現，而且由於企業家並不是做不同的事情，而是做相似的事情，因此他們的產品幾乎是同時出現在市場中的。在新產品出現之前市場所必須經歷的平均時間——當然，儘管實際上是依賴於很多其他的要素——從根本上解釋了繁榮時期的時間跨度。新產品的出現引起了價格的下降，這種價格的下降結束了繁榮，可能導致危機，可能導致衰退，所有其他情況會相繼出現。

第三，新企業出現的結果導致了信貸的緊縮，因為企業家處於需要還清所欠債務的位置，他們也具有充分的積極性；同時，由於沒有其他借款方干涉企業家的這種位置，這導致了新創造的購買力的消失，當這種購買力的供應品出現時，這種供應品就能以循環流動的方式重複地進行生產。這個論點需要仔細的論證。首先，這種緊縮必須和其他的兩種類型區分開。新產品的出現必然導致緊縮，即使在企業家償還債務的時候，支付工具沒有完全消失，但是，由於新產品的總的價格水平顯然比債務的總和要大，因此這些價格不僅與繁榮時期的價格水平相對立，而且理論上，也與前面的衰退時期的價格水平相對立。這種情況和債務的清償應該具有相同的效果，只是程度上可能會小一些；但是我們現在考慮的是債務減少的影響。緊縮也會發生在已經存在的或銀行界預期的衰退時期，因為銀行會主動努力去限制它們的信貸。這個因素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經常會引起真正的危機；但是，這只是附屬品，在這個過程中也不具有內在的本質屬性。在這裏，我們也不考慮這種因素，儘管我們不否認它的存在，也不否認它的重要性，而只是考慮它主要的因果作用。其次，進一步，我們的公式包含了兩種抽象概念，它們將清晰地表現事情的本質，但是它們排除了重大的實際作用的緩衝影響。它忽略了這樣的事實，即新產品通常只包含生產它們時所進行的投資的折舊額的很少部分，因此，當新企業準備進行生產時，在繁榮時期的總支出中，只有一部分，通常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以銷售的形式出現在市場中的。因此，新創造的購買力只是逐漸地從循環流動的系統中轉移出來，部分的購買力只是在繁榮後期把更多的信貸尋求者帶入到貨幣市場中才從循環流動的系統中轉移出來的。在緊縮的過程中，通過儲蓄對新購買力的吸收不會改變任何的東西——但是，很多國家、地區和農業抵押銀行一旦插手干預不斷減少的企業需求，這種情況就是不同的了。除了企業家債務的逐漸消失，還必須記住，在現代經濟系統中，利息已經滲透到循環流動的過程中，信貸甚至可能永久存在於這種循環中，只要有生產的產品年復一年地與這種信貸相對應——這是進一步緩和這個過程的第二個要素。但是，由於所有的這些要素，通貨緊縮的趨勢仍然是起作用的，並且成功的企業家清償了其所欠的債務——因此，當繁榮已經進入到很完善的狀態，僅是通貨緊縮以一種非常溫和的形式出現，也必定會自動循環客觀情況的邏輯而出現。這個理論會導致這樣一種結論，即在發展的過程中，“長期的”物價水平必定下跌，事實上，19世紀的物價歷史已經對此做了證明。有兩個時期沒有被革命性的貨幣制度的變動所干擾，那就是從拿破崙戰爭到加利福尼亞金礦的發現，以及1873—1895年，這兩個時期實際上展現了我們期望從我們的理論中所得到的特徵，也就是，每一個周期的低潮都比前一期的低潮要深，消除了周期性波動的價格曲線是向下傾斜的。

最後，還必須解釋為什麼其他尋求信貸的企業家不總是處於清償他們所欠債務這樣的位置。這裏有兩個原因，實際上還可以其他的原因，這些其他的原因被描述為其他要素的結果，這些要素的結果我們可以稱為外界產生的基本的，或偶然的影響，在我們所說的這個意義上，這些基本要素的結果也是次要的、非本質的或者說是附屬的原因。第一，在出現繁榮的工業的成功激勵下，會出現很多的企業，這些企業在充分發揮它們的作用的時候，將生產大量的產品，通過產品價格的下降和成本的上升——即使我們所說的這些企業的生產服從所謂的收益遞減規律，這種價格的下降和成本的上升還是會出現——將消除企業家的利潤，然後朝着這個生產方向繼續前進的動力就會耗盡。實際上，即使在競爭的社會，利潤的消除也只是近似的，而且這個過程既不排除某些利潤的存在，也不排除損失的立即出現。對其他產業中企業家出現的限制，以及對發展的次級波所創造的現象的限制就可以進行類似的對比。當達到了這種限制，這種繁榮的衝擊力就耗盡了。第二個原因解釋了為什麼一個新的繁榮不會伴隨而來：因為企業家群體的行為同時也改變了經濟系統的運行數據，打破了經濟系統的均衡，然後在經濟系統中開始了一種不規則的運動，我們把這個過程想像為圍繞着新的均衡位置做鬥爭的一種運動。一般意義上來說，尤其是對新企業的生產計劃來說，這使得我們不能進行精確的計算。實際上，只有后一種要素——繁榮的創造中所具有的不確定的特徵——常常是可以被觀察到的，而首次提到的那個限制大部分都表現在個別方面。然而，它們兩者的區別是模糊的，第一，被很多個人所預料的作為結果的現象弄得模糊不清。很多個體比其他的個體更快地感覺到緊張，比如銀行，或者很多個體比其他的個體更快地感覺到成本及其他要素的價格上漲，比如在很多舊企業就是如此，然後這些個體會做出相應的反應——在很多情況下，這種反應比較遲，但是當這些個體開始進行相應的反應的時候，他們的確是非常恐懼的，尤其是那些較弱的個體。第二，它們被偶然發生的事件而搞得含糊不清，這些事情總是會發生的，但是這些事情是從繁榮所創造的不確定性中獲得它們的重要性的，這種重要性是它們之前所不具有的。這就解釋了有實際經驗的人為什麼在每次的危機中都認為他能碰到這些偶然事件，比如，不受歡迎的政治謠言就是一個例子。第三，它們被來自外界的干涉行動搞得模糊不清，中央銀行對經濟的有意識的調節是干涉行為中最重要的一種。

4.如果讀者思考我們所說的這些內容，並根據實際的資料或者任何危機理論的論點和商業周期理論的論點來對這些內容進行檢驗，那麼他就會明白繁榮是如何從自身創造一種客觀的狀態，這種狀態忽略了所有附帶的和偶然的因素，並能結束繁榮，引起新的危機，且必然能產生衰退，因此會導致相對穩定的暫時位置和沒有發展的狀態。我們可以稱這種衰退為再吸收和清理的“正常”過程；以危機的爆發為特徵的一些事件的過程——恐慌、信貸系統的崩潰、破產的擴散以及它的深遠影響——我們把這些事件稱為“清理的異常過程”。為了對某些觀點進行完善和重複，我們現在對這個過程有一點要進行說明，但是只針對正常的過程而言，因為不正常的過程不能表現任何根本性的問題。

我們所說的這些直接導致了對衰退時期的主要特徵和次要特徵的理解，現在這種特徵看起來成了一種因果聯繫的組成部分。繁榮本身必然導致很多的企業經營出現虧損，引起價格的下降，另外，通過信用的緊縮還會引起通貨緊縮——這些都是在事件的發生過程中伴隨而來的次要的現象。進一步說，資本投資和企業家活動的減少，以及生產生產資料的工廠的停滯，斯皮托夫指數（鋼鐵消費）以及類似指數的下降，比如美國鋼鐵公司未完成的訂單，都可以得到解釋。隨着對生產資料需求的減少，利率——如果不考慮風險係數——以及就業量也會下降。隨着貨幣收入的減少，這種減少可以從原因上追溯到通貨緊縮，即使它還會由於破產等原因又增加，但是最後對所有商品的需求還是下降了，這個過程就是這樣滲透到整個經濟系統的。衰退就這樣完成了。

但是，有兩個因素會阻止上面所說的這些特徵在一定的時間內按照它們在因果關係中的位置順序出現。第一是由於這樣的事實，即這些特徵能在不同的程度上被個人的行為所預期。這尤其會發生在專業性的投機起很大作用的市場中。因此，股票市場在一個真正的拐點到來之前，有時已經表現出投機性的初期危機，於是，這些危機會被克服，並為更進一步的運動創造空間，這屬於相同的繁榮時期（1873年和1907年）。但是，還有一些其他的情況更加重要。實際上，產品價格的上漲常常預示着成本的增加，然而，這種成本的增加又是產品價格上漲的原因，所以在這裏，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只要在繁榮到達其外部頂點之前，考慮到這個過程的邏輯性，那麼在這個意義上，剛才所說的投資減少、企業家活動的相應減少，以及生產生產資料的工廠的停滯，都可能會出現；但是，這些情況不一定就應該必須如此。相反，如果這些徵兆在繁榮結束之前有規律性地出現，那是因為它們受到能夠相對準確地預測將要發生的事情的要素的影響。第二，各種情況的影響將導致在事情的實際過程中，次要因素常常比主要的因素更加突出。例如，出藉資金方的憂慮，會在利率上升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然而只有在衰退的晚期，這種憂慮才會發生作用。對勞動力需求的減少應該是這種改變的一個早期特徵，但是就像工資在繁榮時期不會立即上漲一樣，工資和就業數量通常也不會像人們所預料的那樣迅速下降，因為作為一般性的規律，總會存在失業的工人，人們在了解這些工資和就業數量的增減情況時也總存在一系列的障礙。所以企業總會盡最大的努力防止價格的下降，尤其是在沒有完全“自由”競爭的行業中——實際上這種競爭根本不存在——當銀行給這些企業提供信貸支持時，它能夠為暫時的成功提供支持，所以最高的價格水平通常要在轉折點之後出現。確立所有這些事情是進行危機調查的首要任務。但是，在這裏，不需要做進一步的說明，就已經足夠說明這樣的事實，即所有這些都不會改變事情的本質，我上面提到的在其他領域發生的類似事情，會支持反對價格理論。

在蕭條時期，事情的過程會體現出一種不確定性和無規則性的景象，對這種不確定性和無規則性，我們是從尋找新的平衡的角度來進行解釋的，或者是從適應已經相對迅速變化的一般情況來進行解釋的。這種不確定性和無規則性很容易讓人理解。對不同企業來說，通常的數據也是不同的。然而，對這種數據變化的程度和本質的了解只能從經驗中獲得。這樣，就有了新的競爭者。老顧客和經銷商沒有出現；必然出現的對新經濟事實的正確態度；不可估計的事件——對信貸不可預料的拒絕——在任何時候都可能出現。“純工商業者”面對的是常規之外的、他不習慣的問題，在面對這些問題時，他會出現錯誤，而這些錯誤又會成為產生問題的一個重要的次要原因。投機是更進一步的原因，投機者所遇到的不幸以及他預見到的價格進一步下降的事實，兩者共同作用能夠使人們所熟悉的各種要素之間互相作用，從而增加數量。沒有任何的結果是可以清楚地看到的；而那些與危機沒有任何關係的弱點也可能會出現在任何地方。企業收縮或擴張最終會證明哪種方式是正確的反應類型，而企業的收縮或擴張不可能在當時成為某個問題值得信任的理由。情況的複雜性和不清晰性將真正成為實際事件中的重要因素，而在我看來，這種複雜性和不清晰性是理論毫無根據的用來解釋衰退的原因。

數據和價值的不確定性、明顯會出現的不規則和不可估計的損失，形成了衰退時期的獨特氛圍。那些組成股票交易思想的投機要素，在繁榮時期的商業方面和社會方面都是非常引人注意的，在衰退時期，這些投機要素尤其會受到影響。對很多人來說，尤其是對投機階層和部分地依賴於奢侈品需求的奢侈品生產者來說，情況比它們所表現出來的要糟糕——對他們來說，這些所有的事情似乎已經走到了盡頭。主觀上來說，轉折點似乎出現在生產者面前，尤其是，如果生產者拒絕接受不可避免的價格下降，這種價格的下降就像迄今為止發生的生產過剩以及由此產生的衰退一樣。已經生產出來的產品沒有辦法銷售出去，更嚴重的是那些即將要生產出來的產品，把這些產品按照成本價出售會導致人們所熟知的貨幣緊縮現象，甚至可能導致無力支付或企業的破產，而這些現象是每一種商業周期理論都必須進行解釋的。我們的理論對此也要進行解釋，正如讀者所看到的那樣，但是，我們的理論沒有把這種典型的事實作為基本的、獨立的原因。生產過剩被我們已經注意並解釋了的繁榮的扭曲所加強了。一方面是這種環境，另一方面是衰退時期很多工業中出現的有效需求和供給之間的缺口，這兩個方面使得我們用不同的理論術語來描述衰退的外部形式成為可能。每種理論的主旨在於試圖解釋這種不協調出現的方式，以及解釋這種不協調得以存在的特殊的數量。對我們來說，商品的數量和價格之間的不協調與生產過剩一樣，是一種中間現象，而不是主要的原因，這種不協調在很多情況下，是由於經濟系統失去了均衡而產生的。與這種商品的數量和價格之間的不協調相聯繫的，還存在工業部門之間收入的不協調，但是這種不協調不存在於不同的經濟等級之間，因為企業家的利潤與可能受到干擾的其他人的收入不存在正常的比例關係，而除了這些固定的貨幣形式的收入，其他收入具有以相同的速度變化的趨勢，而且通常是根據有損於或者有利於固定收入來獲得相應的收益或遭受相應的損失的，此時不會幹擾總的消費者需求。

繁榮的扭曲在其他情況下也有這樣的結果，即對所有工業部門來說，情況的緊張和危險程度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經驗也告訴我們，正如阿夫達農所表明的，很多工業部門根本沒有被干擾，有些部門只是受到了很小的干擾。在每一種工業中，新企業受影響的程度一般要比舊企業大，這似乎與我們的解釋相矛盾。對這一點的解釋如下：舊企業具有緩衝工具“准地租”，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們具有積累的準備金。它通常處於被保護的關係中，而且常常得到確立多年的銀行關係的支持。這些舊企業有可能失敗了若干年，但是其債權人並不因此感到憂慮。因而，舊企業比新企業維持的時間要長，因為新企業總是受到嚴格的、懷疑的審核，而且它沒有準備金，至多只有透支工具，只要新企業表現出一點處於困境的跡象，就會被認為是一個不好的債務人。因此，在所有情況下，變化帶給新企業的衝擊要比舊企業更加明顯。對新企業來說，這種變化的衝擊更容易導致最終的結果：破產，而對舊企業來說，這隻會導致一種緩慢的衰退。這歪曲了現實的情景，也解釋了危機中的選擇過程為什麼以一種重要限定條件來描述；因為只有得到大力支持的廠商，而不是本身最完善的廠商，才有在危機中生存的最好機會。但是，這並不影響現象的本質。

5.儘管有充分的理由認為組成衰退時期的調整和再吸收的過程引起了經濟系統中最有活力的要素的不安，這些最有活力的要素對創造商業的氛圍做出了最大的貢獻；也儘管每一種事情都以完美的形式出現，衰退也必定消滅了很多的價值實體；但是，如果僅從對繁榮的衝擊和僅僅用否定的特徵來描述衰退，那麼，這仍然不能充分地把握衰退的本質和作用。對於衰退，還存在比剛才我提到的情況更能反映其本質的特徵，這是非常令人高興的。

第一，就像剛才所提到的，衰退將導致一個新的均衡位置。為了讓我們自己確信，衰退時期發生的所有事情都可以從這個觀點進行理解，而且這些發生的事情顯然是不具有任何意義的和無法控制的，讓我們再一次考慮衰退時期的個人行為。這些個人必須調整自己，使得自己適應由繁榮所引起的干擾，即他們必須使自己適應新組合及其產品的成群出現而產生的干擾，適應由於新企業與舊企業的同時出現以及這些新企業單獨出現而產生的干擾。舊企業——理論上，應該是指除了形成於繁榮時期的所有存在的企業，以及進一步排除了那些因壟斷位置、特殊優勢或者持續的擁有優勢技術的企業之外的現存企業——面對三種可能性：如果這些舊企業因主觀原因或者客觀原因不能適應，將衰敗下去；減少企業活動，試圖在更穩定的狀態下生存；依靠它們自己的資源或者依靠外力的幫助，這些舊企業要麼轉向另一個行業，要麼採用其他的技術或商業方法以較低的成本擴大生產。如果新企業是連續出現而不是成群出現，那麼這些新企業不得不經歷它們的首次考驗，面對比連續出現而不是成群出現時要大得多的困難。一旦建立新企業，這些新企業就必然會適當地參與到循環流動的系統中，而且即使當這些新企業建立時沒有發生任何的錯誤，在很多其他的方面也肯定會存在需要進行修改的地方。即使從不同的、次要的原因出發，這些新企業所面對的問題和可能性也與舊企業所面對的是類似的；而且，如上面所說，這些新企業在很多方面處理問題的能力比舊企業要差。在衰退時期，商人的行為特徵包括採取糾正，以及為解決這個問題所採取的各種措施；所有的這些現象，除了沒有事實根據的恐慌和錯誤的結果——都對危機中事情的異常過程進行了特徵定義——都可能包含在由繁榮所造成的情況的概念中，也包含在由繁榮所造成的商人的行為特徵中，還包含在均衡以及對均衡的反應的干擾中，也包含在經濟數據的改變以及對這些改變的成功或失敗的適應中。

圍繞着新的均衡位置所做的努力，將使創新具體化，並對舊企業施加它們的影響，我們從經驗中可以得知，這些努力是衰退時期的真正意義，同樣，這種努力實際上必然導致更加接近均衡位置：一方面，衰退過程的驅動力，直到它真正發揮作用，並實際上帶來了均衡狀態，理論上講是不會停止的；另一方面，除非達到新的均衡位置，否則以新繁榮的形式出現的干擾是不會自動從經濟系統中產生的。衰退時期的商人行為，顯然是受到實際的或即將發生的損失這個要素所控制的。但是，損失的到來或者即將發生——這在整個經濟系統內不是必然的，但是部分的損失會導致風險——與所有的企業以及整個經濟系統不是處於穩定的均衡位置是一樣的，這實際上就是說，直到這些企業再次以與成本相當的價格進行生產，損失才會到來或發生。因此，從理論上來說，只要這種均衡沒有完全達到，那麼就總存在衰退。從這個意義上，還可以說，生產過程在發揮它的作用之前，這種過程是不會被新的繁榮所干擾的。因為直到那時都肯定存在對新的經濟數據的不確定性，這就使對新的組合的計算變得不可能，而且使必要因素的合作變得很困難。如果遵守下面的限定條件，那麼這兩個結論就都是符合事實的。對現代商業世界所特有的周期性運動和機制的認識，將使得商人能夠預測即將到來的繁榮以及這些繁榮的次級現象；很多個體對新均衡的適應，以及很多價值對新均衡的適應，常常被一種期望所延緩或阻礙，這種期望就是這些個體認為自己還能再堅持進行生產，這種堅持在佔據統治地位的繁榮時期是非常重要的，並且這種堅持挽救了很多實際上不能適應生存的廠商，不論如何，這種堅持延緩或阻礙了到達均衡、穩定狀態的過程。

經濟生活的逐漸托拉斯化，在大型聯合企業內部及它們的外部，形成了永久的連續的失衡，因為，如果在所有的生產部門都存在自由競爭，那麼實際上就只能存在完全的均衡了。此外，由於很多企業，尤其是舊企業，它們具有很強的財政支持能力，所以這種調整就不總是非常迫切的，也不是與生死存亡密切相關的問題。還有一種對處於困難中的公司或整個行業進行外部支持的做法，如政府救助，它的發放是基於困難只是暫時，而且困難是由外界環境造成的這樣的假設。在衰退時期，常常也有實行關稅的要求；所有這些行為，與舊企業所具有的財政支持一樣，都以同樣的方式發揮着作用。更進一步說，還存在機會因素——比如，發生在關鍵時期的好收成。最後，衰退過程的非正常情況有時會產生過度補償的影響。例如，如果某種未經證實的恐慌使得某家企業的股票價格下降了，因而，隨後會開始對股票價格的糾正性上升，而這種糾正性上升可能進行得過於激烈，使得該企業的股票價格維持在高位，並導致小規模的虛假繁榮，這種情況在一定的條件下可能會持續下去，直到出現真實的繁榮。

當然，最後所達到的狀態絕不會與沒有發展的經濟系統的理論情景完全一致，在沒有發展的經濟系統的理論情景中，將不存在利息形式的收入。相對短暫的衰退時期獨自阻止了這種現象的發生。然而，最後的狀態總是會接近沒有發展的情景，而且這種狀態是相對穩定的，可能又會成為執行新組合的起點。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得出結論，即根據我們的理論，在兩個繁榮之間總是會存在吸收的過程，這種吸收過程的功能是產生均衡，而它最終會到達接近均衡的位置。這對於我們是很重要的，不僅是因為這種中間的吸收過程是存在的，對這種中間過程的解釋是每一種周期理論的責任，還因為這種周期性均衡位置的必要性的證據能夠完成我們的論證。因為我們是從這樣的位置出發來進行論證的，而發展的波動首先是從這個位置產生的——不管這種情況在歷史上是否出現過，也不管這種情況什麼時候在歷史上出現過。為了更加突出顯示波動的本質屬性，我們甚至可以僅僅假設一種初始的“靜止”狀態。但是，就我們的理論用來解釋這種現象的本質而言，僅僅說每一個商業周期都具有波峰和波谷，這是不夠的，還必須說明哪些是不能被簡單地假定的，也不能用事實來代替對它的證明的。因此，在這部分，進行一定量的研究還是必要的。

第二，除了對剛剛引起我們注意的創新的關注和消化作用，衰退時期還存在其他的一些作用，這些作用確實不如某些現象重要：它完成了繁榮時期承諾的事情。這種作用是持續的，而那些現象是暫時的。這種作用體現在：商品流被豐富起來，生產被部分地重新組織，生產的成本減少了，起初看起來是企業家利潤的收入最終增加了其他階層的永久性的真實收入。

儘管這些作用一開始遇到了各種障礙，但由我們的理論得出的這個結論還是被這樣的事實證明了，即衰退的正常時期的經濟狀況的整個過程並不像滲透於衰退時期的情緒那樣是沉悶的。在衰退的正常時期，除了作為規則的經濟生活的大部分幾乎不被干擾這樣的事實，在很多情況下，總交易的實物數量只是微乎其微地有所下降。衰退所引起的破壞是如何被誇大的，這樣的流行概念可以通過任何危機的官方調查來表明。儘管周期性的運動體現在繁榮時期就是通貨膨脹，體現在衰退時期就是通貨緊縮，在這兩種情況下，對周期性運動的分析不僅根據商品，還要根據貨幣來進行，尤其是，它是以貨幣形式強烈地表現的。與平均年份的總收入數字相比，繁榮時期總收入的上升以及衰退時期總收入的下降在8%～12%之間，甚至在因發展強度大而使波動比歐洲更加顯著的美國也是如此（參考米切爾的論述）。阿夫達農已經表明，衰退時期價格的下降只構成了平均水平的很少一部分，真正大的波動是在個別情況的特殊條件下產生的，與周期性的運動具有的關係很小。這對於所有大的一般性的運動都是一樣的，比如戰後時期。當那些非常事件（恐慌、破產的蔓延等）的過程變得不斷衰弱，以及由此而生的對不可預測的危險的焦慮消失的時候，公眾也會對衰退發表不同的意見，做出不同的判斷。

我們可以看到衰退時期的真正特徵，如果我們考慮這樣的事情，即衰退時期給不同類型的個人帶來了什麼又帶走了什麼——對從衰退時期事件的非正常過程的現象提取出來的事實，這裏我們對此並不涉及。對企業家及他的追隨者來說，尤其是對那些偶然幸運地或投機地能夠享受到繁榮時期的價格上漲所帶來的成果的人們來說，衰退使他們失去了獲得這種利潤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投機的情況中，這種投機被衰退中出現的看跌的可能性所代替。在正常情況的例子中，企業家已經獲得了利潤，並將這種利潤包含在了已經建立起來且經過調整適應的企業中；但是，他不再能產生進一步的利潤，相反，他會受到損失的威脅。在正常情況下，即使在事件的理想過程中，他的企業家利潤將會枯竭，他的其他企業家利潤的收入也將降至最小值。在事件的真實過程中，儘管很多不利的影響已經被上面所提到的要素所減弱，但這些不利的影響還是會發生。與舊企業具有關聯的一些事情，它們正在被競爭性地消除，但它們還是會遇到困難。具有固定貨幣收入的人，或者其收入在很長時間之後才會變化的人，比如領取養老金的人、收租金的人、政府工作人員以及長期出租自己土地的土地所有者，都是衰退時期的典型的受益人。他們的貨幣收入所能購買到的商品，在繁榮時期被壓縮了，但在衰退時期卻擴大了，而且，在原則上，這種擴大的程度比繁榮時期被壓縮的程度更大，這一點已經說明了（參閱前面的3.中的“第三”）。進行短期投資的資本家，從每單位收入和資本所增加的購買力中獲益，而由於更低的利息率受到損失。理論上，他們所遭受的損失要大於收益，但是很多次要的情況——首先是遭受損失的風險，其次是對風險補償的需求——使這個理論上的原理失去了它實際的重要意義。那些沒有用長期合約把自己的租金固定下來的土地所有者——主要是擁有土地的農民——在根本上與工人是處於相同的地位，所以，對有關工人問題的論述也適用於他們。工人與土地所有者之間的差別在實踐中很重要，但在理論上就不值得考慮了，人們對這種差別通常是非常熟悉的，所以，我們在這裏，對這個問題不進行論述。

在繁榮時期，工資必須增長。因為對勞動力的需求會增長，首先是企業家對勞動力的新的需求，其次是次級波動上升時，那些擴大經營活動的人也會增加對勞動力的新需求，這些都會直接或間接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因此，就業首先會增加，伴隨而來的就是勞動力的工資總數的增加，然後是工資率以及個別工人收入的增加。正是由於工資的增加，引起了對消費品需求的增加，從而又導致了一般物價水平的提高。

由於那些在理論上與工人具有相同地位的土地所有者的部分收入，因為上面提到的原因不會隨着工資的增加而增加，而他們的固定收入根本不會增加，所以總工資的增加與更大的實際勞動收入是相等的，而這實際上會導致尚未增加的社會產品中的份額增大。

下面這種情況是普遍真理的特殊情況：如果發生這樣的情況，即只要新創造的購買力在影響消費品的價格之前必定會對工資產生影響，那麼通貨膨脹就不會立即損害工人的利益。只要情況不是如此，或者只要工資的上漲遇到了外界的障礙（比如，世界大戰），那麼工資就會按照經常被描述的方式滯後於物價而上漲。如果通貨膨脹確實是過度消費的工具，比如如果戰爭是靠通貨膨脹來獲取資金支持的，那麼由此造成的經濟系統的貧困必然也會對工人的地位產生影響，即使這種影響不如對其他群體的地位所產生的影響那麼嚴重。但是在我們的例子中，發生了相反的情況。

一方面，在衰退時期，每單位工資的購買力增加了。而以貨幣形式表現的對勞動力的有效需求，由於繁榮而開始的自動的通貨緊縮的結果而有所下降。如果僅出現這種情況，那麼對勞動的有效真實需求將保持不受干擾。勞動的真實收入將繼續保持在比較高的位置，這種收入不僅高於前期的均衡位置時的收入，還高於繁榮時期的收入。因為，之前的企業家利潤會流向——理論上和根據我們對這個概念的定義會全部流向，但實際上只是逐漸地並且是不完全的流向——勞動和土地的服務，只要這種企業家的利潤沒有被產品價格的下降所消化吸收掉。但是下面的這些情況在短期內阻礙了這種事情的發生，並且會引起實際上由統計數據所表示的真實收入的暫時性下降，但是，與我們的理論相一致的期望的真實收入的上升，在現實中通常會被下一個繁榮的出現所掩蓋。

（a）在衰退時期我們所稱的數據和時間的不確定性和明顯的無規則性，以及更多異常事件過程中的恐慌和錯誤，這些事實都擾亂了很多的廠商，並且使很多其他廠商在一段時間內無所事事。這必然會導致失業等其他事情的發生，但本質上這些現象都是暫時的，這種暫時性的特徵不會改變這樣的事實，即它是一個重大的事件，在一定條件下它可以消除人們所關心的不幸和災難，以及對它的恐懼——僅僅是因為它的發生是不可計算的——這種暫時性的特徵實質上有助於反映衰退時期的情況。這種暫時性的失業特徵是衰退時期的典型特徵，也是勞動恐慌性供應的來源，因此這會導致之前由工會的行動所獲得的利益的損失，有時，雖然不是必然的，但也會對工資施加比較大的壓力，而它所造成的這些影響可能比失業數據中所得出的影響還要大。

（b）從這些事情中，我們必須分清這樣的事實，即新的企業要麼會完全地消滅掉舊企業，要麼迫使這些舊企業限制它們本身的經營活動。作為對這種情況所引起的失業的抵制措施，新企業的執行肯定會引起對勞動力的新需求。這種對勞動力的新需求的數量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超過由此所引發的失業數量，可以通過鐵路和大眾馬車的例子來說明。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情況都是如此的，而且即使所有的情況都是如此，也會碰到困難和摩擦，同時，由於勞動力市場作用的不完全，這兩者（對勞動力的新需求的數量和引發的失業數量）在平衡中，它們之間的不對稱可能還要更加偏重一些。

（c）由於曾經創造了新的投資的企業家對勞動的需求最終會停止，上面所提到的由於繁榮的到來而產生的對勞動的新需求也會失去它的重要性。

（d）作為規則，繁榮最終意味着生產過程進一步機械化，因而必然會減少每單位產品所必需的勞動量；而且，繁榮還經常包含着這種工業對勞動需求量的減少，儘管這種工業會出現生產的擴張，當然，繁榮對工業的這種包含不是必然的。這樣，技術性的失業就表現為周期性失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不能由於技術性的失業與周期性的失業看起來沒有關係而把將與周期性的失業相對立。

衰退所帶來的這種要素是巨大的、讓人感到痛苦的，但這些要素所面對的這些困難主要還是暫時的。因為對勞動力總的真實需求一般來說不會一直持續地下降。忽略所有補充的以及次要的因素，企業家利潤中那部分未被價格下降所消除的支出必然會超過任何永久性收縮所需要的量，所以對勞動力的需求不會一直持續下降。即使這部分的支出僅僅是花在消費方面，那它必定也要分解為工資和租金，因此我反覆強調，這裏所說的每一個問題，在理論上都適用於工資和租金。一旦它們被投資，在某種程度上就會產生對勞動的真實需求的增加。

（e）繁榮只會以一種方式直接地或間接地使對勞動的真實需求持續降低：如果在新的組合中，繁榮轉化為土地和勞動的相對邊際重要性，而土地和勞動產生於之前對勞動不利的舊的生產組合。於是，不僅勞動在社會產品中所佔的份額，而且勞動的真實收入的絕對數量都可能持續性地下降。實際上，比這種情況更重要的——但未必屬於永久性的性質——是一種對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的需求的轉變。

根據這個限定條件，我們回到我們的結論，即衰退的經濟本質在於，通過力求均衡的機制，把繁榮的成果擴散到整個經濟系統；而那種對於這個經濟系統來說僅僅部分是必需的暫時反應，掩蓋了衰退的這個經濟特徵，併產生了一種可以表達為衰退的氛圍，同時產生了一種反響，即那些指數所表現的形式不屬於（或者說不完全屬於）貨幣、信貸和價格的範疇，而且那些指數不僅僅反映了衰退時期自動的通貨緊縮的特徵。

6.危機的爆發開始了事件的異常過程，或者說危機的爆發是事件過程的異常的開端。正如我們已經提到的，這沒有提出任何新的理論上的問題。我們的分析表明，恐慌、破產、信貸制度的崩潰等現象很容易在繁榮轉向衰退的轉折點出現。這種危險會持續一段時間，但是只要衰退的過程更加徹底地發揮其作用，那麼這種危險就會變小。如果出現恐慌，那麼首先出現在這種恐慌中的錯誤或者僅僅是由於解除這種恐慌而出現的錯誤，以及公眾輿論等，就會成為獨立的原因，而這些錯誤以及公眾輿論在事件的正常過程中是不可能會出現的。這些錯誤和公眾輿論就成為衰退的原因，這種衰退表現出了不同的特徵，並導致最後不同的結果偏離正常的軌道。在這裏，最終所建立的均衡狀態，與其他情況下所建立的均衡狀態，是不同的。重大的錯誤和破壞等不能被改正和重新修復，它們創造的情況反過來會產生進一步的影響，這樣，這些情況必須共同努力尋找解決的辦法；這些錯誤和破壞意味着新的干擾，而且它們還會包含適應的過程，而這種適應過程在其他情況下都是多餘的。時間的正常過程與非正常過程之間的區別是非常重要的，這種重要性不僅體現在理解事情的本質方面，還體現在與理解這些事情的本質相聯繫的理論和時間問題方面。

我們已經看到——與我們在商業周期中看到的貨幣現象，或者根源於銀行信貸的現象相對立的學說，在今天特別地與凱恩斯、費舍爾、霍特里的名字聯繫在一起，也與聯邦儲備局的政策聯繫在一起——無論是繁榮時期的利潤還是衰退時期的虧損，都是沒有意義的和不產生作用的。相反，私人企業家與其競爭對手仍然在進行競爭，他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是經濟發展機制的基本要素，而且不會被消除。如果不對那些不可避免地與沒有希望適應的現存事物進行徹底的鬥爭，那麼經濟系統就不能發揮它的作用。但是，伴隨着事情的非正常過程的損失和破壞確實是沒有意義和不起作用的。對危機的預防和整治的各種建議的論證，主要依靠這些伴隨衰退的損失和破壞。其他對危機的整治措施的出發點是基於這樣的事實，即即使是正常的衰退也包含着與那些原因和周期的意義沒有任何聯繫的個人，即工人。

對危機最重要的治療措施，也是唯一不會引起反對意見的措施，就是對商業周期預測的改進。商人們對周期理論的不斷熟悉以及逐漸形成的托拉斯化，就成為真正的危機現象變得越來越弱的原因——世界大戰以及戰後那段時間都不屬於這種情況。由政府的企業或大的企業聯合體所進行的新建設推遲到衰退時期，這件事情從我們的觀點來看似乎是對新組合成群出現的結果的一種緩和，也似乎是對衰退時期的通貨緊縮和繁榮時期的通貨膨脹的一種減弱，因而，這似乎是減緩周期運動和危機的風險的有效手段。對信用工具不加區別的普遍的增加，僅僅意味着通貨膨脹，正如政府印製紙幣的行為一樣。它可能像阻礙非正常的過程一樣，阻礙正常的過程。它不僅會遇到反通貨膨脹的一般爭論，還會遇到這樣的論點，這種論點認為它破壞了可以歸結為衰退的選擇性措施，它還使經濟系統負擔那些不能適應的以及無法生存的廠商。與之相比，通常由銀行無系統地並且沒有預見性地實施的信貸控制，卻能夠出現在可以公開討論的政策面前，這種政策通過讓嚴重的結果自由發展下去來醫治災難。這種政策實施的過程可以用其他的措施來補充，但這些其他的措施可能會使個別的生產者很難抵制住價格的必要下降。但是，也可以構想一種信貸政策——部分是在個人銀行方面，更多的是在中央銀行對私人銀行的影響方面——這種政策能將具有經濟職能的衰退過程的正常現象和具有破壞作用而沒有經濟職能的衰退過程的非正常現象區分開來。這種政策肯定會導致一種特殊種類的經濟計劃，這種計劃必定會增加政治因素對個人和團體命運的影響，但是，這個過程也包含一種政治的判斷，這與我們的論述是不相關的，我們並不關心。這種政策必備的技術性前提條件，以及對經濟和文化生活的事實和可能性的全面洞察和了解，儘管這些在理論上說是能夠及時得到的或者能夠及時實現的，但是在目前，這些無疑是不能得到的或者說是不能實現的。但是在理論上，確立下面的一些事情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即這種政策不是不可能的，也不能簡單地把這種政策的出現歸因於幻想，也不能歸因於那些在本質上不能用作達到目的的手段，或者不能歸因於那些其得到的反作用必然大於其直接影響的手段。不能僅僅從概念上來區分事件的正常過程和異常過程中的現象。實際上，在現實中，它們是不同的事物；通過進行充分深入的研究，即使在今天發生的具體情況也可以立即被普遍性地認定是屬於這種事物，還是屬於另一種事物。在給定的受任何衰退時期的災難所威脅的大量企業中，這種政策應該區分出那些由於繁榮而在技術上或商業上過時的企業，和那些受到次要環境、反作用和偶然事件影響而陷入危險境地的企業；這種政策將不會去扶持前一種情況的企業，而對后一種情況中的企業卻給予信貸支持。如同有意識地制定種族的衛生政策可能會成功一樣，這種有意識地扶持特定的企業的政策也可能會成功，然而如果放任事情自由發展，那這種有意識的政策就不可能會實現。然而，無論情況如何，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產物的危機，都將比資本主義制度更早地消亡。

但是，沒有任何措施能夠永久性地阻礙大規模的經濟和社會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個人的地位或位置、生活方式、文化價值和理想等，都將沉沒，並最終消失。在存在私有財產和競爭的社會中，這個過程是不斷出現的新的經濟和社會形態的必要補充，也是所有社會階層不斷上升的真實收入的補充。如果沒有周期性的波動，這種過程會更緩和，但是，這也不能完全歸因於周期性的波動，而且這個過程與周期性的波動是相互獨立的。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經濟上和文化上，這些變化比經濟的穩定性更加重要，而很長時間以來，所有分析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經濟的穩定性方面。家庭和公司的興衰，在它們特殊的變動方式中，比在靜態的社會中觀察到的任何事物都具有更多資本主義經濟系統的特徵，在家庭和公司興衰的特殊變動方式所形成的文化和作用效果方面，也更加具有資本主義經濟系統的特徵。而在靜態的社會中，家庭和公司是以固定的比例進行自我再生產的。